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蓉 张晗莹

摘 要 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4年和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中职教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比较分析省际差异，探讨省际中职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进一步通过建立指数探明中职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总体显著上升，东部整体优于中西部，省际差异较低但存在扩大趋势;中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总体改善且省际差异呈缩小态势，但仍有超四成省份二者发展呈不协调状态。基于此，我国应积极吸引中职生源，助推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完善财政支持机制，深化中等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双向引领功能，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适应性战略调整。

关键词 中等职业教育;省际差异;经济发展;协调性;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6-0051-13

一、引言

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指出“推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强化中职教育的基础性作用”[1]。发展中职教育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教育部对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学校9896所，招生644.66万人，在校生1663.37万人[2]。基于此背景，科学测度和分析我国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状况对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支持保障体系，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诸多学者从教育公平视角对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协调发展进行了讨论分析[3][4][5][6]，其中部分学者以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战略为背景对中职教育发展进行探究[7][8];还有部分学者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对城乡中等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或农村与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进行探究[9][10][11][12][13];另外也有诸多学者对我国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未来境况进行了重点研究[14][15][16];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改进策略做了相关探索[17][18][19][20]。综观国内已有文献，从研究内容来看，从省际比较的角度开展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尚不够深入;从研究方法来看，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及偏离度分析是目前学界主要使用的方法，这些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因素干扰或者产生信息缺失，而熵权法则通过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来确定权重，赋权相对客观，有效避免了因指标单位等不同而带来的权重确认的主观随意性与信息缺失问题。

为全面客观地揭示我国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提出基于熵权法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测度，全面客观地分析中职教育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然后从教育均衡的视角对我国各省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的省际差异进行比较与分析，并进一步建立指数探讨中职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以期为强化中职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助益。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三者均为目前可较全面系统反映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的权威性、资料性年鉴，有助于观测和评价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状况。其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来自于教育部财务司编订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生师比和毕业生获职业资格证书人数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编订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有关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均来自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纂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或由其中的相关指标计算而来。

（二）指标选择

鉴于历年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的完整性、可比性及可得性，为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本文在参照教育部《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21]、林克松“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22]和朱德全“职业教育发展均衡测度指标体系”[23]的基础上，从教育结构、教育投入、教育条件、教育质量四个维度构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教育结构评价指标

职业教育学生规模能最直观地表现一个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程度，是直接反映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一个变量[24]。2021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中职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25]。基于此，本研究的教育结构评价指标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比、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在校生比和中等职业学校与高中阶段学校数量比例三个评价指标。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比指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招生数之比。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在校生比，即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与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之比。上述指标值的高低反映了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对比率的大小，以及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对规模，均可监测和评价各地区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结构。中等职业学校与高中阶段学校数量比例，指中等職业学校数量占高中阶段学校数量的百分比，既能体现各省中职发展规模的大小程度，还能反映省级政府统筹高中阶段教育结构的努力程度。

2.教育投入评价指标

衡量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关键指标包括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教育经费指数。其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是衡量教育投入水平最具可比性的关键指标之一;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指中职学校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与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之比，是政府部门为中职学校的教育活动专门拨付的财政性资金，指标值越高，说明中职教育经费的保障越充足;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是指中职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主要反映相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投入于中职教育的经费情况。上述指标主要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于中职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侧重反映中职教育的供给能力和投入水平。

3.教育条件评价指标

根据教育部2020年修订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衡量学校教育条件的重要指标涵盖学校校舍、占地，学校图书、教学仪器配备，学校信息化建设等几个方面。本研究从中选取可反映教育条件保障的生均学校占地面积、生均图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作为教育条件评价指标。其中，生均学校占地面积是指中职学校具有国家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所占用的土地面积与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之比;生均图书即中职学校图书资源总量与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之比;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指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与实习仪器设备总资产值与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之比，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学校教学仪器设备资源越充足，而充足的教学仪器设备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指中职学校每百名学生平均拥有的教学用终端数，该指标可监测和评价中职教育信息化基本设施条件，反映信息化配备水平。

4.教育质量评价指标

教师素质与教育质量的关系最为密切，教师素质是保证教育质量、实现中职教育培养目标的根本保障。基于此，衡量中职教育质量的指标包括生师比、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毕业生获职业资格证书比例。其中，生师比是指中职教育在校生总数与中职教育专任教师总数之比，经常用作教育质量的替代指标，生师比越小，表明平均每位教师所教的学生越少，教师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每一个学生，有助于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是指中职教育专任教师为大学本科学历的数量占中职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该指标可以监测教师总体质量;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即中职教育专任教师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数量占中职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可以反映教师学历提升的趋势;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是指中职教育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数占中职教育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该指标可以监测和评价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反映教师质量情况;毕业生获职业资格证书比例是指完成中职教育期间获取所学专业国家资格认定体系内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数占毕业生总数的百分比，该指标值越高，相对而言，人才培养质量越高，教育质量越好。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具体测度与比较

为了对中职教育水平各个省际指标的差异进行精确分析，需要选取有效的统计学指标分析数据。

首先是对单独指标的整体描述。平均值简单易懂，可以准确反映数据的总体情况，但却容易受到极端值影响，因此本文引入极差与标准差来对平均值做补充，分析评价指标省际分布的变异范围和离散幅度。

其次是对于不同指标之间的整体比较。由于单位不统一的问题易导致指标之间无法进行对比，因此本文利用统计学中常用的差异系数（CV）进行不同指标间的差异对比。它是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百分比，适用于测量单位不同的数据变异情况的比较，以此来衡量各个指标的波动程度。

1.教育结构：高中阶段职普结构省际差异不大，但中职教育相对普通高中规模逐渐萎缩

综合2019年三项指标来看，见表1，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阶段招生数、在校生数的比例平均值均接近0.5，即中职学生规模约为高中阶段教育学生规模的1/3。中部地区的中职学校数量比例相对更为均衡，中部省份的“中等职业学校占高中阶段学校数量比例”指标平均值显著高于东西部地区，2019年达到39%，其中吉林是全国唯一超过50%的省份;排名位列后10位的省份均未超过30%，其中有7个是东部省份。

从省际差异的角度来看，安徽、青海、浙江、海南四省的招生数与在校生数比例都位居前五，这与四省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急剧扩大引导四省对中职教育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然而其学校数比例却均未超过0.4，说明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均衡。九成省份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比超过0.4，但这与“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

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三项指标的平均值均呈下降态势。西部地区三项指标差异系数、极差均有显著下降，内部差异缩小;东部地区差异系数增长较多，内部差异增加。首先，超七成省份招生比呈下降态势，且绝大多数降幅超过10%，其中北京降幅高达55.56%;呈增长态势的9个省份中8个为中西部省份，其中西藏、湖北增幅超过10%。其次，仅有4个省份2019年中职与普高在校生比高于2014年，其中西藏增幅高达25.81%，过五成省市降幅超过10%，降幅最高的北京则达到54.93%。另外，全国仅有西藏2019年中职学校占高中阶段学校数量比例高于2014年，但增幅仅为0.97%，黑龙江降幅最大，超过20%。总体来看，各省市前两项指标的增减幅度基本持平，但甘肃、山东、青海、福建、西藏、吉林增降幅度相差超过10%。综合三项指标来看，北京、广西、黑龙江、贵州等省市的招生比与在校生比指标降幅均显著高于中职学校数量占比，海南、浙江、河南等省市则相反。

2.教育投入：中职教育投入大幅增加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但省际差异依旧明显

总体来看，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在5年内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见表2，而生均教育经费指数（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人均GDP的比例）保持稳定，说明经济发展与中职教育投入齐头并进，相互促进。东部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显著优于中西部;两项指标最末五位的排名均为贵州、河南、广西、湖南、四川，且排名末10位的省份有9个为中西部省份。

从省际差异角度来看，“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省际差异明显，见图1。东部显著优于中西部，2019年平均值高約1万元/生，北京、上海更是以接近7万元/生的教育经费一骑绝尘，指标值约为末位贵州的7倍;但东、西部省份内部差异显著，极差分别高达52039元/生和40721元/生。2019年东部地区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平均值约为中西部地区的1.5倍，唯一超过5万元/生的北京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排名末位的广西、河南、贵州均未超过1万元/生;同时东、西部省份的内部差距也较大，差异系数均超过50%。另外，全国中职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指数”总体偏低，2019年有近四成省份指标值低于30%，其中不乏江苏、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这可能与其人均GDP水平较高有关;西藏以103.09%的指标值领先第二名吉林30个百分点有余，这可能受2015年西藏出台《西藏自治区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及国家财政拨款影响;就平均值而言呈西、中、东部递减趋势。

就长期变化趋势而言，三项指标均呈总体上升态势，差异系数基本持平，省际差异依旧明显。就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来说，全国有8个省份涨幅超过50%，广东省涨幅更是高达83.61%，大多数西北、东南省份涨幅位居前列。除贵州2019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低于2014年外，其余省份均显著增长，过半数省份涨幅超过50%，其中甘肃、河北增幅超过90%;北京、吉林、浙江不仅排名始终位居前列，且涨幅均超过50%，为首的北京增幅更是高达87.24%，贵州则与之相反，指标值始终位于倒数，且不升反降。另外，近半数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指数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平均值下降，其中贵州降幅最高，为41.03%;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差异系数由34%降低为25%，下降明显，内部差异显著缩小;中部地区差异系数则由18%上升为44%，内部差异更为显著。

3.教育条件：中职教育条件显著改善，东部省份总体优于中西部省份

综合来看，见表3，东部地区教育条件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但东部省份之间差异也更为突出且呈扩大态势，中部省份差距最小，东中西部各项指标的最小值较为接近，但最大值和平均值差异显著。2019年东部地区在“生均图书”“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生均教学、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三项指标的平均值约为西部的2倍，遥遥领先。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教职成[2010]12号）[26]，2019年全国31个省份“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和“生均教学、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两项指标全部达到合格标准，但“生均占地面积”指标仍有海南等11个省份不达标。整体来看，西部地区“生均占地面积”的平均值比中、东部高约10平方米/生，排名前10位的省份里仅有北京、江苏2个东部省市，位居第一的西藏指标值高达91.39平方米/生，比排名最后的海南高出近3倍，但西部内部省份差异明显，标准差为22.65。就其余三项指标值而言，东部地区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北京、上海、天津均位居前三，且北京和上海的指标值远超第三，排名后10位的省份中均有9个为中西部省份。

从省际差异角度来看，首先，在“生均图书”指标中有20个省份未达到生均30册的标准，同时两极分化较为严重，极差达到81.48，北京和上海以93.68册/生与62.26册/生的数值远超位居第三的天津（43.58册/生）;就区域而言，东部省份内部差异显著，位居首位的北京与位居末端的海南指标值差达到76.79册/生，中西部省份平均值远低于东部省份，指标值低于20册/生的7个省份里中西部省份占6个，但中西部省份内部差异相对不显著，标准差不足东部省份的一半。另外，“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中，北京、上海同样以远超第三61.41台/百人、25.41台/百人的数值位居榜首，东部省份在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中占据8位，但内部差异显著，极差高达82.25，差异系数约为西部的4倍;东部地区平均值约为中西部地区的2倍，差距显著，排名后10位的省份有7个为西部省份，但中西部内部差异相对较小。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生均教学、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不协调问题突出，差异系数为115%，东部地区的平均值约为中西部的2.5倍;同时东部地区内部差异也较为突出，差异系数达到103%，排名首位的北京指标值约为河北的15倍。

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2019年教育条件的平均值、极差和差异系数均较2014年有所增長。北京各项指标增幅均超100%，后两项指标值增幅均比第二名高超过10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其中职在校生规模的大幅下降有关。除新疆等5个省份外，其余省份的“生均图书”指标值均呈增长趋势，北京增幅高达135.96%，西藏等西部省份增幅位居前列，但贵州、宁夏、四川等省份2019年仍距生均30册的标准有较大差距，总体来看达标省份增长一倍，但仍有2/3省份亟待达标。其次，近四成省份生均占地面积负增长，其中河北降幅达18.19%;未达生均33㎡标准的省份数量基本持平，增幅位列第一的北京比排名第二的内蒙古高74.33个百分点。再次，东部地区“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的差异系数显著增长，2014年未达标的6个中西部省份在2019年实现全部达标。就“生均教学、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而言，东部地区平均值始终显著高于中西部且差距逐渐增大，西部指标值较中部更高，同时指标值前五的位置也均被东部省份占据，但东、中部地区差异系数显著增长，区域内部差异增大，西部则相反;除西藏外所有省份均呈增长态势，其中增幅最高的北京增幅近250%，青海、海南等6个省份增幅也超过100%。

4.教育质量：中职教育质量总体改善，但毕业生获职业资格证书比例下降明显

总体而言，见表4、图2，东部教育质量领先于中西部，但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江苏、天津、上海相对领先，但海南在4项指标排名中均位于全国后10位;中部省际发展相对最为均衡，差异系数最小;中西部教育质量水平总体持平，但“生师比”指标相差较大，平均值差距为4。

从省际差异角度来看，首先，就“生师比”指标而言，共有13个省份未达到国家规定的201标准，其中中西部省份为12个，排名位于最末两位的广西、青海甚至超过了301，中职师资力量明显短缺，而排名前两位的北京、吉林生师比已小于101，总体而言东部优于中西部，东中部显著优于西部。其次，在专任教师学历方面，2019年全国中职学校达到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占比为92.61%，整体水平较高，排名前10位的西部省份西藏、宁夏分别在“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和“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指标值中位居第1和第6，表现突出;“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东中西部均接近85%，平均值差异极小;但“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指标区域差距明显，差异系数为53%，东部显著优于西部和中部，位列前10的省份中有8个为东部省份，唯一超过20个百分点的上海与位列末尾的青海百分比差异高达19.26个百分点，同时东部省份之间差异也较为显著，差异系数达到52%，极差高达17.39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东部对硕博研究生学历教师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再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指标东中西部发展较均衡，但区域内部极差均超过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标准差达到7.54%，排名第三的云南与排名末位的西藏相差高达24.2个百分点;另外共有甘肃、湖南等9个省份低于《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规定的“20%”，其中7个为中西部省份。最后，针对学生的指标“毕业生获职业资格证书比例”东中西部总体差距不大，东西部平均值差距约为10个百分点，但两极分化严重，位居第1的江西指标值高达93.94%，为位居最末的西藏7倍之多，在其余指标中排名位居前列的北京、辽宁在此项指标中却居于末端;同时各地区内部差异极大，标准差均超过15%，极差也为57%～74%不等。

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除湖北、云南等7个省份生师比上涨外，其余省份均呈下降趋势，降幅超过20%的8个省份均为东、西部地区省份，其中北京降幅超50%，2019年生师比位居第一仅为8.201，约为青海的1/4。2014年未达到生师比201的陕西、福建、广东2019年均实现达标。其次，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超七成省份“学历合格专任教师”比例有小幅增长，东部省份平均值有小幅回落，但可能与其硕、博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增长有关;除江西、甘肃外，所有省份“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均呈较大幅度增长，海南增幅高达52.40%，但降幅最高的江西则高达33.78%。另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未达标省份数量与2014年基本持平，但东、西部地区总体呈上升趋势，湖南、江西等中部地区省份平均值不升反降。最后，“毕业生获职业资格证书比例”差异系数显著增长，内部差距增加，且全国各省份降幅平均值高达13.58%，除江西、广东等5个省份比例上升外，其余省份均呈下降态势，且超三成省份降幅超过20%。

（二）综合测度与比较

1.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1）确定权重

熵是热力学中表示物质状态的参量，其物理意义是表示体系的混乱程度。熵权法利用信息熵来判断数据的离散程度，从而判断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和价值。其中，离散程度越高，信息熵值越大，其所对应的指标权重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与现有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专家经验评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德尔菲法等相比，熵权法摈弃了计算程序中赋权的主观随意性，计算结果的可信度更高，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熵权法计算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①指标的无量纲化。本研究设Xij为指标的原始数据， X'ij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则：

其中i=1，2，3，…，n为不同省份，而j=1，2，3，…，m为不同指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并非越大越好，例如生师比就是越小越好，因此被称为负向指标，需要与正向指标区别处理。另外还有一些指标有自身的最佳值，例如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比，根据国家相关目标，需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与普通高中规模相当。因此最佳比例应该为1，但由于各省份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比均小于1，因此我们将类似指标作为正向指标处理，即越大越好。

其中，对第j项指标而言，熵权越大，指标对系统的影响作用就越大，反之影响作用就越小。

根据上述熵值法的计算方法，利用中等职业教育相关指标对应的数值计算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见表5。

由此可知，权重位列前五的均为教育投入或教育条件评价指标，其中仅有“生均教学、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指标的权重超过0.15，这说明教育条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排名位列前半部分的指标中除“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均为教育条件和教育投入指标;排名最末三位的指标分别是“毕业生获职业资格证书比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比”。

（2）指数合成

根据确定的权重与对应的去除量纲后得指标得分，提出i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为：

（3）线性变换

由于指数合成后的得分均为[1，0]之间的数字，不便于对比与解释，可以将其做线性变换来克服这一缺陷，根据曾五一的方法[27]，如果定义某个地区的每一个指标都等于平均水平时，应获得综合的分值为70分（“平均”即中等，百分制的中等一般取70），而每一个指标都高于4倍标准差时，应当获得的综合得分为100分，假设综合得分的平均值为μ，标准差为σ。那么线性变化公式为：

代入线性变换公式，得到最终的各省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见图3。

如图3所示，北京、上海以较大优势位列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排名前二位，紧随其后的是西藏、天津、吉林;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北京为106.8分，得分最低省份贵州为62.6分。综合发展指数超过平均值（71.8分）的仅有8个省份，这说明省际差异较大，超七成省份低于平均水平。从地域分布上來看，超过平均值的省份中除西藏、吉林、内蒙古外均为东部沿海省份，排名最末的7个省份则均为中西部省份。具体来看，排名靠前的中西部省份主要受教育投入支持，而东部省份则主要受相对较好的教育条件与教育质量影响。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相对滞后，中等职业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亟待引起重视与关切。

就变化趋势而言，见图4，5年间全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增幅为5.28%，综合发展水平明显上升，差异系数分别为7%和12%，省际差异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存在扩大趋势。除新疆、贵州等4个省份外，其余省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均呈增长态势，其中北京以30.36%的高增幅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

2.聚类分析

由于省份数量庞杂，本文对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类别划分。根据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的得分，计算欧氏距离并进行聚类分析，将类别数量取为9，并根据聚类结果和得分情况将1-4类定义为优秀，5-6类定义为优良，7类定义为良好，8-9类定义为合格，最终得到分类结果，见表6。

2019年我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优秀水平省份仅有北京、上海、西藏;优良水平省份既包括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也包括吉林、内蒙古、宁夏等中西部地区，地区分布相对较为均衡;良好水平省份山西、辽宁、甘肃等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合格水平省份则仅涵盖陕西、江西等中西部地区。从变化趋势来看，全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增长趋势显著，超四成省份水平上升一级，9个省份由合格升为良好。

3.空间分析

空间分析法可以利用空间信息分析技术将原始数据以图形形式呈现，可视化表达中职教育发展水平的省际分布特征。DataFocus是全球第一款能同时支持中英文自然语言搜索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为了更好地进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分析，本文利用DataFocus进行中职教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析，根据综合得分与分类方法得出2014年和2019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图，见图5、图6。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总体提升。就地域分布而言，位于优秀和优良水平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京津地区和江浙沪地区，此外西藏、吉林等中西部地区也有分布;良好水平省份则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中职教育综合发展合格水平省份则均位于中西部地区，主要包含新疆和重庆、湖北周边的中西部省份。从省际角度来看，东部省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均位于良好及以上水平，中西部地区则仅有西藏、吉林、内蒙古和宁夏4个省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位于优秀和优良水平。从变化趋势来看，诸多省份综合发展等级晋升，中部省份增长最为显著，超六成省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提升一级;西部次之，半数省份综合发展水平较2014年有显著增长。

（三）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1.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系

为了研究各省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本文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根据文献中利用各种指标合成的思路发现，一类指标如人均财政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其和人均GDP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会使得数据合成的结果与人均GDP相对差距不大;另外一类如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第三产业比重等，这一类比值有自己的最佳值，而笼统的将其设定为得分越大越好会严重降低模型的可信度。反观人均GDP本身常作为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衡量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28][29][30]。为使模型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简单易行，本文用人均GDP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

从各省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与人均GDP的关系来看，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前列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人均GDP处于较高水平;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贵州、河南、江西、四川、新疆等省份人均GDP水平也较低，这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中职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各省份中职教育发展差距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平衡高度相关。回归分析发现，见图7，省域人均GDP对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R2为0.5658（p<0.001），说明人均GDP与省域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有着极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对中职教育财政支持越多，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越高，为所在省经济发展提供的动力也越强。因此，对省域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协调性进行分析，对于促进区域中职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深化区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协调性与空间分析

参考现有文献发现[31]，研究人员普遍选取耦合度模型对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当系统间相互配合、互惠互利时，耦合为良性;当系统间相互摩擦、彼此制约时，耦合为不良。但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无法准确判断出耦合不良的具体原因是教育发展相对落后还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因此，本文参考等级差判定法[32]，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数，利用标准分建立中等职业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指数。标准分是对不同数据集的数据进行比较的量，对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不同于归一化，能够保持数据原有的分布而非简单的放缩，因此可用来表示数据值在所在数据集内的相对排名。所以标准分能比较不同体系指标的排名情况，进而推断出特定省份中职教育与经济规模的发展程度。具体过程如下。

（1）计算标准分

设Yi为中职教育省际发展指数的评分，Zi表示省际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中职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准分则表示为：

其中Y-表示中职教育发展指数的平均值，而σY表示对应的方差。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分计算同理，设为Z'i。

（2）计算协调系数

设省份i的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为Di，则定义：

当Di趋近于0时，表示该省的中职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当Di太大时，则表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中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当Di为负数且绝对值过大时，则表示中职教育发展滞后减缓经济发展。

由此，得出2014年与2019年我国各省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指数，见图8。

总体而言，我國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省际差异呈缩小态势，2019年协调性的标准差和极差分别比2014年低0.12和0.98。

由于协调度趋近于0时含义为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职教育排名完全一致，因此协调度越趋近于0越协调。根据相关数据，我们设定协调指数在[-0.5，0.5]区间内为基本协调，协调指数在（-∞，-0.5）以及（0.5，+∞）区间内为不协调，最终得到各省的协调性，见表7。

从协调类型结果来看，近六成省份的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与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基本协调，其中以中西部省份居多。

就变化趋势而言，2019年我国各省份中职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一步改善。其中内蒙古、广西、云南等西部省份中职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改善最为显著，东部省市上海、天津、山东协调程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协调程度下降的7个省份则多位于中部地区。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协调性的空间差异，利用DataFocus绘制2014年与2019年中职教育与经济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见图9、图10。

不协调类型中，中职教育领先的省份主要分散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等北部地区，经济发展领先省份则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和陕渝鄂三角地区。基本协调的覆盖范围显著增加，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明显改善。

从省际角度来看，东部省份中天津、上海属于典型的中职教育与经济发展高水平协调;在二者实现基本协调的中西部省份中，中职教育综合发展位于合格水平的河南、四川、江西、湖南、贵州、新疆均为低水平协调。

对各个城市的协调程度变化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西藏和陕西分属于中职教育领先和经济发展领先的不协调型西部地区典型城市。西藏作为西部地区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唯一达到优秀的城市，中职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现象尤为突出，可能与其近年来受职业教育政策扶持有关，这表现在其教育投入与教育条件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教育质量却位居末位。而陕西则与之相反，经济发展领先于中职教育发展状况明显，这可能与其经济发展模式有关。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2014、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提出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测度，同时运用聚类分析、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进行对比分析，参考等级差判定法，利用标准分建立中职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并进行省际差异比较，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就中等职业教育综合测度而言，我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总体显著上升，指数平均值增幅5.28%;省际差异较低但存在扩大趋势，增幅高达71.43%。一方面，27个省（市、自治区）中职教育综合发展均呈增长态势，其中北京增幅超30%;根据聚类分析可知，超四成省份综合发展水平提升一级，其中9个省份由合格转为良好;利用空间分析法可以看出东部省份发展水平均为良好及以上，其中京沪遥遥领先，但中部地区综合发展水平增长最为显著，表现为超六成省份发展水平较5年前改善，西部地区则仅有西藏、内蒙古和宁夏居于优秀或优良水平。另一方面，2019年我国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系数为12%，较5年前增加5个百分点，但增幅超过70%，扩大态势显著，同时超七成省份2019年综合发展指数低于全国平均值。

第二，就中等职业教育具体测度而言，首先高中阶段职普结构省际差异不明显，但中职教育相对普通高中规模逐渐萎缩，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比和在校生比、中职学校占高中阶段学校数量比例的平均值均显著下降，其中前两项指标2019年平均值约为0.5，说明中职学生规模约为高中阶段学生规模的1/3，远低于“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但西部地区内部差异缩小，东部反之。其次，中职教育投入呈大幅增加态势，中职教育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与生均教育经费指数均呈显著增长，前两项指标增幅均超40%，近半数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指数上升，但省际差异依旧明显。再次，中职教育条件整體水平显著提升，但区域差异逐步扩大，且生均占地面积与生均图书指标仍有11～20个省份未能达标;东部省份在生均图书、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终端数、生均教学和实习仪器设备资产值等方面显著优于中西部省份，平均值约为西部2倍，然而内部差异也更为显著。最后，中职教育质量在生师比、专任教师学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等方面均有明显改善，但仍有超四成省份生师比未达201标准，且毕业生获职业资格证书比例呈下降态势;东部教育质量以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指标为代表总体领先于中西部，但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中部省份发展相对均衡。

第三，就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而言，我国省际中职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改善，省际差异缩小，但仍有超四成省份二者发展呈不协调状态。首先，我国中职教育和经济发展均表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就变化趋势而言，西部省份二者协调改善程度最为显著，中部反之。其次，近六成省份中职教育与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但仅有上海、天津实现了高水平协调，贵州、江西等6个中西部省份则处于中职教育和经济发展均落后的低水平协调状态。二者发展不协调省份中，北京、黑龙江、甘肃等6个中职教育领先省份分散分布于北部地区，浙江、湖北等7个经济发展领先省份则集中于东南沿海和陕渝鄂三角地区;其中，西藏、吉林、福建、江苏中职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状况尤为突出。

（二）对策建议

中等职业教育的优质协调发展对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具有基础性作用，为全面提升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促进中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吸引中职生源，助推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目前，相对普通高中而言，我国中职学校规模仍呈萎缩态势。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高职院校在2020年、2021年扩招200万人，高职扩招与中职教育规模日益萎缩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首先应当积极扩大中职教育生源。《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积极招收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接受中等职业教育”[33]。中等职业教育通过提升农民工素质和解决就业问题等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同时，中职学校本身也应注重内涵式发展，设置相对明确的办学目标，优化资源配置，建设“双师型”专业师资队伍，提升办学质量，并结合院校特点打造自身特色，以此吸引生源。其次，应当畅通普职教育体系，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搭建桥梁，为学生提供多次分流与选择的机会，并进一步建立完善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之间的融通机制，加大资源互通力度，探索实施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等模式;探索实施中职对接高职的“院校联动”发展机制，为中职学校学生毕业后进入高等教育轨道提供充分支持。

第二，完善财政支持机制，深化中等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增长明显，但投入增加的同时更应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引领中职教育由增量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实现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首先，政府应当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支持机制，根据不同地区中职教育办学规模与培养成本的实际情况对财政投入进行相应调整，完善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度，合理确定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健全经费动态监测监管机制，并建立中职教育经费使用绩效考评系统和相关预警系统，对教育投入的相关数据进行及时收集统计，以提升教育投入效益。对欠发达地区中职学校、农村中职学校等教育投入相对匮乏的学校进行倾斜，完成“到2023年，中职学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的战略目标[34]，改善省际中职教育资源不均现状，强化中职教育基础性作用。其次，政府可与中职学校协同探索建立区域职业教育共建群，增强师资力量相对充足地区对师资力量弱势地区的教育支持，助推职业教育整体均衡发展。针对部分省份生师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不达标情况，促进西部地区优秀教师的引进及培训，通过有针对性地培养“双师型”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由点到面影响、辐射当地专任教师专业成长，进而提升当地教育教学质量。再次，中职学校为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一方面应完善个性化职业规划体系，在普遍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就业择业指导服务，同时辅以创新创业教育支撑，以提升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另一方面应着力深化校企合作，通过学校与相关企业开展订单培养、冠名班培养等合作模式为学生提供广泛见习实习和就业机会，拓宽就业范围，提升就业质量。

第三，发挥双向引领功能，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适应性战略调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高度耦合性，必然是以内部各要素系统与区域经济市场要素的匹配为基础[35]，若人力资源难以适应现代产业的转型，会导致产业分工体系与区域优势之间不匹配，致使人力资源总是滞后于区域优势演变，从而阻碍区域经济发展[36]。因此，各地区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兼顾职业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性。首先，面对部分区域中职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乏力的现象，一方面，应在未来发展中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同时综合考量各方利益诉求、厘清权责关系、清晰定位分工边界，使中职教育在有序治理的前提下凸显对于区域经济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中职学校在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建设时应当充分了解并满足市场、企业和行业的需求，从学校、专业与课程设置三方面实现专业群与产业群的全面接轨，以专业结构对接地方产业结构，以专业设置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以课程标准对接职业标准，与区域产业分布形态相适应，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实需求。其次，部分中西部地区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对职业教育投入支持力度不足，进而制约职业教育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基于此，“校地联动”可以作为促进中职教育与区域经济高水平协调发展的有效模式进行探索。中职学校的办学方向、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通过职业教育的高质量人才输出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教育支持与人才支撑，进而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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