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七件一套的青铜圆鼎较有特色，这些青铜圆鼎除了具备历史、文物等价值之外，对于设计学而言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通过分析这些青铜圆鼎的设计特征，归纳其功能设计、材料与工艺设计、造型与装饰设计等关键要素，并尝试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独尊儒术等方面阐释其中的设计思想，以期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这些青铜圆鼎。

关键词 青铜鼎;设计思想;海昏侯墓

引用本文格式 郭林森.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列鼎的设计思想研究[J].创意设计源，2022（1）：27-30.

Research on the Design Ideas of the Bronze Ding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the Marquis of Haihun

GUO Linsen

Abstract： Among the bronze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the Marquis of Haihun， the seven-piece set of bronze round dings are more distinctive. In addition to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these bronze round dings are also a valuable asset for design. By analyzing its design features， summarize key elements such as functional design， material and process design， modeling and decorative design， and try to explain the design idea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Heaven and Man Are United as One， Yin-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and Confucianism，in order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bronze round dings.

Key words： bronze dings; design idea; the tomb of the Marquis of Haihun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8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海昏侯墓青铜饮食器具设计研究”（项目编号：YS18214）阶段性研究成果。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器，代表着西汉时期较为成熟的青铜铸造技艺。笔者认为，牵涉到器物与人的关系，器物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关系等内容时，如果能从设计学的角度对上述青铜器进行研究，或许会有新的收获。就青铜圆鼎而言，其中蕴含的设计思想是较有研究价值的，它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西汉的青铜器设计。

一、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列鼎的概况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器当中，青铜鼎是较有代表性的。根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撰写的报告中指出，“本次共出土了 24 件青铜鼎，大多为圆鼎，有些有盖，有些没有盖”[1]。在这批青铜鼎当中，七件一套的圓鼎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为了便于全面研究分析，笔者在本文中暂且将七件一套的圆鼎统称为“列鼎”。

在这 7 件青铜圆鼎中，3 件无盖，4 件有盖。器身形制基本一致，腹部为鼓形，上部的双耳对称分布，略微向外扩，下部有 3 个兽形腿，呈均匀分布，器身的上部约1/3处有一圈凸纹作为装饰。这些圆鼎大小不等，但又以一定的规律依次变化。器物的表面在当时应该是有鎏金的，只是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只留下了一些痕迹。其中 1 件无盖的圆鼎，体型最大，其耳部为圆形，不同于其他圆鼎的长条形耳。4 件有盖圆鼎的形制基本一致，体量依次减小，顶盖为穹形，表面有 3 个均匀分布的动物造型，既便于开合，又是一种装饰。

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列鼎的设计分析

（一）功能设计

鼎是十分重要的青铜器，自古以来都是作为礼器和食器使用。商代时期，鼎的祭祀功能十分明显，常是天子或诸侯在重要的祭祀场合中不可或缺的礼器。到了周代，鼎的祭祀功能有所降低，但仍用于祭奠先人等重要场合。进入西汉之后，青铜鼎的祭祀功能进一步削弱，更多是作为一种生活器具而使用，但在特殊场合，青铜鼎仍兼具礼器的作用，比如贵族阶层为了纪念逝去的先人，也会专门定制青铜鼎以表孝心。另外，当家族中发生较为重要的大事件时，也会请人制作青铜鼎以告慰祖先。

需要指出的是，青铜在汉代仍然是一种贵重金属，青铜鼎一般也只供贵族使用，大多数平民是没有足够的财力置办青铜鼎的，海昏侯墓的主人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身份特殊，几件青铜鼎对于他来说再正常不过。日常生活中，青铜鼎也有它的实际用途，比如在高等级贵族之间的宴会或者重要节日的家宴等宴会中，鼎一般是不上席的，而是列于庭中，由家奴将其中盛放的食物分送给宾客们。汉代实行分餐制，每个宾客的面前都会有一个体量不大的食案，如果将大体量的鼎陈列于案上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宴会时将青铜鼎列于庭中，除了礼制的要求之外，也有现实的原因。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列鼎，从其体量上来看，并不算太大，宴饮时陈列于案上也是可以的。此外，青铜列鼎中有的有盖，有的无盖，也是一种实用性的设计，有些食材需要保温以保持最佳的口感，因此需要顶盖;有些食材则对保温的要求并不高，因此无需顶盖。顶盖的造型呈穹窿状，既是为了提供必要的流通空间以增强保温效果，也是对“天”的表征，因为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天空是呈穹窿状的。

（二）材料与工艺设计

西汉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已经颇为成熟，较西周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比如制范技术，西汉的标准化程度更高，青铜器的产量也更高。范的精细化程度决定了器物的精准程度，还可以减少残次品的比率，对于产品的稳定性也是很有帮助的。再比如焊接工艺，也较此前进步了许多，这从青铜列鼎的接缝处可见一斑。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列鼎，从材料上看，当然是青铜无疑，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青铜鼎仍光亮如鲜，一方面说明当时的铸铜工艺是较成熟的，青铜的金属性能较好;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表面的鎏金工艺，鎏金发展到汉代已经较为成熟，其不仅能提升器物的品质，也能对其表面进行保护，使其表面的抗氧化、抗腐蚀性能得到增强。青铜长时间暴露于空气中，容易发生氧化形成铜绿，不仅会影响器物的品质，还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青铜列鼎表面的鎏金，不仅仅是出于美观的考虑，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工艺设计。

但是材料、工艺的进步，并没有在西汉青铜器的造型、装饰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主要源于西汉时期青铜器地位的降低，它不再作为重要的礼器频繁使用了。对于生活器具来说，西汉是崇尚漆器的，王公贵族常常以精美的漆器来彰显其尊贵的身份和高品质的生活，这从全国各地汉墓出土的大量漆器也可以得到验证。此外，西汉的冶铁技术也有了质的提升，至西汉中期铁器已基本普及，铁器被广泛使用于兵器、生产工具等制造中，这也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资源相对集中在发展前景更好的铁器。上述原因使得青铜器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人们不再将主要的精力、财力用于青铜器的制造。

（三）造型与装饰设计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列鼎造型较为简单，除了器物表面的鎏金工艺、顶盖的动物装饰之外，再无其他特殊之处。青铜列鼎的鎏金工艺，一方面可以对略显单调的鼎表面加以装饰，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它的抗氧化、抗腐蚀性能。顶盖的动物装饰一方面使得顶盖的造型更加丰富，视觉效果更好;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功能性的提纽，方便开合。青铜列鼎的这种装饰风格，较西周和商代来说，的确简朴许多。西汉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平民阶层穷困潦倒，苦不堪言，面对这一情况，统治者制定了与民生相关的政策，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复苏。特别是文帝与景帝励精图治、克勤克俭，创造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盛世。在西汉初期节俭之风的影响下，青铜器开始向生活器具转变，讲究实用，不再追求繁复而无用的装饰。需要注意的是，西汉青铜器的这种质朴仍是相对的，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列鼎表面是有鎏金装饰的，这一成本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仍不算低廉。

三、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列鼎的设计思想

（一）天人合一

西汉时期，对天人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吕氏春秋》和《春秋繁露》两部书。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人是由天所生的，即“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2]105。这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并认为通过养生可以感通天地。这种出于人主观上的努力以达到与天地感通的方式是一种自觉的天人感通，这种思想发展到战国时期，转变为以类相感，并被《吕氏春秋》演绎，对西汉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董仲舒将天与人的关系上升一层，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写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3]37在董仲舒之前，不管是人格化的天，还是道德法则的天，与人总是有一定距离。而董仲舒从形体和生理等方面，指出人与天是完全一致的，这便消解了人与天之间的距离感。这一观点，对西汉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思想的诞生，客观上影响了青铜器的设计，这也是西汉青铜鼎生活化的重要原因。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之后，人的地位上升了，青铜鼎的祭天功能弱化了，所以才有朝着生活器具发展的可能。

（二）阴阳五行

阴阳的说法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它的起源与先民们观察天时、制定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等活动相关。上古时代的第一要务是农业生产，因此，观察天象自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天象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日月。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白天的光明源于太陽的直射，而月亮则在夜晚反射太阳的光辉。在中国古人看来，日为阳，月为阴，阴阳的观念最初有可能源于此。

《易经》的卦辞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阴阳二字，但却用“阴阳二爻”说明了这一问题。阴阳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并不局限于某种具体的事物，却又包罗万象。比如以日月而言，日为阳，月为阴;男女而言，男为阳，女为阴;对事物的发展而言，有利的一面为阳，不利的一面则为阴。阴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不断变化且相互转换的，即《易经》所说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4]246“一阴一阳谓之道”[4}249，重视联系与变化，是阴阳学说的特质[5]。《易经》的主旨在于用一个极其简化的符号系统，来阐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是由于阴阳的相互作用而处在普遍联系和不断变化之中。

五行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6]但《尚书·甘誓》的记载仅止于此，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五行的具体内容。春秋时期，人们将五行解释为五种具体的材料，即金、木、水、火、土，进而人们认为，整个自然界都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随后，五行的概念进一步抽象化，它被视为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它们之间相生相克，周而复始。如金，凡是坚固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金;木，凡是曲直、有生命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木;水，凡是流动的都可以称之为水;火，凡具备向上升腾的热能都可以称之为火;土，则代表了地球本身[7]。五行互相影响，相生相克。五行相生，表现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五行相克，表现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又与方位相匹配，东方木，西方金，北方水，南方火，中央土。至此，“五行说”已初步形成一个贯通天、地、人的解释体系。

至于阴阳五行说，则要归功于邹衍及其后学，他们认为阴阳二气运行于四时之中，而五行又与四时相配合。五行与四时的关系表现为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土则对应长夏之末。《春秋繁露·五行对》载：“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3]77进一步说明了土与四时的关系。此后，人们将许多事务都融入进去，比如以青、赤、黄、白、黑分别对应木、火、土、金、水五行的颜色。如此，最终构成一个包罗万千的世界，并被阴阳五行所支配，这种思想成为西汉时期人们普遍的世界观。阴阳五行的世界观，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对饮食器具的设计也产生了影响，如《吕氏春秋》所说“孟春之月……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2}91即孟春之季的食物宜选择麦子与羊肉，其盛器则以疏达为主。由此可知，海昏侯刘贺置办的青铜列鼎，它的设计风格是受阴阳五行所支配的，并与四时相对应，不同的节气，使用的饮食器具是有所区别的，青铜列鼎的使用也有可能随时节而变。此外，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观点，青铜器与漆器、陶器等盛放的食材并不相同，青铜列鼎也有可能只用于盛放某一类或者某几类食材。至于具体的使用习惯，因缺少相关文献，目前尚无法确定。从这种角度去理解青铜列鼎的设计，可以更深层次地触及其核心，即阴阳五行的世界观，这也是西汉设计思想在青铜器铸造中的体现。

（三）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对西汉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刘安的《淮南子》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都有体现。编撰《淮南子》的儒生们对于法并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认为法必礼而后行，而且对于礼也有了新的认识。“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自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8]112《淮南子》对于西周社会的礼作了一些引申，不再一味地将迎合封建统治者的规范视为礼的全部。书中认为，礼不仅要一如既往地维护封建社会的森严等级，还应消解因等级差异而造成的距离感。这一点是较为人性化的，封建统治者制定礼的初衷是为了强调最高统治者、贵族、士大夫及平民之间的等差关系，并在礼的施行过程中让人们各居其位。但是在贯彻“礼”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协调之处，《淮南子》又提出，应当把孔子的“仁”融进去，并把“仁”作为判断“礼”是否合适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封建社会的“礼”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融入了“仁”之后的“礼”在某种程度上又消解了这一距离，使得整个社会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董仲舒所作的《天人三策》对于儒家思想在西汉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武帝登基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迫切需要一套维护专政的指导思想。董仲舒适时地献上《天人三策》，其中写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168。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制定了“独尊儒术”的国策，至此儒家思想成为西汉时期的正统，影响着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青铜器的铸造。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列鼎，其实也是为了彰显海昏侯的身份，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墓主人去世前“侯”的身份而言，他是可以享用七鼎的，但九鼎是只有天子才得以享用，在封建社会，这一礼制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僭越的，否則将招来杀身之祸。在青铜列鼎当中，各个鼎的大小并不相同，相应地，盛放食材的品质也不相同，从而更进一步诠释了这种森严的等级之分。至于礼制中的“仁”则是通过宴饮的和合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森严的等级划分进行消解，从而在主人与宾客之间形成亲和力。等级差别与人性的觉醒，事实上是矛盾的，这两者之间需要调和，宴饮就是其中重要的途径之一。青铜列鼎的陈列过程中既贯彻了“礼”，又通过“仁”的宴饮调和了其中的矛盾。

（四）人性的觉醒

《淮南子》写道：“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8]112礼是因人之性，也就是“礼”的制定应当尊重人的本性，这体现了西汉时期人性的觉醒。西周统治阶级制定“礼”的初衷是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相处关系，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是在贯彻“礼”的过程中，如何照顾不同群体的内心感受，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方法。《淮南子》书中创造性地把孔子的“仁”融入进去，并把“仁”作为判断“礼”是否合适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融入了“仁”之后的“礼”更加人性化，人的地位提高了，使得整个社会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从设计学的角度来看，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列鼎的设计可谓颇费心思。青铜列鼎中的每个鼎大小并不相同，相应地盛放品质不同的食材，在统一的前提下又实现了对比，丰富了这一设计细节。列鼎的陈列过程中既贯彻了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又体现了人性的觉醒，可见其设计的高明之处。

（五）守约以治广

汉高祖时期，陆贾的《新语》总结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其主张与民休养，朝廷应当减少干预，提倡无为而治。文帝和景帝继续奉行节俭，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致用为本的思想得以滋生，并逐渐影响了当时的造物活动。《淮南子·要略》记载：“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福，动静之利害。”[8]1007此处的“守约以治广”原指写文章的技巧，主张简洁，以少胜多，这一思想反映到西汉的器具设计中即为简朴。青铜列鼎的设计与商代、周代的青铜器相比，无论是在制作工艺，还是在造型、装饰等方面都相对简朴了许多。当然这种革新并不是一味地简化了事，而是表现出一种大简，与现代设计的简洁之风有相通之处。

但守约以治广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如青铜鼎的工艺、造型及装饰等都有所限制，缺少创新，这一点从海昏侯墓出土的其他青铜鼎中也可以感受到，其设计风格较为保守。或许也是因为上述因素的影响，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鼎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创新之处。

四、结语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列鼎，既是一种礼器，也是一种实用器皿。它除了具备祭祀功能之外，还能够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在材料与工艺设计方面，相对于当时的漆器，由于其制作成本低，所以更符合生活器具的特质。在造型与装饰设计方面，较商代和西周的青铜器而言，要简朴许多，但它仍然是为高等级贵族量身定做的，平民无法享用的奢侈品。总体而言，青铜列鼎的设计思想表现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独尊儒术、人性的觉醒、守约以治广这五方面，这对于当下饮食器具的设计来说，或许是一种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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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仲舒.春秋繁露[M]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4]李申.周易经传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5] 徐克谦.阴阳五行学说：中国古代的宇宙解释系统[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2.

[6]顾迁.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87.

[7]南怀瑾.易经杂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4-68.

[8]刘安.淮南子[M].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郭林森

南昌航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