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九世纪末，辽庆陵中的一座帝陵惨遭盗掘。一九一四年，又有一座帝陵蒙受被盗厄运。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传教士与比利时传教士开辽庆陵学术研究之先河。受西方传教士之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术界亦组织精干力量对辽庆陵展开学术性调查研究。

关键词：辽庆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术界;调查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2）03-0032-07

十九世纪末，辽庆陵中的一座帝陵被当地百姓发现，遂惨遭盗掘。人们在玄宫内发现了很多明器以及以银钉装饰的马车。{1}一九一四年，又有一座帝陵蒙受被盗厄运。据赤峰人刘振鹭《辽永庆陵被掘纪略》{2}一文记载：“民国二年，林西县长某以查勘林东垦地，道出其地，读碑文，识为辽圣宗陵，意其必富宝藏，遂于民国三年秘密发掘。”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传教士牟里（中文名“闵宣化”）、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中文名“梅岭蕊”）开辽庆陵学术研究之先河，相继至辽庆陵踏查并向学术界报告其研究成果。{3}受西方传教士之影响，日本学术界亦组织精干力量对辽庆陵展开学术性调查研究。

一、鸟居龙藏对辽庆陵的踏查与研究

鸟居龙藏作为日本考古学界及人类学界之泰斗，其踏查足迹遍布日本、朝鲜半岛、西伯利亚东部、蒙古及中国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贵州、四川、台湾诸省，其所著诸书如《蒙古旅行》《探查满蒙》《再探满蒙》《满蒙古迹考》《远东民族》《苗族调查报告》及《人类学上所见中国西南》等，亦久为学者所推崇。其田野调查兼顾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诸方面，每至一地都注意搜集当地的人类学、民族学及考古资料。

一八九五年七月，鸟居龙藏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在中国辽东半岛开展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工作，是为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考古田野调查之端绪。{4}一九○七年六月至一九○八年十二月，适逢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贡桑诺尔布为开办漠南蒙古近代教育事业，有意延聘日本教师，于是经市村瓒次郎推荐，鸟居龙藏与妻子鸟居君子获聘执教。{5}鸟居龙藏此行的另一目的是对蒙古地区开展踏查。他首先踏查了内蒙古的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及外蒙古部分地区，尔后又由北京經张家口抵达多伦诺尔，再到克什克腾旗、大巴林旗（即巴林右翼旗）、小巴林旗（巴林左翼旗）、敖汉旗、奈曼旗、赤峰、朝阳、锦州等地，最后返回北京。经过此次踏查，鸟居龙藏一方面发现了一批史前时代遗存，另一方面开始广泛涉及历史考古领域。特别是当他于旅行途中，遇逢大批辽代遗迹和遗物，发现契丹这一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竟然深受唐文化陶染，遂为契丹文化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以至于将其晚年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契丹辽文化研究之中。{6}

在此期间，他先后踏查辽中京城址、辽上京城址。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鸟居龙藏抵达小巴林旗之白塔子村，踏查此处一座古城址及城内白塔等遗存。结合城内发现的残碑碑文及历史文献记载，鸟居龙藏考证出该古城址即为辽庆陵之奉陵邑——庆州。{7}至于辽庆陵之具体所在，此时尚不为人知。

一九三○年八月至十二月，鸟居龙藏为完成前文所述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委托的课题项目，决定再度深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对西拉木伦河流域内的石器时代和辽代文化遗迹展开精准踏查。十月，鸟居龙藏故地重游，再访庆州古城址，并踏查其附近新发现的庆陵。此时的庆陵虽已多次被盗，玄宫内一片狼藉，仅剩若干木片及零散遗物，但鸟居龙藏仍然将此次踏查之成果撰写成文，以《辽代壁画》为题，分四期连载于《国华》杂志。{8}

鸟居龙藏首先记述庆陵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以及现状：

距皇都（即辽上京）西北百数十里有地名“白塔子”，此为辽代庆州城址，有壮丽之砖塔一座。此城与塔为辽圣宗祈祷冥福而建者，且置有陵户之地。白塔子北数里有契丹陵，此地在兴安岭中，西接乌珠穆沁蒙古，现无居人，俗称“洼尔满哈”;北有高岭屹立，向南敞开，为最适于陵墓之地，有札甘穆连河流出。此处有辽代圣宗、兴宗、道宗三代之陵，各相距一里许，即于契丹之黄金时代筑造者也。由此陵之规模，可见辽代文化之大概。各陵皆背倚屹立之岩崖，穴地筑造，高堆沙土，以封其上，故难窥内部之形状。然此陵曾早为金人发掘，最近又为中国人发掘，吾人得入内观览，亦以此也……{9}

随后，鸟居龙藏又按照四季山水画、人物画、装饰纹样的分类次序对东陵玄宫内所绘壁画进行介绍，并分别就壁画中所反映的绘画题材、绘画技法、绘画流派、服饰制度、建筑装饰等问题展开探讨：

予于客年（一九三〇年）搜探契丹辽文化遗迹于东蒙古，曾有种种发见。其中，尤以发见辽代文化史、艺术史上有价值之壁画为最。兹特介绍于世以为研究斯学者之参考焉。余欲叙述者系辽代帝王陵内之壁画，故须先叙述其陵墓。

三陵之中破损较轻者为东陵，次则西陵，最甚者为中陵……至于稍为完整之东陵，一入正门，自通路至各室均涂有石灰（与正面同），壁间绘有人物。墙壁上部天棚及各室门上均有装饰花纹，中央大室绘有四季山水画（山水壁画各高一丈八尺五寸，宽一丈二尺）。而其人物山水画及装饰意匠图样等不惟可视为辽代文化艺术，抑且为北宋以至唐末五代时之史迹资料焉……{10}

后来，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等人在撰写《庆陵》第三章“东陵的壁画”时，不仅多次征引此文，而且借鉴了其叙事体例：“就释读东陵壁画的内容而言，通行做法是按照玄宫的建筑结构逐一对各墓室的壁画进行介绍。然而本书决定根据绘画题材，将壁画划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建筑彩画等三种类型来进行考察研究。”{11}

一九三六年，鸟居龙藏将自己数年来实地踏查辽代遗迹时所拍摄的总计三百三十八幅照片汇编成帙，定名《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资助出版。该书被分装成四巨册，每册卷首缀有绪论一篇，略叙内容之性质，每图后附有日、英、法三种文字之说明，搜罗宏富，印刷精美，诚为研究辽代图画史者所必参考之书也。其中，第一册载图计八十六幅，所收者皆辽都上京及其附近之遗迹;第二册载图计七十一幅，所收者主要是辽祖州城址、辽太祖陵、辽庆州城址等地之遗迹与遗物;第三册载图计八十四幅，所收者为辽庆陵之遗迹与遗物;第四册载图计八十四幅，所收者为辽庆陵出土之帝后哀册及木犬、砖瓦等遗物，辽中京城内外之大小砖塔及残留之石人、石狮子、石碑等遗物。

《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之问世，一方面可以弥补“治辽史者，每苦史料之阙佚，于辽代文化无从窥其全豹，且于文字记载以外尤少当代实物为之佐证”之缺憾;{12}另一方面，因其载录大量关于辽庆陵壁画的照片与摹本，当日后这些壁画由于保存不善而相继剥落，以及后续田村实造等人所拍摄的壁画资料毁于兵燹之时，{13}该书竟成为“唯一可以参考的资料”。{14}《庆陵》第一册所载录的二百四十六幅插图中，有十三幅征引自《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此书的特殊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二、田村实造与江上波夫对辽庆陵的初步踏查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联合组建东方考古学协会后，根据双方订立的合作协议，从一九二八年起，日本方面每年派遣一人赴中国留学。先后派往中国留学的学者有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田村实造、三上次男等。

一九三一年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选派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田村实造赴北平留学。同年七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又派遣多名青年学者组成内蒙古调查团，旨在对察哈尔省及锡林郭勒盟展开一次涵盖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綜合性学术调查。调查团成员包括人类学专家横尾安夫、考古学专家江上波夫、地质学专家松泽勋、语言学专家竹内几之助等。田村实造闻讯后，也从北平前来参与踏查。{15}

此次行进路线是由张家口越过长城，经苏尼特、浩齐特、林东、林西、通辽、四平街，最终抵达奉天。调查团最初并未将辽庆陵定为调查对象，但在田村实造的强烈建议下，一行人于八月中旬穿越兴安岭，抵达辽庆州遗址所在地——巴林左翼旗境内的白塔子村。抵达白塔子村的次日，田村实造、江上波夫与摄影师田中周治在一名喇嘛的指引下，前往村西北约十四公里的瓦尔因茫哈（辽代称作“庆云山”），对建造于此山地下深处的三座帝陵——辽庆陵展开踏查。不过，因日程紧迫，调查团一行只能在白塔子村逗留一天半的时间，故而无暇对辽庆陵展开全面踏查。得知东陵绘有壁画，田村实造等人便进入东陵玄宫一探究竟。他们发现，这是一座由大小不等的七间墓室构成的巨型砖砌建筑，其构造之复杂，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宫殿”。除后室外，所有墓室的墙壁均被人物肖像画、四季山水画以及建筑装饰彩画之类的精美彩色壁画填满。遗憾的是，玄宫内的随葬品早已被盗掘一空，只剩下大量被锐器砍断后的门槛框之类的木构件。从东陵玄宫出来后，由于中陵玄宫大部分已被涌出的地下水吞没，田村实造等人只好在其附近巡游一番。至于西陵玄宫，因时间不足而无暇涉足。不过，田村实造等人在调查过程中获知，一九三○年夏，有一伙人奉汤佐荣（热河省军阀汤玉麟之子）之命，对辽庆陵实施大规模盗掘，将帝陵玄宫内以哀册为代表的随葬品全部运走。{16}

八月末，田村实造结束踏查之旅，与江上波夫一同由奉天经旅顺、大连返回北平。返抵北平不久，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驻赤峰领事馆事务代理牟田哲二因局势混乱而撤往北平避难。牟田哲二也是一名文物爱好者。他告诉田村实造，辽庆陵出土的汉文和契丹文哀册已经运往承德，在途经赤峰时，自己曾托人暗中拓印。他将这份拓片带到北平，交田村实造寓目。一九三二年早春，田村实造又从一名由承德而来的中国人口中得知，哀册现已运往奉天。{17}

是年三月下旬，田村实造结束在北平的留学生活，返回日本。途经奉天时，田村实造请求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岩田冷铁协助调查辽庆陵哀册之下落。最终查明，哀册藏于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位于奉天商埠地的原热河军阀汤玉麟官邸。此时，奉天社会秩序动荡，市内各大学之珍贵藏书屡遭盗窃。日本当局为防止图书散逸，除设法禁绝外，复命关东军派遣二三名日本和朝鲜籍人员，负责将东北大学、冯庸大学、萃升书院及东三省博物馆等处藏书之一部或全部运至张学良官邸内妥善保管。五月，日方在张学良官邸所藏书籍、博物馆图书室保管书籍、奉天故宫内所藏满文档案、辽宁图书馆保管书籍、沈阳故宫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等资料基础上，成立伪国立奉天图书馆，并于七月由关东军移交伪满洲国政府文教部管理。{18}

于是，田村实造找到关东军参谋森赳少佐，请他设法为自己提供便利。森赳当时是筹建伪国立奉天图书馆的负责人，因田村实造通晓满蒙史，就聘请他担任图书馆临时管理员，参与调查整理奉天故宫所藏满文档案。在获得森赳的特别许可后，田村实造顺利进入汤玉麟官邸，并在此见到十几块从辽庆陵出土的帝后哀册。这些哀册被放置在官邸前院的一角，用粗草绳捆扎结实后以菰草覆盖，说明它们经承德运抵奉天后尚未来得及拆封。田村实造于是趁机制作了十五张拓片，将其带回日本，交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收藏。{19}

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京都帝国大学在成立纪念日上，第一次向外界公布了全部哀册拓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张契丹字哀册拓片。正是辽庆陵出土汉字和契丹字哀册的再度出现，以及鸟居龙藏此前对庆东陵壁画的介绍，让辽庆陵立刻成为学术界各方研究的热点，同时也引发世界各国，尤其是英、法、美等国东洋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同时，对于田村实造而言，此次初步踏查辽庆陵之旅，也为其日后再度率领调查团赴辽庆陵展开综合性、系统性发掘调查埋下伏笔。

三、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对辽庆陵的踏查与研究

关野贞是研究日本和东洋建筑史的先驱，最早从事日本建筑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后来又将范围扩大至朝鲜、中国。他于一八九五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造家学科（一八九八年，改称“建筑学科”），一九○一年就任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副教授，一九二○年升任教授，一九二八年辞任退休。{20}

中国历代帝陵研究 自一九二九年起，退休后的关野贞便以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开启新的研究征程。他在东方文化学院承担的第一批次立项课题为《中国历代帝陵研究》。为完成本课题，他先后五次调查中国境内的古建筑和遗迹：{21}

在调查过程中，关野贞还为古建筑和遗迹拍摄照片、描绘实测图，并将这些成果付梓，以求广泛而生动地向世人介绍古迹之风貌。他的这一理念和行动，日后不仅为辽庆陵考古调查团效仿借鉴，{22}而且也对以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活动产生巨大刺激和影响，因而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通过以上五次调查，关野贞基本掌握了分布于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地的中原各主要王朝的陵寝概况。{23}此时，分布于北京及东北地区的明清帝陵与辽金帝陵，就成为关野贞完成此项课题所不可或缺且极其重要的调查对象。

对明清帝陵的实地调查实施于一九三一年五月至六月。五月二十五日，关野贞与弟子竹岛卓一、建筑学家荒木清三、摄影师岩田秀则驱车前往清东陵调查。一行人在路过天津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县城时，见路边矗立着一座十分气派的古建筑，遂停车参观游览。该古建筑名为“独乐寺”，分为山门与正殿（观音阁），其建筑式样与日本京都宇治市的平等院凤凰堂相仿，而与明清建筑殊为不同。关野贞当即判断这是一座辽建筑遗构。清东陵调查结束后，一行人于返程途中再度停驻于独乐寺，拍摄若干照片并粗略测量其建筑平面布局。不久，关野贞发表相关论文，详细介绍独乐寺的发现始末及踏查成果。{24}

辽金时期的建筑研究 伴随蓟县独乐寺等辽金建筑遗存的陆续发现，关野贞于一九三四年向东方文化学院提交第二批次的课题研究计划，选题名称为《辽金时期的建筑研究》。该课题旨在对天津蓟县独乐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及海會殿，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普贤阁、三圣殿及天王殿，辽宁锦州义县奉国寺等一批辽金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实施彻底调查，通过研究上述木结构建筑及同时代的砖石结构建筑，阐明辽金建筑之本质特点。为此，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先后三次展开实地踏查，努力搜集资料。{25}

一九三四年九月至十一月，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在完成搁置已久的热河调查计划后，又相继调查了辽中京、辽庆州、辽庆陵、辽上京等遗址。{26}这是继鸟居龙藏、田村实造之后第三批赴辽庆陵踏查的日本学者。

一九三四年三月和一九三五年三月，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先后刊行此项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由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合编的《辽金时期的建筑及其佛像》图版上册和图版下册。这是一部关于辽金时期的佛教建筑及造像的珍贵大型图片集，内收辽宁、热河、河北、山西等地区的辽金时期佛教建筑及佛像、文物之摄影三百余幅。其中，上册记录独乐寺、奉国寺、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及普恩寺等木结构建筑的全景、建筑细部及其佛像，下册记录辽上京城遗址及辽金时期以林东南塔与北塔、庆州白塔、辽中京大名城砖塔为代表的砖石结构建筑及铜钟、经幢、石碑等文物。

《辽金时期的建筑及其佛像》图版篇出版后，关野贞原计划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末向东方文化学院提交与之配套的包含实测图在内的论著篇。不料，就在他完成第三次实地踏查、正要撰写研究论著之际，突然因病去世。其弟子竹岛卓一虽立志完成恩师未竟之业，然而一九三七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迫使他应召入伍。职是之故，竹岛卓一执笔的《辽金时期的建筑及其佛像》论著篇，迟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才由东京龙文书局出版发行。田村实造在书评中写道：

总而言之，虽然该书通篇阐释辽代建筑样式，却在无意之中令许久不为人知的唐代建筑样式清晰浮现在世人面前。该书确切证实，对于那些曾被笼统归入辽金时代的建筑或砖塔而言，不仅辽朝与金朝在建筑样式上存在显著区别，而且辽朝与宋朝在建筑样式上也存在明显不同。这就表明，辽朝建筑样式并非袭自宋朝，而是直接受唐朝建筑式样影响。就这一点而言，该书不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而且在东洋文化史研究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27}

显然，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师徒在辽金建筑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是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在《庆陵》中探讨辽代建筑学问题时，除《营造法式》之外的主要参考和援引资料。例如，《庆陵》第三章第三节在介绍东陵玄宫内所绘壁画时，认为玄宫顶部的建筑彩画其实是通过影作手法来模拟现实生活中的木结构建筑的真实场景。然而壁画中的平棊格眼却被画成六角形，这一特点似乎脱离实际。但《庆陵》执笔者却表示，虽然“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能够表明这种六角形平棊格眼确实曾存在于辽代木结构建筑中”，{28}但是根据《辽金时期的建筑及其佛像》一书及关野贞《蓟县独乐寺——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和最大的塑像》一文所提供图片和资料可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上层藻井整体呈八棱锥形，斗八阳马之间施背板，背板上的支条被拼接成三角形。既然存在这样一个装有三角形平棊格眼的辽代建筑实例，那么据此推测，当时极有可能也存在六角形平棊格眼。”{29}

辽庆东陵壁画之调查与摄影 一九三五年四月，为纪念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赴日本访问，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与日满文化协会共同举办为期四周的首届文化演讲会。四月九日，鸟居龙藏发表题为《考古学上所见契丹辽文化》的主旨演讲，结合自己多年从事田野调查的经历，重点介绍辽都城遗址、佛塔和辽庆陵出土壁画、哀册等相关情况。针对当时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的“辽庆陵东、中、西三座帝陵与三位皇帝的对应关系”问题，{30}鸟居龙藏将东陵、中陵、西陵依次判定为辽兴宗的永兴陵、辽圣宗的永庆陵、辽道宗的永福陵。四月二十三日，关野贞发表题为《满洲辽金时代的文化遗迹》的主旨演讲，在介绍辽金时代的建筑遗存后，又谈及自己一年前实地调查辽庆陵所取得的成果。在墓主人身份问题上，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对鸟居龙藏所持“东陵为兴宗陵”的观点表示怀疑，并从堪舆学角度出发，提出“东陵为圣宗陵”的新观点。{31}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外务省在东京召开日满文化协会在京评议员会议。关野贞此时正为辽庆陵出土的珍贵壁画日渐损毁剥蚀而深感忧虑，遂在会上大声疾呼：“东陵壁画大部分已经剥落，如果放任不管，用不了一两年，就会面临和中陵一样的命运，届时壁画将完全剥落。”{32}并主张对东陵壁画加以保护。在五月二十一日召开的评议会上，关野贞针对派遣技术人员对东陵壁画进行保护并拍摄彩色照片问题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是年六月，日满文化协会于奉天召开总会，决定调拨资金和人员，{33}委派关野贞率队赴辽庆陵调查并拍摄壁画。{34}

此项计划即将实施之际，关野贞却突然于七月因病逝世。日满文化协会遂紧急任命奉天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竹岛卓一代为指挥，最终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圆满完成摄制任务。竹岛卓一对此回忆道：

自东方文化学院创立以来，笔者作为关野贞研究员的助手，始终协助其展开研究，各种调查旅行不仅经常随行，而且独立承担了部分调查工作。在这一层意义上，关野贞研究员逝世后留下的一切关于中国东北的未竟项目，就全部压在笔者的双肩之上。笔者原本计划自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着手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然而这一突发事件迫使笔者调整相关研究计划。经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委员会商议，新项目定名为《辽金以后的建筑研究》——这是因为关野贞研究员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及笔者最初设计的研究项目基本限定在辽金时期。对此，笔者专门根据工作的轻重缓急拟定了一个分步骤完成各种事项的计划。结果，邻近出发时，笔者接到新指令，要求将旅行计划变更为：对位于满洲国兴安西省的辽代帝陵以及位于安东省辑安县的高句丽古墓展开实地测量并拍摄照片（含彩色照片）。于是，笔者耗费两个多月的时间，基本达成了预期目的。{35}

参与此次调查摄制任务的人员，除黑田源次、竹岛卓一外，还有奉天博物馆的李文信、东京座右宝刊行会的斋藤菊太郎、摄影家坂本万七以及日满文化协会的三枝朝四郎。{36}八月二十日，摄制组由奉天出发，经林西、白塔子，于九月一日抵达瓦尔因茫哈，随即展开为期十六天的调查摄制工作。摄制组由被土掩埋的墓门的顶部空隙爬入，从墓道内的土坡进入东陵玄宫。关野贞生前曾告诉他们，东陵壁画已遭到破坏。他们担心壁画保存不善，在确认并未造成新的破坏后，才放心下来。摄制方案由黑田源次、竹岛卓一与斋藤菊太郎议定，摄影师坂本万七和三枝朝四郎负责以彩色干版摄影技术分解拍摄并临摹壁画。{37}

此次行动除获得大量黑白或彩色照片及若干壁画摹本外，甚至还录制了影像资料。据《辽代圣宗陵拟装电影》一文载：

东京卅日电：于“满洲国”兴安岭之山中，有辽时代圣宗之墓东陵。数年前，遭汤玉麟军队发掘掠夺之难，迄今枯朽放置，实属悼惜。今经日满文化协会、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拟投以巨资，摄影东陵中之壁画，其他贵重资料拟发表于世。其摄影一行有文化协会之竹岛工学士以下数名之专门家，七月十日，顷由东京乘汽油发动机数架，并携带电影机、发掘机等来奉，更拟加入满人专门家，并请官宪护卫二个月之学术作业，现学术界非常期待云。{38}

四、京都大学庆陵考古调查团之发掘活动

关野贞逝世后，辽庆陵的调查保护工作由日满文化协会京都分会接手，委托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羽田亨继续实施。日满文化协会计划出版辽庆陵壁画的报告集，为此需要补拍照片。与此同时，东亚考古学会也认为辽庆陵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有必要向海内外学者介绍以东陵壁画为代表的各类辽文化遗存及出土遗物。在此背景下，决定委托羽田亨组织力量对辽庆陵实施综合性学术调查，并完成后续调查报告撰写任务。

但是，因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滨田耕作去世，一九三九年五月，羽田亨被紧急任命为新一任总长，无法成行。七月，在羽田亨授意下，庆陵调查工作由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青年讲师的田村实造负责。出发前，治辽史多年、熟悉历史文献的田村实造亲自挑选了来自各个部门的优秀专家。参与此次调查的人员有：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研室助手小林行雄、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研室成员钧田正哉、东京座右宝刊行会代表斋藤菊太郎、摄影师坂本万七、测绘师原田仁、画家山本哲郎、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馆员李文信、伪满建国大学教授山本守、伪满民生部保存股股长广松建二郎、伪满兴安西省人事股股长大内健。

当时，田村实造极力推荐小林行雄，遭到时任考古学教研室主任梅原末治教授的反对。在羽田亨的说情下，在建筑学上颇有造诣的小林行雄得以参与调查。{39}后来，得益于小林行雄绘图之精妙以及其在辽庆陵所涉建筑学问题上的细密考证，《庆陵》之学术价值实现了质的飞跃。

关于此次调查之经过，除《庆陵》之前言部分作概述外，另有田村实造所著《庆陵调查纪行》单行本予以详述，故此处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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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田村实造.庆陵调查纪行[M].东京：平凡社，1994. 20.

{2}刘振鹭.辽永庆陵被掘纪略[J].艺林月刊，1932（32）：11-12.

{3}牟里调查辽庆陵之研究成果，参见位于巴林蒙古的大辽帝国古城址[J].通报，1922，21（2/3）：105-231;辽庆陵[J].通报，1933，30（01/02）：1-25.凯尔温调查辽庆陵之研究成果，参见辽道宗之陵墓：一个有趣的发现[J].北京天主教会公报，1923（118）：236-243;辽道宗之陵墓：关于契丹文字的首次发现[J].通报，1923，22（04）：299-301.

{4}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J].北方文物，2017（01）：102.

{5}{7}鸟居龙藏.蒙古旅行[M].东京：博文馆，1911.1-2，132-152.

{6}古松崇志.契丹研究与日本人：鸟居龙藏眼中的庆陵[J]. Field Plus：感知世界之杂志，2012（08）：11.

{8}原载于国华[J].1931，41（09）：272-280;41（10）：283-291;41（11）：313-317;41（12）：343-350;后收入鸟居龙藏，鸟居君子.再探满蒙[M].东京：六文馆，1932. 303-350及鸟居龙藏全集：第九卷[M]東京：朝日新闻社，1975.508-528.

{9}原载于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辽陵石刻集录：卷六[M].奉天省公署印刷局，1934.此文系金九经据鸟居龙藏.满蒙之契丹文化[J].国际写真情报，12（01）一文节译而成.

{10}原载于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辽陵石刻集录：卷六[M].奉天省公署印刷局，1934.此文系文蔚芝据鸟居龙藏，鸟居君子.再探满蒙[M].东京：六文馆，1932：“辽代壁画”一章节译而成.

{11}田村实造，小林行雄著，李彦朴等译，李俊义等校注.庆陵：第一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109.

{12}何怀德.《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书评[C]//燕京大学史学会.史学年报，1940，3（02）：177-178.

{13}在1945年3月美军发动的东京大空袭中，原本计划用于编纂《庆陵》第二册的所有图版和大部分照片底版遭战火焚毁.

{14}田村实造，小林行雄著，李彦朴，等译，李俊义，等校注.庆陵：第一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日本人序14.

{15}田村实造.庆陵调查纪行[M].东京：平凡社，1994. 21;八幡一郎.东亚考古学会蒙古调查班《蒙古高原行纪》[J].人类学杂志，1988，53（03）：117.

{16}{17}田村实造.庆陵调查纪行[M].东京：平凡社，1994. 22，22.

{18}佟永功.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172;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文化事业部事业概要[R].1934.59-60.

{19}古松崇志，姚义田译.东蒙古辽代契丹遗址调查的历史：一九四五年“满洲国”解体前[C]//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9年）.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65.

{20}盐泽裕仁，平势隆郎.关野贞《中国历代帝陵研究》项目的助力者：竹岛卓一·荒木清三·岩田秀则[J].法政史学，2013（79）：269（注1）.

{21}盐泽裕仁，平势隆郎.关野贞《中国历代帝陵研究》项目的助力者：竹岛卓一·荒木清三·岩田秀则[J].法政史学，2013（79）：26（注1）.

{22}《庆陵》第七章有云：“针对东陵壁画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大概已剥蚀殆尽），我们将其逐一记录于本书之中，这不失为一种保存和传承壁画的方法。”这一理念显然受关野贞之启发.参见田村实造，小林行雄著，李彦朴等译，李俊义等校注.庆陵：第一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561.

{23}第一次调查的重点为周王陵、秦始皇陵、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第二次调查的重点为北宋和南宋帝陵.参见盐泽裕仁，平势隆郎.关野贞《中国历代帝陵研究》项目的助力者：竹岛卓一·荒木清三·岩田秀则[J].法政史学，2013（79）：26（注4）.

{24}关野贞.蓟县独乐寺：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与最大的塑像[J].美术研究，1932（08）：1-9.

{25}{35}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M].东京：龙文书局，1944.自序3，自序4.

{26}此次调查虽未留下行程记录，然而据关野贞之遗作《中国的建筑和艺术》一书所附踏查地图，大体可以窥知踏查路线.相关调查研究成果，可参见竹岛卓一.辽上京城址[J].东洋建筑，1937，1（01）;竹岛卓一.辽庆州城址[J].东方学报，1939（10）;竹岛卓一.辽中京城址[J].东方学报，1940（11）;竹岛卓一.辽中京城址的大塔[J].国华，1941，51（05）;竹岛卓一.辽庆州城址的白塔[J].国华，1942，52（03）.

{27}田村实造，竹岛卓一.辽金时期的建筑及其佛像[J].史林，1947，31（03）：59-60.

{28}{29}田村实造，小林行雄著，李彦朴，等译，李俊义，等校注.庆陵：第一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212，219（注二〇）.

{30}1930年，热河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指示部下对庆陵实施大规模盗掘.在把哀册从玄宫内运出的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且经办之人草率冒失，并未详细记录这些哀册分别出自哪一座帝陵，致使错失证实三座帝陵与三位皇帝之间对应关系的机会.正是因为缺乏确凿充分的证据，导致学术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

{31}在庆云山的三条岩石山脊之中，有一座石山包从最中央的那条山脊探出，而东陵玄宫就位于石山包之下.在堪舆学中，东陵上面的岩石山脊相当于“玄武”，其东边和西边的岩石山脊分别相当于“青龙”和“白虎”.从南边凸出的丘陵在堪舆学中被称作“案山”，在朱雀方向上也有一座山相当于“金星山”.不仅如此，还有溪流从岩石山脊上流淌下来，流经庆云山的南侧山麓。由是观之，在三座帝陵之中，东陵所处的位置最贴合堪舆之学，因此理应首先在此兴建圣宗陵.参见竹岛卓一.堪舆学与中国历代帝陵[J].东亚学（第2辑），1940.

{32}斋藤菊太郎.探查兴安岭辽代的壁画[J].改造，1936， 18（02）：8.

{33}此次调查获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供的六千元补助费，在日满文化协会之监督下，由东京座右宝刊行会负责拍摄.

{34}冈村敬二.日满文化协会的历史：以草创期为中心[M].私家刊行本，2006.36-38.

{36}时任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副馆长的金毓黻本应参加对辽庆陵的调查工作，但由于天气恶劣，道路不好而滞留赤峰，未能成行.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M].沈阳：辽沈书社，1993.3653（卷第八十六“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37}斋藤菊太郎.探查兴安岭辽代的壁画[J].改造，1936， 18（02）：2-16;三枝朝四郎.我的履历书[M].1981. 325-333.

{38}大同报[N].1935-07-02（14）.

{39}田村实造.小林先生与庆陵的调查[C]//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教研室.小林行雄先生追悼錄.东京：天山舍，199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Survey and Research on the Qing Mausoleums by Japanese Academics

in the 1930s

LI Yan-pu

（Institute of Qing Dynas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Qing Mausoleums， one of the royal mausoleums， was robbed and excavated. In 1914， another royal mausoleum was robbed and excavated. In the 1920s， French missionaries and Belgian missionaries began to conduc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Qing Mausoleums. In the 193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Japanese academia also organized many excellent experts to conduct academic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 on the Qing Mausoleums.

Keywords： The Qing Mausoleums; 1930s; Japanese Academia; Survey and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