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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散文诗的新纪元

2022-04-13孙晓娅

诗林 2022年2期
关键词:散文诗文体创作

孙晓娅

散文诗作为独立的文体,其创立的标志是1842年在法国出版的阿洛伊修斯·贝尔特朗的《夜之加斯帕尔》。虽然贝尔特朗对于散文诗有开创之功,但是,如果没有波德莱尔于1869年出版的散文诗的代表性杰作《巴黎的忧郁》,散文诗这个体裁不会在其后兴盛一时,并形成一个传统,随后独立、流传、影响、演变于世界文坛。上述两部奠基之作,与1886年出版的兰波的《灵光集》,被公认为19世纪散文诗建立时期的三部经典,它们代表着现代、前卫、先锋和反叛颠覆精神。在三部作品的影响下,散文诗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俄国的屠格涅夫、英国的王尔德等,都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散文诗作家。

比照法国散文诗文体地位确立的清晰脉络,对中国散文诗起源的各种指认却始终各陈其词。最大的干扰来自于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即认为类散文诗的文体古已有之,相关学者纷纷从中国文学的传统内部追根溯源: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曾提到“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指出:“在古代,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的《卜居》《渔父》诸文,以及庄子《南华经》中多少文字,吾人可以肇锡以‘散文诗’之嘉名者在在皆是。”1922年滕固在《论散文诗》中则进一步指出:“我国古代散文中,很多小品文可称为散文诗的,于书中短喻外,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也有散文诗般的章节。”又说:“陆龟蒙《笠泽丛书》中《紫溪翁歌》一篇也是很好的散文诗。《东坡志林》中也有许多散文诗。”1971年朱英诞在《孤立主义》一文的开篇即提出:“我年轻时写过一些‘散文诗’,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种形式,可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欧洲的,美国的,旧俄的,以及中国自己古代(明末小品)都有这种文体。”

事实上,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爬梳各种类散文诗文体存在的佐證,不仅无益于散文诗文体建设,更严重的是忽视了散文诗文体的独立性以及中国散文诗的诞生深受外国散文诗影响的事实。中国最早的散文诗译介作品出现在1915年7月的《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上,刘半农采用文言文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题为《杜瑾讷夫之名著》。在白话文运动还没充分展开的背景下,刘半农用文言文翻译这些散文诗,并将其列入了小说栏,也没有明确说明这四章为散文诗,相反,他在译文前的附言中指出四章散文诗的特点是:“措辞立言,均惨痛哀切,使人情不自胜。余所读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家。”可见,这四章散文诗还不足以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汉译散文诗。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刘半农翻译了印度歌者拉坦·德维的《我行雪中》,同时翻译了美国《VANITY FAIR》月刊记者的导言,文中称《我行雪中》是“结撰精密之散文诗一章”,至此,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和作品第一次合体出现在中国。随后,在1918年的《新青年》第5卷第2号上,刘半农发表了散文诗《晓》,虽然略晚于沈尹默的《月夜》,但从文本自身角度看,《晓》更为胜任“中国第一篇成熟的现代散文诗”。

自从1917年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使用“散文诗”这个概念以来,与波德莱尔早期在自觉与非自觉之间徘徊的散文诗创作现象雷同,中国许多作者在创作之初往往未明确要写散文诗,只是写作过程中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体裁而权且采用了“散文诗”这个名称。新文学发轫之初,“散文诗”和“自由诗”这两个概念常常纠缠不清,绝大多数的作者只是后来渐渐地走上散文诗创作的自觉道路。比如,1919年鲁迅就创作了散文诗《自言自语》(最初连载于1919年8月至9月间的《国民公报》“新文艺”栏,作者署名“神飞”)。这组散文诗共七章,初步显现了鲁迅散文诗写作的艺术特质,不过直到1932年他写《自选集·自序》时才明确了散文诗的文体概念:“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野草》受波德莱尔和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它以新鲜的语言形式、独特的想象方式、深邃的精神世界和强烈的现代意识,为汉语散文诗写作确立了文本典范,在中国散文诗创作历程中树立起一块丰碑,成为世界散文诗不可多得的杰作。尽管散文诗长期处于中国现代文坛边缘的位置,但人们对散文诗这一文类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止。鲁迅之后,郭沫若、徐志摩、徐玉诺、何其芳、丽尼、陈敬容、郭风、柯蓝、昌耀、彭燕郊、耿林莽、李耕、许淇、邹岳汉、王尔碑、王幅明等不同时代的作者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散文诗,他们为散文诗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散文诗开始步入较为快速发展的轨道,那么最近十余年,散文诗达到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繁荣的创作时期:这十余年,我们不乏散文诗园地里清除杂草的理论研究者、探索者、维新者;我们不乏在争议纷执的散文诗讨论中坚守散文诗写作路向、热爱并投注大量写作精力的作者;我们不乏倾注心血创立、搭建散文诗发展平台的编辑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散文诗的创作队伍和读者群日益壮大、创作数量遽增、质量明显提升;散文诗集和丛书相继推陈出新;一些报纸、刊物纷纷开设散文诗专刊、专栏,比如:《文学报》《中国诗人》《中国诗歌》《上海诗人》《青年文学》《星星》《诗潮》《诗林》《绿风》《诗歌月刊》等刊物,都曾经或将一如既往地为散文诗提供版面与阵地。

诸多散文诗的发展优势与富有活力的创作态势、酝酿良久的温厚的诗性土壤和散文诗体式的自觉变革有直接关系,与散文诗文体的特质和新世纪的契合有关。散文诗是天然秉具并契合21世纪膨胀的时代语境、现代的生活履步、情感的隐微表达的写作形式。在对现实和存在的反思和探察方面,它有其他文体不具备的自由、灵活、舒展;在表达生命韵致、书写自然生态、捕捉人文情怀、曲隐哲思等方面,它更为贴近现代汉语之美和当下复杂开阔的精神领域与繁涌叠荡的个人情愫。恰如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散文诗能带给我们什么》一文中的阐述:“散文诗的一个妙处,是它能汲取细节,有时精灵甚至会从散文诗的语言里浮出。也许散文诗就像家中秘密的宗教,而分行诗更像教堂。”谢冕教授也曾明确指出:“在诗歌的较为严谨的格式面前,散文诗以无拘束的自由感而呈现为优越;在散文的‘散’前面,它又以特有的精炼和充分诗意的表达而呈现为优越。”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特别恳切地针对散文诗的创作和存在的问题说几句:我们不能用散文诗断片的灵光之美淡化其结构的缜密、思想的含量,以及散文诗与其他艺术门类多元共生的新格局;我们不能一味用美文的律求凸显散文诗的泛化抒情而忽略其叙事性、象征色彩、反讽、隐喻等变化各殊的技法;我们不能张扬个我的小情趣和小视野而完全漠视散文诗的现实关怀、时代担当和当下特质;我们不能用浮现散文诗的大主题、大境界、大关怀的手法错过主体意识的诗性闪耀和个体经验的蕴蓄;我们不能因呼吁古典诗词骈赋的韵文传统而抛弃散文诗的现代性介质、腠理以及对生命的深度挖掘;我们又不能过分强调散文诗在国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忽略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类散文诗经验的借鉴融合意义和当下本土关怀;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归队法去剥离或鉴别散文诗是近诗的或近散文的、由此模糊其独立的面相……同时,我们不能缠绕于散文诗文体的合法身份而忽略其拓展的前景、完善路径甚至是突破典范的可能性;當然,我们不能偏执一方地说散文诗是向内的挖掘或向外的展现,而遗忘散文诗最为期待的是文体文本自觉的个性化、创造性、批判性和现实感。

作为本书的编者,我坚定认同王光明教授的观点:“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从散文诗的审美内容和表现功能看,散文诗要负载的是“现代生活”或“更抽象的现代生活”,以外在世界为起点向着更深层的内心世界开进,从而“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散文诗成功于现代性探索和表现,其骨子里有着深刻的现代性本质和连绵的现代性传统。本书秉持这一编辑思路,着力筛选推出近50位散文诗作者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160多篇散文诗作品。与已经出版的散文诗选本相比,我们的选本特色在于,努力推介那些热情投入散文诗创作、勇于创新的中青年作者。他们是散文诗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秉持敏锐慎独的判断力、思考力、批判力;葆有独立的人文个性和广阔的精神视域,脚踏坚实的生活土壤和个体经验,胸怀历史、理想和时代的省思,大胆创新,乐于开拓写作的新路径,敢于突破散文诗文体记忆的格局和局限;已发表和出版数量可观、影响广泛的散文诗作品。这些作品,既可介入社会经验应和新世纪文化生态环境,又可彰显个体的人文关怀散发高雅委曲的艺术品味;既可敲击时代的步伐和节奏,又可彰显个体存在的心灵境遇和诗性情怀。

秉持严肃而审慎的编选宗旨,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出那些审美突破性强、艺术个性鲜明的散文诗佳作,并非为打造经典,而是努力去呈现精品,希望它们能与时间同行。当然,我们也敢于直面争议和分歧,我们秉具包容情怀,一切以品质为先。西川和王家新的随笔式散文诗一直处于散文诗、诗文录或跨文体的写作争议中,遗憾的是,在争议中,他们的精品力作鲜有引起散文诗研究者的重视。编选中,我们从散文诗文本自身的文体特质出发,肯定两位诗人被选入的作品就是优秀的散文诗,他们为散文诗的写作呈现了一种维度或曰更丰富的可能性。

西川的散文诗敢于直视虚伪渺小的自我,从被多重伪装的“自我”的深层意绪里探寻出社会和人生的真意、个体身份与存在的意义和无数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思维丰盈、敏锐,秉具犀利的现代意识和娴熟的现代技巧,融入了作者独异的智慧、深刻的自我解剖和批判精神,将人存在的复杂境况写得撄人心动。其散文诗语言沉稳冷凝,形式独树一帜,文风酷肖鲁迅,让我们看到当代散文诗从“审美”走向“审智”的可能。

王家新的散文诗基于现实思考人生,深度冷峻地将生存性问题转化为精神性的考量,思考和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在格言式的迸溅的碎片中书写孤行者片段式的对话,真实深挚,让我直观地想到马丁·布伯在其1913年出版的哲学论文《达尼尔》的前言中描述他如何由一棵树的对话所引发的精神思考:“似乎只有当我找到这棵树时,我才找到了我自己。那时对话出现了。”

早在1956年,林以亮在台北《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上发表的《论散文诗》一文中提到“散文诗是一种极难应用到恰到好处的形式,要写好散文诗,非要自己先是一个一流的诗人或散文家,或二者都是不可”。但是在我编选本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特别的个案,他们并非一流的散文家或诗人,不过,他们的散文诗可堪赞誉。怎么解释这种创作现象呢?以白红雪为例,我曾在《生命的断裂与重塑——论白红雪散文诗中感性、理性与神性的交融》一文中写道:白红雪的散文诗成就远高于他的诗歌创作,与其说他更适合或熟谙散文诗这种文体,莫若说散文诗更适于表达他对芜杂与纷乱的现实世界的思考与探察,散文诗更能恰切地展示其独特的想象方式、情感关怀与对现实境况的笃思。在散文诗的世界里,诗人寻求着爱的幻彩和起伏,期待着生命与灵魂的重塑。生命的价值和本源意义在白红雪的散文诗中以超验的方式得到还原和确证,恢复了与生俱来的诗性意味……

在阅读本书优秀的入选作品之时,我们不能用任何艺术、文学的主义或已有的流派约束和框定散文诗的创作。散文诗不独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散文诗不独是西方的或中国的;散文诗不独是个体的或大众的;散文诗不是“杂交的苹果梨”或“混血的美人”。散文诗有其独立之精神、美学范式、现代审美意识:它立足于个体的精神诉求,面向纵横古今的人文情怀和现实语境;它穿透日常生活的真实平面,也穿透星空银河的辽远;它滋生于现实的丰硕土壤,得益于大众的喜爱和接受,不是因为它的浅表,而是因为它可以很恰切地表现不同层面的热爱和观照。它的感染力绝非简单地源于个人的独语或对话式的叙事。不要忘记,散文诗可以发出战栗并呐喊于孤绝的心灵话语。它不能被简单地划归为诗的一个支脉,它可以精深厚重、韵味浓滟,亦可以清透灵巧,曲径别致,它更为开放、包容、多元、趋变。日本《现代诗手帖》(1993年第10期)散文诗专辑中曾刊发日本现代诗的奠基人萩原朔太郎的《现代是散文诗的时代》一文,据说他生命最后一本结集出版的是散文诗集《宿命》,在文章中他说“我当然承认散文诗的艺术意义,并相信它在将来的发展”。著名诗人彭燕郊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讲道:“严格来说,‘五四’以来新诗的最高成就是鲁迅的《野草》,散文诗。我觉得从世界范围来讲,散文诗慢慢地要取代自由诗,这是个大趋势。”确然,从形式、节奏、语言、精深的表现力等方面考量,散文诗虽沐浴诗性的甘露,但少了诗歌深奥的隐晦和矛盾对峙的陌生张力,相对于诗歌来讲,它更易于读懂,受众更为广泛,接受面更为敞开。散文诗虽与散文形式雷同,但它的行文更为精练,富有韵味和灵性的美悦、自如蕴含的灵动,更为入心入境入怀。散文诗的诸多已经形成和正在发展的特点,使得它颇为契合新世纪繁复的语境、快速突变的节奏和纵纳百川、多元交融的历史与文化含量。

立足于当下散文诗求新图变的创作症候,我们凝萃精品,历练华章,回望、总结十余年来优秀的散文诗的创作,从这些丰富多样的散文诗作品中捕捉新世纪动感的诗性姿态和文学创作的一驿,促进和推动散文诗的创作、建设和发展。经过近一年的反复筛选和择录,如今呈现给读者的这本散文诗选,融入了我们清醒的坚守、开放的视角、审慎的判断和热烈的期待——21世纪,是散文诗的世纪,散文诗在21世纪,会有新的纪元的开创!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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