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冀 唐棣宣

【摘要】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工人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演进并未遵循单一的线性逻辑，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制定的工运政策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风向标。在明确将帝国主义作为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后，中共多维度建构起反帝话语并在上海工人阶级中广泛宣传，使得该时期上海工人的阶级观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反帝话语的建构与传播不仅丰富了中共阶级斗争的“语料库”，滚动的话语逻辑也深刻影响着上海工运的实践走向，上海工人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竞相觉醒，并在反帝斗争的实践中展现出强大力量。

【关键词】五卅运动;反帝话语;民族意识;阶级意识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014-12

上海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为推进中华民族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卅运动前后，帝国主义成为上海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不仅同中共的阶级教育密不可分，还与共产国际等政治因素有着复杂的纠葛。近年来，史学界较为重视对五卅运动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a，但中国史学界相关研究大都以传统史学研究范式展开，对反帝话语在上海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及其对上海工人阶级观的影响研究仍需深化。以裴宜理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则力图摆脱阶级话语，以“新工人史”的研究范式剖析上海工运，着重强调工人的分裂性而忽视了对上海工运的整体把握。 b 因此，本文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主要考察对象，探究反帝语境下上海工人群体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的交织演进与行动表达。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反帝走向

20世纪20年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阴霾中走出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在政治上支持并唆使中国各系军阀发动内战，致使中国四分五裂，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在经济上凭借其雄厚的资本打压吞并一战时期刚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其中纺织业最为突出。 c 在这些外资工厂中的中国工人遭到了极其严重的剥削，尤以上海地区最为明显。以英国在上海经营的上海电力公司为例，仅1923年一年的剩余价值率就达352.2%。 a 在外资工厂工作的中国工人平均工作时长达12～16小时。曾有外国资本家这样威逼上海工人：“在上海找一百条狗难，找一千个工人容易的很。”b 因此上海工人大众对外國资本家的阶级压迫深恶痛绝，时常念道：“落在地狱里一般的受苦！”c 这为上海工运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阶级基础。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中国工运复兴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对上海工人开展了一系列阶级教育。

（一）中共对上海工人阶级观的培育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前，中共就已着手恢复上海地区的工运工作。邓中夏等人以上海大学为阵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运干部，为后来中共在上海地区开展工运工作储备了人才。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中共以上海大学为核心，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上海的工业区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在教授上海工人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工人展开阶级教育，并组织成立工人俱乐部等工人团体，这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922年10月，上海大学正式成立，国民党知名人士于右任担任校长。 d1923年春，上海大学委任邓中夏为校务长，他先后聘请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安体诚、李达、任弼时等一批优秀中共党员前来任教，上海大学也成为中共培养工运革命干部的基地。 e1924年中共四大召开后，上海大学利用国民政府赋予的合法身份开设了平民义务学校执行委员会，迈出了教育与组织工人阶级的重要一步。

沪西地区的上海大学、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南洋高级商业学校、竞雄女学、坤范女子中学、苏州旅沪公学等学校分别承办了平民夜校。 f 同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中共建议下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同时安排了一批富有工运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进入工人运动委员会工作，于右任担任主任，李立三、杨之华等人担任委员。他们通过在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合法身份并结合以往在京汉铁路工人中开展工运工作的丰富经验，深入工人学校积极开展阶级教育。邓中夏与李立三亲自到夜校给工人们上课，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由于工人群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为更好地开展阶级教育，教员们为工人们编写了通俗易懂的课本，课文多以顺口溜的方式呈现，例如，“上学校，念念书，农工不是生来粗。富人坐在家中吃鱼肉，农工劳苦做工喝薄粥，富人笑哈哈，农工个个哭，不分东南和西北，富人笑，穷人哭。工人也劳苦，制衣或造屋;制衣用刀尺，造屋用木石;主人总刻薄，一刻不许歇;劳动十二点，工钱只两角;柴米如黄金，哪里够衣食;一家五个人，心想起来如刀割！” g 教员们除揭露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外，还十分重视对工人群体的团结教育。李立三在平民夜校给工人们讲述长辛店铁路工人与安源路矿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邓中夏则用诸如“一只筷子容易折，十只筷子折不断”等形象生动的比喻来讲明阶级团结的重要性，并以此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斗争，得到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响。随着上海工人群体阶级意识的不断提高，中共开始以夜校为中心，着手组建工人团体。

中共为进一步培育上海工人的阶级情感，于1924年9月起先后组织上海工人创办了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与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等工人组织，这些工人组织在工人阶级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中明确规定该俱乐部成立的主要目的：“本部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为宗旨。”a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运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沪西工友俱乐部推举孙良惠为主任，嵇直为秘书，后由项英直接领导，俱乐部创办初期参加的工人只有70余人，但俱乐部坚持开办平民学校，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向警予、项英等人亲自为工人授课。他们以《新青年》《向导》《劳动周刊》等中共创办的刊物为素材，选取一些鲜活的课题为工人授课，每星期安排讲三课时，在授课时都是选用与工人阶级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例。在涉及地名如讲解“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运动时，他们会在地图上标注出罢工所在的位置，并详细讲解当时敌我势力的对峙形势。在讲解“反对资产阶级”“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阶级名词时，他们还要求工人抄写下来。此外，平民学校还举办演讲、话剧等活动对工人进行多样化的阶级教育，并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b 上海工人在接受俱乐部的阶级教育后，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就是他们的“老板”、资本家的后台，也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才能取得成功。俱乐部的阶级教育引起了上海工人的情感共鸣，工人们竞相加入，至1925年“二月罢工”发生前，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工人会员人数已经由创办初期的70余人发展至近2000人。 c 中共以沪西工友俱乐部为中心发展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并在同兴纱厂、内外棉厂成立了党组织，同时杨树浦眉州路的工人进德会也在蔡之华的领导下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为之后的“二月罢工”与五卅运动奠定了良好的阶级基础。

（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话语的出场

五卅运动前后中共反帝话语的建构与苏俄、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列宁曾对帝国主义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垄断阶段，在此阶段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市场的格局开始形成。但列宁同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单独在一个无产阶级力量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会吸引其他国家的被剥削阶级效仿，从而在这些国家内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d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的反帝话语迅速传播至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逐步成为这些国家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系统性纲领。

共产国际二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德国、匈牙利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欧洲的工人运动走向低谷，苏维埃俄国虽击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清理了国内反动势力，但仍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列宁亲自参与制定了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提出的《策略提纲》。《策略提纲》中明确指出当前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同资本帝国主义战斗。 e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该提纲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为根据，指出：“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所必须强调的口号，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f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指示下，中共开始逐步接受并宣传反帝话语，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帝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1922年开始逐步接受并宣传反帝话语。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第七条明确指出：“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a 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更加注意反帝口号的宣传，扩大反帝话语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 b 此后，中共加大了反帝话語在民众中的宣传力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如1924年《中共中央局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告》指出的：“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c

（三）工人运动与民族革命的结合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当时的国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工人阶级领导权以及工农联盟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中国革命前景作出了展望，明确提出工人阶级要掌握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大会在对全国工人运动形势进行系统分析后，拟定并通过了多项职工运动决议案，对之后的中国工运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阐明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关系，明确提出工人阶级掌握中国民族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大会在讨论中国工运问题时，首先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各国要根据本国的经济水平、民族状态等实际情况规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与性质。欧美国家资本主义较为发达，因此以工人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革命为主;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由于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属性，则需要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二者革命性质虽不同，但革命目的具有一致性，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 d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国内军阀势力摇动之中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剧烈冲突时期，中国被压迫的民众运动有着更大的发展机会。 e 因此，东方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当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本国民族革命运动之中。 f 其次，大会明确了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革命目的，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作用与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后，指出工人阶级在民族运动中应处于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参与民族革命的目的是“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g。最后，大会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作了说明，强调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并不附属资产阶级，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民族革命，同资产阶级是合作关系。大会提出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致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化严重，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如果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会对中国的民族革命起到积极作用，而农民阶级则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中国社会的现状就是越往上层愈具妥协性，工人阶级因其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坚定的革命属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必须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a

第二，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制定了系统的策略与计划。大会在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过去状况及现在趋势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中国工人阶级想要成为民族革命中真正的领导阶级，就必须有自己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 b 因此，大会就如何指导中国未来工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策略。首先，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大会决议案提出了相应对策：争取工会的公开与统一，倡导集会结社与言论自由，使工人阶级意识到权益是靠自己斗争所争取来的，而非国民党的恩赐，从而揭露反动派的真相;其次，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时口号不宜定得过高，要既能激起民众情绪，又不要被反对派所利用，避免失败后招致反动派的攻击;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可以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支持或帮助资产阶级，但工人要谨记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即劳资对立的关系，这无论在企业家、外国人、中国人、私人或国家、进步的抑或是反动的都是一样的，因此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同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者也要坚持斗争，让民族主义者为谋求工人阶级的帮助而让步，进而利用同民族主义者的联络向资产阶级进攻，这样坚定的阶级斗争势必能够打倒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 c 以坚持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工运策略的制定为中国工人阶级获取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极大帮助。

二、反帝话语在上海工人中的传播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四大的政策导向下，中共开始在上海工人阶级中广泛宣传反帝话语。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掠夺剥削的进一步加深，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反帝话语开始在上海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并获得极大认同。

（一）反帝：工人阶级的特殊使命

1925年伊始，亲日政权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无忌，在五卅运动爆发前，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贫苦大众的流血冲突呈现出一触即发之势。同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了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杀伤10余名工人，同月28日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日本驻青岛海军陆战队又枪杀8名工人，数名工人受伤被捕，这成为五卅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d 严峻的斗争形势使中共认识到必须加强对工人群体的阶级教育，从思想上引导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进而才能有效组织工人开展反帝斗争，因此以反帝为核心的阶级教育成为这一阶段中共工运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中共利用《向导》周报、《工人周刊》等刊物进行宣传教育，向工人阶级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引导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1925年6月6日，《向导》周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文，文章对中国自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60余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指出这近60余年的历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中国的工人、农民与各被压迫阶级被资本帝国主义残酷地剥削、无情地屠杀，而近年来中国工农阶级的反抗，使帝国主义资本家加大了对中国被压迫阶级的镇压力度，这次上海的大变故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进攻所引起的。 a 以英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实行“以华治华”的狡猾政策，即通过贿赂等卑鄙手段收买中国官僚，以高等华人宰制下等华人，如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英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以武力镇压从奉天至上海的民众爱国运动，肆意拘禁捕杀爱国人士。针对帝国主义的上述卑劣行径，奋战在工运一线的党员干部告诫工人们，中国的命运要想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不遗余力地打倒帝国主义与它们的军阀走狗，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b 针对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妄图限制工人运动而发布《工会条例草案》，中国共产党在《向导》周报上刊登了《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揭露北京政府因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已经显现出来，便用欺骗的方式，表面上支持工人组织工会，实际却严格限制，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非但不能发展反而受到束缚。以此告诫工人：北京政府已被帝国主义与中外资产阶级所控制，中国工人要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就“绝不能承认北京政府那样的工会条例”，必须展现出更加坚定的反帝决心与更加强大的阶级力量。 c 在五卅运动二周月纪念日上，针对帝国主义对工人运动的疯狂打压，中共再次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不达目的不上工，让帝国主义的阴谋无法得逞。 d

中共的阶级教育与反帝宣传在工人阶级中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以上海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内部掀起了传播反帝思想的热潮。早在上海“二月罢工”时期，工人们就通过口号、传单等形式传播反帝话语。当时工人义勇队的誓约中这样写道：“反对东洋人到底，不占面子不上工，维护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听总队长的话，如有假心，天雷打死。”e 在《上海日纱纱厂罢工工人泣告同胞书》中，工人们更是痛斥了日本资本家打人、侮辱女华工、剥削压榨工人等种种罪行，号召工人们一致“反对东洋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f 在内外棉纱厂工会印制的传单中也一再强调：“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两万多工人要万众一心，不要怕日本人，不要向日本人低头。”g 五卅运动爆发后，内外棉纱厂工人们依托工会更加积极地传播反帝思想，在内外棉纱厂呼吁书（传单）中写道：“各界同胞们！我们受东洋人压迫侮辱，实在忍不住了，望你们一致起来打抱不平，救救我们呀！”h 在顾正红烈士的追悼会上，工人们也喊出了“要行凶的偿命！”等响亮的反帝口号。i在以反帝为核心的阶级教育下，工人阶级的反帝意志愈发强烈，这种精神成为工人阶级同帝國主义斗争的潜在力量。

（二）工人阶级：民族解放的前锋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了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工人阶级要取得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为让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实现阶级自觉，中共首先从思想上入手，对工人开展阶级教育，在工人刊物中重点描述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顽强斗争的激烈场景，展现工人阶级坚毅的斗争精神，并着力阐明工人阶级的优越性与革命性，借以诠释工人阶级作为民族革命领导阶级的合理性。

首先，中共强调工人阶级担任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既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针对北京政府妄图禁止工人运动、肃清工会而提出的所谓工会条例，中共在《向导》周报刊登的《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中写道：“不准干涉工人！将来的社会是工人的！中国工人已经表现他们和帝国主义奋斗的力量，工人阶级担负了力争民族解放的重任。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奋斗，当然要表现更大的力量，更坚决的决心，更勇敢的奋斗。”a 中共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中开篇就指出：沪港两地的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更是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斗争。 b 针对当时复杂的革命形势，中共告诫工人不能因为当前的一点胜利就停止同帝国主义斗争，强调如果上海工人因帝国主义资本家已经满足罢工时提出的经济与

法律要求而上工，这绝不意味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结束，工人阶级应借此机会联合民主主义分子与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充实自身实力，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继续斗争。 c 诸如此类反帝话语的宣传，不仅让工人阶级知晓了反帝斗争对于维护本阶级利益与中华民族独立的重要意义，也使工人阶级明确了其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应肩负起的责任。

其次，面对严峻的反帝斗争形势，为更好地对工人开展阶级教育，中共将全国各地区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流血斗争的典型事迹进行重点宣传，以增强工人阶级作为民族革命领导阶级的自信力，同时提升工人阶级在其他各革命阶级中的公信力。1925年8月23日，《向导》周报发表的《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國

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写道：在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的大屠杀之后，帝国主义及其指挥下的军阀政府对中国革命阶级的屠杀仍未停止，中国工人阶级仍在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本阶级的解放同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继上海工人后，汉口、广州、重庆乃至香港九龙等地的工人相继遭到惨杀。而后又列举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惨遭屠杀的具体案例：一是南京和记工人复工时被外国资本家与英国水兵开枪射杀;二是青岛纱厂工人王伦被日本资本家的奴才张宗昌斩首示众，另有四五十名工人被其逮捕;三是天津日商裕大纱厂工人遭日本资本家诓骗，待工人们上工时日本资本家联合奉系军阀李景林偷袭射杀工人，致使工人死伤数百，工会领袖也被逮捕并遭严刑拷打。 d 全国总工会被奉系军阀查封后，为增强工人阶级作为民族革命领导阶级的自信心，中共给予工人阶级极大的情感支持，指出“这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幸，并且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不幸”，并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前期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的工人群众，已经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急先锋”。 e 面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强加给上海工人阶级的“赤化”罪名，中共驳斥道：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压迫屠杀，反帝革命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劳动阶级”，“国际劳动阶级的革命都是赤色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赤化”有什么可怕的呢？ f 诸如此类反帝话语的宣传既提升了工人阶级作为民族革命领导阶级的自信力，激发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同时又能够增强各革命阶级对工人阶级作为中国民族革命领导阶级的认同感。

（三）团结起来：被压迫阶级的大联合

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在对上海工人开展阶级斗争教育的过程中，重点加强了对工人群体的团结教育，强调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不仅要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更要加强同其他一切反帝的革命阶级的团结，争取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首先，中共向上海工人阐明了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的原因，指出无论是破产农民或是小手工业者，只要他们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就必然会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而反抗资本家必须依靠团体的力量，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往往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并向工人阐明工会对于团结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工会强大的组织力增强了工人的团结程度与斗争力量，使“资本家不能不尊敬他”，“尤其使帝国主义者恐慌，甚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害怕起来了”。 a 为了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共决定紧急召开全国劳动大会，由全国总工会指导全国的罢工运动。 b 之后，在《向导》周报中，中共再次向工人阶级发出号召，呼吁工人应进一步团结自己的组织，团结在工会里面，在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下有组织地继续斗争，以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阶级的目的。 c 中共不仅注重将国内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时也注重对外宣传，强调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联合。1925年6月2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文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给予中国工人阶级一些援助，同时向你们的敌人进攻。 d

其次，中共着重向上海工人介绍了当前严峻的革命形势，以此来说明工人阶级加强团结的紧迫性。自5月30日上海大马路屠杀后，帝国主义和军阀企图通过屠杀政策压倒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上海五卅屠杀后，又在汉口、广州、重庆等地肆意屠杀中国民众。面对此严峻形势，中共发文号召工人阶级要

完全组织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统一接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一切民主势力联合起来开展反帝斗争，如果全国的被压迫阶级真正实现了大联合，那么“我们的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几千几万倍”。 e 在中共的倡导下，全国总工会等工人团体代表工人阶级向全国工友及各界同胞发声，指出帝国主义是何等的压迫中国工人，是何等的残暴无耻！并敬告中国的各界同胞，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殖民全中国，因此它对待所有中国人都会是一样残暴的，如果各界同胞不奋起反抗帝国主义，援助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而仍是一味地退缩，同帝国主义妥协，那么中国工人阶级的今天就会是全体中国同胞的明天。 f 诸如此类的反帝团结话语开始从工人阶级传至反对帝国主义的各革命阶级，不仅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反帝决心，而且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了反帝队伍。

三、反帝斗争中上海工人群体阶级观念的深化

中共通过《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党报党刊与其他先进报刊对工人阶级开展阶级教育，同时通过组织成立工人俱乐部等方式引导工人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实现了思想启蒙与革命行动的结合。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上海工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将阶级观念转化为直接行动。

（一）日商纱厂工人阶级情感的激发

中共前期在工人俱乐部中开展的阶级教育起到了革命播火的积极效用，在同兴纱厂、内外棉十五厂、内外棉三厂、内外棉五厂等工厂工人中发展了大批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为后期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上海日商纱厂正是因为具备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与阶级基础，成为“二月罢工”的策源地。

日商纱厂工人的阶级行动率先在内外棉八厂中展开。1925年2月2日清晨，内外棉八厂一位女童工因连续工作10余小时疲惫不堪靠在车头上昏睡过去，被日本管理者发现后惨遭毒打，腿部严重受伤，女工姐姐遂与日方管理者进行交涉，同样遭到日方施暴，被扇两记耳光。 a 该厂男女工人群情激愤，一起向日方资本家讨回公道，日方却污蔑工人不愿工作，并以此为借口将带头的男工开除，以“养成工”取而代之，非但不向被开除工人发放工资，还勾结政府将周保之、仇玉福、钱建扬等五位工人捕走。 b 工人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欺凌与侮辱，更不愿看到日本资本家以“养成工”替代男工的阴谋得逞，决心组织起来成立罢工同盟进行反抗斗争。中共中央对此次罢工运动十分重视，蔡和森、邓中夏、李立三等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此次罢工运动能否成功是今后上海地区工人运动能否继续开展的关键，遂决定动员中共在上海的一切力量支持此次罢工运动。由于沪西地区纱厂女工众多，上海地委派出上海大学学生郭伯和、杨之华、刘华等到沪西工友俱乐部工作，为加强组织领导，中共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领导此次罢工运动，邓中夏、李立三为主要负责人。 c 中共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对罢工斗争作了具体部署：由于发放工资日期将至，中共在劝说工人们先领取工资，为罢工打牢经济基础的同时，又派专员至各大纱厂联络工人，为发动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作准备，在2月9日各厂工人领取工资后，更大规模的总同盟罢工爆发。

1925年2月9日下午，上海小沙渡地区的日资内外棉纱厂第五、七、八、十二厂约9000名工人率先发起罢工运动。罢工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了复工的六项要求：一是不准殴打工人;二是工资比罢工前上涨百分之十，且不能随意克扣工人工资;三是召回八厂被開除的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工友;四是每双周发放工资，不得延误;五是罢工期间工人工资照常支付;六是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d 罢工开始后工人们便冲出厂房，穿过苏州河至对面大丰纱厂附近空地举办演讲，高举“反对东洋人打人”等标语，宣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情感共鸣。在这四厂工人的影响下，10日上午第九、十三、十四厂这三厂工人也加入到罢工大潮之中。 e 罢工工人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统一行动，有的工人拉着“内外棉纱厂全体罢工”的条幅，有的工人手持铁条、木棍、竹竿等武器殴伤数名曾经殴打中国工人的日本监工，并将日商纱厂中的机器、电话、玻璃门窗等物件悉数捣毁，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纪律性。 f同日，被日本资本家称为“驯服的奴隶”的“养成工”也悉数罢工，彻底粉碎了日本资本家以“养成工”替代罢工工人的阴谋，这一消息在日商纱厂工人群体中迅速传开，罢工工人的斗争意志变得更加坚决，至12日内外棉在上海的11个工厂，15000多名工人全部投入到了罢工大潮之中。 a 罢工历时近20天，在日本资本家提出谈判妥协后，中共考虑到此次罢工已经使日本资本家遭受严重创伤，且工人们在罢工运动中也得到了充分锻炼，应当结束罢工，故同意谈判并于26日同日方达成协议，27日被捕工人陆续释放，各厂相继复工。“二月罢工”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政治上湮灭了日本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同时也为工人阶级开展反帝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增强了工人阶级开展反帝斗争的信心。

（二）“三罢”期间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

1925年春季上海日商纱厂爆发的“二月罢工”震惊了日本朝野，为加强对中国工人的控制，日本政府指示在华资本家以更加残暴严苛的方式对待中国工人，上海日商纱厂中日本资本家“打骂工人，调戏妇女，视为常事。工人因虐待而死亡，妇女因羞辱而自杀者已屡见不一”b。日方还想方设法解散工会，在青岛的日本资本家不但殴打罢工工人，还同青岛警察厅厅长陈涛狼狈为奸，妄图取缔工人工会。 c 针对日本资本家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上海内外棉第三、四厂两厂工人先后宣布罢工，第八厂工人亦加入其中。5月15日黄昏，日本总大班无木和大班川村对前来讨要工资的七厂工人连开数枪，致使织布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死亡，数十名工人受伤。 d5月28日，日方在青岛勾结奉系军阀故伎重演，制造了“青岛惨案”，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由此彻底爆发。

五卅运动爆发后，为了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帝斗争，中共中央决定联合各革命阶级组建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并动员上海市民同帝国主义开展“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阶级成为“三罢”斗争的中流砥柱。1925年5月31日，中共组织召开了上海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并选举出数位富有工运经验的党员干部领导上海工运，李立三担任总工会委员长，刘华担任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担任总工会总务科主任。 e 大会成立的目的在于真正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抵抗帝国主义、资本家与工贼的联合进攻。 f 上海总工会宣布从6月1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号召上海全埠各界工友于6月2日“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g 上海总工会在发布的罢工宣言中提出了复工的七个条件，即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禁止殴打工人;改良工厂卫生;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不得雇佣外国巡捕;反对印刷附律等，并明确指出如不达到上述条件，上海工人一律不予复工。 h 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对上海地区工人阶级开展“三罢”斗争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上海总工会成立后，上海地区工人罢工人数不断增加，至6月中旬已达到15万人，不久又增至20万人。6月1日下午，华洋德律风公司电话工人率先罢工，并向当局提出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重惩枪击肇事诸凶犯、抚恤伤亡者家属等五项条件。罢工后电话工人们又发表声明，强调此次罢工是以爱国反帝为目的，并非针对华洋德律风公司，因此不得扣除罢工工人薪水，同时在上述五项要求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前工人至死绝不复工，展现出了极强的革命斗争精神。 a 华洋德律风公司电话工人的罢工与演讲对上海其他行业工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内外棉第三、四、九厂及英商老公茂纱厂、华商恒丰纱厂、中华书局等中外企业工人也纷纷投入罢工大潮之中。 b6月2日，工部局所属的工程处，总铁厂、电灯厂以及英商电车公司的工人也相继罢工。 c6月3日至4日，浦东、浦西码头工人与英美烟厂工人也相继罢工，罢工斗争达到高潮。浦东日华纺织厂第一、二厂工人的罢工运动遭到日本大班和工头镇压，部分纺织工人受伤。由于上海有轨电车司机多数为白俄罗斯人，上海电车工人罢工后有轨电车仍在运行，为迫使列车停运，女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卧在铁轨上，待列车停下后用手中的扳手、钳子等做武器击碎车窗、破坏机车设备，导致上海公共交通瘫痪。 d6月8日，海员、外轮货栈工人、驳船工人、各洋行与电气工人也相继投入罢工大潮。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展现出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战斗力与坚定的革命意志，给予了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三）统一战线分化情形下工人阶级信念的展现

五卅运动爆发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上长期受到帝国主义资本的挤压，在中国商界的政治地位也低于西方资本家，因此他们同工人学生一道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斗争中。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其具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们在反帝的同时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随时准备谋求同帝国主义妥协，“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 e 随着政府交涉的失败与开市，民族资本家退出了“三罢”斗争，统一战线出现分化，工人阶级陷入了被动、孤立的局面。

作为反帝斗争前锋的中国工人阶级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摧残，他们是最了解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因而对政府同帝国主义的交涉谈判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尤其在接受了阶级教育后，上海工人阶级普遍具备了坚定的阶级信念，相信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同帝国主义者斗争。1925年6月17日，上海总工会发表了《告工友书》，向全沪乃至全国的工友们宣告：我们这次罢工是反抗外人的屠杀，力争独立自由，不达目的誓不上工。 f 这样的誓言正是上海工人们坚定的阶级信念的表达。为了进一步提升上海工人的阶级信念，强化工人组织，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共核心领导人决定加强上海总工会的组织建设，每晚8时准时开会商讨，短短数天就设立了总务、组织、宣传、交际、会计五个科室，总务科下更是设有文牍、庶务、调查、收发、交通、传达、纠察、杂物等八股，上海总工会内部机构逐步完善健全。 g 中共为加强对基层工人组织的领导，还在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南市、虹口等地设立了七个上海总工会办事处，力争将上海及附近地区的20余万名工人全部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商界开市后，中共继续通过上海总工会领导工人坚持并扩大罢工。总工会向工友们发布了“坚持到底”的通告，号召“工友们！我们现在有全国人民做我们的后盾，又有全世界工人做我们的后盾，若我们能坚持，一定能得到胜利。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受商界开市的影响，要下定决心，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上！工友们，坚持！坚持！”a 总工会的鼓舞激发了工人的斗志，日商内外棉纱厂因工人长期罢工入不敷出，日本厂主又欲出一万元抚恤金用以安抚死伤者，向工人示好以求工人早日开工，但纱厂工人一致坚持“条件一日不允诺，吾辈一日不上工”。 b 纱厂工人在没有生活来源，仅凭社会捐赠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依旧坚持罢工，不肯屈服于日本资本家，足以体现上海工人坚定的阶级信念。上海公共租界的电车工人也坚持罢工，在电车工会的号召下，原本没有罢工的工人也加入了罢工队伍，即使公司车辆损坏也不予修理，给帝国主义制造了极大的麻烦。 c 罢工海员也表示：“如果大

局未曾解决，各人诚愿牺牲一切，坚持到底，请勿轻信谣言云云。各海员头目，均齐声高呼自愿罢工，绝不虎头蛇尾，予人以五分钟热度之讥。”d上海电话工人、人力车夫、筑路工人、英日轮铲锈工人、海缆修理船华员、江南制革厂工人、外国饭店华员等各类工人都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在民族资产阶级妥协、统一战线分裂的逆境中展现出了极强的阶级信念。

四、余论

五卅运动前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积极宣传反帝话语。由于上海地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人且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中共中央的重视与领导下反帝话语在上海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上海工人的阶级观因此呈现出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互交织的多重样态。以裴宜理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以“新工人史”的研究范式解释上海工人运动，强调中共多是利用工人们因乡缘、性别、行帮等因素而产生的分裂性最终引导上海工人阶级走向集体行动。 e 但这一结论忽略了近代上海工人的阶级性，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通过史料的剖析不难发现，中共所开展的反帝话语宣传、阶级观教育与组织动员仍是推动上海工人走向行动的根源所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底层阶级改变被压迫剥削命运的诉求更为强烈。而建党初期中共主要成员多是知识分子，他们仅凭共产主义信仰与自身力量无法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須将思想启蒙与革命行动相结合，唤起广大的工人阶级及其他民众。五卅运动前后，在中共建构起的反帝话语的影响下，上海工人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交织演进，并在反帝斗争中迸发出强大的阶级力量，中共也在反帝话语的建构与工人的组织动员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张家冀，法学硕士，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唐棣宣，法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