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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继承与创新论议*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2022-04-16刘雁翔杨耀斌

上海地方志 2022年1期
关键词:艺文体例修志

刘雁翔 杨耀斌

这五部“秦州志”,有三部志名特意标明“新”,自身就有标新立异的意味。通过梳理“秦州志”编纂源流,可以窥见其继承与创新之脉络,对了解修志传统有所裨益。

一、胡缵宗《秦州志序》谈创新

《秦州志序》是明代嘉靖《秦州志》作者胡缵宗的自序,明嘉靖《秦州志》是清代第一部州志顺治《秦州志》的底本,也是清代“秦州志”的“祖本”。

清乾隆之后,明嘉靖《秦州志》原刻散佚。而其主纂者胡缵宗的序被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相沿收录。此序全文皆是主纂者和秦州知州“质庵先生”的对话,形式独特,对了解此《秦州志》的编纂缘起及编纂思想尤其是创新意识乃至研究明代的方志学理论都很有价值。鉴于序文较长,本文节录和主题相关的段落论说之。

嘉靖戊午暮春,郡大夫质庵先生枉驾于余鸟鼠山房,因论政教、风俗孰王孰霸、孰古孰今……复再拜,质之我侯。曰:“《安庆记》,予稍变之,然未仿古也,而览者不以为枝。《巩郡记》,予又变之,然未劣今也,而览者不以为糜。兹《秦记》或以为今而非今也,或以为古而非古也。二泉公尝志许昌,浒西公尝志武功,举世称之,兹记敢比二志,犹夫二记尔,何以复我侯?是故,述,述乎古,以诏乎今也;表,表乎物以仪乎人也。曰地理,敷土也;曰官师,建官也;曰选举,宾兴也;曰仪制,遵宪也;曰边防,御戎也;曰食货,理财也;曰兵戎,纪兵也;曰灾祥,记异也;曰艺文,勒实也。考皇述帝,郡不得而纪也,其诸列传允文允武,非程度乎,而圣政巍巍也;克忠克孝,非准则乎,而圣教穆穆也。况循足以劝,酷足以惩哉!然皆本之迁史、固书,然迁、固之罪人也。是故,范氏《唐鉴》本之伊洛,吕氏《大事记》本之获麟,而史不徒作也。然缵宗非史也,如政教何?”

……

嘉靖戊午秋七月七日,鸟鼠山七十九翁胡缵宗书

序文从头至尾以对话形式呈现,类似现在的记者访谈。本文节引的序文段落,涉及四位学者。

1.二泉公、浒西公。二泉公即邵宝,“二泉”其号也。邵宝(1460—1527年),无锡人,著名学者、藏书家,撰有弘治《许州志》20 卷。浒西公即康海,浒西为康海所居庄名也。康海(1475—1540年),陕西武功人,著名文学家,撰有正德《武功县志》3 卷。许州、武功二志是名家名志,行文典雅,体例精详,文字简洁,在明代备受推崇。

2.范氏、吕氏:指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和南宋史学家吕祖谦。范祖禹的《唐鉴》、吕祖谦《大事记》都是经世思想浓厚的编年体史书。

胡缵宗在主纂《秦州志》之前,正德十四至十五年41—42 岁时(1519—1520年) 主纂《安庆府志》31 卷(残存),嘉靖十二年(1533年)54 岁时主纂《羲台志》2 卷(散轶),嘉靖十四年(1535年)56岁时主纂《秦安志》9 卷(存),嘉靖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544—1545年)65—66 岁时主纂《巩郡记》20 卷(残存)。《秦州志》是其主纂的最后一部方志,他在序文落款特意注明“七十九翁胡缵宗”,两年后在老家秦安去世。以79 岁的高龄,勇于任事,奋力完成《秦州志》,为后世秦州修志确立典范,的确难能可贵。序文中胡以自己主纂的3 部志书《安庆记》(即《安庆府志》)、《巩郡记》、《秦记》(即《秦州志》)为例,叙说自己不断创新调适的修志实践和《秦州志》的特点,并提纲挈领地介绍《秦记》即《秦州志》的体例、特点及其致用目的,表明自己不断反思修志实践、不断探索创新——“《安庆记》,予稍变之,然未仿古也,而览者不以为枝。《巩郡记》,予又变之,然未劣今也,而览者不以为糜。兹《秦记》或以为今而非今也,或以为古而非古也。”并反复强调他的修志追求就是按实际需要不断创新调适,使所修志书有实用价值,发挥志书的资政功能。胡缵宗将《秦州志》称《秦记》是呼应《史记》之“记”,也是在说明所纂《秦州志》名为方志,其实是以“迁史、固书”为榜样的一方之全史。

二、清代至民国“秦州志”编纂及其体例创新

1.顺治《秦州志》编纂

顺治《秦州志》纂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次年刻印问世。此志的主要策划主持者是著名文学家宋琬。宋时任分巡陇右道,治所官署在秦州。当时的秦州知州是姜光胤,协助宋琬推进修志工作。志书的主纂是在伏羌县令任上离职、闲居秦州南湖的王一经。王是宋琬的好友,又闲居,于是被聘为总纂。志分13 卷,编次为:卷1 述(州郡述、郡县述),卷2 表(疆域表、沿革表、职官表、古今人表),卷3 地理志,卷4 建置志,卷5 官师志,卷6 选举志、仪制志、边防志,卷7 食货志、兵戎志,卷8 灾祥志,卷9 艺文志,卷10 考(皇纪考、帝纪考),卷11 列传一(名宦),卷12 列传二(列贤),卷13 列传三(隐逸、流寓、文苑、群雄),卷13 列传四(孝行、列女、节妇)。本志每卷之首都有《秦州志》纂修姓氏,标明“明资政尹大夫都察院副都御使胡缵宗纂修”“清奉直大夫按察司佥事赐蟒服加一级宋琬、奉直大夫秦州知州姜光胤重修”“文林郎伏羌知县王一经重纂”,由此可知本志是在明胡缵宗嘉靖《秦州志》的基础上续补而成,体例完全沿袭,于是在前面首先署胡缵宗之名。经研究,顺治《秦州志》由嘉靖《秦州志》以及很少量明末内容、少量的顺治十四年之前的清代内容组成。进一步说,清代王一经所谓“重纂”并非将原有《秦州志》体例、内容打乱重新纂辑,而是在嘉靖《秦州志》个别卷末添加几个“小补丁”,分量不大,总计不足1 万字。对此作者的《明嘉靖〈秦州志〉存佚流变考论》有详细论述。

2.乾隆《直隶秦州新志》编纂

顺治之后便是康乾盛世,社会相对安定,省府州县大修方志。雍正七年(1729年),秦州升为直隶州,辖秦安、礼县、清水、徽县、两当五县,辖区发生变化,急需编修新志书。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秦州知州费廷珍(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在任)邀请陇上著名诗人胡 (1708—1770年)纂修新志,完成其中之八卷,胡因病辞归。费廷珍又邀请补官路过秦州的原两当县令陶奕曾补修,最终完成本志。

3.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编纂

本志分10 门24 卷,编次为:卷1 沿革山水、卷2 地域、卷3 食货、卷4 学校 选举一、卷5 选举二、卷6 选举三、卷7 选举四、卷8 戎政、卷9 职官上、卷10 职官下、卷11 名宦上、卷12 名宦下、卷13 人物一、卷14 人物二、卷15 人物三、卷16 人物四、卷17 人物五、卷18 人物六、卷19 艺文一、卷20 艺文二、卷21 艺文三、卷22 艺文四、卷23 附录州境内石刻古迹、卷24 附考。另,卷首有诸序、诸图、修志姓氏。修志在乎得人,本志主纂者任其昌、王权二人“生长本邦”,既是好友,又是经史兼通的硕学鸿儒,故本志考证精到,文约事丰,一经问世,即称誉志林。

巩秦阶道姚协赞《重修秦州志序》有言:“于旧志之缺者补之,误者正之,枝者剔之,而自乾隆癸巳下迄光绪丁亥百一十三载之兵戎、食货、官师、人物纂述尤为明备。余尝谓近世修志者有五弊:见闻未广,边幅窘促一弊也;网罗虽富,短于裁制二弊也;铺张景物,滥登题咏三弊也;貌为古简,删落事实四弊也;摭古迹则侵越邻境,叙人物则掠材他山,附会牵扳,事同攘夺,五弊也。余不谙史学,此书与古史义法离合微眇之分,诚不知何如,若其辞晰事该,堪资考镜,决然一洗五弊敝之锢习,则览者尽知之矣。”

本志“诸序”标题都是“重修秦州志序”,强调“重修”,书名则特地标明“新”,称《秦州直隶州新志》。旨在说明,虽然是重修,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续编,而是打破原有结构的新著。由原来的12 卷改造为24 卷之后,志书体例更加明晰合理。

4.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编纂

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调整行政区划,废秦州,改设天水县。民国九年(1920年),天水县长熊远猷(字子仪)到任,准备续编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熊聘请秦州名儒原清内阁中书任承允(1864—1934年)主持此事。但由于“地方多故,几经停顿”,修志一直没有进展。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省政府通令全省各地新修地方志书,任承允被正式聘为总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最终完稿,在志稿完成当年,任承允仙逝。又过了5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志书由兰州国民印刷局出版付印。该志编印前后历时20年。

该志分8 卷,编次为:卷1 沿革第一、山水第二、地域建置第三、食货礼俗第四、学校第五(选举附),卷2 戎政战防第六、职官第七(名宦流寓附),卷3 人物第八,卷4 秦安县等属县人物,卷5 列女,卷6 艺文第九(艺文一),卷7 艺文二,卷8 附考第十(附考一灾祥、附考二方技)。

三、“秦州志”继承与创新列表解析

5 部“秦州志”,其中康熙《秦州志》是为一统志提供资料的官辑应征之书,不分卷,平列门目,志成即抄报国家一统志馆,不为后世修志者所见,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另,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之编目和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完全相同,表内也不再罗列。兹将顺治《秦州志》、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体例编目之异同列表如下(见表1),以进一步探讨其继承与创新之情形。

表1 三部秦州志编目情况比较表

顺治《秦州志》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说 明卷3 地理志卷3 建置(寺观附)卷3 食货(礼俗附)“顺治秦州志”卷3《地理志》,在“乾隆秦州志”为《山川》,在“光绪秦州志”为《山水》。卷4 建置志卷4 食货(物产附)卷4 学校选举、卷5 选举二、卷6 选举三、卷7 选举四“光绪秦州志”将“选举”卷目提前。卷5 官师志卷5 武备(历代兵事附)卷8戎政(历代战防附)卷6 选举志、仪制志、边防志卷6 风俗 (灾祥附)卷9 职官上、卷10 职官下“顺治秦州志”卷5《仪制志》,“乾隆秦州志”摒弃。“乾隆秦州志”之《风俗》,“光绪秦州志”或入卷3《食货》、或入卷24《附考》。卷7 食货志、兵戎志卷7 官师 (封爵附前、武备附后)卷11 名宦上、卷12名宦下“顺治秦州志”卷6《边防志》、卷7《兵戎志》,在“乾隆秦州志”中合为《武备》。卷8 灾祥志卷8 选举(学校附前、武选附后)卷13 人物一、卷14 人物二、卷15 人物三、卷16 人物四、卷17 人物五、卷18 人物六“顺治秦州志”卷8《灾祥志》,在“乾隆秦州志”入《风俗》,“光绪秦州志”不单独设卷。卷9 艺文志卷9 名宦(流寓附)卷19 艺文一、卷20艺文二、卷21 艺文三、卷22 艺文四“光绪秦州志”之“艺文”将清代内容单独列出,因此卷目较多。卷10 考(皇纪考、帝纪考)卷10 人物(列女附)卷23 附录州境内石刻古迹“顺治秦州志”卷10“考”,在“乾隆秦州志”“光绪秦州志”中入《人物》,不单独设卷。“顺治秦州志”第11 卷以后各列传,“乾隆秦州志”“光绪秦州志”统一标目“人物”按时间先后排序记述,不再分类。卷12 列传二(列贤)卷11 列传一(名宦)卷11 艺文卷24 附考卷12 杂记 假号、伪官 不臣 酷吏等)卷13 列传三(隐逸、流寓、文苑、群雄)卷之末补遗“乾隆秦州志”之“补遗”是缀补志书刻版完工后新发现的重要资料。卷13 列传四(孝行、列女、节妇)“顺治秦州志”出现两个“卷13”。

1.从顺治《秦州志》到乾隆《直隶秦州新志》

从表中可以看出,“乾隆秦州志”和 “顺治秦州志”有沿革关系,但卷目、各卷名称都有变化。“乾隆秦州志”是以“顺治秦州志”为基础纂修而成。前者对后者有继承,更有变革,而且变革很大。具体体现在:一是卷首设置诸多精美线刻图;二是摒弃“顺治秦州志”卷1《述》、卷2《表》、卷6《仪制志》、卷8《灾祥志》等诸志,继承部分内容编入其卷1《沿革》、卷3《食货》、卷6《风俗》等卷;三是将“顺治秦州志”的卷10 考、卷11 至卷13 各“列传”全部归并成卷10《人物》;四是增设卷12《杂记》,以辑存难以以类归并的史料。另外,志书之名称突出“直隶州”并标之以“新”。清雍正七年(1729年),秦州升为直隶州,直隶于甘肃布政司,其辖县在原有的秦安、礼县、清水三县之外,增加徽县、两当二县,在领属上有很大变化,于是特意突出“直隶州”。志书在体例、编次上都较“顺治志”有很大改变,于是特意标明“新”。

“乾隆秦州志”的主纂者胡 ,在每卷之前均留有讨论志体的叙论文字,并交代改革“顺治秦州志”(“乾隆州志”称之为“旧州志”)体例的原因。比如其卷1《沿革》起首即说:

这段开门见山的卷首议论文字,将为何摒弃“旧州志”卷1《述》之《州郡述》《郡县述》、卷2《疆域表》《沿革表》的原因,说得有理有据、清清楚楚。其余各卷凡改革“旧州志”卷目之处也都有类似的议论,限于篇幅,不再列举。可见“乾隆州志”对 “顺治州志”的继承是批判的继承,结果是使“乾隆州志”有了全新的面貌,志名标之以“新”,名副其实。

2.从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到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

从表中可以看出,“光绪秦州志”基本继承“乾隆秦州志”的体例,但也有变革。一是摒弃“乾隆秦州志”卷6《风俗》,相关内容或入卷3《食货》、或入卷24《附考》;二是将“乾隆秦州志”的卷1《沿革》、卷2《山川》、卷3《建置》3 卷调整为卷1《沿革·山水》、卷2《地域》,将“乾隆州志”卷12《杂记》改造为卷24《附考》;三是根据内容多寡在卷内再细分,如《人物》分为6 卷、《艺文》分为5 卷等,成24 卷,每卷都将清代内容独立成卷,以示详今略古,较“乾隆秦州志”层次更加清楚;四是增设碑石著录成卷23《州境内石刻古迹》,将卷目调整为24 卷,卷名也有改易。志名还是突出“新”,将“直隶秦州”改换为“秦州直隶州”以示区别。

“光绪秦州志”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考证精到。兹举两例:其一,“乾隆秦州志”卷11《艺文中》著录题名冯奉世撰《赵壮侯墓表》,“光绪秦州志”卷19《艺文一》弃置不录,理由“旧志载冯奉世赵壮侯墓表,无论墓表之文西汉未有,且其文鄙俚,款式称谓皆宋以后俗也,其为‘赝鼎’何疑。”寥寥数语,指破伪状;其二,“乾隆秦州志”卷11《艺文下》著录题名李白的《南山寺》诗,“光绪秦州志”卷22《艺文四》因循收录,但加有按语“太白未至秦州,诗亦不似。故老云从土中得诗碣,如此姑存之。”旨在说明,既然有从土中挖出“考古”资料为证,就姑且录存,但要指出“太白未至秦州,诗亦不似”,必须质疑。即此两例可见主纂者的学术功力和严谨态度,“光绪秦州志”有名志之誉,确实名不虚传。

3.从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到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

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主纂者任承允是“光绪秦州志”主纂者任其昌的大公子,也是“光绪秦州志”另一位主纂者王权的入门弟子,本人进士出身,由他来续补“光绪秦州志”,再合适不过了。其编纂原则在序言中有说明:“体例叙次一依《新志》,有可续者续之,无可续者仍存其第几之标目,务使分之为两,合之为一,前编、续编无或抵牾也。惟人物微繁,则以近世之故。鸡鸣风雨强半,故交九原有知,忍不为之传信。艺文则录今者半,补遗者亦半,虽不复义主严修,抑未敢事同滥竽也。”

由于是续志,又是续乃父、乃师之作,在体例上“一依《新志》”,合情合理。但实情也不是亦步亦趋,完全赓续“光绪秦州志”。比如编次合并为8 卷,而非原来的24 卷;记事上限也突破“光绪秦州志”印行的光绪十五年,补充“光绪秦州志”遗漏的光绪以前资料,同时加大人物、艺文记述分量(约占全志四分之三),以尽可能保全晚清秦州的资料,这些无疑也是创新。

四、结 语

纵观秦州清代与民国修志历史,其创制始于方志学家胡缵宗的嘉靖《秦州志》,顺治《秦州志》完全继承之,在体例上不做任何改变,只在某分志的末尾补充少许清初内容。到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则在体例上如卷目、标目、资料归类等方面大胆革新,使“乾隆秦州志”有了全新的面貌。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在大体继承“乾隆秦州志”基础上再继续革新,使卷目、分类等更加合理,并在考证史料上下足功夫(如专设《附考·地辨》对旧志记载混乱的有关历史地理重大问题予以考证),纠正了不少“乾隆秦州志”的错误,终成一代名志。“民国秦州志”则在“光绪秦州志”基础上合并编次,补充遗漏资料,加大人物、艺文记载。由上可见清代与民国秦州的修志有继承,更有创新。有继承就有了根基和传统,有创新则就有了调适和进步,从而也就有了方志事业的连续发展、历久弥新。古今修志,继承与创新都是主旋律,修志需要继承,也需要符合修志本质和时代要求的创新,只有处理好二者关系,才可能修出高质量的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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