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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滇波不倒流

2022-04-11张轲风

读书 2022年4期
关键词:滇池彩云王朝

张轲风

关于“滇”和“云南”之名的由来,似乎是老生常谈的地名掌故,事实上,围绕二者的地理解释及其经典知识的形成,不只是地理学、语义学、地方史志编纂的认识范畴,还是一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史,它关乎地理知识与政治权力如何互动、地方记忆与国家认同如何构筑、意识形态与地表景观如何联结的重要问题。我想有必要重新加以梳理,并据此揭示王朝国家体系下的文化精英是如何借助地理知识、历史文化资源,不断建构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脉络和国家认同的,进而解析云南内地化进程中经典地理知识的解释转向。伴随着这一转向,作为地理实体的山水,也存在一个由意识形态不断阐释和重塑的景观驯化过程。

滇即颠也

汉武帝经略西南的时代,滇池进入了内地人的地理视野。大约魏晋时期,汉语文献里出现了“滇池倒流”的解释。《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滇池在晋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常璩《华阳国志》也有类似记载。所谓“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大约是指滇池的入水口大而出口小,形如“倒囊”。滇池水源集中在东岸,大小河流十余条,尤以东北岸的盘龙江为大宗,而出水口仅西岸螳螂川一处,且异常狭窄,如此古人以为有“倒流”之势。明人王士性形容它“腹广而颈隘”,清人贺宗章云“形如锅底,出口凹垂”,这些大致是遵循谯周、常璩之说形成的解释。从文字学上来讲,“滇”即“颠”也,二字同声,义可互训,颠有颠倒之义,故以此解释“滇”字。此后,《后汉书》《水经注》《括地志》皆从常璩之说,致“倒流”说影响日益扩大,且为后世地方志广泛采用,成为历史上关于“滇”名由来的经典地理知识。

至明代,“倒流”说又衍生出新的理解。周复俊《泾林杂记》卷一记:“天下水皆东流,惟昆明水西入金沙江,以达于三峡。其水倒流,故曰滇。”明人王士性、尹伸等人都提及了滇池逆向西流的地理认识,清代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大量著述也有广泛征引。此说基于流向而言,滇池之出水,循安宁螳螂川西流,绕富民,达禄劝之普渡河,北注金沙江。滇池逆向西流,与中国之水大多东流入海的认知常识相悖,从地理观感上对内地人构成很大冲击。如此解释“倒流”,较早期文献中的“源广末狭”更为直观,更有说服力。不过,汉晋文献并未提及滇池出水流向,此说大概率是明人的臆解。

此后,“倒流”说逐渐讹传,有扩大至云南多数河流之趋势,而且还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意涵。清人刘崑《南中杂说·山川》云:

(云南)山尽西向,水尽西流,汇为澜沧江西入缅甸,出西海,不闻勺水拳石朝宗于海,北卫神京也,故号曰滇中。滇之为言逆也,山逆水逆,人服其水土者,不二十年,亦生犷悍之心。明朝二百年,号曰全盛,然两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彼非不知螳臂当车,万无生理,徒以豺性豕心,侥幸万一,至族灭不惜。

此段文字中呈现的“叛逆”叙事,是基于汉文化本位思考而形成的权力话语,是对边民“不服从”的他者表达。然而,刘崑脑洞大开,从“滇即颠也”出发肆意推导:颠即倒也,倒即逆也,逆即叛也,云南山水全部与内地反着来,长期受此浸染之人,莫不生“犷悍之心”,将族群“叛逆”归结为一种地理本性。刘崑是明末清初时人,待在云南十年之久,思想上受到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烈变革的巨大冲击,他眼中看到的云南,是一个频遭兵燹、满目疮痍的大战场:土司“叛乱”蜂起并争,“沙定洲之乱”令沐府镇滇的二百余年基业毁于一旦;明末张献忠麾下孙可望部入滇,随后又与李定国部“火并”;永历帝在李定国扶持下组织抗清,又在清兵紧逼之下狼狈“西狩”。而后云南喘息未定,吴三桂继而起兵。或许正是受此刺激,刘崑发出了“山逆水逆”的云南不足以治的悲观骇人之论。

这种基于地理特性的云南想象,并非刘崑一人的见解,不少人持有类似的固陋之见。清代小说吕熊《女仙外史》亦载:“万国水皆顺流,唯滇之水则倒行,斯亦奇事,足征此邦之易叛。”他们往往将云南视为一个“远在天末”、毒瘴横行的荒僻之乡,一个蛮夷犷悍、“叛服靡常”、长久不入王朝版图的政治疏离空间,遥远、反叛、妖异几乎构成了昔日云南的文化表征。《史记》《汉书》中《西南夷列传》的叙事逻辑是,秦汉时代的西南地区有着诸多难以识别、大大小小的“混杂的人群”,汉武帝时期的经略活动不仅将该地纳入郡县体系之下,且为其重建了文明社会秩序。《后汉书·西南夷传》在“滇池倒流”之后,继而述说了王莽至东汉初年当地族群此起彼伏的“叛乱”活动,其时舆论与刘崑之言如出一辙,出现了“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的见解,这似乎给了后世阅读者“倒流”与“叛逆”相伴生的强烈暗示。随后南诏、大理的立国,向来被视为“唐宋以来各僭据,声教不与中国通”的一段政治文化断裂史,“叛服靡常”的云南印象不是削弱了,反而是加强了。唐人储光羲《同诸公送李宓云南伐蛮》诗云:“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其中化用了“汉习楼船”典故:昆明夷屡次阻挠汉使入境,让汉武帝大为光火,立志荡平其地,故于长安“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 然而,西汉昆明夷在今大理一带,昆明池是今日洱海,并非滇池。后世人大多不甚了了,想当然地将昆明夷“叛逆”与滇池“倒流”联系起来,构筑了“叛逆”族性由地理而生发的想象基础和文化语境。

明初平定云南之际,朱元璋的诏谕也明确传达了云南的“易叛”性:

云南诸夷,自古叛服不常,馴服之道,必宽猛适宜。两汉十叛,诸葛亮平其地,终亮世不反。亮卒后四叛,唐九叛,元七叛,将军(傅友德)观此,非惟制其不叛,重使其无叛耳。(谈迁:《国榷》卷七)

此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南征史事。在明清诸葛亮南征叙事中,均能窥见云南易叛难治归于地理本性的叙事逻辑。明人唐之夔《元武洞碑记》云:“滇省远僻西徼外,疆域山川与中州殊绝”,“山川氛恶所钟,非杰如武侯者出,欲服而驯之也难矣”。清人王思训《述古诗》以“广源狭末复西流”的地理解释起首,历数云南叛乱难治之史事,诗末“叛服不常真爨僰,天威惟惕武乡侯”两句则强化了诸葛亮南征定滇的绩效。明清统治者着意利用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故事),积极营建武侯祠,加强文化宣传攻势,于诸葛亮南征本事之外衍生出诸多传说、信仰、地名和景观,借此实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的治化意图。窥察其用心,自然是在王朝国家体系下倡导宽猛相济的“驯服之道”,从而抑制云南的“易叛”族性。

滇即巅也

刘崑狭隘的“地理决定论”自然是极端偏激之言,其背后暗藏着云南不可予治的政治倾向。随着元明清时代云南内地化进程的加速和基本完成,这种解释自然会逐渐消弭。内地化进程包括很多内容:政区的建置和调整;行政管理体制的日臻完善;改土归流的深化推进;以明代卫所为代表的大量内地移民涌入;农业、矿业经济开发;儒家意识形态传播和推行;等等。倘若联系“倒流”与“叛逆”伴生的解释逻辑来思考,滇池疏浚工程发挥的潜在作用可能被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了。一直以来,“源广末狭”是解释滇池倒流的经典地理知识,正是这种“形如倒囊”的地理结构,导致滇池受水多而排水难,水患异常严重。因此,疏浚滇池海口就成为元以来滇池水利工程的施治目标。

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和劝农使张立道开启了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的滇池水利工程实施,“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明清两季持续疏浚海口达二十余次,滇池水位持续减低,明代中后期的昆明城,已从元初“三面环水”变为“一水抱城西”的景观。滇池东岸农业用地和城市空间的持续拓展,意味着王朝力量干预下对“蛮荒”之境的改造和重建,必然为统治者和文化精英们带来心理上的极度舒适。清人何彤云《滇池歌》云:

旌旗至今如在眼,楼船几费攻习功。吁嗟乎,唐铁柱,宋玉斧,一朝划断益州土。七百余年几沧桑,南中又来革囊渡。从此滇波不倒流,鱼稻蒲蠃岁无数。

此歌重复了云南文献常见的历史叙事,着意强调“元跨革囊”结束了“一朝划断益州土”的政治断裂,接续“汉习楼船”的王朝传统,云南重回中央王朝怀抱的意义。“从此滇波不倒流,鱼稻蒲蠃岁无数”二句则昭示了这样的图景:水利疏浚工程将滇池水患之区改造为秩序井然、丰收富足的农业景观,隐喻了云南重入王朝国家体系后地理景观重获新生。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因“倒流”而生发的心理恶感。滇池不再是一个“麻烦”,在汉文化凝视下日益涵化成“一碧万顷”的滇中胜景。

随着内地化进程的基本完成,清后期的云南已成文化精英眼中的乐土,“文治之光华映照四国,滇之人士与中原文献之邦均受涵濡之泽者,百数十年于兹矣”(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上)。与之相联系的是,清嘉道以来的“倒流”说开始退出主流话语,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淡化了其中的“叛逆”意涵。道光时期,跟随其父云贵总督阮元在滇多年的阮福,完成《滇池即滇县考》一文,关于“滇”之由来进行了一番全新的论证:

所谓滇池,当读作颠池,以颠为义,则训为顶池。盖言益州各水,皆四面下注于卑池,而此县之地与池独居地高顶也。……据此则皆因昆明滇池居地高颠之故也。……至于《华阳国志》水如倒流之说,似亦因滇字本作颠字,而以颠倒为义,然倒流之说曲,不如巅顶之说直。果尔,则此间古颠王,岂肯以倒王自名哉?(《道光云南通志稿》卷十三)

“滇”即“山巅”之说,一扫“倒流”说的悖逆隐喻,甚而为滇池营造出一种清淑高远的天池气象。此义一出,获得王先谦等诸多文化精英的认可,影响日大。近世袁嘉榖先生力主此说:“滇,颠也,言最高之顶也。《说文》:天,颠也。人之高顶为颠,顶之最高为天。谚曰: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庄蹻由楚沅水溯流而南及最高境,因号曰滇池、滇池国。”(《滇绎》卷一)嗣后,“山巅”说被纳入具有近代云南乡土知识体系建构意义的《新纂云南通志》之中:“滇池,以居全国之巅得名。”使之内化为近代云南的经典地理知识。

关于“滇”之解释,表面上是从“倒流”说到“山巅”说的经典知识转换,实质上是王朝体系下云南内地化进程中重塑国家认同的一种表征。其实,“山巅”说早见于宋末元初张道宗《纪古滇说集》:“水多聚于山顶,溪池广远,谷岛高峙,称为滇水。”然而其义不彰,不为世人所重。究其根本,恐怕与“倒流”说在当时云南与内地尚较疏离的政治环境下更得人心不无关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关于“滇”名的解释似乎也是历史渐进发展中的自觉选择,在“人文几与中州埒”的晚清云南,阮福的“山巅”说可谓应时而出。

南中從此彩云开

与“滇”类似,“云南”之名的解释也有一个国家认同重塑的过程。汉武帝元封二年(前一0九)设益州郡,下辖属县之中就有云南县。嗣后,历代沿用“云南”之名,或为郡名,或为县名,至元代以来而扩展为行省之名。关于其得名,汉晋文献没有明示,此后主要衍生出“云岭之南”和“彩云南现”两种解释。《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南中志》云:“县西北百数十里有山,众山之中特高大,状如扶风、太一,郁然高峻,与云气相连结,因视之不见其山。”这段文字注于永昌郡云南县之下,隐含了“云南”之名与这座无名大山的关系。而“云岭”之名始见于《资治通鉴》,胡三省《资》注首次将这座无名大山指认为云岭,成为学界主张“云岭之南”说的重要证据。无奈云岭所在难以考实,或谓点苍山,或曰鸡足山,莫衷一是。

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呢?古汉语中的“云”,多用来形容“高”。古有云车,《后汉书》卷一李贤注:“云车即楼车,称云,言其高也。”再如云梯、云杉、云崖等等,皆喻其高耸入云之意。地势高峻是古人对云南最直接的地理体验,从内地向云南方向进发,人有一种“拾级而上”的攀登感,正所谓“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滇”释为“山巅”,也是此意。前文无名大山的显著特征正是“众山之中特高大”和“与云气相连结”,山高则云现,因此所谓“云岭”或泛指高山,并不一定实指某山而言。再者,“云南”的初义不一定是指云岭以南,也有可能是指“南边的高地”。古代常用“滇南”“黔南”等地域概念,其中的“南”实指南边之滇、黔,描述的是区域整体方位,而不是云南之南、贵州之南。

至元明时期,富有浪漫色彩的“彩云南现”说跃然纸上。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成书的《万历云南通志》卷一七载:“汉武帝元狩间,彩云见于白崖,遣使迹之,乃置云南县。”此说不见于元以前文献记载,久为学界诟病,结合《纪古滇说集》《大理行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等元明文献中尚未定型的多种说法来看,它应该是文化精英结合本土传说而不断层累的产物。尽管此说缘于附会,然而颇得人心,为谢肇淛《滇略》等大量官私文献复制传播,成为社会舆论喜闻乐从的经典地理知识,至今不衰。一九一八年,云南县且据此更名为祥云县。

为何大家都喜欢虚无缥缈的“彩云”故事呢?首先是云南有“彩云南现”的环境基础,云南之云确实美得不像话,色彩纷呈,给人以神异奇幻之感。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藏在明清云南频繁的“庆云”奏报之中。从云南祥瑞奏报来看,作为“太平之应”的庆云奏报占了很大比重。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杂志》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彩云呈现的当年,云南“祥一而灾百”,“何能怙彩云以自凭”?然而,这消减不了云南奏报庆云的热情。为何云南官员热衷于此呢?庆云奏报并不能简单视为地方阿谀之举,只有从王朝维系边疆治理的合法性上加以理解,方能贴近其真实意涵。庆云是天下太平之瑞应,而所谓太平者,乃是王治圣化下的太平。换言之,“彩云南现”是王朝国家体系下云南治化、太平繁盛、黎庶安乐的文化表征,云南官员借用“彩云”说凝聚历史记忆,彰显云南“自古以来”渴慕王朝治化的历史图景,从而再塑了云南地域的王朝认同。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彩云南现”说为明清云南地域的王朝治化提供了瑞应摹本、认同纽带以及礼法依据。

在明清两季的历史语境里,“彩云”说成为云南治化的隐喻符号。清人尤侗《平滇颂》“彩云飘摇昆池旁,平填洱海成田桑”诗句,凝聚了彩云南现、汉习楼船、兴办水利等多重意象,将国家治理与王朝记忆链接起来;孙髯翁《登拓边楼》“寄语南中诸将帅,武乡祠与彩云齐”诗句,则将“彩云南現”提升到了与诸葛亮南征同等地位;张九钺《昆明古意》诗云:“西略何知文教急,南中从此彩云开。”张履程《彩云百咏序》谈及书名之由来云:“盖彩云南见,固滇文教所由兴,而忠孝节烈,尤其炳焉增辉乎彩云者也。”“彩云”与云南文教治化的联系被不断彰显。“彩云南现”表面上是一个浪漫故事,而其实质是借助王朝记忆,持续维系王朝治化,塑造国家认同的政治话语。

被“驯化”的山水

依托自然山水而形成的地理知识,往往与文化、权力紧密交织在一起。“滇”和“云南”地名解释的转向,是在元代以来云南重归王朝版图并逐渐实现内地化进程中完成的,在此进程中,王朝的权力触角不断延伸到云南的各个角落,并通过政区设置、派官置吏、改土归流等手段,将之重新组织为“中央”治下的一个“地方”,进而通过移民实边、农业开发、兴修水利、交通展布、城池规划、建筑营造、文教倡行、整饬风俗等方式影响和改造地表景观,建立起一种由夷变夏、由乱及治的王朝治化秩序。随着王朝秩序下的历史文化要素逐渐叠加于地表,意识形态对自然山水的“阅读理解”也会随之跟进。自然山水不能言说自己,外来和本土文化精英往往会把意识的“强权”加诸其上,在特定的思想观念、认知逻辑、审美取向和文化心境构筑的环境感知体系下,将其营造为一个新的文化场域或“高度人性化的空间”(段义孚语),从而扭曲自然山水的本来样态,生产出与权力秩序、政治需要、利益诉求相配套的地理知识、审美情趣和文化表征。于是,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山川地理焕发出另一种面貌和气质。经过这一文化重建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自然山水被意识形态“驯化”了。

就云南而言,这一文化过程就是将原本的“边徼蛮荒”之地改造为“衣冠礼乐”之邦。当早期汉文化向边疆民族山区艰难推进时,云南边陲美景时常被内地汉人描述为“蛮山瘴水”,然而被王朝秩序改造后的云南山水,经过长期的礼乐熏陶,被整合到汉文化的思想体系和审美逻辑之中,似乎突然变得“好看”起来,正如清人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卷上所言:滇南文教日盛,人才辈出,离不开天地钟灵之气的涵化,“山则碧鸡、金马之雄秀,水则洱海、金江之清淑,其钟于人者,正不薄也”。

山水审美的变化,背后隐藏的是王朝秩序在云南的确立和巩固。元人程文海《元世祖平云南碑》云:“万国一家,孰为要荒?点苍苍苍,禹迹尧墙。”寥寥数语,具有重整山河之意义,依托《禹贡》的逻辑将云南地理重新编入华夏文明的序列中来。元人王昇《滇池赋》洋洋洒洒,将滇池风景之胜概、昆明城市之繁华渲染到了极致,而造就这番胜景的,则是“我元之统治”,云南“久沾被于皇恩”;明人刘文征说:云南由乱及治的历史轨迹,缘于王朝政治秩序的巩固,“天将使此土化培娄为高陵,化荆棘为松柏,化鸡犬为鹿鹤,化浊恶为清凉,非有圣人不能”;清人孙髯翁凭临大观楼,凝望着滇池的淼淼水色,“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脑海里浮现的是一部“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的云南与中央王朝关系史。滇池不再是纯粹的地表景观,而是链接着云南与内地一体化历史的记忆场。何彤云说“从此滇波不倒流”, 张九钺谓“南中从此彩云开”,都在寄情于山水,而这个“情”,则是边民望治的国家情怀。

当然,云南内地化进程中的文化重建过程,不是外来者和统治者单向度推动的,同时离不开王昇、孙髯翁、何彤云、张履程、袁嘉榖等本土文化精英的认同和配合,事实上他们是共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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