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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家庭装饰领域中的上海花纸行研究

2022-04-19DingJun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2年2期
关键词:装饰上海

■丁 俊 Ding Jun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104)

花纸是一种曾经在民国时期上海家庭装饰中得到普遍使用的装饰材料。由于花纸样式繁多、施工方便,且容易更换,因此在1920-1930年代受到广泛欢迎,其使用范围包括商业店铺、橱窗装饰、电影布景、家庭装饰等领域。其中,尤其以家庭装饰需求量大,成为花纸的主要使用场所。然而,现有的室内装饰历史研究较少探讨花纸这种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装饰材料,并且相关研究多关注视觉与美学领域,尤其以室内装饰专业性实践带来的多元化艺术风格为主,而忽视了装饰材料往往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花纸相关的历史素材提供了解读花纸行业的渠道。在民国时期,针对日益繁荣的市民生活,各种类型的上海报刊纷纷刊登家庭生活的相应内容,传播和推广了适合家庭消费的知识和产品[1]。数量众多的花纸促销广告和产品介绍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主题。这些广告文本内容描述丰富,涵盖了公司情况、产品性能、促销策略等信息,勾勒出花纸行业曾经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当时的上海报刊中还刊登了讨论花纸作为家庭装饰材料的文章,表明了花纸与家庭装饰存在的密切关系。

因此,挖掘这些历史素材有利于回归历史语境,解读家庭装饰现象。而且,在民国家庭装饰实物难以留存的情况下,以装饰材料广告作为历史素材,成为分析民国时期家庭装饰的切入口[2]。

1 上海独立纸行的兴衰

1.1 独立纸行的出现

花纸行在上海出现的得较早,在经历了长久的发展之后,形成了纸行林立的局面。民国时期上海花纸行业的历史是伴随着独立纸行的兴衰而发展的。

■图1 清末民初的“三六轩”广告

■图2 民国早期的美生纸行、华新五彩印局、商务印书馆广告

■图3 惠福纸行的广告

■图4 民国晚期,花纸界出现了个人品牌——“糊壁阿王”

■图5 行业鼎盛时期,常见于上海报端的花纸品牌

早在晚清时期,上海就已经有花纸经营主体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了。1895年4月,在大英老巡捕房对门的上海广兴号发布于《字林沪报》广告中,各色花纸是其产品经营范围中的重要品类之一。清末民初,活跃的花纸经营者还有上海“三六轩”,其花纸广告于1894-1912年间常见于报端[3](图1)。这一时期,专门经营纸品的独立纸行有位于上海棋盘街中市的美生行。早在1903-1910年,这家纸行就开始先后在上海《同文沪报》《时报》和《新闻报》上刊登花纸广告了,它在1904年8月25日《时报》上发布“自运英国各式纸料”广告[4],强调其产品的外国属性,并且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坚持进口纸张产品。美生行专注的纸品类型多元,它销售的各式纸张还有道林纸、模造纸、绘图纸等[5]。而且,外国纸产品在这一时期的上海大行其道。除了欧美产品外,还有中井洋行专运日本各式纸料。总体上,此时的上海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引进了一系列新材料、新品种[6],并使得上海的花纸产品样式较为“洋气”。

民国初年,一些厂家还针对家庭教育,开发了富于知识趣味的花纸产品。其中,以华新五彩印局推出的五彩石印人物风景花纸颇具特色[7]。另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开发具有教育意义的花纸产品。1917至1922年期间,商务印书馆多次刊登广告介绍其用以裱糊房间的精印花纸[8],而其针对通俗教育开发的改良花纸体现了商务印书馆擅长知识科普的特点[9](图2)。

1.2 独立纸行的兴起

1930年前后,开始出现独立花纸行繁荣发展的景象。从1926至1937年间,多家独立花纸行相继频繁地刊登广告,表明它们开始成为上海花纸市场的主要经营模式。这一变化显示出,花纸在上海销量可观,并且呈现逐渐面向普通大众普及的趋势。

在1920年代,花纸尚且用途不广、种类不多,而至1930年代,随着外国花纸的日益畅销,加上花样繁多且价格低廉,被广泛使用在室内装饰领域。虽然花纸存在国产化现象,但是这些独立纸行的主打产品是西方进口花纸,比如美丽、柏林、惠福等花纸行都在广告中强调其产品是来自欧美的进口货。

在上海花纸行业历史中,独立花纸行的兴起显示了该行业曾经历的辉煌时代。在所有独立花纸行中,惠福花纸行成立时间早、规模大,且发展迅速,其总行及分行广告频见于上海报端(图3)。除了在上海有总行和分行外,还远在北京设立了分行机构以增加销售机会。惠福是所有花纸行中刊登广告最为频繁的,反映了它当年在上海花纸行业的翘楚地位,其刊登广告的时间集中于1925年至1928年。同时,为了扩大销售业绩,该行增设装潢部,为客户提供花纸装潢裱糊服务。惠福花纸行除了刊登产品广告外,还经常将其经营动态和产品信息实时报道于报纸上,增加了花纸行的公众曝光度,比如地址迁移、新到产品、销售旺盛等消息频见于《新闻报本埠附刊》《新闻报》《工商新闻》等报纸。惠福花纸类型多样,根据1926年的一则广告显示,其一次新到美术花纸达五六百种之多[10]。惠福的产品不仅类型多,价格也较为低廉。它主要销售欧美进口花纸,主打产品的每卷价格区间从两角四分到七角止[11]。惠福的突出之处还在于其善于多元化开展营销策略。在不同的季节,其促销方式也会发生改变,在广告上会针对性地强调其花纸适合当时的时令;在节庆时节则针对性地以广告语进行宣传[12],这表明其产品丰富、花样繁多,适用性较强。该花纸行还会适时举办一些营销活动以增加人气,比如在十五周年纪念展活动期间,惠福花纸行举行“照码七折,糊工免费奉送”活动[13]。产品上,惠福花纸行还增加了美术花纸、凸磁花纸、五彩玻璃纸等产品类型[14]。而其他花纸行也有类似的产品销售策略,如美丽花纸行1928年销售的新式凸花磁面纸、美术裱壁纸、五彩玻璃纸等[15]。

1.3 独立纸行的式微

在1937至1945年间,花纸行渐趋萎缩,花纸广告总体数量急剧减少,仅有时新、三友两家独立花纸行偶见于报端。这一时期,不仅花纸市场不如以前繁荣,而且独立纸行也逐渐不再是花纸销售的主角。

在1945年至1949年间,报纸上已经很少有独立花纸行的身影了,偶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仅有时新花纸公司。在1945年左右,销售花纸的以装饰材料商家和百货公司、百货店为主。代表性的装饰材料商家有华美艺术粉漆公司和振兴公司;百货公司中有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先施公司,百货商店有大方公司和振兴华行。伴随着花纸销售载体的多元化,花纸市场虽相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有所回升,但是已难达到1920至1930年代的辉煌景象。

同时,花纸界个人品牌经营范围的变化也表明独立纸行和整个行业的衰落。如图4所示,“糊壁阿王”在上海投身花纸事业,由于善于经营而在上海颇有名气[16]。根据上海报刊多次对其事迹的报道显示,他自1920年代就开始经营花纸生意,但享誉上海是在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17-19]。早期,他将自己定位为花纸糊壁专家,提供花纸产品和糊工,业务包括大旅馆、跳舞厅、办公室、洋房、住宅、喜事新房等;从1945年开始,他涉足除了花纸之外的油漆、粉刷和装修领域。透过他的事迹可以发现,花纸行业在1930年代兴盛一时,市场够大足以让其成名和致富,而在1940年代则风光不再。

花纸行业开始整体萎缩的现象体现出,当时社会环境和流行趋势影响了家庭装饰材料市场的走向。一方面,花纸行的兴盛期与民国“黄金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期是吻合的;另一方面,1940年代,其它墙面装饰材料开始兴起并对花纸行业造成冲击。

2 竞争激烈的花纸行业

2.1 行业内的激烈竞争

独立花纸行数量众多且恶性竞争,导致花纸经营实体获利降低。一方面,各大独立纸行频繁刊登广告,竞相开展杀价和促销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各大纸行随时把握流行趋势,针对客户群体喜好进行产品的更新淘汰,而且还根据季节和时令对产品经营品类进行调整。各大纸行经常报道新到产品的信息,并突出其花式美丽、款式新颖、定价低廉、用途广泛。这种营销术语和方式都显示出行业竞争导致的生存压力。根据1928年《中国摄影学会画报》的报道,惠福、振寰、美丽、时新、柏林的店面相互距离不远,同行竞争使得花纸货品价格日趋低廉[20]。这其中,很难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虽然惠福在行业内发展迅速,但它并不是花纸界出现的第一家,因为欧美花纸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上海就已有经销商将其作为销售产品之一,且以木器号“美艺”的销售活动较早。

■图6 面向上海外国客户的花纸英文:

■图7 华美艺术粉漆的广告

■图8 家庭装饰中的花纸效果:a.影星徐来居室中的花纸;b.邬达克在其早期上海住宅中的花纸;c.现代式家庭布置中的花纸;d.传统式家庭布置中的花纸

独立花纸行同质化严重且不善于合作,恶化了花纸行业的生态环境。花纸作为一种机制廉价商品,其核心技术并不突出,且经营方式简单,使得同质化竞争变得不可避免。惠福的发家与分家事迹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虽然惠福成立时间较早,且发展成为行业翘首,但是由于股东众多,且合作存在间隙,因而股东从中分裂出美丽、时新、柏林花纸行。而且,虽然惠福与上海装饰公司密切合作,似乎以拓展产业链的方式突破了传统的依靠单一产品经营来营收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也没能持久,因为惠福不仅创办了该装饰公司,而且还孕育了其它同台竞争的花纸行。况且,其它花纸行也相继以奉送糊工和提供装修服务的方式招揽顾客。上海花纸行业同台竞争的主角有如表1所示的几家。各大花纸商家不遗余力地刊登广告和开展促销活动,但是产品类型和经营形式都基本雷同(图5)。

表1 上海主要独立纸行及其广告数量的不完全统计简表

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下,为了增加销售机会,一些纸行不仅针对国人推销产品,而且还将客户渠道拓展至侨居上海的外国人。这体现在几家花纸行频繁地在英文报纸《大陆报》上刊登广告。《大陆报》先后经历过中资、美资、英资,后又复归中资的背景,其受众群体是以住在上海的西方侨民为主。在这份报纸办刊期间,经常刊登广告的纸行是美丽、惠福、巴黎三家。根据相关数据库进行不完全统计,其中,最常见的是美丽花纸行的广告,共计出现了99次;其次是惠福,出现了60次;最后是巴黎花纸行,出现了39次。而且在时间上,惠福出现得最早,从1928年8月持续到10月;然后是美丽,从1933年8月持续到11月;巴黎花纸行和美丽花纸行的广告多并列出现,持续时间从1933年8月到9月。这种时间上的变化反映出惠福作为行业领先者,是较早的行业实践主体,而其他花纸行则后来居上,加入竞争激烈的行业(图6)。

2.2 艺术粉漆对市场的争夺

在花纸行业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艺术粉漆也加入到对装饰材料市场的争夺之中。对于家庭装饰而言,油漆、粉漆和花纸都是较为有效的方式,但是艺术粉漆的兴起加剧了花纸行的生存压力。自1942年起,艺术粉漆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促销其面向家庭装饰的产品。成立于1942年的大东艺术粉漆公司指出,艺术粉漆在经济、美观、耐久、卫生四个方面具有优势,分别体现为价格仅及花纸的百分之四十、图案新颖胜过花纸、耐久性能达到三年、中和药水无恶味[21]。由于艺术粉漆物美价廉,且花样繁多,一经粉刷则不易脱落,这些使得艺术粉漆相对花纸而言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此外,华美艺术粉漆公司也是当时装饰材料市场上的佼佼者。如图7所示,作为新兴家庭装饰材料的代表厂商,华美艺术粉漆公司在广告语中提出“以科学方法粉饰墙壁;美观胜过花纸油漆、价钱低过花纸油漆”[22],显示出其直接将花纸作为对标的竞争对象。

■图9 各大装饰公司的广告:a.艺林建筑装饰公司广告/1931;b.余泰装饰公司广告/1948;c.清洁装饰公司广告/1937

3 优势明显的墙面饰材:民国上海家装中花纸兴盛的原因

3.1 花纸有利于美化家庭

花纸流行于家庭装饰领域,原因在于它价格低廉、样式多元且施工方便和便于打理,这些符合当时人们追求经济、高效、健康、卫生的家政管理目标[23]。其一,各大花纸行竞相引进新品,并频繁打折降价开展促销活动,促使薄利多销成为可能。在1920年代,花纸每卷售价多在二角至三元之间,且以普通者居多。对照《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1931)的调查报告显示,1929年的上海普通工人月收入在10至40元之间,可见花纸的平民特质[24]。随着欧美机器量产花纸行销上海,使得花纸价格能够为工薪阶层承受,这客观上为花纸进入上海普通家庭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二,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花纸进入上海,可供人们随意挑选的花纸类型和花样繁多,满足不同人群对审美、价位和功能的需求。其中,既有字画类,也有花卉、动物、几何类图案,颜色方面也较为丰富;同时,工艺的不同导致价格存在差异,丰俭可选;加之针对客堂、卧室、膳室、书室等空间有不同花纸可供选择,另外有侧重教育、美化、甚至还有据称可以防潮、驱蚊虫等功效的花纸。其三,相对于油漆粉刷,花纸替换起来更为灵活和方便,可满足居室需要时常变换墙面样式的需求。一般而言,在民国家庭室内墙壁装饰中存在粉、裱、漆三种常见做法,其中裱主要是运用花纸裱糊墙面。关于花纸糊墙的优势,纸业专家张天荣(1929)指出,“墙壁色彩之换新,方足以调剂吾人精神,不致陈旧生厌,若仅恃油漆色彩,不特不能增加美术观念,且四壁清淡,殊乏乐趣,使用花纸则每年可以裱换,花样可随意选择,其简便,甚经济,亦甚美观也”[25]。

3.2 业余实践推动花纸普及

花纸的兴盛还在于当时的家庭装饰实践方式呈现出业余性的状态。从装饰观念上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是承担家庭劳动的主力[26-27],并视家庭装饰为家庭主妇的基本技能之一,因为它能有效促进以女性为主导的家事进步,体现在它不仅有利于改善家庭环境,而且能促进夫妻关系[28-29],陶冶小孩品行[30]。基于这一认知,人们对于家庭装饰还是较为重视的,然而其有效而方便的手段是以花纸装饰墙面为核心的。在民国报刊中,大量关于墙壁装饰的文章反映出此类观念,比如用花纸裱壁较为经济、清洁,且“色彩可任意配合,花样可满我意趣”(李寓一,1927)[31];在不同的季节可使用不同颜色的花纸(宝洛,1943)[32];针对儿童房的花纸糊壁尤其要注意颜色对其脑筋及神经系统的影响(宗良,1918)[33]。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家庭装饰行动主体的家庭妇女们普遍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虽然一些女性杂志上刊登了介绍家庭装饰内容的文章,但是总体上还是较为零碎,并且往往还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尤其在崇尚欧美现代家庭装饰的导向下,大量文本和图像脱离了上海家装行业现实,导致给家庭妇女带来实质性的指导作用较为有限。因此,无需专业知识也能方便实施的花纸裱糊成为家庭美化活动的便捷途径。

同时,加上花纸商家基于时代心理的投其所好和人们的跟风,导致花纸颇为流行[34]。此外,中国人传统上一直较为重视字画对住宅氛围营造的作用[35],而花纸作为表现字画主题的有利载体,便成为当时热门的样式选择之一。在上述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报刊载文予以迎合,专门介绍裱糊花纸的工艺、流程及效果[36]。基于大众媒介的介入,进一步助推了花纸在家装业余实践中的普及使用(图8)。

3.3 家装行业专业化水平不高

民国时期,虽然上海家庭装饰行业在局部呈现出一定专业性,比如开始出现了参与家庭装饰的设计师、撰稿人、设计和施工企业、装饰材料商、家具厂商等,但是整体上缺乏专业性的家庭装饰行动主体。除了以钟煌为代表的小部分设计师开设了专门化的公司(图9a),大量冠以装饰公司的商家只是从事与窗帘、布艺、粉墙、木艺以及家政相关的配套服务。如图9(b、c)所示,频繁见于报端的装饰公司所从事的多属于相关配套工作,而难称之为专业性和系统化的家庭装饰设计实践。其中,余泰装饰公司的定位是窗帘专家;清洁装饰公司从事的是家政事务;大华建筑装饰家私公司专注于家具领域。同时,从整个产业链而言,当时缺乏专门针对家庭装饰的供应商[37-38]。相对于同一时期的欧美而言,无论是前期的设计,还是后期的选材、施工、维护,上海在提供职业化和专业性家庭装饰服务方面都乏善可陈。而且,基于家装产业化程度较低,上海家庭可以选择的装饰材料也颇为有限。人们要开展家庭室内环境的装饰和翻新并不是一件较为容易的事情。而花纸的购买、运输和裱糊都显得尤为方便。在爱好环境美化的上海家庭中,花纸就成为可资利用的,行之有效的基础装修材料[39-40]。

4 结语

民国时期,伴随着独立纸行的起伏,上海花纸行业经历了兴衰变化。研究指出,上海独立花纸行伴随着上海家装市场的兴盛而繁荣。其辉煌时期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基本与当时上海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吻合。花纸需求量大,吸引众多独立花纸行加入竞争,虽然导致的结果是花纸行业生存环境恶化,但是客观上使得产品价格低廉,从而有利于其走入普通家庭。花纸在家庭装饰中兴盛的原因在于它本身的特性和当时家装行业使然:花纸能够满足人们家庭美化活动中“常换常新”的需要;而且,花纸裱糊方便,无需专业知识,适合以家庭妇女为主的业余性家庭美化活动;此外,当时整个家庭装饰行业的专业化水平较低,使得花纸这种可以快速实现基础装修的材料受到青睐。

同时,花纸的普及为当时家庭装饰走向现代带来了积极作用,包括平民化、女性化和业余性三个方面。花纸是大众化消费对象,其带来的平民化是家庭装饰走向现代的基石;女性化不仅提升了妇女地位,而且更使得家庭装饰具备了庞大的实践主体;花纸裱糊墙壁虽然多对接业余实践,但是有利于普及设计知识,并建构大众设计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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