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龙 韩彦

[摘要]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规范，更需要微观层面的心理、意识及其信念的构筑。从符号互动理论视角分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的逻辑层次，就是要深入分析影响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的深层次因素，并对各因素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的微观原因。文章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个体间、个体与群体、群体间互动所依赖的符号介质，认为应该从个体、群体、群体间等方面就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进行立体推进。从这一角度讲，可以进一步丰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论，也为和谐社会构建探寻有力的理论根源。

[关键词]符号互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逻辑层次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2）01-0116-09

[作者]李双龙教授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喀什844000

韩彦博士研究生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乌鲁木齐830000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具有丰富内涵以及多种实践意义的概念，其中内含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个体与群体的共同理想、信念及其价值观念。符号互动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特别强调社会成员及其所组成的群体间的以行动意义为介质的互动关系，并且对于互动符号所表征的意蕴、功能在互动中的价值予以了研究。深入分析符号互动理论的内涵和意义，就是力图从社会心理等微观层面探讨如何能够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一、问题提出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少学者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意义、构成、构筑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既是当作一种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也是当作一种话语体系进行构建。第一个问题是学术发展的一种理论常态，也是理论回应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第二个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也是当下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实践问题。就具体研究内容来看，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及其内涵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路径的研究。就第一个方面问题来看，倪桂瑜等（2019）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认为中华民族理论历经国族与民族的争论、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等三个阶段，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仍然面临着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滋生、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和敌对分裂势力的侵扰等挑战2”。就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来看，不少学者是将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范式进行探讨。“范式”的研究其实质就在于话语体系的构建，更进一步讲，这一路径的研究不是只对概念、内涵的探讨，而是围绕话语体系进行实践的探索。范宝舟（2018）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探讨了文化强国路径，认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实践中，文化强国既不能搞文化原教旨主义、封闭自守、盲目自信，更不能搞文化帝国主义、推行文化扩张，而必须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信，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遵循文化平等，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互鉴3）。除文化视角之外，不少学者还从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论述了如何实践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总之，2018年以来，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内涵、意义、建构的探讨较为丰富。纵观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其建构的社会结构层面，而忽视了心理层面因素。这也表明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与阐释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与可能。

事实上，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筑，应该是有着一定逻辑层次的渐进过程，是一个由近及远、由内到外的全面构筑过程。同时，从其内涵来看，构筑的过程也是个体、社会及共同体各自获得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经由制度的建构而达成个体间乃至于群体间心理的相通、相适、相容。从符号互动理论来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筑就是要深入探讨、研究命运共同体构筑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需要澄清“谁是主体”“依赖什么”“目标所在”等问题。

二、符号互动理论的本质特征

符号互动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强调符号及其意义在互动中的重要性。所谓符号，指的就是被人赋予意义的标志、事物或运作。符号互动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对个体有着一定象征意义的事物与个体社会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事物的象征意义主要源自于个体与他人互动时，表现个体存在意义的某种文化、语言、文字等符号。即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而意义是来自于个体与他人或社会间的互动。因此，符号互动理论下的社会结构是由个体、他人及相关群体等构成的，而互动是个体与他人、群体之间存在的一种方式。

就个体本身来看，个人是由主我和客我构成的。“‘主我’是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做出的反应;‘客我’就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其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4在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看来，主我是一种即时性的反应，一旦对他人做出了反应，就成为了客我5）。而自我是由“主我”与“客我”构成的。如同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所提出的“镜中之我”，将我的存在甚至是真实的存在比作镜子对我的观照。这也意味着米德所指的“自我”概念的生成是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或是个体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完成的。

就社会存在的意义来看，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构成社会。同时，个体间的互动也是意义理解与角色扮演的过程。每个人在社会存在中的意义就在于均独立地扮演着一种或多种角色，这一角色也是个体间互动的一种意义。事物本身所拥有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根据自身对事物的理解而理解周围事物。个体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是随着个体与周围事物互动过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

就个体与他人、周围事物关系来看，个体间、个体与他们及其他们的存在意义构成了社会群体。库利提出了“初级群体”这个重要概念。初级群体是“建立在面对面的交往与联合基础上的，是人性与社会性形成的基础（6，是个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在库利看来，初级群体就是与个体关系最亲密，对个体影响最大的一类或一群人，即在初级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体间的互动不是以对自身有利为意义的，因而是没有功利性的交往。符号互动可以维持、创造社会结构。这里要指出的是，“什么樣的互动”“互动到何种程度”“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是互动在社会结构维持中应该探讨的话题。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理论的倡导者布鲁默在这一问题上认为，“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使他自己的活动线索适合其他人的行动。他必须考虑其他人的行动，而不能仅仅把这些行动视为一个用来表达他打算要做或者开始做的事情的场所。”）即在社会群体中，个人的行动应该考虑他人的行动或感受，别人能够接受的行动也就是符合社会的行动。

总之，符号互动理论特别强调的是符号的互动意义，这一意义的存在体现于个体本身、个体与他人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就其本质特质来看，符号互动理论探讨的是“互动”，并且是一种“自然”性的互动，是个体与周围事物在自然情景中的一种“自然”的互动。而这一特质也就规定了，对社会事物的描述或理解是排除了“刻意”的人为干扰的，究其根源来讲，个体是社会中的个体，社会是由“互动”中的个体组成的。“人的行动是由他所遇到的各种事物的过程、以及根据他对它们的理解设计一种行为线索的过程组成的。”8就其“互动”的条件来看，个体间的互动或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抑或是个体与周围事物的互动在于他人或周围事物对个体的一种存在意义。同时，这一意义是就个体心理层面上的，对周围事物的个体化理解或释义，而这种理解或释义也是不断变化与修正的。从其结果来看，存在性的社会“意义”对个体、他人或事物是“利好”的，各方都能从互动中获得各自的存在意义。

三、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的逻辑层次的内在机理

“共同体”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提出来的。“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共同体是有机体，也就意味着各组成分子间的健康、有序、良好，相互协调。就其内涵来看，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对共同体的剖析是基于构成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心理因素，“提示了确定性与自由、’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问题1。换言之，共同体的建构、筑牢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有着个体、他人及其各自应有的生存论意义的相互影响。不过，“共同体”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他提出的城邦政治将共同体看作是单纯由个人组成的，即原子共同体。黑格尔发展了这一思想，将共同体看作是有着伦理性质的共同体，即伦理共同体。共同体的构建主要在于互动及互动的意义。个体间的互动是共同体形成及运行的重要内容，而个体间互动的意义是共同体的灵魂所在。健康、良好的互動意义是良好共同体的重要保障。“互动先于结构。……不是结构功能论所谓的规范决定人的行为，而是相反，社会结构和制度规范是人们互动的结果。1这也就是说共同体的建构首先要考虑的是互动，而互动是一种带有意义的符号间的互动。而互动根本地是与社会结构、制度规范不同的概念。虽然制度规范及稳定的社会结构是社会之所以运行的重要原因，但却本质上忽视了社会成员间的主动性或意义上关系。

首先，意识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意识包含了理想、信念，是个体比较稳定的心理结构。个体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反过来讲，正是由于有了历史的积累，才使得个体有了历史的记忆，也才有了对理想的憧憬，对信念的执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为情感基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身份认同”。因此，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让个体、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由历史记忆产生共同的理想、信念。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来自于社会生活中，甚至于教育事业中对历史的淡化，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屈辱历史的遗忘，而沉浸于现实世界的无理想信念的生活中。

其次，互动符号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介质。个体间、群体间互动的符号主要包括了语言、文化习俗、制度规范等内容。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语言既能够拉近人与人间的距离，也能使人产生陌生感。统一的语言是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条件之一。从这点上讲，倡导国家通用语言，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得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的群体能够产生亲近感、亲和感，能够产生共同的话题，进而能够构筑共同的历史或现实记忆。文化习俗承载着各自群体对祖先的记忆，也承载着对传统的记忆，共同的记忆使得不同群体有了共同的回忆。制度规范是个体互动或群体互动的外在保障，也是共同社会价值形成的推动者。个体之间的交往需要在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规范内进行。因此，人们之间的互动就是在共同遵守的制度规范内进行的。在这一点上，来自于道德的约束力与法治的裁决力是促成个体间形成有意义交往的重要保障。

再次，现实效果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动力之源。个体或群体的现实感受是最大的互动符号。无论是理想还是信念都只能停留于想象层面，唯有现实效果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切身感受，而这一现实效果也正是个体或群体能够心之所向的力量来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最有力的支撑莫过于时代的伟大变革，莫过于一刷百年来中华民族受人欺凌的屈辱感。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以及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中国民众切实体会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美起来”的自豪感。以对现实生活的切实感受为个体间或群体间互动的符号应该成为个体行动的意义。因此，以现实效果检验理想信念、让现实效果走进每个人的头脑，应该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的重要途径。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单一的物质感受掩盖了精神的追求。因此，从这点上来讲，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因素也是相互影响的。

四、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的逻辑层次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在这个实体中，56个民族已经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经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显然，这是费孝通先生从政治文化层面首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提出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涵盖了意识、主体、实践、价值等范畴的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社会模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一实体的基本架构，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是其主要形态，而群体间意义的互动是其主要实践形式，个体间及个体与群体间的互动是其价值所在。

首先，从个体层面来看，个体的心理、思维及价值观是个体间互动的基础。任何群体或社会组织都离不开个体。个体的心理主要是对自身或现实社会的满意程度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幸福感。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个人先是有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再就是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后是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获得感的满足，这也是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准之一。个体的思维就是对周围事物的认识程度。心理学层面的思维是认知或智力活动，是人的大脑对客观事物能动反应的过程。“互动”角度的个体思维，就是对他人及周围事物的理解程度。个体的价值观就是对他人或事物的认可或接受程度。认可或接受程度低意味着可能冲突的产生，程度高则意味着相互间关系的融洽。因此，符号互动理论下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包含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习惯的个体，同时也是包含了个体与他人在相互观照中的理解与包容。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群体是社会的基本形态。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主要是个体间的相互交往。群体有多种类型多个层级，既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家族组织，也有以功能目标为纽带的正式社会组织、团体，还有以娱乐兴趣为纽带的民间非正式组织。群体的稳定、发展主要有赖于个体及个体间对群体的认可。重要的是，群体的愿景、价值导向、道德规范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于社会“互动”的本质，米德识别了两种形式，即“姿态对话”与“使用有意味的符号”。布鲁默将这两种形式分别称为“非符号互动”与“符号互动”。当一个人直接对另一个人的行动作出反应、而不对这种行为加以解释时，出现的就是非符号互动;符号互动则包含着对这种行动的解释14）。因此，群体间的互动主要在于其所使用的符号的普遍性以及对这一符号的理解性使用。这也隐含着个体对这些符号的认识有着一致性。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些符号包括了共同的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及制度规范，并且是各个群体共同认可与接受的符号。中华民族在经历了长期的血与火的考验后，各群体间已经有了共同的历史回忆，也面临着共同的现实矛盾。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历史是直觉或审美的事实。15）从这点上讲，认同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逐渐成为普遍性的共识。中华民族概念得益于中国深厚历史积淀和历史传统16）。不同群体间的交往自然也是这些符号之间的交往。

再次，从群体间互动来看，群体间交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个体间互动所借助的诸如语言、文化、制度等符号是特定的，也是个别化的特质，那么群体间互动所借助的这些符号则是群体内部带有稳定的、普遍性的特质。正是这种稳定性、普遍性特点构成了独特的一個一个的群体。这样来看，由于这一不同的特质，群体间的互动也自然会有着冲突的可能，自然也会有融洽的可能。这种冲突或融洽也是群体间互动的一种常态。关注、协调、解决群体间冲突，特别是要关注群体间的不同心理诉求，进而达成群体间的共识。马克斯·韦伯认为相信不同群体之间具有了共同性才是共同体形成的关键1）。从意义层面来看互动，扎拉嘎（2007）提出意义平行概念，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可以同无限多的各不相同的事物之间存在意义的异同，因而也可以形成以它为中心的无限多平行关系18”。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自然是由不同层级群体立体交织而形成的，其中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观念是维系其运行的重要内容。如何进行心理调适，使不同群体能够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和睦相处，是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能回避的话题。心理调适就是要通过共同接受的互动符号实现有效的交流、交融，其基本做法就是通过政策、制度实现群体间的公平、正义，其最高层次做法就是以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追求实现社会整体的利益。如果说一百多年之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共同体是以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为目标，那么一百多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再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其价值追求就是在先驱者的基础上的升华，是以追求中华民族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因此，以共同的理想即实现百年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复兴、富强引导之，以历史选择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之，以实现现代社会民主、文明的社会价值观塑造之，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的内在诉求。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是一个由个体到群体再到共同体的过程，是一个由个体意识到群体规范再到共同体价值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个体意识达成共同体内部各成员的相互认同，由以符号为内容的介质的协同进而达到共同体的形成，由个体实践的效果作为共同体价值形成的动力。这一构筑层次是从事实与价值两个维度进行的。事实维度是以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为依据的，即费孝通先生定义的“多元一体”，其最终旨趣是“一体”。价值维度是从共同体构筑的立体层次而言的，是指向构筑的目的指向的，这一指向就是价值的认同，再进一步说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共同体构筑的目标是价值性的“一体”。

五、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的逻辑层次内涵的进一步阐释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逻辑层次突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方向性。方向性指明了构筑的导向，也指明了构筑的逻辑层次，即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是由一个原点出发到达另一个原点即终点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有目的、有方向的，这一目的、方向表征着理想与追求，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与完善。从符号互动理论的视角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使得共同体的构筑不仅要有形式，也要有内容，更要有标准与进度，更要有热度与厚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成员为之努力的方向。二是价值性。价值指明了一个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应该达到什么样标准的一种期望。经验主义视域中的价值是围绕“评价”问题的，这也是基于认识论转换后对事实与价值问题分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将价值规定为客体对主体的一种有用性。坚持价值性原则，即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价值层面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涵盖了中华民族，也涵盖了与中华民族生息与共的各类事物。三是实践性。即要有实践操作性，实践在哲学中的一般涵义就是活动，是人类对自然或社会的一种把握能力。符号互动论揭示了构成社会各个分子的内在互动性及其活动的可能性。在这一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是可能的与可行的，并且也是有意义的。即推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筑在理论上是完善的，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综上，对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的逻辑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趋向，或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一是这一逻辑层次的优点，即构筑的条件、内容或进度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这为进一步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及其构筑提供了一种思路。二是这一逻辑层次的不足，即忽视了复杂的社会现实性及其基础上的人性论问题。即符号互动论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将人性定义为“善”的。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是完全可能的。但现实的复杂性使得人这一“文化符号”不可避免地带有每一个人的“恶”的一面。从这点上来讲，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是多方面综合共同努力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价值作用是个体或群体能够自觉、自发、自为、自愿进行凝结的保障。而个体或群体的这种心智活动又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事实上，中华民族是涵盖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包含着丰富而又多样性的风俗习惯、众多不同的目标诉求，自然也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一现实性必然会带来个体间或群体间因诉求的不同，进而导致一定程度的矛盾。从这点上来讲，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应是有着共同价值追求及其精神向往的宜居家园。这一共同体客观地要求一定程度保持个体间或群体间存在的张力。由个体意识达到对群体的认同，由互动符号达到群体有效交往的路径，以现实效果的切实感受作为个体或群体获得感的动力，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筑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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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