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文化地理学及其发展在中国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弱小、边缘但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位。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对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快速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专业委员会的引领下，我们以达成学科共识、建设学术共同体、引进新知识和积极向国内外优秀学者学习为旨归，举办了7届文化地理学学术年会和8期社会文化地理学高级研修班。在这一举措下，文化地理学的学科队伍建设不断得到优化，并充满生机活力。我国文化地理学的社会和学术影响也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

现阶段，我国文化地理学在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两方面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在研究范式上，基本完成了从重在描述区域差异和静态分析的传统文化地理学向与国际接轨的新文化地理学的转型；在研究内容上，已经从传统的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扩散和文化区五大块的研究，扩充到文化的生产、文化空间、文化认同、地方认同、地方性、地方重构、地方协商、移民的身份建构、流动性、自然的社会建构、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等诸多新兴的研究方向。上述研究变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地理学自身的发展，也成功地通过知识溢出，促进了旅游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其他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

2008年，我有幸从中山大学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工作。随即，在华南师范大学逐步开始了文化地理学的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2012年，我们团队在华南师范大学积极创办了专业委员会主要系列学术活动——社会文化地理学高级研修班，并取得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为进一步促进本校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在第一期社会文化地理学高级研修班的基础上，不断吸取经验并优化发展，持续举办了8期学术活动。在扩大学术朋友圈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文化地理学的后来人。经过10余年的发展，文化地理学已成为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的特色学科方向之一。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文化地理学者已经脱颖而出，如陶伟教授、蔡晓梅教授、王敏教授、封丹副教授、陈淳副教授、林清清副教授等。她们都以各自特色鲜明的学术标志被更多的学人熟知，也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们团队在过去的10余年里深耕文化地理学研究，并将部分研究成果刊登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2010年，我和博士生刘博共同撰写的一篇综述性文章《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发表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的第1期。截止至今，这篇文章的被引频次达到627次，下载量达到17 514次，这2项数据不仅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该项指标中的第一，被引频次也是本人所有成果中最高的。2015年，我们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了《全球信息网络与乡村性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广州里仁洞“淘宝村”为例》(吴昕晖，袁振杰，朱竑)和《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进展与启示》(杨茜好，朱竑)2篇文章，也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被引频次分别排名第19、47，下载量分别排名第8、21)。

在长期的合作中，我们团队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共同成长、共同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化地理学学科发展，我很荣幸接受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的邀请，组织了这一期专题名为“地理·旅游·文化”的文化地理与旅游专题，共12篇文章。在组稿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大力支持，许多研究团队积极向该专题投稿，以展现其最新的研究成果。收到投稿后，我们进行了及时整理、两轮盲审、精心挑选，并请作者不断修改完善。该专题从不同的层面体现了研究者对文化和旅游地理的一些新思考。此外，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也能助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打造特色期刊、不断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