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不是一种孤立性言说，而是西方反华学者、右翼媒体和政府等共同编织建构的、有较强逻辑但明显违背事实的污名化国际表达。从性质上看，这种表达是空幻和虚假的。从逻辑上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利用了西方民众对中国新疆的知识“匮乏”及其历史记忆中的情感因素，并在二者之間建立了一种虚假关联。美国政府对虚幻涉疆人权话语的接受与利用，是其对华战略不断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成与传播，在本质上深植于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极端迷恋，同时是美国“东方主义”认知偏见的当代体现。对此，我国应主动揭露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属性，有效区分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偏好与话语偏见，加强国际智库与媒体力量的建设，降低国际社会对新疆知识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人权话语;涉疆人权;国际话语权;霸权主义;美国;新疆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1-0106-13

近年来，美国对新疆的所谓“人权指责”愈加频繁，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2021年3月30日，拜登政府在一份所谓“人权报告”中对新疆地区所谓“大规模拘留和绝育行为”做出评估;12月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对外声称：拜登政府将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冬季残奥会。可见，涉疆人权议题的国际扩散，对我国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危害极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个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在涉疆等问题上遭受来自美西方所谓“人权指责”，是我国“挨骂”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重要体现之一。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研究大体有人权学、传播学、国际话语权等三个主要研究视角。人权学视角认为，西方主张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学说存在先天局限性，其实质是在人权旗号下的西方民主输出。传播学视角认为，美西方炒作所谓涉疆人权议题，已成为其对中国进行战略施压的主要手段之一，其本质是右翼民粹主义对身份政治的操弄，是转移国内矛盾、实施对华遏制的必然结果。国际话语权视角认为，建构中国的人权话语体系，不仅需要主动回应美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议题的非公正批评，还需坚定人权自信、深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不断充实和更新我国人权话语叙事。既有研究对认识美西方的人权话语提供了多学科视角，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助力，也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参考。

然而，上述研究对涉疆人权议题的具体关注略显不足。其一，涉疆议题与人权议题是如何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实现融合的？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演进中，人权话语并非一开始就被应用于涉疆议题，而是美国对华战略不断演进的结果。其二，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性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尽管很多学者指出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虚假性、工具性等特征，但对虚假性人权话语为何能够传播，尤其对虚假人权话语背后的制度性问题等探究不够深入。换言之，在涉疆问题上，为何明显有违事实的人权话语，能在国际社会得到传播？美国政府为何要接受这些虚假的人权话语？其内在逻辑与本质是什么？我国应如何应对？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性质

海登·怀特指出，叙事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被用来是否重现真实事件发展过程的中立话语形式，而是需要涉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选择，这些选择带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甚至特定政治意义。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指美国政府围绕涉疆人权议题而产生的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国际表达。这种表达往往是负面或带有显著消极倾向的表达或定性。近年来，围绕涉疆人权议题，美国新闻界、学术界、政界等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批评与指责”浪潮。从本质上看，美国对我国新疆人权状况的所谓“指责”，根本就是空幻、虚假的。

（一）空幻性：概念使用的两面性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空幻性，主要体现在“人权”概念使用上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人权”是一种否定性概念使用，是对世界人权发展多样性的否定。从17、18世纪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个体人权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以民族自决权为代表的集体人权概念，再到此后强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的综合人权概念，可以看出世界人权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演变的过程，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人权发展与内涵并不相同。美国针对新疆的所谓“人权指责”只强调一种单一性话语，即单纯强调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内核的价值改造，忽视了生命权、发展权等维度。从民主层面看，对自我治理模式或价值观的极端推崇，导致了美国不接受其他治理模式下的繁荣，抑或认为这种繁荣是虚假的，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一种“民主和平论”的衍生物，即其偏执地认为，只有“民主体制”才是终极答案，而其他类型的治理只能导致对人权的所谓“践踏”。从自由层面看，新疆分裂势力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活动，使美国接受了新疆分裂势力的所谓“迫害性”话语表达。以“世维会”为代表的分裂组织，在美国积极活动，四处散播所谓被“迫害”言论。这种所谓“悲情”言说的目的就是通过媒体等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所谓“受害者”表达的推动下，美国接受了所谓“中国压迫人权”的虚假命题，强化了中国政府与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相对立的认识。美国的涉疆话语诬称，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的所谓“专制统治”、推行的所谓“汉民族主义”，是导致新疆所谓“人权践踏”现象的根本原因。很显然，这仅是一种强调个体片面性权利的单一话语，而非结合事实的客观言说。

另一方面，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所谓“人权”，是一种模糊性概念使用，是利用“人权”思想将自我的价值观念置于全人类道德制高点的错位桥接。“人权”与“人权概念”并不能等同。前者是有关人本身权利的抽象命题，后者是人权观念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自身活动的本质进行抽象的产物，最早出现在二战后的联合国文件中。换言之，“人权并不是有關‘人’的全部，只是对‘人’的一方面权利的具体表达;而人权概念则是需要进一步地表述为各项具体权利的，如民主、自由、发展权、生存权、人格权、尊严、环境权等”。在理论上，人权话语是对人权概念的具体阐述。基于不同立场和解释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人权话语。美国仅从所谓“自由”“民主”等政治权利出发，假借为新疆分裂势力伸张所谓“权利”，根本不顾及新疆地区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等权利。从根本上看，这混淆了人权与人权概念在人权话语中的使用，错误桥接了“人权”与人权话语。因为“人权”是人们基于人类群体的共有价值而产生的表达，仅是一种抽象价值观的呈现，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显然扭曲了“人权”在人权话语中的表达，仅从自我价值观出发，仅为一小部分人伸张所谓“民主”与“自由”权利。这显然是将自我价值观念置于“人权”之上，用所谓“民主”“自由”绑架“人权”，甚至将自我价值观念拔高到全人类道德高度。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可取。可见，美国利用了“人权”的抽象性，以自我价值观念为新疆分裂势力站台，实际上“把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拔高到了约束全人类的普遍性法则的崇高地位”。这是一种谬论。

（二）虚假性：肆意歪曲与编造事实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虚假性，主要体现在其不以事实为根据的肆意歪曲与编造上。近年来，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与德国人郑国恩的大肆鼓吹与造谣密切相关。自2016年底开始，郑国恩就在推特上频繁发布涉疆的不实言论。2019年7月，亚洲自由电台甚至将郑国恩吹捧为所谓“权威专家”。此后，西方媒体不加辨别地引述其言论，造成涉疆谎言在国际社会传播。比如，郑国恩妄称“尽管新疆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1.8%，但却使用了中国80%的宫内节育器（IUD）”。事实上，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新疆地区的IUD使用数量仅占全国的8.7%。这表明，郑国恩的所谓涉疆人权“证据”根本就是其编造、歪曲的，但其杜撰的所谓“报告”却屡屡成为美国媒体与政府引述的重要来源，甚至成为涉疆人权话语的所谓“论据”，不免让国际社会错愕。

西方反华学者历来热衷于编造与臆测。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下属的国际网络政策中心刊载的许秀中等的所谓“独立报告”为例，尽管其中的参考文献多来自中文，但查看文献原文就可知其引用多是断章取义，其所谓“论据与结论”更是主观编造和臆测出来的。比如，其所谓“报告”诬称，每50名维吾尔族工人就配备一名政府安保人员，负责实施所谓“监视”。然而其所引用文献的原文为“当地在劳动力输出方面已形成成熟的品牌模式，主要以政府有组织输出为主，每批输出50人及以上，每50人配备一名管理人员（由当地派出并支付工资）、厨师等后勤人员”。此外，许秀中等全凭臆想，造谣新疆籍劳工的活动被“使用微信或从智能手机中提取资料”“充分追踪”。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和哈德逊研究所等持续炒作涉疆人权议题，也杜撰所谓“研究报告”。这些所谓“研究报告”并不可信，但经西方主流媒体配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严重误导了国际涉疆舆论。美国媒体不加甄别地引述所谓“独立智库”的所谓“报告”，借助所谓“人权”大肆炒作。这从根本上并不能改变美国涉疆人权话语虚幻性的实质。

二、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逻辑解构

一方面，虚幻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之所以能得到传播，原因在于其符合议程设置理论中的“中度导向需求-被动倾向”模式，这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传播主导权完全属于媒体与政府的传播模式。另一方面，虚幻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是其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应将其放在美国对华战略的宏观背景下，从现实的战略需求层面进行分析。

（一）议程设置下的理论解构

虚幻的涉疆人权话语，为何能在国际社会得到传播？议程设置理论中的“导向需求”研究，可以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较为充实的理论解释。“导向需求”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描述的是需要获得的引导线索与寻求背景信息方面的个体差异。基于个体背景、经历差异，个体对信息的需求有明显差异。个体的导向需求受到关联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且二者相继发生作用。关联性是导向需求的初始界定条件。因为在获取信息时，个体兴趣的激发首先是基于该信息是否与自我相关的判断。不确定性是影响导向需求的第二个因素，也是其后置的界定条件，指的是个体在获取信息前对该主题的熟悉程度。通常来说，个体获得相关话题的信息越多，不确定性就越低。根据议程设置理论的推演，在公共事务领域中，个体的导向需求与大众媒体议程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导向需求分为低、中、高三种，它们分别对应低关联性低不确定性、高关联性低不确定性、高关联性高不确定性。根据两个变量的取值，有种情况是被遗漏的，即低关联性高不确定性。大卫·韦弗依据关联性、不确定性的取值，创建了2×2模型，从而解释了这种情况。在该模型中，高相关性、低不确定性被定义为“中等导向需求-主动倾向”，低相关性、高不确定性被定义为“中等导向需求—被动倾向”。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主动倾向多是与个体息息相关的个人事务，而被动倾向更多是与个体不大相关的公共事务。前者因信息的不确定性低，因而个体容易做出自己的判断;后者因信息的不确定性高，只能更多依赖媒体的议程设置。这就为媒体设置公众议程提供了空间与条件，或者说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交到了媒体手中，特别是在与民众日常生活高度不相关但民众又怀有较强好奇心的领域。

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推演，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较为符合“中等导向需求-被动倾向”的情况。近年来，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之所以能在较大范围内传播，其原因并不在于美国民众对新疆的关注，而在于西方反华智库与媒体恶意建构的虚假议题。以所谓“强制绝育”为例，2020年6月，郑国恩在其所谓“研究报告”中污蔑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实施所谓“强制绝育”措施。此后，美国主流媒体进行了大范围转载与跟进报道。但这些报道不仅未核实其中的所谓“数据”与“事实”，还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最终引发失实报道的国际传播效应。事实上，对美国民众而言，引发其浓厚兴趣的并非新疆，而是标题中的所谓“强制绝育”。因为在西方社会，当此类标题出现时，事实为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发大众高度关注。加上西方民众对中国新疆了解甚少，此种议题传播的信息设置主动权，掌控在这些无良学者和媒体手中。

与此类似，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所谓“种族灭绝”谎言的传播，实际利用了普通民众对“种族大屠杀”的特殊历史认知。最早郑国恩使用的是所谓“文化灭绝”表述，他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实施所谓“汉化”，但这并未引发国际社会传播。此后，西方媒体开始对郑国恩的所谓“学术观点”进行加工，并不加验证地予以引述。为博取更多国际关注，所谓“文化灭绝”在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悄然升级为所谓“种族灭绝”。2020年底至2021年初，美国国内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反思二战期间“种族大屠杀”的国际会议，所谓“涉疆议题”也被囊括其中，而且郑国恩等也在参会之列。这说明，美国部分人士有意将“新疆”与所谓“种族灭绝”议题相勾连，营造一种二者有关的假象。其目的在于向公众传递一种信息，即“新疆”与所谓“种族灭绝”相关。此后，当“新疆”与所谓“种族灭绝”再次出现在媒体报道的场域中时，普通民众只会固化这种既定认知。这种情感层面的利用，是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向民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继而，美国政府开始介入并印证这一说法，即以官方身份对此表态，最终对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作出定性。2020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妄称，中国在新疆对待穆斯林的方式接近所谓“种族灭绝”;2021年1月1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然在涉疆问题上使用所谓“种族灭绝”概念。至此，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中的所谓“种族灭绝”完成了自所谓学者、媒体向民众、政府的传播过程。

可见，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之所以能在民众与政府中得到传播，利用了民众情感及其对新疆“知识”的缺乏。从美国的议程设置重点来看，新疆“发生了什么”對西方民众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将触及民众情感的字眼与“中国新疆”进行关联。加上西方民众对新疆“知识”不确定性高的条件，就形成了议程设置理论中的“中度导向需求—被动倾向”模式。事实上，西方民众关注新疆，并非因为个体利益的驱动，而是内心的情感动机，但操弄这些情感的恰恰是西方无良的反华学者和不负责任的媒体。简言之，在低关联性、高不确定性的“中度导向需求—被动倾向”模式下，美国拥有了编造、歪曲、传播涉疆谎言的空间。

（二）对华战略下的现实解构

早在二战时期美国就已经在政治上介入了新疆，但此时的动机主要是“斡旋中苏关系、扩大影响与制衡苏联”。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重心在于美苏关系，因而并未过多介入新疆。冷战结束后，安全因素在美国政府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价值观因素开始凸显。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在涉疆问题上开始深耕，并逐渐转向“人权”。

“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政府通过“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会见新疆分裂势力头目等方式，尝试全面介入新疆事务。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启动的所谓“新疆工程”声称，“不能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其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美国关注并介入涉疆事务的深层原因，是基于其对华战略的布局，并非只是为新疆分裂分子“站脚助威”。换言之，新疆分裂势力至多是美国政府开展对华竞争的工具，是一种“被利用”的角色。“9·11”恐怖袭击之后，基于全球反恐的需要，并考虑到国际舆论影响，美国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由“公开”转为“暗中”。以此为背景，新疆分裂势力分化为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渐进”派和以“东突”为代表的“暴力”派。2005年，伴随热比娅的外逃，美国政府在涉疆话语的表达上彻底锁定所谓“人权”。这一时期，利用热比娅因素，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四处高唱所谓“保护人权”的基调，站在所谓“道义”制高点“指责”中国。与此同时，热比娅频繁出现在美国国会所谓“听证会”上，以“现身说法”形式向美国政府传达维吾尔族“受迫害”谎言。因而，美国介入新疆事务，特别是将抓手锁定所谓“人权”领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其对华战略的不断调整中转变的。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涉疆人权领域对中国的攻击变本加厉。特朗普上台后，右翼民粹主义主导了美国对华外交，特别是突出了“身份政治”的外交模式，即以“自我”和“他者”为基本界定，扩大自我的同质性以及与他者的异质性建构，以此明晰在国际社会的敌友身份。在排他性的异质性建构中，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塑造了“身份政治”的外部化，并将中国视为被责难的“他者”。这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涉疆人权领域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例如，其在经济上将国内的经济衰退、失业等归咎于中国的所谓不正当竞争，在政治上以“病毒”和“疫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宣传，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对美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和破坏等。这都是美国塑造“身份政治”外部化的重要体现，也与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并立而行。2021年3月，美国白宫发布的“中期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妄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这种论述说明，拜登政府事实上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涉疆人权问题则是其污名化中国的重要议题和载体。略有不同的是，拜登更加强调联合盟友，在涉疆人权等议题上共同向中国施压。

在涉疆人权话语展开的过程中，美国右翼支持的所谓“智库学者”担当了急先锋角色，郑国恩就是典型代表。郑国恩所依托的詹姆斯敦基金会等所谓“智库机构”，带有浓厚右翼色彩。根据灰色地带网站的起底，2021年3月，美国“新行战略与政策研究所”（Newlines Institute for Strategy and Policy）发布的所谓“报告”，大量采用了郑国恩编造的谎言，其中罗列的所谓专家都是美国议会鹰派成员、前政府官员和狂热的军事干预主义者。此外，从所谓“智库学者”发布所谓“报告”到媒体报道，再到政府表态的时间线看，美国政府对虚幻的涉疆人权话语持支持态度，其目的是将其塑造为对华战略工具。比如，在2020年6月郑国恩发布所谓涉疆“强制绝育”报告后，美联社几乎同步跟进，就发布了相关报道。6月29日，蓬佩奥妄称：郑国恩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对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了所谓“强制绝育”，持续“虐待和镇压”少数民族。在涉疆人权话语的塑造上，美国右翼智库、媒体、政府等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

当然，尽管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产链条较为完整，但各方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第一，郑国恩、许秀中等人充当“旗手”。以郑国恩为例，2017年之前，他未发表过任何有关新疆的研究成果，但2017年后他却摇身一变为所谓“新疆研究专家”。郑国恩发表的所谓“学术成果”更像是为博取利益或“名声”的学术投机，抑或是仅为西方攻击新疆制造理由。第二，新疆分裂势力在美国长期活动，是美国所谓涉疆人权话语的必备要素。在逻辑上，美国政府直接攻击涉疆人权并不具备合理性，因为一个针对“他者”的言说行为，其说服力与可信度并不高。但借助新疆分裂势力的所谓“受害者”言说，再戴上所谓“人权”帽子，就赋予了美国在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上言说的“合理性”。第三，反华智库、媒体、人权组织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传播学看，反华智库或人权组织发布的所谓“研究报告”，并非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但经媒体转载、报道甚至配合，小话题往往被放大为社会议题，并进入国际传播主流。在涉及西方国家力推的政治议程时，这些机构往往会全力配合。比如，2019年底，为揭露美西方在涉疆问题上的抹黑，中国国际电视台发布了纪錄片《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但在上传YouTube后就被以“涉嫌违规”为由下架。第四，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是其接受并利用虚幻涉疆人权话语的根本动因。从现实层面看，美国政府接受并利用被恶意制造的涉疆人权话语，受到其对华战略驱动。如果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那么美国政府根本不会接受虚幻的涉疆人权话语，也就谈不上传播。相反，面对虚幻涉疆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美国政府并非缺乏甄别手段，而是采取了无须甄别的态度。近年来，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契合了美国的对华战略，能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污名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创造议题、载体与空间。加上人权话语本身的投入成本较低，最终造就了美国污名化新疆的所谓“人权话语”大肆泛滥。

三、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本质

乔治·迪林指出，不能把话语仅视为一套形式化的、确定无疑的结构，因为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在国际社会中，各国的表达并不是随意、杂乱无章的，而是一种带有目的性或指向性的言说。这种言说不仅带有自身立场，而且融合于自身认知。探究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不仅需要对其逻辑进行解构，还需对其本质进行深入分析。

（一）制度傲慢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对新疆的诋毁与指责，在根本上包含美国政府对“自我”身份的一种极致肯定。这种肯定既是对西式民主制度所谓“普适性”的推崇，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全面排斥。苏联的解体不仅强化了美国对自我治理模式的信心，而且激发了其在全球输出民主价值观的狂热。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叙利亚乱局，无不附着美国在全球输出“民主”的痕迹。血腥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证明，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下的民主输出使这些国家陷于更加混乱与动荡的境地。

美国输出西式民主制度的主要借口，是所谓“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论”。源于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反思，1976年斯莫尔和辛格首次使用了所谓“民主和平论”。此后，杰克·列维、迈克尔·多伊尔等从概念上对“民主制度”进行重塑，为西方国家极力鼓吹所谓“民主和平论”奠定了基础。杰克·列维将“民主国家”定义为“康德在著作中所描述的共和制国家”，并提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经验规律”。在此基础上，迈克尔·多伊尔对50多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实证探究，通过比较后得出“这些民主国家在150多年的历史中没有爆发过战争”的结论。这些研究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制度的理论根基。从克林顿时期的“全球民主化”战略到21世纪初的“颜色革命”，再到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所谓“民主输出”俨然成为美国改造非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常态。美国在涉疆人权上的话语表达，体现的也是以所谓“民主输出”为核心的隐含性逻辑。美国政府频频指责新疆所谓“践踏人权”问题，其深层次指向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存在的所谓“问题”，而“民主制度”恰好是解决这些所谓“问题”的“良方”。这种逻辑的实质是其着力以西式民主制度来改造中国，最终目的是颠覆我国在新疆地区的主权合法性。

同样，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论”也是美国政府输出西式民主制度的旗号。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无论何种信仰、国籍、种族、政治观念、社会出身，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人权。这成为西方国家高举“人权”大旗的借口。1977年5月，卡特政府声称，“对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信条。自此，所谓“人权”成为美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核心旗号。那些所谓“人权至上”的鼓吹者们认为，为预防或避免发生人道主义灾难，通过军事手段等对某些国家进行政体改造，将其改造为符合西式民主制度标准的国家是完全必要的。事实上，这种打着所谓“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政体改造，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心态，即无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及各国发展的实际，以所谓西式民主制度的迷思判定各国发展的优劣。其背后暗含的是盲目的制度优越论。近年来，从所谓“强制绝育”“强迫劳动”到所谓“种族灭绝”，美国政府在涉疆人权话语上的不断升级，目的在于通过所谓“种族灭绝”的定性，赋予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政府的所谓合理性，为干涉中国内政制造舆论和声势，最终遏制中国崛起。

无论是所谓“民主和平论”还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论”，都暗含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这种傲慢是对西式民主制度的一种极度自信，以至发展到极端自负的状态。换言之，那些所谓“人权”的鼓吹者们认为，只有西式民主制度才能保证所谓“人权”，西式民主制度才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所谓“最终正确选择”;只有实行西式民主制度的政府，才具有所谓“合法性”，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所谓“人权”。这种心态上的极度自负以及对西式民主制度的傲慢，既不符合各国发展实际，也不契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更不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美西方国家有意忽视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问题，实际上是以西方文明的“一元”来统摄世界文明的“多元”，以傲慢的心态否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从根本上说，这种傲慢心态不仅不能解决各国现实发展问题，反而可能给国际社会增添更多冲突、动荡与战争。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映射出一种西方文明至上的傲慢，是美国政府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现实性证明。

（二）认知偏见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恶意攻击，还源于美西方认知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东方主义”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权力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the Orient”（东方）与“the Occident”（西方）的相对，是“东方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作为一种权力话语，“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东方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作为西方的“自我”与东方的“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对此，萨义德认为，这是“一个绝对不容许侵犯的禁忌”。从根本上说，“东方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带有敬慕、神秘等情感，但在西方开启海外殖民之后，在其所建构的世界权力等级秩序之下，有关中国的否定性认知便占据了主导。历史上，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一个被西方化了的中国，是西方真正的“他者”。西方试图用“东方主义”权力话语表达控制与操控中国。

美国的“东方主义”传承于欧洲，但又更进一步。美国“东方主义”的核心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东方主义”，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关注东方的方式。早在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成立后，其首任会长约翰·皮克林在1943年首届年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了东方学的政治性意义而非学术性意义。萨义德指出：东方并未像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那样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问题，（在美国）而是成为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一个与政策有关的问题。因而，自产生之初，美国的“东方主义”就与欧洲有所区分，就附带美式意识形态和文化。所谓“美国例外论”则是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最典型体现。所谓“美国例外论”宣称，美国是全人类的代表，是世界“灯塔”，只有它代表人类前进方向，是世界发展的最后归宿;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白人在道德等方面是最高尚和最優越的，因为他们是由那些追求自由的新的人们组成的，真正的美国人都是清白无邪、诚实正直和善的化身。为将“自我”塑造成了一个美好的“例外”与“上帝选民”，美国必须建构出一个负面的“他者”来衬托，而这种认知一旦走向极端，就必然产生认知偏见，并相应地将“他者”妖魔化。

所谓“黄祸论”“赤祸论”等都是美国“东方主义”认知偏见的重要体现。所谓“黄祸论”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但根源于西方的种族主义和所谓异类恐惧症。在19世纪，以查尔斯·迪尔克等人为代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鼓吹，种族融合会导致西方白人种族和文明的降低和退化。在这种认识下，华人劳工成为破坏美国族群纯洁性的所谓“黄祸”。这种威胁建构源于美国种族主义者对“他者”的恐慌以及对自我身份或文明衰败的焦虑。冷战时期，这种认知延伸到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判断上。实际上，共产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在冷战背景和认知偏见的双重影响下，共产主义被西方刻意赋予一种野蛮、非理性、蛊惑人心的“特质”，经常被认为是一种“东方”产物。中国的共产主义更是被污名化。冷战时期有关中国的错误描述，与此前的所谓“黄祸论”等，均未脱开美国“东方主义”的认知偏见。

近年来，美国涉疆人权话语逐步升级到对中国的恶意攻击，这是美国“东方主义”的一种当代延续。“中国威胁论”是承载这种认知的延续性话语。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被美国冠于“一种负面的、令人不安的和凶险的色彩”。这种基于对自我身份保护的认知，实质上是对美国“东方主义”偏执性观念的反映。这种认知内含于“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思维，是一种主观塑造“他者”的逻辑，而非依据事实的认知。换言之，这种认知是单方面的、主观的，且深植于本国文化之中。在这种认知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遵从“想象的逻辑”，而非“事实的逻辑”。在中国已经被妖魔化为威胁性极强的“他者”的前提下，推导出所谓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了所谓“侵犯人权”的结论，显然是符合其惯有认知的。因此，在众多反华学者的所谓“报告”面前，美国政府罔顾事实进行恶意指责，也就不难理解了。甚至，在中国政府先后发布《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等反映新疆现实发展与人权进步的系列白皮书后，美国政府仍然置若罔闻，其认知背后的偏执与偏见，可见一斑。在这种极端化认知偏见下，美国政府极易相信所谓“研究报告”，甚至不加判断予以全盘接收。即便关注到中国政府为澄清谎言而发布的白皮书，美国政府仍偏执地认为“这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表现”。简言之，无论新疆社会的发展事实是什么，在美国“东方主义”的偏见中，美国政府选择相信妖魔化中国政府的所谓“研究报告”，而现实的真相是什么，却不在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关注范围之内。

近年来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升级并非孤立性现象，而是一种带有强烈制度傲慢与认知偏见的敌对性表达。通过塑造外部“他者”的所谓“人权问题”，强调自我身份的优越性，通过塑造外部“他者”的所谓“威胁认知”，映射意识形态的偏见性。正如萨义德所言，任何一种表达“都无法脱离表述者所用的语言，其次是其所处的文化、制度和政治氛围”。在主权国家的权力结构下，各国对本国所选择的国家制度具有自信，是建构国家认同的必要措施，但一旦这种“自信”超出了一国范畴，膨胀为对他国的强制甚至敌意，那“自信”也就异化为“傲慢”。尽管各国的文明底色各有差异，发展阶段不甚相同，但不同的话语表达仅是国家偏好的范畴。一旦某国以强权为基础，对其他文明持蔑视或敌对态度，甚至执意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无疑就会陷入一种偏见。在国际交往中，制度自信可取，制度傲慢不可取;认知偏好可取，认知偏见不可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应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与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我国成功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挨骂”问题仍有待解决，这在人权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应对这种现实挑战时，中国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话语建设，降低不确定性

外宣对于国际社会认识一个正确、真实的新疆至关重要。“思想和事实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是两个相互分立、相互独立的东西。”因为只有通过话语和知识，社会事实才能存在和具有意义，就像只有通過光的映照，实物才能为人所见。近年来，美国对涉疆议题的恶意攻击及其传播，主要采取低关联度、高不确定性的议程设置逻辑。对此现象，我国涉疆外宣工作要加强主动性和系统性。降低新疆知识的不确定性，增加新疆知识的国际传播广度，将是打破美国涉疆人权围困和拆穿涉疆人权谎言的有效方向之一。在涉疆问题上，我国应继续深化现有的反恐、反分裂话语，持续加强涉疆话语和叙事体系建设。只有坚持言说，才能在更长的周期内发挥效果。

（二）正视话语偏好，抵制话语偏见

有效区分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偏好和话语偏见，是正确认识国家间认知差异的基础和前提。人权话语是与人权相关的陈述体系和意义生产，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的产物。作为人权话语的言说主体，基于不同的文明底色和经历，各国出现不同的人权话语体系是十分正常的。这些都是正常的话语偏好范围。只要各方都秉承对话、交流、合作的心态，世界人权实践必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而，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恶意的歪曲攻击，试图强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制度偏见”，特别是肆意炒作、丑化歪曲中国形象。这就超出了正常的话语偏好范围，而成为一种话语偏见。针对这种话语偏见，我国应坚决地予以抵制和反击。

（三）加强国际传播，化解负面认知

加强我国智库和媒体国际化建设，重视同国际社会的对接，是正确认识国际传播中智库与媒体力量的基础。国际智库和媒体不仅是国家话语表达的重要载体，也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美西方的反华智库和媒体在涉疆人权谎言的编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国际人权领域，各国的认知和看法并不相同。在正常的交流范围内，国际智库和媒体可以担当双方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而一旦超出正常交流范围，国际智库和媒体也可成为国际斗争与传播的多元化主体。着力培养我国有影响力的国际智库与媒体，既可在遭受指责与攻击时采取对等反击，又可有效拓展我国国际传播的窗口。这是我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应对国际挑战、化解负面认知的一种有效策略选择。

（四）揭露强权属性，倡导多元发展

涉疆人权斗争并非单一领域的单一问题，而是融合了经济、政治、传播、历史等多向度的综合性问题。这要求我们认清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属性，积极向国际社会倡导人权发展的多元共生理念。涉疆问题并不是所谓“人权问题”，而是反恐、反分裂问题。美国之所以用所谓“人权话语”来描述新疆，根本目的是维护其国际霸权地位，以此扰乱新疆地区，企图迟滞中国的崛起。要改变或抵制这种霸权话语，第一步就是倡议与霸权话语不同的人权理念。布迪厄认为，社会就是一种“语言交换市场”。倡导国际人权的多样化发展，是增加国际人权多样性认知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应积极倡导多元的人权发展观，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选择，有意识地建构以“人民性”为核心的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同时还要积极扩大国际人权交往，推动各国人权理念的交流互鉴。唯有如此，才能为打破部分西方国家的人权话语霸权贡献中国力量，才能在国际人权多元共生中彰显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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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46/j.cnki.jcqis.2022.01.010

作者簡介：靳晓哲，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亚研究所讲师。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学科交叉团队创新建设项目（21lzujbkytd002）、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定向探索项目（人文社会科学）（21lzujbkydx005）

引用格式：靳晓哲.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性质、解构及应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1）：10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