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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2022-04-19张太原

贵州省党校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整风王明

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分别提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回溯到当时党的实际历史中,二者不但有着实践上的逻辑,而且更有着思想认识上的逻辑。形成这两种逻辑的是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是1941年的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央领导层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二是1943年的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认清了教条主义的“创造者”,中央领导层的思想认识达到了高度一致。正是在改造中央和改造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

关键词: 整风;毛泽东;王明;教条主义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2)02 - 0029 - 0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1]8全党达到这种“一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一致的达成,而这又是在对此前党的历史问题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鉴于一些中央领导人与党的历史问题的密切关联,这种“一致”的达成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

对待历史,既不能盲目维护,也不能心存偏见,而是要深入到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去探究。真实的历史可能会不符合人们的感情,但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研究者都要正视,因为只有从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真正的经验或教训。然而,即便对于已经很明了的历史真相,也容易见仁见智,加之无法摆脱的个人情愫和业已形成的固见,以及研究者往往以后见之明视之,难免主观臆测,且极易从另一面抬高历史人物的主导作用。实际上,无论历史人物多么高明,都无法像导演一样设计历史的剧目和推演历史的情节和进程,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历史就改变了轨辙和生出了枝节。历史活动的演進,不是杰出人物精心设计的,而常常是许多偶然性叠加造成的,其进程和结果甚至会疏离历史活动发起者的初衷。

一、初战告捷: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开始

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2]237。他还讲,过去所犯的错误,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2]238。然而,没想到的是,张闻天出来反对。张闻天说,那时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还是进行了艰苦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鉴于有领导人对苏维埃后期的路线错误认识不清,此后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主持编辑了党史材料集《六大以来》,其用意是让执行过“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面对大量确凿的历史材料,不能赖账。结果也正如毛泽东所料:“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2]469所谓九月会议,就是指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从这次会议正式拉开帷幕,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主旨报告。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3]很明显,这是毛泽东给整风定的调子。其意思是,只要认清错误,并不追究个人的责任,可谓整思想不整人,而不像以前那样把犯过路线错误的人打入“冷宫”,弃而不用。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整风,犯过错误的人在对照检讨时,大都很真诚很深刻。

张闻天后来回忆,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时,觉得会议的主要打击方向是自己。因此,他第一个出来检讨,指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错误“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4]659。他很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4]658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还充分表现出在认识上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关系:“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作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合作,只有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4]659这种看法,颇具理论色彩,甚至超出了毛泽东原来的认知,毛泽东听后倍感认同。稍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采用了这种分析。以理论分析历史,由历史提升理论,使各种思想分析相互激荡,然后博采众长,这逐渐成为毛泽东和中共理论创新的一种路径。

会上,博古表现了一贯的认错态度,两次发言进行深刻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5]196。博古认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5]196显然,博古所言的“我们”不止一两个人。接着,李维汉、邓发、任弼时等人也都做了检讨。当时,这些领导人检讨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反思自己以前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并没有涉及犯错误的具体经过和历史责任问题,这也符合毛泽东的希望:澄清思想是非,为了更好地工作。

不料,王明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格调。他先是做了一番自我表白式的检讨,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洋教条”。但是,他在讲话中更多是批评别人,特别是批评博古和张闻天到苏区先后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和党权,最后连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他还说,早在莫斯科时就对此看不惯了。接着,一口气批评了约有20人这样那样的错误。[5]199从这一点上看,王明在政治上极其幼稚,殊不知四面出击,必定导致四面楚歌。张闻天后来回忆,认为王明的检讨有所“迷惑”,不够“清醒”[4]705。为了更快地使自己脱身,王明千方百计地讨好毛泽东,在9月12日最后发言时,一时兴起,突然话锋一转,说要揭穿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他可谓语惊四座: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何出此言?他追忆,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即将离开上海之际,推荐博古、张闻天等人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当时就已约定,由于博古等人并非中央委员,更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就要把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却只字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秘密”顿时在与会人员中间引起震动。会后,毛泽东专门找王明去了解“篡位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对王明把自己当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委婉地表示不满,希望他先对抗战初期所犯的右倾错误进行检讨。[6]484-485言外之意,在江西时期的路线错误没你的份,主持长江局时的所作所为总不能说也置身于外吧!

因王明的节外生枝,中央领导层整风的风向迅即发生了变化。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原来检讨思想问题变成了深入检讨苏维埃后期的历史问题。经过准备,博古、张闻天对王明的揭发做了回应,他们承认,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没有把权力交出来,确实“有篡位之嫌”,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打电报来纠正呢?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邓发说,当时的错误,王明不也是同意了吗?就连跟随王明同在共产国际的康生也指出,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博古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表现。[6]486-487这样,大家把批评的矛头都指向了王明,可谓是众怒难犯。王明大概没有想到会弄巧成拙,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此时,既然留苏出身的中央领导人大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剩下王明一人还试图蒙混过关,自然毛泽东希望王明改变态度。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约了任弼时等人一起找王明谈话,正式向他提出在武汉时期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主要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及与中央的关系不正常。可知,这时毛泽东仍没有把在江西时期的路线错误归到王明的头上。王明对毛泽东早就有比较负面的看法,所以,听了毛泽东的谈话,他感到非常緊张。但是,他一向自视甚高,虚荣心极强,无论如何都不愿认错。恰在这时,他感到一线转机。10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接连提出15个问题要求回答,其中包括:面对日本在华北的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与蒋介石破裂,那么共产党还能跟哪些人合作抗日?在苏联遭受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等等。[6]487

得知详情后,王明异常兴奋,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1941年10月7日,当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找他一起商量如何回电时,他却乘机火上浇油,抨击毛泽东如何如何不对,自称与季米特洛夫想法一致,指责中央目前的政策太“左”,是典型的自我孤立;他还要求中央表态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设法与蒋介石改善关系;他甚至表示决心跟毛泽东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评理。[5]199-200据王明事后悄悄地告诉博古,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但王明这次失算了。

听了王明的一番讲话,毛泽东显然看到了另一个王明,原来他还有这样一套把戏。因而,十分恼火当在情理之中。第二天即10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讨论王明提出的问题。首先,毛泽东简要介绍前晚讨论的情况,接着让王明亮出自己的观点。王明自知情况有点不妙,但还是发表了他的看法,仍然说中央的政策太“左”,并对毛泽东指出的他在武汉时期的四大错误进行了辩解,声称主要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来做的,没有闹独立性。语意之中,他是与共产国际始终站在一起的。很明显,王明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来电,要和毛泽东赌一把。

没想到,王稼祥和任弼时的发言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王稼祥指出,王明提到季米特洛夫的相关说法,并不准确。本来王明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曾专门嘱咐王明不要回去争权:“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7]任弼时补充说,他到苏联后,也听季米特洛夫讲过曾叮嘱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8]任弼时还谈到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看法是:缺乏经验、有些滑头的样子,而且拉帮结派、不够诚实、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9]

王稼祥和任弼时的发言,可以说一下子把王明给打懵了,本来想拉大旗、谋虎皮,没想到被揭了老底,原来自己在共产国际那里并不被看好,并且这时他才发现,共产国际在中央领导层那里已不再有绝对的权威。这样,对王明来说,既得罪了毛泽东,又未能取悦于共产国际,还成为众矢之的,他所受的刺激可想而知。惶惶不安一天之后,他终于受不住,突发休克,住进了医院。

原本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暂时停止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错误问题的讨论,立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检查抗战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时希望王明就武汉时期的右倾错误和当前的政治态度进行解释说明。历史在不经意间便改变了方向。在某个关键节点上,历史发展是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假设那时王明没有主动挑起是非,并对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电报的处理予以真诚地合作协助,他的结局又会如何呢?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又会如何进行下去呢?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还准备了较为详细的在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大纲,但是鉴于王明病倒,原定于10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好延期,而王明长病不起,原来设想的议程无法进行,因此,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0月22日宣告结束。

这次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一波三折,但是中央领导层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路线错误、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随之展开。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初战告捷。毛泽东后来指出:“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2]469

然而,这种胜利并没有使毛泽东感到如释重负,当时参加九月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和朱德以外,还有王明、张闻天、博古、任弼时、康生、王稼祥、邓发和凯丰,全是以前“左”倾中央的领导人。虽然他们一个个检讨认错,但是党和红军的损失已不可挽回了。可以说,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卸掉身上的沉重。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陆续写了九篇深刻批评江西时期“左”倾中央错误的笔记,题目最终定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它们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却成为毛泽东毕生珍爱的文稿,直到逝世前一个月,还让人念给他听。其中写道:

我们老爷……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民、學,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荼毒。

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10]150-151

这“九篇笔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痛恨,用胡乔木的话说,是嬉、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纯粹是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5]214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每个人都要写笔记,他自己也要写。不同的是,毛泽东的笔记是对“左”倾错误的批评,尽管写得比较情绪化,但是对整风运动的推动还是很理智地进行着,并且比公开发表的整风文献要温和得多,且指向的主要是不良思想作风。

二、“以灵魂与人相见”:中央领导层整风的深入

在全党整风取得很大成效的情况下,1943年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召开会议,重启中央领导层的整风,深入讨论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因从9月开始,也称为“九月政治局会议”,它是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继续。因此前王明批评抗战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所以这次九月政治局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后期路线错误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中央路线的是非。会议召开半年前即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中央领导层的认同上,毛泽东对整风已有绝对的主导权。两个月后,毛泽东突然得知共产国际行将解散,遂十分兴奋地对翻译师哲说:“他们做得好,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11]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最快的速度召开会议,在兄弟党中第一个给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毛泽东后来也曾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我们就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展开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10]148。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王明的态度与共产国际有较密切的关系。以目前的材料来看,正是1943年以后,毛泽东才逐渐把教条主义批评的矛头指向王明,并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记在他的名下。当然,除共产国际的因素,也与毛泽东认知的深入及王明的所作所为有关。本来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的结论是,苏维埃后期路线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5]224-231对王明,只是说在抗战初期犯了原则上的右倾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更值得提起的是,当时毛泽东还嘱咐揭发王明的王稼祥、任弼时不要在其他场合再讲,并希望王明病好后重返政治局工作。但是,从那以后,王明却有点执迷不悟,不但拒不认错,而且还不断搞小动作。就在住院期间他又写了一首《忆牡丹》的诗:“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

似乎他在给自己打气,死磕到底,但是历史最终还是会让他低头。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住院期间,对前去探望的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每每大吐苦水,宣扬他那些联合国民党打日本援苏联那一套观点。见到张闻天时,他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12]698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12]698他对老同学王稼祥讲:毛主席这个人太厉害,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13]见到周恩来时,他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14]204王明背地里这些“乱说”,似有密谋串联的嫌疑,大约在1943年初毛泽东得知了其中的一些些情况,大为恼火。王明的顽固不化,显然促使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和教条主义的始作俑者进行了重新思考。由此,逐渐认识到王明乃是党内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15]

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有几点新的说法:第一,对于苏维埃后期的路线错误,提出王明是“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469第二,把抗战初期王明“原则”上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的高度,认为王明不要革命领导权,犯有明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第三,对王明错误的批评越来越升级,毛泽东说,现在谁对谁错,已经很清楚,再不认错,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14]204此间,最严厉的批评是在一个中央文件里,说王明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的“应声虫”,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16]有人甚至说,王明问题已不再是党内问题,而变成了“党外”问题。[5]290-297

在这样的形势和趋向下,王明不得不低下头来,1943年12月1日,王明授意其妻孟庆树代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17]688。他还说,“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17]688。毛泽东曾说,检查认错,“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18]20,而王明似乎恰恰应了这一点。

第四点新的说法是关于整风的目的。毛泽东理直气壮地指出,整风就是要改造中央。为什么呢?他说,遵义会议以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很多年。再忍耐一下也未尝不可,即是说到七大时再来解决。毛泽东如此坦率,主要来自已被证明和公认为正确代表的底气。他还指出,整风就是要打倒两个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二是经验宗派。他开诚布公地讲道:“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是要揭露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榻,打破各个山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18]20。显然,毛泽东是站在全党的立场上,从全党的长远发展来进行整风的。这个时候他说的“一切宗派”,除教条宗派,主要指的是经验宗派。对于二者的关系,毛泽东说,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而没有经验宗派的支持,那些喝洋墨水的先生们一天也混不下去。毛泽东明确指出,打碎这两个宗派的方法,就是“改造思想”“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18]20。可知,毛泽东念兹在兹的是思想问题、方法问题,个人的问题、责任的问题还是第二位的,甚至是不那么注重和要追究的。

1943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整个中央领导层的参加。会前即8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一到延安,他就敏锐地发现,延安已与三年前大为不同,主要是大家的思想作风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欢迎会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感言。以《三年观感》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说: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9]553-554

经过充分准备,周恩来在接下来的整风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其中,深刻分析了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国际原因,提出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同时,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做了廿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19]563真可谓是做到了毛泽东所希望的“以灵魂与人相见”。同时,他还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領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19]563。经过这样的检讨,周恩来的认识和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此,毛泽东所希望的在全党弄清是非、改造思想和改造中央的目的已完全达到,对党的历史作一个总结,时机就成熟了。

三、共识结晶:整风运动的总结

为了对党的历史和整风运动作一个总结,194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并形成了文字决议:

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5]304

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全会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一直到中共七大召开前为止,共举行了8次会议,持续11个月,这是中共历史上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思想被明确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全党实现在思想上空前的团结统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1]8这种“统一和团结”也正是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正如第三个历史决议所评述的,“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2-3,“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1]3,而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运动,这种“统一”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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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nd the CPC's first historical resolution

Zhang Taiyua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nd the CPC's first historical resolution are both mentioned i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Century-long Struggle. Traced back to the actual history of the Party at that time,both of them had not only sequential order practically,but also cognitive relevence. The inner logic of the two was created by two Politburo meetings:one was the Politburo meeting in September 1941,which made the central leadership basically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Left”mistakes of the late Soviet period in Jiangxi;the other was the Politburo meeting in September 1943,in which the“creator”of dogmatism was clearly recognized and the central leadership's consensus on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reached a high level. It was on the basis of reform 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ransformation on ideology that the Party's first historical resolution was formed.

Key words: rectification;Mao Zedong;Wang Ming;dogmatism

責任编辑:刘有祥 李祖杰

收稿日期:2022 - 01 - 10

作者简介:张太原,山东阳谷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

现代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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