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黄磊

2021 年10 月份，金融系统就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崔瑜，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司长王永红，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丁世录4位干部先后被查，另有4 人被处罚。随着金融领域反腐不断深化，2021年以来已至少有20 位来自国有大行、政策性银行、股份行的高管被查，其中有12 位来自各分行的“一把手”，而违规批贷则成为金融腐败重灾区。

信贷领域腐败问题往往专业性、技术性、隐蔽性较强，通常难以发现。有一些假借金融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规避制度约束，通过专业包装，以形式合规的外衣掩盖放松风险把控尺度的实质，从而为不法企业主获得巨额贷款提供便利；有一些则通过真假交织、伪装包装，长期勾结、反复续贷甚至二十年之久；有一些将腐败期权化，比如在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谢明案中，某民营企业就约定待谢明退休3 年后，以聘请“顾问”名义给予其1000 万元，分10 年付清；还有一些则是通过亲朋好友参与项目工程、投资入股等方式搞曲线贿赂，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查办的难度。

而其恶果却较普通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是严重危害金融资产安全，“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法企业主不惜大笔贿赂的背后，往往不是为了融资投资，而是为了侵吞国有资产，因此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亿。另一方面，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下，很多优质企业、中小微企业得不到及时贷款，导致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最后，则是信贷腐败通常需要上下勾结、左右串通、多环节配合，这就往往导致出现系统性腐败，严重损害金融系统的政治生态。

究其原因，首先，是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党员理想信念缺失。长期以来金融机构“重业务轻政治”的问题比较突出，对理想信念教育、党性锤炼远远不够，容易导致思想防线失守，在不法商人的围猎、纸醉金迷的诱惑下坠入违法的深渊。比如广西开展的金融领域腐败专项治理中，2021 年1 至5月就有15 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其中就有桂林银行金融市场部原总经理刘嵩这样的“大鼠”。而巡察发现，桂林银行党委2016 年至2019 年未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也未制定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忽视可见一斑。

其次，一些金融机构都存在内控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对“一把手”监督乏力，而在基层分支机构中“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分支机构在信贷决策上都类似于“独立小王国”，以至于出现过不少小“官”巨贪的案例。

不仅如此，由于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管理权较大，涉案腐败分子经常将“自己人”安插在重要岗位方便团伙作案。比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顾国明案中，其就在信贷业务的前、中、后台部门关键岗位培植安插“自己人”，形成“一条龙”腐败。像邵某就是在顾国明的干预下，被任命为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兼任授信业务部总经理，之后给不法企业获取贷款出谋划策，规避银行政策限制风险。

惩治信贷腐败，除了加大打击腐败力度，更需要关口前移，强化监督力度。一方面要强化派驻监督，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工商银行纪检监察组自2019 年1 月成立后不久，就联合地方查处了顾国明、谢明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不仅如此，该纪检监察组还通过制发纪律检查建议书，督促健全完善授信分权制约机制等方式，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从而强化对分行行长等境内综合化子公司“一把手”监督。

而在强化派驻监督的同时，还需要着力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的统筹衔接、贯通融合。比如结合2021 年对金融领域开展常规巡视等方式，形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强大合力，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从而更好实现金融领域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向上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