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蓓蓓

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适宜生产生活，周人的活动迁徙，一直紧紧围绕着黄河展开。渭河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鸟鼠山，经甘肃天水流入陕西，流经宝鸡、咸阳、西安、渭南，在潼关汇入黄河，横贯关中平原。周人沿黄河多次迁徙，在渭河沿岸的周原上正式建国，以渭河平原为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又沿黄河逐步东迁，入主中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重视天人关系、以农为本的农耕文明，塑造了安定务实、勤恳内敛的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之上诞生了国家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由此产生了以“德”“礼”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规范，影响广泛而深远，可以说，周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华夏文明的根源。

沿“河”迁徙：周人的兴起

周人的始祖名弃，与尧、舜同时。弃在幼年时期即表现出在农业种植方面的巨大天赋，成年之后，弃为农师，教民众如何播种百谷，懂得如何依据土壤种植相对应的农作物，为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当时的农作物以黍稷为主，掌管农业的官称为“后稷”，“后”是“王”的意思。帝舜将“后稷”这一称号和邰地都赐予弃。邰地位于渭河沿岸今陕西武功一带，非常适于农业发展，从此周人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姬为姓氏，重视农业发展，开始走上发展壮大之路。

夏后氏政治衰微，首领不窋辞去了农官之职，带领族人出奔于西北戎狄之间，迁徙至今甘肃庆阳一带。到了公刘的时候，为寻求发展，周人多次迁徙，最后定居于豳地，继承周人传统，重新复归农耕生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史记·周本纪》）为周的崛起打下基础。

至古公亶父之时，因为不断受到戎狄侵扰，周人被迫南迁，越过梁山，沿着渭河支流漆水、沮水迁徙至周原。周原北临岐山，南临渭河，水源充足，气候温润，《诗经·大雅·绵》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在土地肥沃的周原，即使苦菜也长得像糖一樣甜，非常适合农业发展，周人在这里定居，开荒辟土，分配田地，建造房屋宫室，设立官职，正式建立起国家，从此有了稳定的发展。文王时，为了进一步发展，迁都至渭河下游的丰镐一带（今西安西北一带），这里地势十分开阔，交通更为便利，城市规模得以扩大，为东迁做好了准备。依靠日渐强盛的国力，周开始四处征伐，疆土得以扩张，形成对殷都包围之势。经过多年的积累，牧野一战，武王终于伐商成功，周代商立，成为天下共主。周移居中原洛阳，建立东都成周，开启了以“德”治国的新时代。

综观周人的兴起，以农耕为本，在政治上，确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分封制，开启了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制礼作乐，将各部族纳入同一文化体系之下，正如侯外庐所说：“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一切典章文明与思想意识都从这里出发。”（《中国思想通史》）

周一路沿着黄河，从上游至中游，从偏居西北到入主中原，走出了一条同黄河一般迤逦东行的文明之路。

天命靡常：周人天命观的转变

周本不过是偏居西北，附属于殷商的“小邦国”，何以能翦商成功，取而代之？不可否认的决定性因素是周人经过几代经营，实力逐渐强盛，可与殷商相抗衡，但政权更迭的背后，正如白川静先生所言，是“作为帝之直系后裔的殷的王权观念，与依据对天之信仰而来的君权神授的周族的观念之间的古代宗教战争”（《西周史略》）。

殷商时期崇尚鬼神，上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无所不包，下到普通民众生活中大小事件，都离不开求神问卜，所谓商人“重淫祀”是也。殷人所祈求的对象为“上帝”，“帝”主宰着世间万物，掌管自然风雨，人事吉凶祸福。殷商卜辞：“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雨水是否充沛，谷物是否丰收，都是由帝决定的，这种信仰仍属原始的自然崇拜。殷人所祭祀的对象中没有“帝”，正是因为帝处于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不受任何影响，只能祈求庇佑，小心翼翼地畏服。与“帝”的沟通渠道只有“宾于帝”的先祖，由此对帝的信仰与对祖先的崇敬合一，形成“帝祖一元神”的信仰。以农耕为本的周人亦是信奉天、信奉天命的。《尚书·大诰》中说：“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但是与商人不同的是，周人的信仰之中，将“帝”与“先祖”明确划分开来，将“帝”的权威转移至自然的“天”，“天”不单是某一部族的保护神，《诗经·大雅·皇矣》中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天观天下四方，寻找能关心民生疾苦的贤能君主，“天”成为各部族共同敬信的至上神。周王的权力获得亦来自天命，何尊是武王克商之后向上天祭告而铸造的青铜器，其上刻有铭文：“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指出周王受命于天。可见，在周人的观念里，天命的获得是建立政权的要素，只有如此，才是合理合法的政权。

那么周何以得到天命呢？克商之后，周人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提出了“天命靡常”的观念，“天”仍然是具有权威性、无可撼动的天，但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尚书·多士》记载：“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周王受命是上天之意。《尚书·牧誓》中记载了武王伐纣的讨伐词，其中列举了商纣王的诸多罪状，如听信妲己之言，荒废祭祀之礼，不重用亲族兄弟，听信罪恶多端的奸佞小人，以致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周之所以伐商是替天行道，所谓“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

“天命靡常”的观念为周建立新的政权给予了合法性的解释。

敬德保民：周人政治观的确立

在周人的天命观中，天命是可以转移的，但是转移的依据是什么呢？周人从夏、殷灭亡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夏、殷受天命是因其先祖的德行功绩，但是夏、殷的后代荒淫无道、暴虐百姓，不修德行，因而不能长久的保有天命。从而总结出天命的获得依据是“德”，天命转移的依据也是“德”。周能获得天命，正是因为周文王有“德”，《尚书·康诰》中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在文王“明德慎罚”的治理下，弱小的百姓得到爱护，贤能的人得到重用，犯错的人也受到了惩治，社会安定，民众安乐，上天感应到了文王的“德”，于是周获得天命，成功伐商，建立起新的政权。周人的天命观里，天被赋予了理性的色彩。原本至高无上、冷漠无情的“天”被进一步人格化，成为可以接受感应的“天”，“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念得以正式确立。

另一方面，可以转移的天命也使得周的统治者产生了忧患，有了对如何长久保有天命的思考，商之代夏，周之代商，都可以看出“天命靡常”。天命可以改授，那么要想获得上天长久的眷顾，使政权稳定的保有下去，则必须另寻出路，这个法子就是“敬德”。“敬德”为抽象的治国理念，落实到具体的举措即“保民”。“保民”要怎样做呢？如《尚书·康诰》中说：“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统治者应当像医生治病一样耐心纠正民众的过错；像保护小孩子一样，用心爱护民众，让他们能安定生活。“保民”反映统治者的“明德”，从而能够从“天”那里获得神秘力量的支持，使政权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周人依然相信上天具有神力，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人事的重要，看到了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到上天，天不再是决定性主宰，人的行为具有干预效果，由此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政治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本，制礼作乐，构建了以“德”为核心的新的制度体系。

制礼作乐：从宗教走向伦理

周公制礼作乐“天下大服”（《礼记·明堂位》），烦琐而完备的礼仪制度自然不可能是周公一人一时定制，而是继承夏商的已有的礼仪，有所损益，进一步整理和确立，使其更加完善。虽然一系列典章严明的制度是为政治服务而创立出来的，但不仅维护了周王朝建立之初的政权稳定，更是使周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加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形成了新的礼乐文化传统，成为中国礼乐文明的开端。

礼本用于祭祀，而后转为仪式制度，以血缘为秩序依据，对不同宗法等级可以使用的礼仪规格做了规定，明确划分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宗法等级制度。礼包含宗教、政治、社会各方面，从天子到士人，都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和伦理观念。代表着人与天、人与祖先、人与人，以及个体本身的基本规则。以国家为主体，周礼规定了嘉、凶、吉、宾、军五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围绕民众日常生活，规定了土地制度、关税制度、学校制度等；围绕人的生命过程，规定了六礼，分别是：冠（成年）、昏（结婚）、丧（丧葬）、祭（祭祀）、乡（宴饮）、相见时具体的礼仪章程。礼具有规范与引导作用，被民众广泛接纳和认可，演变成稳定的风俗习惯，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乐是礼的辅助，《礼记·乐记》载：“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可以别异，是秩序的代表；乐则和同，是和谐的代表。乐不仅是外在感官的审美享受，更重要的是兼具教化的功用，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乐记》）。民众欣赏同一乐舞，借由外在感官通达到内在的精神世界，由此获得共鸣，提高文化认同，在道德观念上进一步趋同。礼乐脱胎于宗教祭祀而走向世俗化、仪式化，注入“德”的核心，伦理色彩加强，使中国文化从原始宗教中摆脱出来，走向人文主义，礼乐文明下产生的道德伦理规范，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范式，開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

结语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提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又提到，“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诚哉斯言！要言之，可以总结为从重天到重人的思想变革以及相对应的“制礼作乐”的制度变革。由此，我们可以解释周是如何以一个蕞尔小邦的身份，在人力物力财力皆远逊于商的境况下，最终能克商成功而一跃成为“中国”的主人。这个中缘由，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周人长期在农耕传统下形成的坚韧、勤劳、善谋的民族品格，由此一步步由西向东，经营数代，最终完成了对殷商的大包围并一举灭之，这是历史的趋势与必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此过程中，周人在己之“天命观”基础上结合故殷文化中的先进理念，认识到“天命靡常”的天命观并由此而生发出“敬德保民”的治国理念，以民为本。礼乐文明使周人思想由神秘主义的宗教走向伦理化的道德观念，其不仅是周代文明的象征，从地域上来讲，更是早期黄河文明的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拓展开来，肇启华夏文明，使华夏文明在文明进程上跨了一大步，更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辉。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周人的礼乐文化“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也为此后的中国政治制度设立了纲领性的民意人心的规制，极大影响了华夏文明的进程，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与象征。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