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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断裂:美国自由民主制的三重迷思

2022-04-21于镭于飞洋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年1期

于镭 于飞洋

摘  要:美国建国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自由派政治精英和政治学家竭力美化美国的民主模式——自由民主制,建构美国在国际民主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自由民主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迷思,美国民主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而暴露出重大缺陷。美国自由民主制的建构、运转、输出三重迷思集中体现为“制造断裂”:广大民众边缘化导致政治基础割裂,政治寡头化、经济两极化导致国内社会撕裂,以价值观划界制造国际社会分裂。美国政治精英囿于对既得利益的护持,根本无意对美国自由民主制的重大缺陷予以根本性修正,美国民主的痼疾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美式民主;自由民主制;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主输出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1-0129-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古希腊的民主理念和原始实践的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国家运行和治理的政治体制,即所谓自由民主制。这一体制无论是在理论上抑或建构上均存在重大缺陷,其危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而日益凸显。但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囿于既得利益既无意也无力从根基上修正这些缺陷,反而随着美国经济、政治特别是军事的崛起,对自由民主制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美化,以建构美国政治体制的国际话语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有关政客和学者目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臆断“这是美式自由民主制对苏联威权制度的胜利”。福山甚至断言所谓“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福山的臆断既没有理论依据,更缺乏实证支持。相反,冷战、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治理和民主输出,不仅证实了美国自由民主制“边际效用”的衰减和对美国社会的撕裂,而且证实了美国自由民主制向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普遍性失败和对国际社会的分裂。

面对美国民主和道义在后冷战时期的快速沦陷,福山不得不在冷战结束20年后即反思美国自由民主制的迷思,坦承美国政治已被精英阶层操控,民主的根基也被严重腐蚀,自由民主制根本无法应对美国面临的长期性挑战。福山承认,美国自由民主制根本没有资格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说教。一些中国学者在深入考察美国的民主制后也指出,美国日趋恶化的社会撕裂、政党对立、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等问题均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失灵失效引发的痼疾,少数政治人士和一两届政府根本无力根治这些问题。李世默在《经济学人》撰文指出,二战后西方给自由主义穿上了“民主”的外衣,但自由主义民主并没有带来民主的结果,反而成为民主的祸根。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崭新的角度。中国学者还较为一致地认为,美国民主输出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不顾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宗教关系与民族关系的异质性,一味地以价值观划界,将民主“霸权化”“意识形态化”,刻意制造国际社会的分裂。崔小涛认为,美国借民主之名推进地缘政治战略,在国际社会中人为制造民主价值观方面的“身份政治”,用民主标签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所谓“民主国家”和其他所谓“非民主国家”,挑动分裂与对抗,企图威逼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入美国阵营,服从美国利益。

美国为什么会在后冷战初期短短的30年内迅速从西方建构的民主话语体系的所谓“山巅”和“灯塔”跌落?这是本文着力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对美国国家治理、民主输出等方面的实证考察,认为美国自由民主制的建构和推行存在着重大迷思,制造了严重的断裂。在国内,政治“寡头化”、普通民众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边缘化”、社会经济结构的“两极化”,导致美国社会的自我断裂。在国际社会,美國以价值观划界,推行民主输出的“霸权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为制造国际社会的分裂。基于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建构、运转和输出的实证研究,本文强调美国政治精英囿于对既得利益的护持,根本无意对美国自由民主制的重大缺陷予以根本性修正,美国的民主痼疾将长期存在。

二、建构的迷思:广大民众边缘化导致政治基础割裂

包括美国自由民主制在内的西式民主均起源于2 500多年前的古希腊,民主本意为“人民的统治”。古希腊的民主制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狭隘地定义民主的主体“人民”,将其局限为极少数享有“公民权”的成年男性,而将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人口数量众多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排斥于“民主”之外。二是实行“主权在民(公民)”的直接式民主,而不是代议制民主。因此,古希腊民主强调的权为“民(即希腊公民)所有”,权为“民(即希腊公民)所用”,实际上仅代表少数人和某些重大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学者一方面强调现代民主的要义不仅在于继承和发展古希腊原始的民主理念——“人民的统治”,更在于领悟和坚持民主的本质——“执政为民”;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可见,美国自由民主制不论是在民主的理念、民主的本质抑或民主的实践方面都存在着难以矫正的迷思。这直接导致美国自由民主制在国内治理上的效用衰退和在全球治理中的失败。

美国自由民主制建构的初衷不是为了实现“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而是旨在剥夺广大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让政权只为少数精英和重大利益集团服务。美国有关政治学者认为,美国的建立仅是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北美殖民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根本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无涉。这些学者认为,这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对广大普通民众的民意缺乏回应热情和动力的根源。美国的开国元勋和政治体制设计者们,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等,均毫不讳言地表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要将“人民及其力量”排斥于政府之外,普通民众的民意只能由其选举的代表即政治精英代为转达至政府。美国政治学者因此得出结论:美国自由民主制肇造时即剥夺了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而仅服务于少数精英的利益。权不为民所有、权不为民所用,表明美国本质上并非真正的“民主”国家。

美国的统治阶层长期有意识地系统性压制民主政体的核心方面,即美国广大普通民众的投票权。美国在全世界宣扬自由民主制的“优越性”,并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并在国内长期系统性压制美国普通民众的投票权。19世纪末,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空前壮大,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统治阶层对此忧心忡忡,遂于1896年对美国的选举体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少数族裔的身份证明和选民注册规定。这些改革的目的是系统性地阻挠和压制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普通民众参与选举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强化美国精英阶层和重大利益集团对政权的掌控和对既得利益的护持。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洛尔德在《美国人为何不投票》一书中认为,美国1896年的选举改革就是为了强化精英阶层和利益集团对政权及其利益的掌控,阻挠普通民众对美国选举乃至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影响。两位政治学者指出美国选举制度自此更加疏离普通民众,无法体现美国社会特别是广大普通民众的民意。受其影响,美国迟至1913年才通过《宪法第十七修正案》,规定联邦参议院改由选民直接选举;迟至1920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给予妇女选举权。而美国黑人则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的斗争才最终迫使国会于1965年通过《投票权法》,获得选举权。虽然美国妇女和黑人民众历经磨难和抗争最终获得了选举权,但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对妇女、黑人及广大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制度性压制和其他各种人为壁垒仍根深蒂固。

美国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投票权的系统性压制,导致美国普通民众对选举的热情度和参与度长期在低位徘徊,大选的投票率远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2014年,约有1.5亿选民拒绝参加中期选举投票;2016年,近1亿美国选民拒绝参与大选投票。美国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大卫·贝克尔研究发现,美国的大选投票率长期处于持续下滑的态势:从冷战时期的60%左右直线降至2016年的45%左右。美国的低投票率与法国、澳大利亚长期高达80%的投票率,以及德国、英国60%的投票率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8个成员中,美国适龄人口的投票率位列第31位。美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远离美国政治和选举。美国政治学者丹尼尔·茹特和利兹·肯尼迪对美国的低投票率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他们的采访和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发自内心地重视选举:7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参与选举比纳税和守法更重要。他们认为,美国选民投票率低不是由于他们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而是美国不合理的选举制度阻碍了美国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治理,迫使美国普通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美国大选结果越来越背离普通民众的意志,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社会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意愿。

三、运转的迷思:政治寡头化、经济两极化导致国内社会撕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开国元勋和政治体制设计者们千方百计地将广大民众排除于政权之外,但他们也深知国家政权决不能由极少数金融寡头和大富豪操控。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和《独立宣言》的主要撰写人。他预见到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对操纵国家政权的欲望及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危害性。鑒于此,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和政治体制设计者们:“金融寡头势力把持国家政权的危害性远甚于军队。”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与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的利益渐趋契合,进而紧密捆绑。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的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着力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中寻找和培养权力代理人;同样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也自甘为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服务。金融寡头、顶级富裕阶层与经济、政治精英的利益勾连,导致美国自由民主制完全背离民主的初衷。美国政治已经寡头化,美国普通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

尽管选举式民主在冷战期间被西方政治学者和政客描绘为现代民主的所谓“圭臬”和“人类政府的终极模式”,但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即一针见血地揭露其本质是“寡头制民主”“贵族制民主”,只代表了极少数人的利益,并不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和意愿。美国政治学者通过大量研究数据证实了美国的顶级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越来越有力地左右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学者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经过长期追踪研究发现,只要美国的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反对,美国的公共政策就难以被采纳和施行;只要他们支持,公共政策就会轻而易举地被采用。两位学者强调,正是由于美国社会的顶级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把控了美国政权,建构了“寡头政治”,美国政府才越来越无意回应占人口数量绝大多数的普通选民的利益诉求。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民众总是抱怨他们的政府只代表占人口总数1%的顶级富裕阶层的利益,而占人口总数99%的普通民众被边缘化。

在政治寡头化的同时,美国社会在后冷战时期加速呈现两极化的发展态势。美联储和其他研究机构提供的经济数据表明,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和顶级富裕阶层在后冷战时期拥有的财富快速增长,美国的财富也史无前例地高度集中于顶级富裕阶层。美联储最新发布的美国财富分布报告透露,占美国人口总数0.1%的最富裕人口拥有全美国20%的财富;1%的顶级富裕阶层总净资产快速增长至36.2万亿美元,占美国财富总额的27%;而占美国人口总数60%的所有中产阶层的财富则大幅度降至35.7万亿美元,占美國财富总额的26%。这是自美联储有统计数据以来,美国顶级富裕阶层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越美国中产阶层。曾担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的杰森·富尔曼通过研究发现,自2019年以来,占全美人口总数1%的顶级富裕阶层的财富大幅度增加,其资产总额暴增了4万亿美元,超过了同一时期近一半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其余90%人口的9倍多,最富有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是这90%人口的39倍,而最富有的0.1%人口的平均收入则为这90%人口的196倍。

面对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桥水对冲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忧心忡忡地承认,美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升至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多次在公共集会和媒体上批评美国体制导致财富极度向顶级富裕阶层集中。他警告“1%的顶级富裕阶层拥有的财富比整个中产阶级还多,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与华尔街金融大亨和顶级富裕阶层快速聚积财富相反,美国普通家庭积蓄财富的难度却越来越大。富尔曼的研究发现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在1943年至1973年间每23年就会翻番,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翻番则需耗时一个世纪。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贫困率也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2019年的10.5%升至2020年的11.4%,这意味着美国贫困人口增加了330万,达到创纪录的3 720万人。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残酷现实说明美国社会财富业已两极化,社会阶层也随之极化,美国自由民主制的根基正经受史无前例的腐蚀。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发出警告“美国正处于绝对不平等的危机中”。美国在后冷战时期财富迅速向顶级富裕阶层集中,中产阶级快速萎缩,贫富差距史无前例地扩大,深刻地反映了美国自由民主制业已根本性背离民主的初衷。

四、输出的迷思:以价值观划界制造国际社会分裂

尽管美国自由民主制在其国内的建构和实践困境凸显,但美国自建国后却一直热衷于向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出美式民主,以谋取和巩固霸权,攫取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与苏联争霸,美国变本加厉地将民主“霸权化”“意识形态化”,借民主之名对实行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动辄发动侵略战争或大搞“颜色革命”,以推翻或颠覆不符合美国霸权利益的他国政权。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特伍德在《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写到:“美国的历史充斥了战争和扩张……战争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自1776年建国后就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不仅将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张了10多倍,而且迅速跃升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严厉地批评美国频繁发动战争,将美国的民主形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卡特强调,中国从未在“战争上浪费过一分钱”,而美国在短暂的20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发动或卷入过战争,美国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

美国借民主之名对外发动霸权侵略战争不仅严重威胁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制造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二战后,为了争夺和护持世界霸权,美国经常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于不顾,冒用“民主”“自由”之名,或公然发动侵略战争,或煽动“颜色革命”,不择手段地颠覆不符合美国霸权利益的他国政权。美国的霸权行为也给被侵略的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以“反恐”和输出民主为名于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统计,这场战争导致20多万伊拉克平民死亡。美军不仅在伊拉克境内狂轰滥炸,还大量使用贫铀弹、白磷弹等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和禁用的武器,给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修复的破坏。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数据还显示,美国于“9·11”事件后在全世界发动的战争造成了90多万军民的死伤,3 800万民众流离失所。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这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实际数值可能介于4 900万至6 000万之间。面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制造的惨烈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撰文,批评美国的战争行为根本与民主和道德背道而驰。一度为美国自由民主制所陶醉的弗朗西斯·福山也表示,“美国侵略战争与民主输出之间的紧密关系严重玷污了民主”。

除了直接采用战争手段,美国在二战后还假借“民主”之名对不符合美国霸权利益的他国政权及其政治领导人实施颠覆、“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制裁、渗透和刺杀。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军方、情报部门和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联手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长期大规模的渗透、破坏、颠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学者林赛·欧洛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披露,美国在1947年至1989年间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实施了64次秘密政权颠覆行动和6次公开行动。在后冷战期间,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输出民主,频繁地策动“颜色革命”。2003年,美国以选举“舞弊”为由,煽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将亲美势力扶持上台。2004年,美国又以“舞弊”为由,煽动乌克兰“橙色革命”,再次将亲美势力扶持上台。2005年,美国煽动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推翻阿卡耶夫政权。

除了前蘇联和东欧地区,美国同样以“民主”之名将制造动乱的黑手伸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煽动他国民众发动“街头革命”,颠覆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权,扶持亲美代理人上台。美国自古巴革命后一直对该国实施包括军事入侵在内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颠覆活动,即便是在后冷战时期也一刻没有放松。古巴《格拉玛报》披露,美国政府及其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过去的20年中假借“民主”“自由”“人权”之名拨款数亿美元,对古巴政权进行颠覆和“颜色革命”。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政府加紧对古巴政权的颠覆活动,大肆散播“古巴医疗体系崩溃”谎言,煽动对古巴发动军事干涉,意图推翻古巴现政权,扶植亲美势力上台。在“古巴医疗体系崩溃”谎言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后,美国政府又妄称古巴政府“镇压”示威民众,宣布对古巴政府和高级官员进行所谓“制裁”。

面对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凌,古巴、委内瑞拉、伊拉克等国纷纷在联合国痛斥美国盗用“民主”之名推行霸权主义,指控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一些正义人士也纷纷批评美国政府沦为“寡头”资本的工具,借民主输出之名侵略他国、煽动动乱,制造国际社会的分裂。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批评美国是干涉别国内政的“瘾君子”、煽动别国内乱的“黑手”。据他统计,美国在二战后企图颠覆50多个外国民选政府,粗暴干涉30多个国家的民主选举,策划暗杀50余位外国领导人。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卡根等美国知名学者谴责美国早已沦为“流氓超级大国”。

五、结语

在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美国的政治精英借鉴古希腊的民主理念和欧洲国家的民主实践建构了美国自由民主制。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最终跃升为新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但是,美国自由民主制理论的先天性缺陷和建构运行的后天性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不断累积和恶化,最终成为美国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中难以修正的痼疾。在国内治理层面,其直接后果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效用在后冷战时期快速衰减,导致美国政治加速寡头化,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广大普通选民在国家政治体制中被边缘化。在国际治理层面,其直接后果便是美国以价值观划界,在国际社会制造动乱和分裂,致使美国自由民主制输出的普遍失败。美国的民主输出已被其军事侵略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严重玷污,成为美国霸权的代名词和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工具。这些困境导致美国这一所谓“民主灯塔”黯然无光,美国从所谓“民主道义”高位崩塌。

美式民主不论是在国内治理抑或全球治理层面均已严重背离了民主的初衷。面对自由民主制在后冷战时期面临的困境,美国的政治精英囿于既得利益,无意也无力对自由民主制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缺陷进行根本性修正。美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在国内政治“寡头化”、普通民众“边缘化”、社会经济“两极化”、国际政治“霸权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轨道上继续滑落。美国政治精英和经济寡头勾连制造的美国社会撕裂和国际社会分裂仍将继续。美国自由民主制迷思的产生根源在于,没有真正领悟民主的真谛。首先,人民是民主的主体,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才是民主的本质与核心。其次,民主既要强调制度化、规范化,也要强调民主的治理效能。只有真正实现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后,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这个国家采用了什么样的民主形式,而要看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地实现了民主的价值。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一个国家才能走上符合自身国情的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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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46/j.cnki.jcqis.2022.01.012

作者简介:于镭,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于飞洋,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于镭,于飞洋.制造断裂:美国自由民主制的三重迷思[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1):12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