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远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国宝级文物。建中二年（781年）立于唐长安大秦寺中。波斯传教士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并题额。碑通高280厘米。楷书32行，汉字1780个，还有数十个叙利亚文。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初春出土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金胜寺）附近。1907年入藏西安碑林。此碑记载了贞观九年（635年）到建中二年（781年）基督教在大唐传播的珍贵历史。陈垣先生曾指出：“要讲基督教入华史，还是要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起。”

丁亥（2007年）腊月，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神州大地经历了几十年未遇的持续严寒。习惯了每周六到古玩市场淘宝练眼的我，清晨醒来，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心想快过年了，天气又这么冷，古玩城恐怕也没什么人，今天就算了吧。但在床上辗转反侧，还是禁不住心猿意马，干脆起来，打车直奔古玩城。

一场小小的“艳遇”发生了。

进了古玩城，方知铁杆收藏爱好者真是不少，正应了那句老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夹在熙熙攘攘的觅宝者中间，我开始走走停停，不时地弯下腰，看看瓦当，摸摸铜镜。眼见逛了一圈儿，还未看到什么可意之物。突然，一个地摊上的两张发黄的拓片吸引了我，已经在西安碑林从事碑刻研究十余年的我一眼就看出这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左侧，而且此碑左侧早就靠着墙边无法椎拓了。醒目的“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惜故友吴子苾方伯不及同游也，为怅然久之”清人题记，使上部弯弯曲曲如同今天藏文的古叙利亚文隐而不显。

我压住砰砰乱跳的心蹲下，先漫不经心地翻翻摊主一起摆出的几本破书，又拿起几本旧字帖，自言自语地说：“喔，不全。”最后问：“这两张拓片咋卖？”摊主答曰：“1000元。”“两张一样的清朝碑子也要1000？这是个啥碑？”我面露难色。“不知道，反正是个老东西，现在老东西不好找啊！”我看砍价未果，便马上付钱成交。实际上是心中偷着乐，大有古人所谓“咏而归”的惬意。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非寻常唐碑可比，它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年），螭首龟趺，通高280厘米，宽99厘米。碑文记载了基督教在唐代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及其以后140多年流传中土的情况，是闻名海内外的世界四大名碑之一。“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景教”是基督教一支聂斯脱利教派的中文名字。

聂斯脱利（约380年-451年），叙利亚人。公元428年4月10日至431年6月22日出任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牧首，也就是大主教。其间，他主张将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但这不为时人所接受。公元431年，在以弗所（今属土耳其）全教会会议上，他的主张被认定为异端，他也被流放埃及，最后死于那里。他的信徒们也遭到迫害，纷纷逃亡波斯。在波斯，聂斯脱利的信徒得到波斯王的庇护，并在波斯成立了东方教会，以古叙利亚文为官方语言。

一百多年间，聂斯脱利教派蓬勃发展。这时，东方的大唐帝国在一代英主李世民的治理下，国力蒸蒸日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基督教的东传打开了大门。

陈垣先生曾指出：“要讲基督教入华史，还是要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由叙利亚教士阿罗本从波斯传入长安。当时心胸宽广的唐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到长安城西郊列队欢迎阿罗本。

此碑还记载了此后直到建中二年（781年）基督教在大唐传播的珍贵片段。比如：阿罗本及其随从来到长安后3年，唐太宗在长安义宁坊给他们批了一块地，让他们建立了東方第一座教堂。以后历代皇帝对基督教都非常支持。唐玄宗的时候，教堂有活动，玄宗派高力士送去丝帛，并且给教堂题了字;到了唐文宗时，在基督教节日里给教众分发点心，等等。

碑文最后记载建中二年立碑之时，“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也就是说大唐的基督教归东方教会管理，当时东方教会的主教宁恕驻扎在今天伊拉克的巴格达。特别珍贵的是此碑多处刊刻了古叙利亚文，这是东方教会的官方文字。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六十多年后，唐武宗灭佛，佛教遭遇了空前的“会昌法难”。受此连累，景教教堂也被摧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遂湮没无闻。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时间又过了近八百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初春出土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金胜寺）附近，此地即当年唐长安大秦寺旧址，故碑被就近安置在崇仁寺内。这座寺院是当时西安最大的佛寺，明成化年间曾大举修缮，把它作为秦王府的香火院。现为空军西安基地（希尔顿大酒店斜对面）所在，在西安城墙玉祥门外四五里处。

出土三百多年来，海内外学人就该碑的真伪、性质、出土的时间、地点，从语言学、神学，特别是宗教史学的角度，对该碑的内涵做了大量研究和解读。一碑之研究竟至汗牛充栋，足以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国人对该碑的研究，最早可溯至耶稣会的信徒李之藻（1565年-1630年），徐光启（1562年-1633年）亦著《景教堂碑记》和《铁十字箸》，试图从天主教的角度来解读该碑。有的学者如清代大儒钱润道，指出该碑为明时中国习利玛窦的教徒的伪撰，“以夸张其教”。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Voltaire）也持类似观点。清末洪钧（1839年-1893年）的《元史译文证补·景教考》已把景教确认为入华的聂斯脱利派并介绍了西人对“聂斯脱利”与景教碑的研究。

二十世纪前，西方的研究者以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为主。尽管景教在中世纪不过是基督教的异端，但该碑的出土对他们来说，可谓如获至宝，因为其无疑证明了基督教在华之源远流长。他们很快将碑文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并着手解读该碑的叙利亚文部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两百多年，一直在崇仁寺中。清咸丰九年（1859年），在陕西做官的杭州人韩泰华访碑至此，庆幸碑刻字画完好，更造碑亭以保护，并于碑石左侧刻题：“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惜故友吴子苾方伯不及同游也，为怅然久之。”

韩泰华，字小亭，浙江仁和（杭州）人。清道光间官兵部郎中，至陕西粮道（正四品）。富藏古籍书画，有元人集百余种，皆传钞精本。咸丰元年（1851年），刊《玉雨堂书画记》四卷，载从唐至明80余种书画。晚年客居金陵。尚有《无事为福斋随笔》行世。

“武林”乃杭州旧称。一般认为，武林山即今灵隐、天竺一带群山的总称，这很可能是杭州古称武林的由来。“武林”又称“虎林”，据传唐朝为避高祖李渊爷爷李虎之讳而改“虎林”为“武林”。

“吴子苾方伯”即曾任陕西布政使的清末大名鼎鼎的金石学家吴式芬。“方伯”乃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之称，谓一方之长。《礼记·王制》载“千里之外设方伯”，明、清时“方伯”用作对布政使（职责类似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的尊称。

吴式芬（1796年-1856年），字子苾，海丰（今山东滨州无棣）人。清道光进士，精考订，富收藏。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由贵州布政使改任陕西布政使。次年正月，抵达西安履新，八月兼署按察使。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束装北上京师，九月，补授鸿胪寺卿，十月授浙江学政。

韩泰华来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他所敬重的老上级和友人吴式芬已经离开陕西五年了，看到古碑的欣喜和友人不在的怅然反映了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令人感动。

不幸的是，韩泰华建亭才过三年（同治元年），太平军陈得才部由商洛入陕，与当地人民发生争斗，碑亭与寺院俱被烧毁，遂使此碑曝露旷野。据说后来消息传到北京，驻京的外国使节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此碑，并捐款100两银子给西安另建碑亭。但该款项到达西安时，几经克扣，只剩下5两。碑亭自然建不成了，最后只好“筑一瓦轮以覆盖之”。

1907年5月，丹麥人何乐模（Holm）抵达西安，计划出银3000两买通寺僧，将此碑运往国外，并雇石匠用相同的石料重刻一碑以代原石。9月，复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已经完成，何乐模再度来到西安，就在其秘密商议搬运之际，消息走漏，地方当局出面制止。擅长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担当折冲之任，与何乐模交涉，终解除密约，只允许他将复制碑石运走。

当年10月2日至6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身、龟趺先后移往西安碑林，陈列于《开成石经》碑廊之后《<孟子>石经》亭入口处（今碑林第二展室所在）东侧。

约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移往西安碑林之时，左侧韩泰华题记首行末字“华”下半损。此次我淘到的左侧拓本，“华”字未损，纸色黄，帘纹阔，墨色淳古，应该是清同治前后拓本。

1973年，碑林碑石陈列调整，为了突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将其从第二展室东侧移至西侧第一排第一碑位置，但因这块名碑的左侧紧靠墙壁，再也无法椎拓了。

十余年来，我朝夕盘桓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前后，每以只能隔着钢框玻璃辨读碑文为憾，今竟偶得此唐碑巨迹早年拓本，虽仅存左侧，但已感上天之厚我。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