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溪源 施 琴

[内容提要]20世纪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开创了日常生活批判研究，他毕生致力于开拓日常生活批判的问题域，尝试建立一个批判认识和变革日常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关注点和立足点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其批判研究的重心分布广泛，前后期研究重心有所变化，但具有思想上的内在一致性，主要涵盖资本主义神秘化的意识形态、二战后兴起的“消费社会”、都市社会以及空间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内容。列斐伏尔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内容，探索了新的解放路径。当代马克思主义需要积极回应日常生活领域的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

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以其毕生之精力开创了庞大而精彩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其一生之治学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等多个领域，其传奇之思想历程是整个二十世纪的重要见证。列斐伏尔因其对日常生活广泛而持久、兼具开创性和深刻性的批判研究，被西方学界公认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巨擘”。他的思想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照价值，并在与其他研究或学科领域保持对话与融合的过程中，产生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模式。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正是列斐伏尔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与思想批判中发展出来的，具有相当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研究呈现为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关注早期列斐伏尔异化批判和存在主义思想的研究，也有注重其中后期“后现代转向”或“空间转向”的研究，此外，列斐伏尔著作的翻译和对其整体思想研究的相关工作也在进行中。除此之外，在不同的学科中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设计学等等，都有关于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其为当下许多学科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新思考的方法和路径。实际上，我国对于列斐伏尔思想与著作的引入和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进行，许多较早的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也常常提及此人，但是列斐伏尔的研究热潮却是在近十几年才出现的。伴随着中国近十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尤其是“消费引导性社会”的相关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国外尤其是英美学界在近些年也更加关注对列斐伏尔著作的翻译工作和对其思想理论的研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学说的关注度。

如今，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状况，很有必要回顾并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挖掘其中深刻有力的思想资源，并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探讨目前日常生活领域变革的可能方向，为解决当前社会人们的生活难题提供借鉴，为反思当代社会主义社会提供可参考的思路和观点。

一、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列斐伏尔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开创

传统的哲学讨论往往将日常生活视为平庸、非哲学的领域，因而常常忽视或排斥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与批判。列斐伏尔等人则为日常生活辩护，尝试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解决人与自身的、人与社会的矛盾的切入点，发掘日常生活的价值。列斐伏尔强调，作为现实的个体，我们每日首先面对的是自身的日常生活；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才能现实地展开各种物质和精神活动。因此，对日常生活的反思与批判，需要我们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与陌生感，改变平日里习以为常的视角，从内部视角对日常生活进行审视。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超现实主义运动、日常语言学以及微观日常社会学理论等诸多学科与思潮综合汇流的产物，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眼中，“日常生活”并非某种至高无上的本体或者深层复杂的现象，而是现代社会问题与危机的发源地。[1]39列斐伏尔于1947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是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领域中“日常生活转向”开始的标志[1]115，之后在1961年和1981年《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三卷问世。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观念一直在发生转变，但对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贯穿了他的一生，从这三卷本的写成历经三十四年就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批判进行持续积极的探索。

“日常生活批判”是贯穿列斐伏尔毕生研究的主要线索，尽管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其思想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折，但是这些理论仍然保持一定的内在关联，而非呈现为新理论推翻旧理论的情形。前期的列斐伏尔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当时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分析批判，努力开拓对日常生活领域的现实问题研究，并将劳动异化延伸扩展为整个社会和总体的人的异化，寄希望于对异化的扬弃以解放个体性、实现“总体的人”。中后期的列斐伏尔意识到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转向，与之相伴随的，是他减少对异化理论讨论，转而注重消费社会、都市革命、现代技术等与空间理论相关的问题域，将日常生活辩证法发展为空间生产辩证法。

(二)早期列斐伏尔的异化观

异化的观点是早期列斐伏尔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的立足点和主要理论武器。由于受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列斐伏尔非常注重以异化理论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强调“异化理论和‘完整的人’理论依然是日常生活批判背后的推动力”[2]7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阐发异化劳动的观点，其本意是批判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作为既定事实而不加任何追问，并以“异化劳动”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进而提出探求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与(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人本身的复归等任务。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讨论并未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而只是提供了思考的方法或框架，但他肯定“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不仅让异化随处、无所不在的特征非常清晰……而且，马克思的这些表述更深刻地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他自身的属性的关系”[2]P59，因此他试图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从劳动生产领域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进而泛化为日常生活领域以及文化与国家层面的异化观点，异化的对象也随之从阶级性主体转向个体性主体。实际上，列斐伏尔对异化的理解已远离马克思的劳动和经济生产的语境，这是他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误解”与“创新”。

列斐伏尔基于对日常生活与人、社会的关系考察，认为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是与所有活动相关的”“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类和每一个人的关系的总和才有了整体的形态与形式。[2]90而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异化现象中，但同时也是“去异化”的前提，对此人们需要的是认知到自身的异化状态，通过整体性的经济与政治解放，变革日常生活的意识观念和生活方式，实现完全或彻底的“去异化”。

(三)中晚期列斐伏尔的理论转变

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三卷中，列斐伏尔关于传统的异化理论的讨论逐渐减少，新的异化理论更加关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列斐伏尔认识到，在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人发生异化，而且整个社会都发生异化，由此他尝试揭示社会日常生活异化背后隐藏着的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控制，从符号象征、现代技术、公共与个人生活等方面对“被消费控制的官僚社会”展开新的批判。[3]在此之后，列斐伏尔注意到二战之后世界各地的都市化进程，发现“都市社会”替代“工业社会”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新方向，注意到都市具体地体现着20世纪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总体，都市从方方面面规定和塑造人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形态。“城镇给人提供了居所，人异化了，城镇也异化了”[4]，只有研究都市的问题才能解释在现代都市中生存的人的问题，所以列斐伏尔进一步关注对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研究，将之前相对抽象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深入到现实社会具体的日常生活变迁之中。然而，列斐伏尔此时“并没有深入研究日常生活因何被操控以及如何被规划，也没能指出支撑和维持资本主义都市现实的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从而也就无法提出改变日常生活的具体战略”[5]，因此他对都市化的研究依然缺少足够的批判武器，尚无明确的斗争策略，也就使得现实的政治行动难以展开。

现实研究的困境促使列斐伏尔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中，他注意到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走向一条科学的批判之道，于是他也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批判。“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过程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眼皮底下，并在每一项社会活动中完成，其中包括那些表面上最无关紧要的活动(休闲、日常生活、居住与住宅、空间的利用)”[6]4，因此列斐伏尔开始探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揭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质。而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日常生活、都市化进程和空间的生产中显示自身[5]，作为都市社会问题的核心概念，“空间”成为理解人类生产生活的一个具体的总体性概念，因为空间的生产实际上表现着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及其社会生活。研究资产阶级对空间的征服，将日常生活批判从都市革命的研究落脚于空间革命的研究，列斐伏尔最终开创了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了他自己把握资本主义在都市化之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其全部社会生活的“钥匙”。

二、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三重论题

(一)被神秘化的意识——意识形态批判

列斐伏尔曾于1936年与古特曼合著《被神秘化的意识》一书，正是在此书中列斐伏尔首次提出“日常生活批判”这个概念，随后，他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中讨论了日常生活概念的合法性以及如何构建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对于马克思而言，异化首先是指劳动的异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对人的异己的、外在的、压迫的力量；但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异化是指让人麻木不仁、难以察觉的意识的自我欺骗或神秘化，这种被神秘化的意识其实就是在个人日常生活存在中被异化的个体意识，表现为个体的具体生存被抽象的社会关系所吞没。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异化仍然存在，随着异化内在矛盾的发展即‘去异化’的过程，甚至产生出新的形式”[2]60，意识形态的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政治迷信等就是异化的新形式，实质仍是虚假的本真性。

“列斐伏尔的‘神秘化’是对马克思‘虚假的意识’概念一次重新的富有力量的再造”[1]68，“异化”概念成为列斐伏尔对被神秘化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批判工具。列斐伏尔认为被神秘化的意识是统治阶级所创造和维护的，其倾向于脱离现实，从而形成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外观”，赋予自身一种并不反映其自身真实性的意义，因而被包裹为神秘不可思议的内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会提供多种多样的使人摆脱现实困境的手段，但事实是没人可以真正走出这些困境，这些被神秘化的意识也赋予了个人主义神秘性，而在个人内部的自我意识中是无法通过反思和批判结束个体的异化状态。“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外壳，把经济现实裹在里面，这个外壳包含和掩盖了革命的政治意识”[2]52，因此日常生活批判必须扯掉这层面纱。对此，列斐伏尔从根本上强调辩证法的作用，提出“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提出和解决异化问题”[2]185，但也指出将“生活艺术”作为一种手段和目标，即“生活艺术意味着异化的终结，生活艺术会推动异化的终结”[2]184，并强调通过当下瞬间的诗性想象和神奇的“造反”，调动日常生活中异质性的反抗基因，来瓦解日常生活的平庸和被控制的状态，消除个体的异化状态，实现“总体的人”。由此，列斐伏尔身上尼采的影子也浮现出来，这种“去异化”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与政治革命的原本语境的背离，而关于如何破除被神秘化的意识的讨论则仍将在他之后的研究中不时浮现出来。

(二)符号拜物教批判

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反思，列斐伏尔中后期日常生活批判的问题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颠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叙事逻辑，确立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性批判视野。[1]119他将二战后的西方社会界定为“消费受控制的科层社会”，在此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统治的重心已由生产转向消费，日常生活是被技术所殖民、被消费所控制的。日常生活具有持久不变的重复与停滞的特征，而发达的技术消费社会则通过技术、市场、消费等要素塑造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异化成为现代性主导特征。

在列斐伏尔看来，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技术—官僚—消费体制与日常生活现实之间的对立，大量隐性的“次体系”(sub-systems，即“不在场”的体系)对日常生活进行渗透与控制。对于个体而言，控制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古典形态的资本主义政权而是各种互相掩盖罪行而又“不在场”的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意识形态，而是流行的消费心理观念与大众传媒所编码化的符号体系。日常生活已被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循环所同化和控制，已被塑造为一个被虚假欲望符号体系所操控的世界，亦即一个被流动着的次体系所控制的世界。[1]298商品的消费与符号的消费难以区分，人们消费的关注点不再主要是商品与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在文化中的符号象征价值，列斐伏尔意识到符号以及语言正在从官僚与技术控制的手段成为主体，正在进行对人的深层精神世界的殖民化统治，因此他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置换为符号拜物教批判，要求日常生活与文化领域的变革，打破抽象的控制体系和“恐怖主义社会”。至此，列斐伏尔发现并关注到现代社会抽象的空间统治，认为抽象的空间统治导致了日常生活中沟通的消失与意义的虚无化[1]358，随后将视野转向都市与空间政治，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都市化革命。这也意味着他将逐渐开拓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全面进军都市和空间的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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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化与空间的生产

二战之后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国家的都市化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列斐伏尔的关注，“那些向都市时期转变的征兆已开始自我呈现出来”[7]45，“都市社会”将替代“工业社会”成为社会前进的新方向。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局限，未能将工业化与都市化区分开，未能将都市化独立的历史意义分辨出来；而列斐伏尔认为都市化与工业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历史过程，都市化是未来代替工业时代的历史阶段，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的实践。“城市能代表潜在的参照”，都市化的革命能重新拯救破碎的日常生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都市的权力，[1]398-401总而言之，都市革命是现代社会的动力，是改变世界、改变日常生活的现实出路，都市社会是已消除都市异化的总体，是都市实践的方向和目标。

马克思曾提出“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8]33；而对于列斐伏尔而言，资本消灭空间的限制就是创造出新的空间，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而生产、控制空间，新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都市空间的生产，“空间”就是列斐伏尔用以揭示日常生活及其都市社会现实深层结构的总体[5]。

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是一个社会性生产的概念，空间包容各种被社会生产出来的事物并包含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系列动作过程的结果而非简单的秩序。任何社会或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都是具体而真实地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之中并会产生一定的空间，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剩余价值的实现与分配，都与世界性的整个空间相关”[6]108，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并且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6]108-109。对此，列斐伏尔肯定了人们剥夺资产阶级这一统治工具——空间——的可能性，但强调首先必须制定相应的战略，即对以空间的生产为特征的世界总体的规划以及都市空间的规划，以生产出“人的类存在的空间……以作为变革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1]462，历史的解放需要在空间的解放中寻找进路，释放空间无限的潜能才有可能为人类带来福祉。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关注点和立足点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其批判研究的重心分布广泛，但前后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始终是贯穿他一生的批判工作中，“日常生活”“消费受控制的科层社会”“都市”“空间”等概念都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变化与发展，因此列斐伏尔的研究重心始终保持总体的一致，而“日常生活批判”就是串联各个方面的线索和立足点。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日常生活批判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需要回应当前日常生活领域的现实问题

处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也有其具体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就曾基于二十世纪中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现状提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涉及日常生活批判”[2]15。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只有在社会之中，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人”，但社会的整体活动都是由具体的活动来实现，归根到底乃是由具体的个人来完成，对于一般的个体而言，其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和活动，然后才可以意识到自身于社会整体的实践活动中，即如列斐伏尔所言：“正是从日常生活开始，人实现真正的创造，人的这些创造产生了人，人的这些创造是人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创造性的成果。”[9]274此外，社会制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步转变，事实往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节奏缓慢而难以直接察觉，并且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并未能完全建立起“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因此，不论是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还可能存在着相当多的现实问题以及相应的发展可能性。而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则是具体而现实的人、社会中和历史中的人，而非孤立或抽象的人，其最终指向是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因此对于个体的生活的关照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故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和创新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思想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渗透着对绝对真理的神秘化追求，并且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缺乏宏观的主体实践执行者，这也就存在着滑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论或斯大林式的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可能倾向，尽管列斐伏尔选择从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实践施行者，但是仍不足以形成完整的关于革命的思想体系，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表述不清晰或逻辑不周密，更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对自身的观点中有关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的思想成分进行明确区分和自我批判。因而，我们如何在21世纪以马克思主义开拓日常生活批判的问题域，尤其是开拓社会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领域，就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或者封闭完整的体系，而是在现实运动中变化发展的学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品质，紧跟时代变迁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必有之举。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面对日常生活的种种困境和难题时，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所回应和发展，开拓新的问题域，才可能证明并丰富自身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

现代社会正处于信息网络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生产方式已发生巨大的变革，传统日常生活的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动。意识形态本身有其对应的生活基础，从微观视角来看，“日常生活是意识形态获得滋养的重要场所，也是意识形态的根基所在”[10]，日常生活领域的变革迟早会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这也就为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难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在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个体的主要观念将同国家完全一致。由于现代民主观念的发展、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制度整体的调整和变革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冲突常常不可避免。传统封建的等级观念以及旧时代的宗教思想仍然有生存的土壤，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教条主义依然可能大行其道，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深入渗透小部分群体等等，多元的意识形态交错共存。但是“只有当人类的个体性一定包括在个体和全体(理性、社会、文化、世界)的特殊关系之中的时候，毫无疑问才会有实在的个体性存在”[2]137，片面强调所谓的个体性和多元性就不过是个人主义的抽象的、负面的形式，这样一种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意识只会使得人成为纯粹孤立的人。所以社会主义要求尽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需要努力在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构建价值共识、达成统一认知。与此相应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尝试扎根于日常生活领域，才可能足以应对当前多种意识形态的挑战。

意识形态的问题扎根于经济基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的讨论也需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对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于普通人们而言，如今市场在日常生活消费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们走出了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年代，迎来的则是消费品充盈乃至过盛的时代，与此同时，“全社会的劳动者直接用于个人维持和发展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全部由个人的货币收入来支付，包括消费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和接受的劳务服务费用”[11]，人的日常生活消费基本被商品化。消费社会的问题开始逐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浮现，个体的意识以及其日常生活节奏和方式难免受到新兴的消费市场的影响，如何应对资本和技术的扩张以及被创造的虚假消费需要等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逐渐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带来了货币的扩张，个体更加依赖“万能的”货币，货币暗中恢复着一定的神性色彩，加强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货币拜物教问题也浮现在人们面前。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经济领域寻求彻底的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难题则是必须认真思索的。

(三)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的前景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建设模式则由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别进行自我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是需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专著或全面论述，尽管在他们的某些讨论中包含着其对个体日常生活的观点，这些观点或许可以被归纳整合以作为今天对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思想，但仍需要更为细致、全面且适应时代变化的理论创新来支撑系统的研究日常生活的工作。现代西方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如列斐伏尔曾对日常生活进行细致的研究和批判，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源也可以为今日我们研究日常生活提供重要的概念和思路。但是，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研究仍要以当前的社会现实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既需要对历史以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特点进行分析总结，也需要不断讨论社会主义的特征与标志，追问日常生活的内涵、本质与定义。过去苏联的日常生活、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常生活，都应以社会学和哲学的观点方法加以梳理和研究，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微观领域变革，从而填补这个领域的相对空缺。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也需要着眼于紧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视野，只有深化对社会主义各方面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高水平的生产力并不必然产生社会主义，某一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从根本上代表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能只限于单一、僵化的答案[2]45，随着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社会的演变、文化社会的兴起，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应当体现新的时代特点。“日常生活”是一个难以完全界定、非常复杂的概念，其既包含生活的平庸之色又蕴藏着神奇和不凡，是一个为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的概念，但我们也不能囿于过去西方思想家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阐释，而“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视角、从微观领域、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角度，去研究新时代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13]。

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抽象虚假、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却不排斥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应立足于人的主体地位，体现着对社会中的人的根本人文关怀。开拓日常生活批判研究这一主题，既可以帮助我们检讨自身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丰富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助于引导我们关注当下中国民众的现实生活，深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探索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