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

1972年7月，正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的贾雷德·戴蒙德，偶遇当地政治领袖亚力（Yali），后者向戴蒙德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有造出这些东西？这就是对戴蒙德学术生涯产生深远影响的“亚力之问”，此后25年间，戴蒙德埋首研究人类演化、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远因。

“亚力之问”的核心关切在于，为何现代化首先出现在欧洲，而不是新几内亚等地区。事实上，关于为何历史上不同区域的族群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学界有过众多解释，其中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个别民族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处地区的繁荣与强盛，所以欧洲白人社会与非洲黑人社会的发展状况会展现出巨大差别。

贾雷德·戴蒙德教授花费20余年时间，依据考古学、生物学和语言学的证据，提出了一个简明扼要且逻辑严谨的理论，对前述观点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挑战，也对不同族群在历史上命运发展的根由提出了一种新颖解释。这些研究的成果便是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也在书中为“亚力之问”提供了解答：“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为戴蒙德代表作，以宏阔的考察视野重审人类命运和文明发展的规律，通过细密论述、丰富引证，指出某个文明的巨大成就，是由地理环境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就揭示出带有某种种族主义意味的“西方中心论”之虚妄。本书面世后引起强烈反响，20余年来依然赞誉不减。

在1988年的一篇经典文献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曾经慨叹，当前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思考这一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及其蕴含的对人类福利的巨大影响，常常令人难以自拔。

确实，无论依据客观的人均收入、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还是对于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社会面貌的主观感受，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显而易见。何以如此？

戴蒙德提出并试图解释的问题本质上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是相似的，只是他将考察焦点放在了1.3万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上，试图从历史延长线上探讨“人类社会的命运”。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具体且惊心动魄，即近代以来为何是欧洲殖民者征服了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土著，而不是相反？

直接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有战马、枪炮和利刃等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及更强大的军事组织能力。然而，区区数百名西班牙士兵能够征服美洲拥有数百万民众和数万军队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戴蒙德认为，除了军事因素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人携带各种美洲土著从未遇到过的病菌。美洲土著死于传染病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直接死于战争或者奴役的数量。在病菌和枪炮的共同作用下，短短几百年间，美洲土著的人数下降了90%以上。同样的悲惨遭遇在大洋洲和非洲一再重演，尽管非洲人减少的比例可能略小。

但技术和病菌只是欧洲人取得胜利的直接原因，并非根本原因，因为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何相对于其他大洲的土著而言，欧洲人拥有更为先进的技术，并且对多种传染病具有抗体？作者首先否定了人种的差异。欧洲人的优越性并不体现在高人一筹的智商，实际上恰恰相反，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残酷的淘汰机制，土著可能是更为聪明的一方，一些间接的证据也能佐证这一点。那么，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戴蒙德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大约1万年前，人类农耕文明最早兴起于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因为这里有最为丰富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欧亚大陆的陆轴呈东西走向并且不存在严重的生态屏障，便于驯化动植物的技术向东西两侧扩展，因为相似的纬度意味着相似的气候条件。

于是，自远古以来，欧亚大陆东西方和不同地区之间就存在广泛的作物、牲畜、生产技术以及包括文字在内的文化、思想和制度的传播和交流。技术传播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促进了技术的加速发展。因此，经过数千年的积累，与其他大洲相比，欧亚大陆形成了巨大的技术优势。人类聚居生活并且大量集中饲养牲畜，为病毒的演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不同地区之间人员和商品的流动也促进了病毒的传播。在一次又一次对抗瘟疫的斗争中，欧亚大陆的人类通过残酷的自然淘汰过程，进化出了对于这些病毒的免疫能力。

同样的机制也适用于其他大洲，但是作用的方向恰好相反。其他大洲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种类较少，因此农业文明的出现比欧亚大陆晚了将近5000年。美洲、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欧亚大陆或者隔洋相望，或者面临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不利于借用欧亚大陆已经发展出来的技术。美洲和非洲南北向的陆轴不利于已经驯化的牲畜和作物的传播，因为纬度差异较大使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有很大差别。因此，美洲、非洲和孤悬海外的大洋洲人口较少，技术进步缓慢，对于很多欧亚大陆人类所携带的病毒也缺乏免疫能力。于是，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当新旧两个世界不期而遇时，很多发展水平落后的社会难逃灭顶之灾。

通过这些论述，戴蒙德提炼出四类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环境差异：各大洲上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影响传播与迁徙速度的条件、洲际传播的条件、土地面积和人口。

具体而言，只有存在食物盈余才能养活更多人口，供养不事生产的专业人士，从而形成文化积累;如果没有促进或加速文明在特定大洲内部不同地区传播的条件，则文明交流必然受阻，整个地区的文明发展也将减速，欧亚大陆之所以能够发展迅速，就是因为那里的内部大陆轴线是东西走向，生态与地理障碍也较少;洲际传播的条件对跨洲的文化交流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欧亚大陆独具优势;而各大洲在面积和人口总数上的差异也至关重要，面积越大、人口越多，发明家和创新产生的土壤也便更肥沃。

不难发现，在戴蒙德提出的理论中，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气候条件、动植物资源、大陸轴向和地理阻碍是解释各大洲发展差异的核心原因，因此，他的理论经常被称为“地理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尽管他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戴蒙德也曾撰文指出，地理环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一定程度上疏离于环境的文化等因素也会发挥相当影响力。毫无疑问，戴蒙德的分析框架即便不能归入“地理决定论”，地理因素在他看来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力之一。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戴蒙德提出了历史研究中两种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即近因和终极因。如前所述，枪炮、病菌与钢铁有助于增进某种文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成为决定该文明繁盛强大的近因;而为何这些近因被某个族群，比如欧洲人所掌握，而不是非洲土著或美洲土著呢？其根源就是地理和生态因素，它们是造成历史差异的终极因。正是因为环境因素的区别，导致了食物生产的差异，进而导致人口数量、文明发展的缓与速等不同，最终的结果是欧洲人用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了处于落后地位的非洲大陆。

需要指出的是，从地理环境因素出发解释历史发展路向，并非戴蒙德的创见。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到当代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都曾提出过这一理论的不同版本。戴蒙德独特的贡献在于利用考古学、生物学和语言学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地理影响人类长期发展的机制。

中世纪结束以来的一些发展现象，用地理决定论似乎难以解释。面对这一难题，与主要解释各洲之间的发展差异不同，作者在本书的“收场白”中，用很大篇幅讨论了欧亚大陆内部发展的差异，这也帮助解开了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两个难解之谜。

一是所谓的“财富大逆转”。戴蒙德和兰德斯都注意到，从1万年前农业文明开始出现直至公元1500年，西北欧一直是欧亚大陆上发展最为落后的不毛之地，西亚和中东远为繁华。但是，此后数百年间形势逆转，西北欧崛起为世界霸权，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二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或“历史大分流”，这与中国直接相关。前者是由英国技术史学家李约瑟提出的，指的是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出现在技术曾经长期领先的中国，而是出现在了技术相对落后的英格兰;后者指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发展水平曾经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何在工业革命之后短短的一两百年的时间被西方全面赶超。

戴蒙德给出的解释仍然与地理因素相关。以新月沃地为核心的西亚和中东地区而言，尽管古代为森林所覆盖，并适于人类生存，但是农业的发展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导致社会发展由盛而衰。对于历史大分流，戴蒙德提出了“最佳分裂原则”，即由森林湖泊和大江大川所决定的地理便利程度，将决定一个地区统一和分裂的程度，而无论完全统一还是过于分裂，从长期来看都不利于创新与发展。

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欧洲地区既不像中国那样高度统一，也不像印度那样严重分裂，这使得欧洲国家既激励竞争又相互模仿，从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由此，戴蒙德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即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某一地区是领先还是落后，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无论环境还是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都在不断演化。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