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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金刚经》俗文学作品的入世倾向

2022-04-17张开媛

邯郸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灵验金刚经佛学

张开媛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唐代文化包容万象,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高度融汇,儒释道三教合流。佛教在唐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唐武宗灭佛前,佛教宗派林立,民众崇信佛教蔚然成风。唐人热衷的众多佛经中,《金刚经》倍受推崇。唐人对此经的崇信因其经文而起,“信受奉持、为人所说”,将《金刚经》视为求取灵验护佑的佛教偶像,加以供奉。在此基础上,唐代社会出现了《金刚经》信仰,演为风尚。

一、背景:有宗化佛学解义趋向

隋代佛教始现宗派,盛行空宗,隋人解读《金刚经》融合了“法有我空”的视角,为之增加了“法有”内涵。至唐,佛教宗派增多,宣讲的佛学教义各具特色,以“法有”观念后来居上。故唐人对《金刚经》的佛法解读出现由“空”到“有”的趋势,渐向有宗思想靠拢,出现有宗化倾向。唐代高僧玄奘,自天竺学成归国,与徒弟窥基创立唯识宗(别名法相宗),此宗派之佛学思想以“有”为本,将信众按照根性加以划分,为不同根性的信众开辟成佛之道。玄奘此举,深化了大乘有宗思想的在唐影响,进一步影响了唐代知识层注解《金刚经》,表现为对《金刚经》解义的有宗化转旋。唐人义解《金刚经》,共有注疏十五部,来自五位佚名作者和九位僧人,另有一疏为唐玄宗御作。此十五部经疏均从大乘有宗角度对《金刚经》作出解义。

有宗化思潮下的唐人社会,对《金刚经》的理解已偏离空宗思想,这既体现在唐人对《金刚经》的注疏释义中,又反映在唐代社会的崇经心态上。唐人对《金刚经》的接受,更多从入世的视角出发,促生了《金刚经》信仰。受知识层对《金刚经》的有宗化解义影响,唐代俗世社会对《金刚经》的阐释从自身需求出发,出现《金刚经》的俗文学作品——追求即时灵验护佑的《金刚经》灵验记和便于民众理解的《金刚经讲经文》。

二、《金刚经》灵验记下的唐人入世心态

(一)生命关怀

唐代巅峰时期,国力昌盛,文化包容性强,造就了唐人积极自信、兼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佛教在唐代进入全盛期,随儒道融合,受入世观念的影响颇深,使唐人的《金刚经》信仰呈现积极入世的趋势,表达出对生命的关怀,促发了《金刚经》灵验故事。

《金刚经》灵验故事中,有关生命关怀主题的灵验故事占绝大多数,故事的主题以还阳、往生、保命、延寿、脱难、愈疾居多。所记载的还阳故事中,主人公多为男性平民。此类故事多描述因奉持、读诵《金刚经》,主人公得以重生的情节,体现出唐人积极入世的生命观。此外,非僧侣身份者持诵《金刚经》,得到即时灵验护佑、体现珍爱生命意识的故事也占据了一定篇幅。

《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遂州人魏旻”一条,“一僧共旻同死,引过见王,为诵大乘金刚般若经典,得生天上。”[1]449“天水郡陇城县袁志通”一条,袁志通被俘,因其读诵《金刚经》,有僧人送饭使其保命的记载。还记有袁志通死后,因持诵《金刚经》的功德复生,延命六年。[1]450“杜思讷”一条,此人本病入膏肓,因受读诵《金刚经》的福祐,得以病愈。[1]450《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中,“亳州谯县令王令望”一条,因王令望幼时即诵读《金刚经》,故乘船遇险时得以顺利保命。[2]156“虢州朱阳县尉向仁悊”一条,因诵《金刚经》,使乘船全员平安保命。[2]156“滑州别驾睦彦通”因受持《金刚经》,不受贼人所伤。[2]158

此类故事在唐人所记的《金刚经》灵验故事中不乏其数,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对生命的重视和爱惜,通过即时求告,获得《金刚经》的灵验福祐。

(二)因果报应

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深植于国人思想。唐代的《金刚经》灵验故事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其中的因果观念助推了佛教的报应观。唐人记载的灵验故事中,持诵《金刚经》所体现的生命关怀主题故事的数量占据报应类故事的大多数。

据《法苑珠林》记载,扬州司马乔卿因持诵《金刚经》获神力护佑。[3]692《报应记》中,唐兵部尚书李冈因受持《金刚经》,所获福德使其死而复生。[3]696《广异记》中,滑州卢氏因念诵《金刚经》,死后得以超度,重返阳间。[3]520《冥报记》中,侍女伍五娘因持诵《金刚经》,死后得以超度。[4]788

这类报应故事的主题,仍属生命关怀范畴,只是主题添加了佛教报应观念,向信众传达善果观,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信众的施善行为,体现了唐人对佛教因果善恶的接受心态。其中附著了儒家的积极入世观,推动了唐人对《金刚经》阐释的世俗化。

三、世俗视角:唐人利身心态对《金刚经》信仰的推动

如前所述,唐人将《金刚经》视为偶像化的佛教工具,通过护持、读诵、为人所说的具体行为,以期得到护佑。基于口口相传积聚的口碑,信仰《金刚经》灵验功能的人群从僧侣扩大到世俗社会的各阶层,既有普通民众、又有官员和军士等。正是利身心态的促动,唐代《金刚经》信仰愈发兴盛。

民众信仰《金刚经》的原因较为简单。这类人群普遍文化程度较低,行为受社会舆论导向度高,希翼于受到具有灵验功能的《金刚经》的庇护。因此,他们关怀生命的诉求极高。

信仰《金刚经》的官员,以中下层官员居多,这类官员信仰《金刚经》的心态,与民众求取福德庇护的心态较相似。但官员对《金刚经》的护持和信奉,也同样出于自身政绩的考虑。据载,唐人写《金刚经》灵验记,要求所记为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以显真实。中下层官员对《金刚经》的信奉和灵验体验,极易得到其辖内管理的民众的共鸣,从而获得支持和拥护。但这类故事多存于唐初的《金刚经》灵验故事集中,主题为基层官员为公共事务求告《金刚经》的灵异护佑。

现存《金刚经》灵验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讲述的是唐代军士对这部佛经的信仰。这类故事的主题多为保命、脱难,体现出军士群体特有的生命观念。佛教教导信众不杀生、吃素、斋戒,军士群体因职业性质,不得不面对杀戮,但他们害怕报应,只好向《金刚经》寻求护佑,以解脱内心对报应的恐怖。此外,征战沙场的军士,本身也有护身保命的现实诉求,故他们将《金刚经》作为满足自身诉求的归宿。

因此,唐人对《金刚经》灵验功能的使用,出于自利、利身的世俗心态。世俗社会民众信奉《金刚经》多源于自利心态,以求取即时福德和庇护。中下层官员同样为了自利,但也为了管理好辖内民众,服务于自身的政绩。他们把自身所经历的《金刚经》灵验护佑为人所说,作为获得民众心理共鸣、使其服从自己管理的手段。军士人群信奉《金刚经》,因其职业的特殊,他们承担保家卫国的职责,故杀戮在所难免。而《金刚经》可助他们摆脱因杀戮带来的负罪感和害怕被报复的恐惧感,故军士对《金刚经》的使用,也具有利身的功利目的。

四、唐人心理与《金刚经》灵验记的入世化

佛教经典《金刚经》受唐人有宗化义学阐释的影响,出现世俗化趋势。《金刚经》灵验故事本质的是俗文学的产物。故严格来讲,《金刚经》灵验记并非佛教领域的作品,而是世俗文学作品。

唐代《金刚经》的俗文学发展,从佛教义学角度已经脱离了《金刚经》最初的“毕竟空”思想,这与有宗化的佛学转向有关,也与唐人的接受心理相关。唐人在自利化和世俗化的心态下,逐渐将《金刚经》视作佛教偶像加以尊崇,扭转了这部佛经在唐代的接受趋向,使之兼具精英化和平民化的流传特点。

基于此,《金刚经》是佛教中国化的缩影。唐人的世俗化接受心理,是《金刚经》的有宗化义学转向的必然结果,出现了诸如灵验记、讲经文之类的俗文学表达。

五、《金刚经讲经文》的入世化阐释

唐代世俗社会的《金刚经》信仰以文学为载体,即《金刚经》的俗文学作品。除了前文所述之《金刚经》灵验故事集,还包括《金刚经讲经文》。它们均从世俗观点出发,以文字为输出,对《金刚经》义理做了符合信众利身心态的入世化阐释。因此,以《金刚经》灵验故事为开端,渗透到《金刚经》解义的《金刚经讲经文》并非经院化解义的经疏。它虽是对《金刚经》经义的阐释,但阐释已脱离了经疏对佛学思想的严肃讲义。

《金刚经讲经文》是对三十二分罗什本《金刚经》的解义,始于第二十分。残卷不在《大正藏》等佛藏的收录之列,仅敦煌写经留有一号写本,为P.2133。

从残存的讲经文内容来看,知其是世俗社会对《金刚经》的俗讲稿,解义较佛藏所收录的《金刚经》注疏更浅显,对《金刚经》经文的解读基于自身利益,表达较为片面,未严格从某一种或几种佛教宗派思想作出阐释,而是选取较易为民众所理解且利身的方面,做出具入世化的浅显解义。

《金刚经讲经文》对《金刚经》义理的表述属断章取义式的阐释,使《金刚经》所承载之“空”的佛学原义并无所剩,这已脱离最初罗什本《金刚经》的“毕竟空”之佛学义理。所存残本开头,以“若干种心”表达佛光护佑下的民众可脱离执迷,进入解脱圣境。讲经文中,杂糅了“有漏”“无漏”的唯识义学表达。因此,讲经人当具有一定的佛学修养,其佛学知识来自不同佛教宗派思想。从讲经文看,讲经人的佛学功底并不深厚,讲经内容多从福德角度展开,对听众的思想导向趋于自利、利身、求告即时灵验的世俗化目的。

由讲经文的内容,可知唐代世俗社会对《金刚经》的俗讲场景。如,由“经中便清唱”,知唐代世俗社会的讲经人以“唱讲”形式讲经。其原因或为唐代俗世民众文化水平低于知识层,故俗讲中附加唱讲,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强调所讲佛经的内容要点,帮助听众理解佛经的佛学义理。另外,“崇圣寺僧入”一句,表明讲经的场所较为开放,听讲人可以自由进出讲经地。讲经内容的此类记录,暗示了唐代俗讲《金刚经》的环境。即,讲经人、记录人、听众在一个较大的室内场地,进行《金刚经》的俗讲活动。由此可知,唐代俗世社会讲唱佛经的活动较为普遍。结合唐代开放的文化风尚,可知《金刚经》在世俗社会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

六、小结

唐代社会对《金刚经》的接受,呈现普世化和世俗化倾向。唐人的《金刚经》信仰,体现在唐《金刚经》俗文学作品中。这类俗文学作品,包含《金刚经》灵验故事集和《金刚经讲经文》。

《金刚经》灵验故事集体现出唐人的生命关怀观,由此发展成注重因果的报应观。这些主题的灵验故事是唐人积极入世的心态及《金刚经》信仰的体现。众所周知,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本,在佛教传入后,儒释道三教碰撞、融合,唐代是三教融通的重要时期,唐人的《金刚经》信仰具有自利属性,在《金刚经》灵验记中直观表现为生命关怀意识和报应观念,体现出唐人对《金刚经》接受心态的入世化,也反映了唐文化的格局和包容。

《金刚经》俗文学作品的另一种形式——《金刚经讲经文》,虽是对《金刚经》佛学义理的阐释,但属于断章取义,关注的是这部佛经的即时灵验和福祐功能。因此,讲经文是从世俗化角度注解《金刚经》的俗文学作品。内容虽记录了讲经人对《金刚经》的解读,但内容较为杂乱。关注的重点仍未离开自利利身的诉求。

综上所述,唐代《金刚经》俗文学作品是唐代俗世社会对《金刚经》接受心态的反映,俗世民众对《金刚经》的关注并不完全是其佛学思想,在接受知识层解读《金刚经》“法有”观念的同时,也吸纳了知识层为期注入的入世观念,从自利、利身的角度,认识、学习和应用《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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