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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社会的浅析和解读

2022-04-09王松

南腔北调 2022年3期
关键词:天皇日本

王松

前言

人类社会学是一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人类的“轴心时代”曾经出现过大量的优秀社会学家,其中以东方的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释迦牟尼最为著名。同时期西方的先贤主要在研究古典哲学,以及从哲学中衍化出来的分类学科,并没有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或代表著作。而“轴心时代”的东方出了那么多社会学家,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了人类自身上,却在对大自然的思考上有所欠缺。由此分别衍化出了东西方如今相差甚远的价值观。

两个文明的差异,跟东西方文明发源地的自然条件有直接的关系,东方不管是黄河文明还是恒河文明,都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耕种,所以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可惜后来恒河文明因为没有地理上的屏障,在一次次的异族入侵中,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内核。

好在佛教在华夏大地上被保存下来,虽然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变,但精髓还在。于是,华夏文明最终成为农业文明的代表,跟华夏文明同时期或者更早出现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也先后在历史舞台上谢幕。

如今的尼罗河流域以及两河流域,早已经没有人还会使用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华夏文明孕育的人们依旧在使用汉字。虽然现代汉字已经更接近于表音字,但都是从文明初发期一步步衍化过来的,是文明核心从未中断过的最好证据。

纵观早期农业文明的消亡,可以发现农业文明初期最大敌人是游牧民族。就像是一个笑话所说的那样:在冷兵器的战场上,就算骑着一头驴,也比步兵的杀伤力大,毕竟在打仗的时候,步兵要先杀死敌人的驴!

游牧民族的优势不仅在于机动性,还在于战马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南美洲印加帝国的灭亡,应该是骑兵对战步兵取得最大战果的战例,因为印加帝国的人从未见过马,当西班牙人的骑兵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印加帝国的精锐竟然不战自溃。

当然这个战例有浓郁的戏剧性成分,不具备代表性,不过一般而言,古代的农业国家身旁如果有游牧民族的话,要么称臣,要么灭亡。因为在农业文明形成一定规模之前,对游牧民族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许多辉煌过的古代农业文明,都灭亡在骑兵的铁蹄下。

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是个特例,四周要么是山要么是海,特别是北部的山脉阻挡住了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为历代文明的延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在文明的初期,农业民族跟游牧民族也有过大融合的时期,据说黄帝族群的前身就是游牧民族。只不过不管怎么融合,最终都是以农业文明为文化核心。在相对稳定的生存条件下,人口肯定会激增,渐渐地内部的矛盾大于外部矛盾,就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轴心时代”是人类的人口第一次大爆发的时代,就中国而言,从春秋到战国,之所以各国间的战争越打越惨烈,就是铁质农具的出现,使人口激增进而引发了耕地危机,使华夏文明的内部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所以,不管是老子、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韩非子、墨子等思想家,都在考虑人与社会的关系,就算在老子的《道德经》里,也不全是空明的哲学思考,也在构思理想中的社会结构。因为在当时的东方,急需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所以东方的“轴心时代”留下了大量的社会学文献,一直指导着东方后来两千年的社会衍化。而西方文化的发源地爱琴海,则因为土地贫瘠,很难靠种地存活,于是他们早早地就开始了商业活动。那么东南亚也是一个多岛屿的地区,为什么这里没有出现商业文明?因为爱琴海的地理结构也是个特例,整个地中海都是一个内陆海,没有大洋上的飓风和巨浪。而且爱琴海的岛屿遍布,几乎划着一艘小舟就能从一个岛屿去往另一个岛屿。商人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视野中总是会出现岛屿的影子,很少会因为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洋而失去方向感,行驶在这样的海上,也不会有心理压力。

特别是在“轴心时代”,在商业思维的驱使下,西方文明早早地就开始了对外殖民,没有太大的人口压力,所以,那时候的先贤们偏废了社会学方面的思考,注重于对自然和宇宙的思考。一直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依旧比较粗糙。

但是他们对哲学的思考,一路衍化出了以科学为社会主导的模式,于是,在当代和近代,出现了以科学为指导思想的人类学科。东方先贤在“轴心时代”对社会的思考,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人类学;现代西方用统计、调查等手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研究,可以被看作是一门年轻的人类学科。

《菊与刀》是在二战结束后由美国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下简称鲁思)对日本文化和民族的系统性研究,一直到现在该书依旧是日本文化方面的权威著作。对于日本,我们跟这个邻国的恩怨情仇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依旧会觉得不太理解这个邻国的所思所想。

通过对《菊与刀》这本书的阅读和分析,我们才能明白一些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同时,因为鲁思在书中多次对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作过比较,也能让我们作为旁观者,更清晰地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本文内容乃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一、误解与报恩

鲁思是一个坚决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学者,她在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民族之间应该认同并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1]所以,鲁思的作品所表达的观念,才会相对开放和实事求是,这是研究人类学非常关键的前提。只有不拘泥于自家的民族文化,才能切身地体会各民族的文化所产生的过程和作用。如果一味地对一些不理解的文化形态保持偏见,那么注定只能得到一些自以为是的成果。

在《菊与刀》里,鲁思用了很大篇幅,阐述了美国人对日本天皇和武士道精神的误解,这样的误解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我们也有类似的误解。在我们主流意识中,日本人之所以打起仗来那么悍不畏死,就是因为他们崇尚武士道精神。

可是,鲁思却通过对大量日本人的心理分析,总结出日本军人打仗之所以这么卖命,是因为要报答天皇的恩,是因为日本人的价值观是以精神胜利为荣誉,而非模糊的对武士道精神的定義。

这样的结果,不光是大出当时美国当局的预料,也大出我们中国人的预料。《菊与刀》这本书对于当代中国很有用处,书中对日本人的分析不再是一些想当然,或者存在过多主观臆想的模糊认识,而是以紧密的逻辑,清晰地为我们呈现出了日本人的精神内核。

在这方面,以西方为主的现代人类学对一个民族的表达更清晰,更易理解。继续以对武士道的误解为例,武士道在日本确实有崇高的地位,可是鲁思用许多案例说明,武士道在很多时候不是忠诚和作战勇猛的象征,而是背叛和欺诈的象征。

鲁思用《四十七武士》的电影展现出了武士的价值观,并剖析了武士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核。电影的大体内容是:有位大名受辱自尽,他属下的四十七个武士舍弃了自己的名誉、家庭和生命,最终成功为大名报仇。

《四十七武士》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很能代表日本人的价值观,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之前对武士道认识的片面和漏洞:武士道代表的,不是对天皇的忠诚,而仅限于对大名的忠诚;武士代表的不是在战场上多么勇猛,在很多时候是对报复行动的张扬。

另外,日本的武士并不那么普遍,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建设起来的现代化部队,一些长官可能出身于武士世家,但是大部分普通士兵并非武士的后代。那么他们作战的时候,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况且自明治维新后,武士这个阶级就没有了斩杀庶民、享受俸禄的权利,基本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一批武士则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上,但是传统的武士阶级已经完全被打破。

鲁思敏锐地发现,与其说武士道代表日本人的精神核心,不如说武士道是日本核心精神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鲁思在《菊与刀》中,一上来讲的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新政府对天皇的利用,以及日本人的精神胜利的特点。作为中国人,我们之所以觉得日本人跟我们有明显的区别,也正是双方在这两点认知上有明显的不同。

日本人的精神胜利在其他民族看来,总会觉得有些可笑和极端,而且还有种不尊重事实的自以为是。鲁思认为,这种精神胜利是日本人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对自我认可的表现。这种表现不是经过简单地洗脑形成的,而是在日常的耳濡目染之下,形成的一種社会形态。想要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追求精神胜利,必须要到日本社会的日常中去寻找。

最终鲁思找到了答案,这种精神胜利来自日本人的“罪感文化”,以及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引发的一系列表现。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属东方文化,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有明显的区别。

日本人另外一个核心精神,来自对天皇的崇拜。自古以来,日本的天皇只在很少的时间掌握过实权,日本古代的实权,大多数在幕府将军的手中,二战之前掌握在军政府手中,二战之后掌握在内阁手里。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日本天皇就是日本的一个吉祥物。

可是自古以来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和尊重,都是非常浓郁的,甚至日本在战败后都觉得天皇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将军和政客们,日本天皇至今也没有中断过传承。

当柏林被攻克后,日本在那样被动的环境下,那些战犯都没有把傀儡天皇推到前面挡灾。很多在岛屿上固守的日本军人,前一天还在叫嚣要战至最后一人,天皇宣布投降后,他们立即就投降了。可见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

这让人有些费解,为什么日本人都这么看重这个没有实权的天皇?鲁思在研究之后发现,这源自日本人的报恩心理,她发现日本人在出生之后就欠了许多恩,比如报答天皇的恩,报答父母的恩,报答老师的恩,日本人的一生需要不停地去报恩。

所以,日本军人嘴里喊着的是效忠天皇,但实质上自己拼命作战,是在报答天皇的恩。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效忠”是并不可靠的,一般而言人们效忠的都是利益,谁给的利益大就会效忠谁。可是日本的社会内核不一样,自从生下来就欠着日本天皇的恩,需要用自己勇猛的作战,去报答这些恩情。

鲁思表现了一个社会学专家的职业操守,跳出了自己习惯性的西方思维模式,努力理解了这种恩情和报恩的由来。她也通过大量的案例,为当时的美国政府讲明白了日本“恩情社会”的细节。但这是东西方价值观最冲突的地方,到最后鲁思也没太明白,天皇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在这方面,对于秉承着东方价值观的我们而言,更容易明白为什么会有“恩情社会”,笔者也会尝试以鲁思的研究为基础,总结出天皇所代表的意义。

二、东西方差异

鲁思作为一个西方人,对于东方思想中出现的孝道和报恩,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在《菊与刀》中她用了翔实的案例,来解释孝道和报恩。因为鲁思在研究日本文化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东西不光她不理解,整个西方都不是很理解。

比如说东方的孝道,在西方人的概念里,照看子女是因为母亲和父亲的责任感,子女对年老的父母的照顾,也同样来自责任感,可是在东方这全是因为孝道。对于孝道的理解,西方人就转不过弯儿来了,为什么要把人类自发的情感,赋予半强制性的道德标准呢?这完全是因为东西方在文明发源时就产生的差距。农业文明一般都很注重于对社会本身的组织和效率的营造,因为在农业生产中,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互帮互助。特别是在农耕普及化之后,一旦发生天灾,往往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让社会变得极度不稳定。所以,农业社会从很早的时候,就注重于各个阶级和各年龄之间的配合,也很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为了让这个社会足够稳定,年壮者必须去照顾老人和孩子,照顾老人是为了给自己的未来留后路,照顾孩子是给社会新希望。谁还没有个年老的时候?必须给年长者足够的尊重和照顾,才能让年壮者没有后顾之忧,才会全心全意投入社会的生产中。在这样的道德观之下,年壮者才会认为自己的未来是有依靠的。

而对孩子的照顾就不必说了,东西方文明都将孩子看作是未来的希望。这些概念之所以会出现道德观,以及价值观方面的强制性要求,是因为农业文明更加务实。人是一种健忘的生物,长大之后一般都会忘记年幼的时候父母对自己的照顾,但是对父母的照顾却是近在眼前的难题,因此很多人都会选择逃避。古人们意识到了人的感情和责任感并不可靠,必须形成一定的约束力。

事实证明这个约束力并不是社会的负担,也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劣根,而是一种人文光环。就拿在疫情防控期间东西方的对策作比较,我们是会照顾老人孩子的,可是西方国家却普遍认为老人是可以被淘汰的,被抛弃的。

西方人推崇解放人类的天性,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天性不光有光明的一面,也有自私自利等阴暗面。农业文明的许多约束力,约束的正是这些阴暗面,只不过这些约束力也同时约束了一些光明面,所以,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累赘。

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个约束力一定要有,解放天性过头后总是会出现人性中的丑陋,对人性不能过于乐观。至于农业社会当中的“报恩”,有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自古以来统治手段与农业文明不同的西方人来说,“报恩”就有些难以理解。

其实,“报恩”就是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手段,人在出生后,就欠着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每个人都深有体会的。自己年幼的时候被父母照顾,等父母年长再去照顾父母,这是人之常情。对这种家庭伦理进一步扩展之后,就出现了“君父”“臣子”“子民”之类的概念,甚至把大自然都囊括到这套父子理论体系当中。

君为父,臣民为子,整个华夏民族就是一个大家庭。既然是以君为父,那么每个人出生之后,就有报答“君父”恩惠的义务。这个手段的高明在于,一出生就在“欠债”,所以尽孝尽忠只不过是在还债罢了。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没本钱”的买卖。

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个手段并不难以理解,华夏大地的人口太多,在消息传播速度缓慢的古代,把这种“报恩”和互相监督的连坐作为管理手段,是一种维持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方式。

鲁思在《菊与刀》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就是在解释这一概念。西方人是很不认同这种管理手段的,他们更相信法律,连自己的政府都不相信,他们更乐意监督自己的政府,而非监督自己身边的人。

这些观念的不同,跟东西方古代的底层管理手段不同,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一直说华夏文明有悠久的历史,除了文字的传承,还有家族观念的传承。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从部落时代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君主集权制时代!

特别是在君主集权制时代,整个国家的最基层都是以家族模式在进行管理。河南南阳市有个叫内乡县衙的博物馆和旅游景点,如果去过这个景点的朋友一定会发现:清代的公务人员未免也太少了!

几十个人就能完成那么大一个县的日常管理,就现在的我们而言,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先不说现在县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说一个县里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恐怕也有几百人。

就算古代的时候人口少,土地平坦肥沃的河南,一个县十几万人口总有吧。县衙里那么少工作人员是怎么管理这么多人口的?答案是:县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最底层的行政机构,县衙之下全是宗族们在管理自己的族人,可以说当时的宗族相当于现代的镇政府和村政府的职能。

而在古代的西方,由于商业活动,家庭中有一部分人常年在外奔波,因此打乱了家庭这个基本单位。所以,西方人最开始用契约,约束他们的商业活动和一切社会行为,就跟我们用孝道约束大众是一个道理。

莫泊桑有篇叫《项链》的讽刺小说,其情节表现了西方的許多价值观:玛蒂尔德向朋友借了一条项链参加舞会,在舞会上她出尽了风头,可是却不小心把项链弄丢了。玛蒂尔德一家赶紧到处借钱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还回去,为此他们一家背负了十年的债务,也过了十年艰苦的生活。谁曾想,在玛蒂尔德还清账务后才得知,那条丢失的项链是假的,而他们却还了一条真的项链。

抛开虚荣啊之类的讽刺不谈,我们中更多的人会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奇谈来看。按道理来说,这条项链是应该由玛蒂尔德来偿还,但是这条项链已经完全超出了玛蒂尔德整个家庭的偿还能力,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玛蒂尔德一家最有可能做的一件事,应该是一家人逃到外地躲债。或者跟朋友实话实说,争取利用朋友间的情感脱债,毕竟没有偿还能力,作为朋友非逼得我家破人亡,那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再恶劣一点,或许干脆就不认账,毕竟口说无凭,又没有借据。

把这些东西说清楚摆明了放在台面上,看着似乎让人有些不舒服,但是没必要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比较拙劣。因为东西方价值观的侧重点不同,对我们而言西方人抛弃老人,对贫富差距不闻不问的观念,也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现。

这就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和偏见。虽然,我们也知道像玛蒂尔德努力偿还债务的行为是一种美德,但是我们始终更务实一些。在一家人吃糠咽菜十年和个人情感的选择上,我们一般会以牺牲个人情感来保护家庭的利益。

说到底这还是家庭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占比比较大,西方人却认为,借和还就跟我们的孝道是一样的,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我们也一直在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可是,事实却一直是“借钱容易要债难”,“欠债的是爷爷,要债的是孙子”。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导致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不同表现。

玛蒂尔德一家人偿还债务,就是西方人契约精神的体现,请注意是一家人偿还债务,莫泊桑写的是一篇讽刺小说,却没有提一句玛蒂尔德的丈夫对妻子的埋怨。因为西方人的契约精神就跟我们的孝文化一样,是一种半强制性的约束力,玛蒂尔德的丈夫也觉得应该要偿还这条项链,所以,为了还债他只好做兼职赚外快。

之所以说是半强制性的约束力,是因为西方人中也有欠债不还的人,不过东方人中也有不孝的人啊。这种约束力只能约束大部分人,是一种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式,不像法律那样是强制性的。在契约精神形成之后,西方的统治者才开始用法律来约束西方人的社会行为。

而中国古代的普通人,基本上面对的是家法,实施家法的都是族中的长辈,不管是审判者还是被审判者,基本上都有亲属关系。作为主要约束大家行为规范的,就是孝道之类的道德观念,而不是冷冰冰的法律。

因为有亲情作为纽带,不会像西方那样完全由陌生人执法那么冷漠,所以,一般而言,东方人对政府基本上有一定的信赖,而西方人对政府却毫无信赖可言。

这些社会活动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鲁思在《菊与刀》中,用过很大的篇幅在东西方之间作比较,以此来凸显东方价值观与当时大行其道的西方价值观之间的不同。

日本人的价值观,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价值观有很多地方相似,但也有很多地方不同。比如还是“玛蒂尔德偿还项链”这件事,估计日本人首先会质疑,玛蒂尔德为什么要去借不符合自己身份的项链?虽然日本的等级制度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被完全打破了,但是等级却依旧留在他们的心中。

三、明治维新

鲁思在《菊与刀》中形容日本的社会形态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鲁思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日本人在吃饭和坐这类的日常举动时,都有一个明确的规矩,面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敬语,甚至对不同等级、性别、年龄的人,鞠躬的角度都有不同。

从这些细节上,鲁思推断,虽然日本社会的将军、大名、武士这类的阶层都没有了,但是日本人的等级制度还在!只不过是在社会活动中做了隐性地处理,贵族不再有爵位,不再有领地,不再有武士,不过他们依旧过着贵族的生活。

为此,鲁思认真分析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果发现日本人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跟欧美完全不一样。欧美是靠着一次次地竞争,一次次地优胜劣汰,社会才逐步完成了转型。而日本虽然喊的是“脱亚入欧”的口号,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学习欧洲,穿西服打领带,让日本的社会面貌跟欧洲相似,但是他们在制度和经济上的转型,却没有完全学习欧洲。

先说经济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新经济体系,是由新政府出资、出力建设起来的,特别是一些关键的军工企业,都是新政府建好厂,运营得当后,再低价卖给私人公司。比如三井、三菱,这些关系到日本命脉的大企业都是这么来的。

鲁思总结道:“日本政治家觉得,工业发展是关系日本存亡的大事,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并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2]

这一点在西方人看起来完全是荒腔走板,但对我们东方人来说却没觉得怎么样。就拿中国宋代和明代来说,跟外国人做买卖都是由官府组织的商业活动,清代的广州十三行,就是半官半商的进出口商业组织。

以现代的经济学来说,宋代的GDP根本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经济实力,宋代政府也并没有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力。这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对经济体系的操作,東方文明一直认为,商业是一定要抑制的!再不济也要受中央政府的管控。

许多西方人认为这不可理喻,就给这种政治行为冠以愚昧无知等解释,我们国内的许多人都信了西方人这套说辞。其实不是这样,这是西方跟东方的文化体系的差异问题。

前文中说过,东方文明的发源地比较封闭,在华夏大地从事商业活动,大部分都是跟我们自己人的商业活动。了不起的商业活动就是跟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南半岛、日本这些地方的人交易。可是那时候航海技术不行,路也不好走,对外的贸易活动非常困难。

由于大部分的商业活动是对内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经商的收入比务农要高出很多倍,如果不去抑制商业活动,那么将没人再愿意务农。没人种地了整个华夏大地就没粮食了,大家吃什么?

这才是中国一直以来重农抑商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愚昧无知,只不过这套管理体系适合古代的中国罢了。不过清政府因为封建王朝的短视、傲慢和自大,让华夏民族错失了最佳的追赶世界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确实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日本在古代也是一个农业国家,他秉承的经济观念,自然也偏向于东方文明。同时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急切需要追赶先进的西方国家,由政府出面做规划的新经济,自然能实现短时间快速崛起。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把建设起来的经济体系卖给了私人公司,但是政府还对这些企业掌握着足够的管理权,这就好像是一次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实验。日本政府既希望利用西方的竞争精神,让日本的关键企业茁壮成长,又希望利用对关键企业的控制,掌控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势。

这次经济实验应该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只是这个制度却给日本政府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在明治维新初期,普通民众依旧很穷,谁有实力买下新政府低价卖出的企业?还是那些保留了财产的大名,以及武士与商人联姻的家庭。

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大名的封地就全部被中央政府收回了,不过新政府为了笼络大名的势力,开始以国家的名义给大名发工资。武士没有了大名发的俸禄,所以大量武士失业,生活很潦倒,此时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商人抓住机会跟武士联姻,成为了日本政坛的新贵。

当年可以购买新企业的,大多是这两类人。于是在这次社会大变革当中,日本的阶级被延续了下来。虽然大名没了领地,武士也没了特权,但是他们却依仗经济优势依旧过着贵族的生活。

大概在本世纪初,有很多人讽刺中国自称为礼仪之邦是在自吹自擂,很多人认为日本人和韩国人才是有礼貌的人。其实他们那些礼貌是等级森严的体现,他们之所以那么谨小慎微,就是因为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触动等级社会的敏感神经,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会从原来的等级上跌落下来。还有被西方人鼓吹的工匠精神,比如有的人一辈子都在专心做寿司的案例,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等级就只能做这个,可不就得一辈子专心做寿司吗?

一直到现在,日本虽然有党派,但是统治阶级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只有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多次担任过首相,他们都是出身于政治世家。而历任首相的内阁成员,也多是政治世家之后。

这一点在《菊与刀》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政府被掌控在等级制高层人物手中……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在遴选、任命内阁成员及财政部或交通部部长上,谈不上有什么话语权。普选诞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观点,即使拥有对政府高官提出质疑或者批评的某种权利,但在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方面完全没有一点真正的话语权。”[3]

为什么日本人总是那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他手里没权啊!因为很多大人物想收拾他就跟捏死一只臭虫那么简单!

鲁思对这种等级制度做了追溯,很快发现古代日本虽然非常推崇中国文化,但还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菊与刀》中有这样的描述:“7世纪时,中国佛教被大力引进到日本,成为‘保护国家的至善’宗教……天皇以中国京城为参照,重新建造了奈良城……日本使节还将中国的官阶、品位以及律令引进到日本。纵观世界历史,恐怕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自主民族像日本这般,成功地有计划地学习和吸收外国文明。然而,日本并未引进中国的无等级的社会组织。”[4]

对于鲁思所说:“纵观世界历史,恐怕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自主民族像日本这般,成功地有计划地学习和吸收外国文明。”这句话,笔者表示怀疑。农耕文明本身就有吸纳其他文明特色的特点,鲁思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西方文明一直秉承着:你跟我的认知不同,我就消灭你,或者打到你跟我的看法一致为止。

当然《菊与刀》成书的时候,中国还未崛起,西方文明完全盖过了东方文明,于是日本成为文明的个例。现在再来“纵观世界历史”,作为后发达国家,只有中日韩三国,在追赶列强的历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更多的后发达国家,则被西方的体制和经济制度严重带偏,发展得颇为畸形。其实日韩两国也是有些畸形的,只不过没有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等这些国家畸形得那么严重。

鲁思还认为,日本跟中国的差别,可能就在于对“仁”的认识。“仁”基本上是古代中国政府施政的指导思想之一,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民众是有反抗精神的,如果政策太过苛刻,那么难免会爆发农民起义,作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是不要把百姓逼得太紧为妙。

而在日本,完全把“仁”踩在脚底,“仁”几乎跟“做作”是画等号的。鲁思举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日本庶民由于赋税太高的起义形式,就是向当地的藩主(大名)请愿。如果藩主将此事不了了之,庶民们会选出代表带着状书去幕府告状。一般幕府会立即展开调查,但是庶民们派出的代表,却会被幕府斩杀!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很奇怪?接了状书都展开调查了,为什么还要杀庶民代表?如果打算杀庶民代表,为什么还要调查?幕府的立场在哪里?还有更奇怪的,被杀的庶民代表会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人们甚至会给他们建祠堂供奉。但是人们却不会继续反抗,都认为就该这么办。

这一切都是“各安其分”的表现,幕府对藩主的调查,是因为藩主增加赋税的操作意识不安本分;幕府斩杀告状的庶民代表,是因为他们越级传达自己的意愿,也是不安本分的表现!

这也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感觉日本人的行为有些奇怪的原因,他们有许多价值观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鲁思又做了进一步的追溯,希望搞清楚这种“各安其分”,也是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由来。

鲁思认为,这些社会特色的源头,应该来自日本人的“报恩”和“情义”。说到这里,日本天皇是个绕不开的元素。

四、文化形象和文化源头

前文中已经说过,对于“报恩”,东西方文化有不同理解,鲁思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成为“负恩者”,就好像我们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要崇尚竞争一样。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生下来之后不应该欠统治者的恩,也不应该欠父母的恩,这些“恩”似乎是强加到人们身上的累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方向思考,在农业社会为什么这么看重“恩”?原因有二,第一是在远古时代,权力被部落首领掌握,而当时部落首领基本上就是个大家长,跟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在亲情的维系下,对部落的管理一定不会太严苛。

随着国家的出现,管理者逐渐跟大部分被管理者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没办法继续用亲情维系统治,那么就用到“恩”了。一个人一出生就欠统治者的恩,等于是在个人和统治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脆弱的纽带。当然这里的“恩”,被称作“忠”更恰当,一个人出生后是必须要尽忠的!

一定要尽忠的原因,就是农业社会为什么看重“恩”的第二个原因: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农业社会是一个集体性社会,许多人聚在一起,张三想当首领,李四也想当首领,整个社会就全乱套了!

所以,在农业社会人们对于首领或者后来的君主,一定要“忠”!这样在一个集体中,才不会出现山头四起的现象,现代人不傻,古代人也不傻,他们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尽忠,并不像一些西方人认为的那样被统治者洗脑了,而是有了尽忠的概念后,社会会越发稳定,这样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所以大家都会拥护这样的思想,这是一种生存方式!

还有就是鲁思带着批评的口气,论述日本人的“帮亲不帮理”。这个现象也是农业社会的生存环境所致,可以想象在部落时代,大家抱团生活,那么跟自己部落里的人一定更加亲近,而跟其他部落里的人都不认识。这时候如果遇到自己部落的成員跟其他部落的成员发生纠纷,那么人们一定会帮亲近的人,而不会帮不认识的人!

西方人在古代的生活环境却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早早地就外出经商,一直是行走在陌生的环境下,遇到困难他身边没有亲人可以帮助他,只能独自直面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构架一个大家都能遵守的法律体系,来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西方崇尚竞争也是跟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系,试想在古代,商人要用商品换取其他部落里的粮食。而粮食在那个农作物产量低下的时代,就是一个部落的命根子!所以商人的商品一定要有特色,人们才会愿意拿出粮食进行交易。

商人A的商品比商人B更有特色,更符合一个部落的审美,或者是那个部落更需要的东西,那么商人A就能换到粮食,生存下去。而商人B很可能会因此换不到粮食,就这么饿死!所以为了生存,必须具备竞争意识。

在农业社会,这样的竞争被视为会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在农业社会一直是抑制竞争的,就算进入21世纪,东方社会对于竞争都不是很提倡,只是倡导在一定范围内的竞争,或者将竞争当做一个手段来用。

而西方的“自然选择论”,等于是给竞争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在竞争中胜出的强者才能活下去,在未来组成更强大、优秀的社会,弱者却会被淘汰!西方人认为,这样构建出来的社会才会越来越优秀。

鲁思虽然有尊重其他文明的高尚情操,但是因为这些基本认知上的不同,让她对日本文化有许多误判,以及一些根源上的因素无法探究。就像让鲁思不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是“负恩者”这样的事实?

其实在东方人眼中,“恩”更像是一种社会纽带,就像西方人的契约一样,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过鲁思对日本人的总结基本上是正确的,只不过一些成因她没能说明。

日本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天皇!本文在一开始就说过,日本军人都认为自己在为天皇作战,自己作战勇猛是为了报答天皇的恩情。鲁思对日本天皇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她认为天皇被抽象化了,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一样,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所以,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有那么崇高的地位,可是天皇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抽象化当中,又有他的能动性!这正是统治者手中,一件非常好用的工具!所以,日本自古以来的统治者都在维护天皇的地位,维护天皇的象征性。

反过来,执政府利用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以及他的象征性,来引导日本民众。于是天皇“希望”改革,就发生了明治维新,天皇“希望”军人作战勇敢,军人就拼死作战!天皇对日本各个时期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用的宣传工具和精神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战后有许多人日本人自杀的原因,他们有的人认为辜负了天皇的信赖,没能在战场上战胜敌人,所以才让天皇受辱,只能宣布投降。另外,就是有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天皇之前明明说全力奋战是正确的,现在为什么又说那是错误的?内心的信念倒塌了,所有的坚持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才会自杀。

笔者认为,鲁思的这些研究结论基本上都是符合事实依据,能解释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以及解释战后一段时间,日本军人自杀的心理原因,也能解释大部分日本基层人民跟天皇的隔空互动。可是为什么日本天皇有这么崇高的地位?日本人为什么愿意崇拜日本天皇?这些问题鲁思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笔者尝试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以下内容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笔者认为,日本天皇的“经久不衰”,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我们要知道,日本人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祭拜超过三代的祖先。

在我们的日常中,也会根据一些文化产品了解日本的文化,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日本从古到今虽然会对祖先有所崇拜,但是不会像中国古代那样,崇拜比较久远的祖先。在中国古代,列祖列宗是经常会出现的名词,大家族祠堂里的牌位往上追溯,经常能追溯到几百年上千年!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一直没有崇拜更久远祖先的习惯呢?因为日本有天皇!笔者认为:日本天皇所具备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之一,就是给了日本人一个源头!就像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一样,日本天皇就是日本人的一个源头!

当人类有了足够的思想和自我意识之后,就需要给自己的族群寻找一个源头。这就是那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手握设问,东西方的先祖们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处理手法大体是一样的:人类是被神创造出来的!

日本天皇自称是日本创世神,天照大神的后裔,就相当于亚当和夏娃的直系后裔,或者黄帝的直系后裔。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身份没什么号召力了,但是在古代是不同的,天皇的存在就是对创世神存在的一个有力证据,这让更多的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祖先真的是被天照大神创造出来的。

日本的本土宗教是神道教,这个宗教明显区别于基督教和佛教,跟伊斯兰教的教义多少有点相似的地方,不过却有明显的日本本土化特色。很多人会奇怪,对日本天皇的定位既不像教皇,也不像政教合一的领袖。他没有实权,只有象征意义,但他又偏偏在政治界和宗教界有很高的地位。

很多人认为这很矛盾,其实如果把天皇看作是一个文化的源头就很好理解了,天皇代表的文化意义非凡,所以他受到广泛的尊重,日本人必须承认天皇的存在,否则就是对自己对整个民族的否定。就像是女娲造人一样,一个文化的源头被赋予神话意义在所难免。

而自古以来,日本贵族的特权和地位多来自家传,并不是天皇给予的,因为没有实际的任免权,因此天皇在政权方面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所以,天皇地位崇高却没有实权,但是有天皇这个等级制度的最高层在,就代表等级制度依然稳定,因此其他等级的贵族都会自发地维护天皇的地位。

日本战败后,美国迫使天皇发布《人间宣言》,旨在去除日本天皇的“神性”,但是至今为止天皇的象征意义还在。就像在国内,我们知道炎帝和黄帝都不是神之后,会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吗?

这就是日本天皇在日本的“源頭作用”,他代表着日本一切文化的生发源头,是日本整个族群的象征,所以,天皇的体制还会继续传承下去,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依旧会继续崇高下去!

另外,天皇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维护日本社会制度的稳定。只要日本的社会制度不瓦解,天皇就会一直存在,因为日本天皇还是该国制度的代表。

五、稳定胜过一切

曾经有社会学家称东方社会为“超稳定性社会”,比如古代中国,从秦朝开始的君主集权制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虽然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次改朝换代,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在这方面,日本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不管日本天皇有没有实权,他一直是日本名义上的最高领袖;第二,日本的农民起义很少!

到了现代社会,中国跟日本依旧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别。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已经不太重视一些繁文缛节,而日本人给人印象还是那么礼数周到,甚至在我们看来有些过分。中国人也会尊敬老人,但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体现在礼貌上和敬语上。当然最大的区别还是,中国人现在很少鞠躬,而日本人则喜欢鞠躬,从普通人到首相,在不同场合都会不同程度地鞠躬。

这方面鲁思在《菊与刀》中做过详细解释,并列举了日本人对长辈、对长官不同的鞠躬和敬语上的区别等等。之所以会解释得这么详细,是因为西方人很奇怪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礼?在我们看来这个很好解释,就是用“礼”来规范等级罢了,在中国西周时期,规矩比日本人还要大,什么等级的人听什么级别的音乐,怎么喝酒都有规定。

日本人把这套“礼”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就说明他们对等级的认识和尊重心理依旧存在。鲁思形容日本人是:在日本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细节规定仿佛是一张精密的图纸,社会地位是早已经定好的。[5]

“精密的图纸”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但鲁思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到此为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这张“精密的图纸”,却并没有说明这张“精密的图纸”为什么会出现?

所以,以下又是笔者的一家之谈。笔者在比较了现代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以后,发现两个社会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日本社会的固有階级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前文中谈明治维新的时候说过,虽然现在原先的日本大名不叫大名了,武士也不叫武士了,可是,他们还是利用一些手段成为了新的得利阶级。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一现象,并没有多大的反感情绪,甚至还在自发地维护这个等级社会。笔者总结了一下,原因有二,第一,中日两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有区别;第二,日本社会需要这样的等级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先说第一个原因,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往什么方向改,改到什么程度,基本上都是当时的一部分得利阶级说了算。所以,纵观世界历史,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都不是很彻底。

而中国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失败后,就开始了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然后就是辛亥革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结束了地主阶级的历史。原先盘踞在中国的得利阶级被清除,中国自上而下焕然一新,所以,这时候的中国才被称为“新中国”。

这一点非常重要,看一看现代的印度,就是因为当年的改革力度太小,才让他们至今都裹足不前。由于中国原先的阶级都被清除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日本的明治维新,颇有点换汤不换药的意思,所以,他们残留了许多旧的东西。其中就包括等级制度,只不过这个制度变得隐性,而且做了民主化的处理。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社会需要等级制度来维护社会稳定,日本自古属于儒文化圈,它跟中国最明显的区别,就在等级制度上。在古代的中国也分等级,而且一般都被形容为等级森严,可是这个等级是会出现变化的。比如古代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有的是像嬴政这样,祖上是天子封的一方诸侯,也有李渊这样的出身于地主阶级,还有刘邦和朱元璋这样的庶民。

而日本的等级非常之稳定,天皇永远是天皇,大名可以通过战争成为将军,武士可以通过战争成为大名。可是庶民阶级,却完全没办法进入以大名和武士为代表的贵族圈。

正如前文中所说,日本的农民起义似乎很少,起码没什么出名的农民起义。而在古代中国比较著名的比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甚至有进占北京的李自成农民起义。日本的农民起义却是以请愿和告状为主!起义的首领都会被处死,而大多数起义者当然还会支持这样的结果。

前文中说过,这是日本人对“各安其分”的一种表现,可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也讲“尽忠尽孝”,但是古代中国却没有这样“各安其分”?

这跟华夏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发源地的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前文中说过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那是一片肥沃而且很适合耕种的土地。再看日本,整个日本多山,可耕种的土地并不多,而且还在地震带上,时常会发生地震。

自古以来,日本人的生存环境都非常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要抱团才能生存。而且团体内部不能有不稳定性因素,否则整个部落或者村庄,可能扛不过一次地震,或者一次台风的灾难。

是生存的压力让日本人意识到,必须有一个超级稳定的社会模型,才能扛过一次次的灾难。由于这是大家的共识,所以,会取得所有人包括被压迫者的支持。毕竟受到剥削,总比死了强吧!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是极具危机意识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危机意识还在。鲁思曾经用其他的“岛屿文化”跟日本文化做过比较,两者非常相似,可惜鲁思只做过宗教和个人行为上的研究,没有用“岛屿文化”中的危机意识去解释日本超稳定的等级制度。

这个危机意识,会让日本民众自发地忽略很多个性化的东西,自发地去维持社会的稳定。在他们眼中,稳定是可贵的,是最重要的。比如面对新冠疫情的时候,日本政府确实也做过许多防范工作,但是日本民众对此的态度却是,就算是疫情大规模暴发了,但也不要公布,因为这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一个危机意识十足的民族,他们对安稳的渴望,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用这个理论再去解释日本人身上发生的一些自欺欺人的现象,就很容易说得通了。比如鲁思在《菊与刀》中的描述,日本政府曾经在广播中宣传:“美国军队攻陷基什加岛之后,日本本土也陷于美军轰炸圈之内,这件事我们很早就预料到了,也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6]

这些宣传很有些自欺欺人,就好像做好了准备就万事大吉了一样。鲁思总结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事情都要预先安排好,在他们的观念里,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己未曾预见,未曾准备。[7]

鲁思认为日本人这种自欺欺人,来自他们对“精神胜利”的追求,认为是对日本人精神上的一种激励,是对可笑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物质力量”的一种偏向于愚昧化的表现。笔者猜测,鲁思在举这个例子以及总结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现代人看待白莲教的“金刚不坏之身”,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安慰,普通人碰上刀枪棍棒,该怎么死还怎么死。

但是笔者却认为,日本人的这些表现的根源,都来自深藏在他们心中的危机意识。只有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天灾人祸才不可怕。地震发生了,不要慌,我们早就有准备!啊,听到这样的话,真让人安心啊!

我们一般都会说“放心”,而日本人却会说“安心”,从这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广大日本群众对安稳和安定的心理需求。只要社会还稳定,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就没什么可怕的。这样的心理逻辑更顺畅也更合理。

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日本人才不希望自己的社会结构有所变化,在他们看来,稳定是一切的源泉。而超稳的等级制度,几乎又是所有日本文化形成的源泉。

六、社会制度的延续

前文中提到过,日本天皇不光在文化上和宗教上有独特的意义,同时在等级制度上,也有特殊的意义。日本在古代的等级基本上是天皇、将军、大名(藩主)、武士,这是贵族阶级,庶民阶级有农、工、商。

将军的权利是世袭的,或者是经过战斗得来的,大名和武士的权利也是世袭的,甚至连庶民的工作也大多会以世袭的形式传承。这一点跟中国的君主集权制有明显区别,很像东周、春秋时期的样子。将军像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大名像诸侯,武士就像战士,而天皇像是蜗居洛阳、名义上的天子。

齊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在法理上并没有指挥天下诸侯的权力。天子会赐给霸主节制诸侯的特权,但是这个权力在法理上,仍旧是天子的赏赐。日本的幕府将军更像是春秋时代的霸主,在名义上他统御天下的权力来自天皇。但是在日本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天皇明明没有实权,幕府将军为什么不再上前一步,自己做天皇?

就像是战国末期,秦灭了周天子取而代之,在那样的乱世,实力就是法理!这是因为日本天皇还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在宗教中也意义非凡,是日本人精神上的领袖。而中国的周天子却只是世俗力量的领袖,并不具备精神领袖的意义。

幕府将军不具备成为天皇的法理,他消灭了天皇,就等于消灭了所有人,也包括他幕府将军的精神领袖。在古代,世俗权力的领袖靠谁拳头大就能决定,可是精神领袖却不是单单靠武力可以解决的。

日本天皇的另一个安全保障,是日本人对社会稳定的需求。如果时常更换精神领袖,会引发精神领域的混乱,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就像是前文中日本人的农民起义情节一样,所有人都用拥护“各安其分”的法则,自然也会拥护精神世界的稳定。

日本的各个阶级对天皇的拥护,也等于是对自身阶级的拥护,因为日本的将军名义上是天皇册封的,所以,天皇才是政治界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只要天皇的位置稳定,统治阶级和得利阶级的位置就会相对稳定。

我们再看现在日本社会的表象,人们普遍多礼,在《菊与刀》中鲁思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日本繁琐的礼仪。但是鲁思对日本人为什么会坚持这么繁琐的礼仪,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对日本的许多社会现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时至今日,日本女性的权力地位依旧远远低于男性的权力地位,长辈的权力地位要远远高于晚辈的权力地位,一般长子要继承家业,所以在家里有一定的发言权。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把这些表象归咎于日本人的刻板和严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前文中说过,日本的等级制度是换汤不换药,而刚刚笔者列举了日本古代的等级制度,跟封建制的周朝是何其相似!从这两方面我们不难推导出:日本人繁琐的礼仪,就是等级制度的一个文化上的外在延续。

这一点东方人是很容易理解的,周朝的统治者发明了“礼乐”,那个时候“礼乐”可不是只指礼貌和音乐,而是一种等级地位的象征。见了天子要行什么礼,见了诸侯要行什么礼,这都要明显地区分开!

当然,周代的时候是要强行地区分开这些,而日本人现在依旧处在一个遵循着等级制度的社会中,他们会下意识地用“礼”来区分等级,同时可以以此找到自己的位置。既然等级制度延续了下来,所以那套“礼”也延续下来了。

所以,日本人繁琐的礼仪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它内部的逻辑是等级社会运作的产物。如果把如今的日本社会,看作是一个以封建社会为内核,披着民主社会外衣的模板,再去看日本社会就没那么复杂了。

为什么当政者多是政治世家?因为“霸主”只能从诸侯中产生。为什么曾经有段时间,日本的商人会极力地跟武士联姻?因为成为了贵族,他们的地位才能提高,才能参政。为什么长辈和男人的地位高?因为他们在法理上有分配社会资源和支配家庭资源的权力。

当然,现代日本社会为了适应时局,也在经济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改变,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如果用看封建社会的眼光,更容易解释我们看上去很奇怪但又似懂非懂的行为。正是对这种等级制度的传承,日本人才表现得那么多礼和谨慎,这等于用实际行动在阐述自己拥护并愿意维护这样的等级制度。

同时,在日本套用封建制度,也能对日本人的一些行为给出更合理的解释。鲁思在《菊与刀》里,阐述了许多日本武士的行为,在鲁思看来,他们既忠诚又不忠诚,而且恩怨分明。在许多时候日本武士对恩怨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对社会等级的尊重。同时,他们把尊严看得无比重要,甚至舍弃生命都要维系尊严。

鲁思用“情义”来囊括出现在日本人身上的矛盾现象,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情义”。其实对东方人来说,鲁思所说的“情义”,就是“礼”,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礼”,而不是单单指礼貌。

七、“礼”和等级制度

我们对日本人最直观的印象,除了喜欢鞠躬,就应该是在我们看来有些偏执的性格,以及在一些方面认死理。这种偏执和认死理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切腹自尽。但是一些主观认知往往跟现实有些出入,鲁思在《菊与刀》中,列举了在德川幕府时期的一次切腹自尽事件,结果自杀的人并没有死,却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切腹自尽在很多时候,是一种谈判策略。只不过这种谈判策略很奇怪,是在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威胁,取得谈判上的胜利。

在当今世界,以及未来几十年,文化战争将会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主战场。未来世界的主要矛盾,也将是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传播与地域性文化的矛盾。

这样一个特殊的战场,要迫使我们去了解地域化的文化,而不能再像原先那样,只给予些“偏执”“认死理”之类的评价就可以了。我们对其他国家人们的一些行为觉得奇怪,只是还不明白他们的心理逻辑而已。

像日本人的切腹自尽,会让人联想到吴王阖闾跟越王勾践的槜李之战。吴王阖闾伐越,勾践见吴军军阵严整,就派了一批人在两军阵前自刎,也有说是剖腹自尽的。结果把吴军上下吓得不轻,勾践趁机攻击,吴军大败,吴王阖闾也在这一战中因重伤而死。

勾践为什么这么干?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这场战争,当时的吴国得到了晋国的帮助,用现在的话说,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建设。而越国此时还处在部落联盟制当中,他们的军队跟吴军没法比,但是他们还留有一些土法子,比如:斗狠!

可以想象一支现代化军队,去攻击一些落后国家,现代化军队在进攻的时候,面前突然跳出来一帮敌军在阵前剖腹自杀,肠子、内脏流得满处都是,谁也得吓一跳!不光被吓一跳,或许还得留下心理阴影。心惊肉跳的情况下,说不定真有许多人没有勇气再战。

把槜李之战和日本人的切腹自尽放在一起对比,那么切腹自尽的逻辑基本上就有了。两个人有了争执,一个人说我敢打人,另一个人说我敢杀人,说着说着,突然有个人说,我敢自杀。这就跟赌局一样,如果另一个人不赶紧跟上一句,我也敢自杀!那么他就输了!如果两个人都敢自杀,那么就看谁敢真动手,谁敢对自己下狠手。

当然这个描述有点片面,但是这种以伤害自己震慑对手的行为,就是一种斗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斗狠?前面也说过,日本古代的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甚至一些地方老人年纪大了之后,就会带上少量的食物上山,把自己的生存资源全部让给后代。

现在人类基本上在地球上称王称霸了,在古代跟天斗跟地斗的时候,没有那么浪漫,也没有多少田园之乐,一切只为了生存,一切只为了活命!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一般越是穷山恶水,越容易出现一些激烈的事情。

当然日本武士身上的矛盾,并不只是由生存环境造成的,在《菊与刀》中,鲁思举了很多例子,来阐述日本文化中特殊的地方。前文中提到的《四十七武士》就是其中之一,四十七个武士抛弃了妻子、家庭、尊严,甚至向要除掉的敌人献上了自己的妹妹,最后终于替死去的家主复仇。

鲁思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她的心境: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所完成的复仇值得吗?同时鲁思对日本人崇尚报仇很不理解,甚至认为日本人没有一种现有的通用的道德,来当作是良好行为的试金石。[8]

另外,鲁思还举了许多例子,比如用日本画家牧野芳雄的自传,讲述日本人的自尊心极容易被打击到。有位传教士只是跟牧野芳雄说了句实话,牧野芳雄就认为那是对自己的羞辱。还有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哥儿》当中,对一杯冰水的执着,认为日本人过于喜欢在细节上计较。

这都是一些死板的表现,但是偏偏日本人却又很务实,当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他们的国门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下定了要改革的决心。并在明治维新的努力下仅用了30年左右,就在甲午海战打赢了清帝国,成为亚洲霸主。

鲁思形容日本人的性格为“二元性”,因为她似乎找不到日本人遵循的道德规范,日本人的许多表现都是矛盾的。这也是我们很不理解的地方,按理说日本也在儒文化圈,为什么他们的行为跟我们相差这么大?

虽然搞不明白,鲁思还是努力地归纳日本人的道德规范,最后她总结出了“情义”的概念,认为这是日本文化中矛盾的根本。可是鲁思的这一总结,一直是《菊与刀》中的薄弱点,大部分日本人都不赞成“情义”的观点,我们在读《菊与刀》的时候,也会认为这是一个逻辑硬伤!

其实这又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让鲁思没能彻底理解日本人一些性格和规范,最终只能用“公式”一样的“情义”来解释日本人的性格。同为东方人的我们,如果找对了方向,是很容易理解日本人的一些行为的。就像前面那个切腹自尽的例子,其实日本人所推崇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历史上,也能找到相似的事件。

比如日本有《四十七武士》,在中国春秋时期,也有刺客豫让。刺客豫让的故事,发生在三家分晋的时候。当时知氏势力最大,智伯(知氏的族长被称为智伯,那时候知和智是通假字)率领魏、韩围攻晋阳。

此时赵氏的当家人是赵襄子,他眼看晋阳要被攻破,便派人出城策反魏、韩。刚好魏、韩也担心,灭了赵襄子,智伯会再拿他们开刀。于是三家里应外合,干掉了智伯。赵襄子恨极了智伯,把智伯的头颅做成了酒具。

智伯有个叫豫让的属下,他先是假扮成劳役犯人,到赵襄子的住处粉刷厕所,伺机刺杀赵襄子。赵襄子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注意到了豫让的杀意,命令卫兵逮捕了豫让。得知了豫让的身份和目的后,赵襄子觉得这是个义士,就把他给放了。

可是豫让并没有放弃刺杀赵襄子,为了不让赵襄子认出自己,他毁了容,又吞碳把嗓子烧哑,最后连他妻子都认不出他来。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后,豫让再次去刺杀赵襄子。

就在豫让要动手的时候,为赵襄子拉车的马突然惊了,那些马估计也是战马,感受到了豫让身上的杀气。豫让再次被抓,赵襄子不明白,为什么豫让愿意付出这么多,只为了给智伯报仇?易中天教授在《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以下简称《青春志》)里,对此情此景有这样的精彩描述:

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把我看作国士,看作天底下最杰出的人,臣就像最杰出的人一样报答他。

襄子听了,泪流满面长叹一声:好吧,好吧……请先生准备好,寡人不会再放你一马了。

言毕,下令侍卫把豫让围起来。

显然,襄子是要让这位令人崇敬的刺客体面地死去。而战死,无疑是最光荣的。……

然而豫让却不迎战。

自知必死无疑的豫让面不改色,昂然上前一步说:君上!……臣斗胆请君上成全,让臣行刺君上的外衣,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这是襄子没想到的,但是他可以理解。

好吧,拔出你的剑来!

豫让把剑拔出,然后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挥劍击斩襄子的衣服。他一边行刺一边哭:老天爷啊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

三剑之后,豫让从容自刎。[9]

这跟《四十七武士》中的故事何其相似?豫让也是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甚至吞炭、毁了容,只为了给主君报仇。笔者再举两个例子,也是《青春志》里面的事故,这里就不引用原文了,只概述一下:

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晋、楚两国的第二次争霸战:邲之战,也叫两棠之役。此战晋军因为上级将领意见不合,被楚军击败,战斗中小将知罃被楚军俘虏。虽然晋军战败,但知罃的父亲为了救儿子,杀了个回马枪俘虏了楚国一名王子。

后来晋、楚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两国交换俘虏。楚共王为知罃送行,他问知罃:先生回国后,打算怎么报答我?

知罃回答说:如果不幸再次与贵军相遇,下臣会拼死作战,绝不三心二意。这是下臣能报答王上的。

楚共王肃然起敬。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卫国,卫献公请卫国两个子爵吃饭,结果却把两个子爵晾在那里半天。到了下午两个子爵才发现卫献公之所以没见他们,是在外面射雁,而且连皮冠都没有脱,就接见了两个子爵。这是严重的失礼,因为在那个时候,皮冠是戎装和猎装,穿戴这样的服饰接见臣子,就等于是在将臣子当成敌人和野兽。

后来卫献公被臣子赶出了卫国,丢了国君之位。

这三个故事里的核心部分,就是鲁思冥思苦想,都没能理解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所在,最后她只能用“二元性”和“情义”来作概括。她不明白为什么日本武士看上去是忠诚的,又在背叛自己的主君的时候,背叛得那么理所当然。她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那么赞赏报复这类私斗,又提倡忠君报国。她不明白为什么不经意间的小事,就会让日本人感觉受到了侮辱。她不明白一个半铜板的冰水,日本人为什么会那么看重?

日本人这些性格中的矛盾她不明白,但是我们却很容易理解,这都是因为“礼”!卫献公的两个臣子攻击国君,是因为国君失礼了,臣子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就像日本的将军对待大名的时候失礼,大名也会处心积虑地攻击将军。鲁思所说的“情义”,甚至忠诚和道德,也要统统给“礼”让道。

说日本人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是不准确的,他们的标准就是“礼”。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件小事,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严重的失礼,所以他们才会感觉被羞辱了,从而做出让我们惊讶的反应。

就像卫献公的皮冠,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见什么人跟戴什么帽子有什么关系?可是在用“礼乐”维系整个社会的春秋时代,失礼是一种最大的不道德体现,甚至在士大夫们看来有些丧尽天良!卫献公的两个臣子在攻击自己国君的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是在谋反,而是在报复自己受到的羞辱!

那么现代的日本人,为什么跟中国的春秋时期那么相像呢?这是因为等级制度社会在日本一直延续了下来,等级跟“礼”永远是相辅相成的,永远是一个缜密的逻辑关系。

八、毫无责任感的少年

易中天先生把中国春秋那段时期的历史,起名为《青春志》,形容那时候的华夏民族是个翩翩少年。后来的几百年里,我们完成了从少年到中年人的成长,可是在我们不远处的日本怎么没有完成这种成长?相反在德川幕府时期,还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不同服饰、出行标准等等,就像是中国东周的重演。

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华夏民族一直在跟游牧民族作战,让华夏民族不得不成长起来。华夏民族跟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死敌,对游牧民族的策略有时候是怀柔,有时候是清剿,多数时候是处于作战状态。游牧民族给华夏民族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但他们的存在也一直让华夏民族保持着血性。

而日本则因为在一片独立的海岛上,没有强大的异族敌人,最纷乱的战国时代,也是他们自己人跟自己人的战争。他们在生存上有压力,每个人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模式,再加上他们跟其他民族的交流不足,也没有来自外族的入侵所造成的整个民族的压迫感,所以,才让他们的社会制度非常牢固。

等级制度是比较古老也比较牢固的社会制度,这样的制度之下,每个人出生后就基本上知道自己一生的地位、职业等等信息。“礼”是对等级制度最好的维护,等级所带来的优越感或者对自身位置的认识,又是对“礼”最好的回馈。

从总体上来说,“礼”就是日本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日本整体的社会环境又很难发生根本上的社会变革,于是,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由“等级”和“礼”组成的完整逻辑。这表现在日本人的日常上,就是等级决定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以及“礼”决定的每个等级、每个人都要尊礼的表现。

这个逻辑比鲁思在《菊与刀》中的逻辑更简洁,但是能更清晰地解释绝大多数日本人的行为。特别是“礼”这个概念,西方人是很難懂的,就像鲁思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让民众效忠天皇,一方面又崇拜大名对将军的背叛!这里面其实涉及一个核心的概念:对社会稳定性的维护,或者说对社会等级的维护高于一切。

将军失礼了,那么它远远不是缺少该有的礼貌这么简单,而是等于背离了整个等级社会,甚至可以看作是向整个国家和民族发起的挑战,大名有权利和义务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来维护等级制度的稳定。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不忠诚或者叛乱的表现,相反是一种守护者的行为,所以,会被大家崇拜和津津乐道。

“礼”跟道德观是不同的,要表达道德观一般都是陈述句,比如:偷东西是不道德的表现。什么道德,什么不道德,基本上有一个既定事实。而“礼”则不同,在同样的场合,处理同样的事,同样的“礼”对待张三是很合适的,但对李四可能就是一种“失礼”。用道德观去描述日本人的行为,显然是不合适的。

日本人性格上的矛盾性,也大多来自“礼”,他们看上去彬彬有礼,上一分钟还在跟客人喝茶,可是下一分钟却勃然大怒,要动刀子。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客人做了什么“失礼”的行为,才激怒了主人。

日本的地理位置,让这片土地从古到今都没有大范围被异族侵占过,即便是二战结束,美国也给了日本足够的自主权。从古到今,日本人也没有被异族大范围地奴役过,如果说现代的日本是美国的属国,要唯美国马首是瞻,但是在日本也是由日本人组成的政府在统治日本人。美国虽然给过日本一些苛刻的条件,但也是日本政府在执行。

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的社会体制可能一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比如在战国时期,中国内部的激烈内战,或者在清末,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这样剧烈的变故下,社会制度才会迎来巨大的变化。

从这一方面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得那么早,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社会矛盾就完成了社会变革,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以前的所有问题,在“维新”之后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等级制度延续下来,就给现代日本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对国家的责任感不强。

我们再以日本古代明显的等级区别为例,几个等级分别是天皇、将军、大名和武士。将军的幕府里有家臣和武士,大名也有家臣和武士,从名义上来说,大名要忠于将军,可是大名的家臣和武士却直接对大名效忠,而并非忠于将军。从名义上来说,将军要忠于天皇,但是将军的家臣和武士,却效忠于将军,而非天皇。

如果是越级效忠,比如大名的武士效忠于将军,吃着大名给的俸禄,却给将军做事,这是一种严重的僭越!等级制度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效忠的断层,以及意志上的断层。

将军的意志只能传达到大名这里,大名属下的武士,只知道对大名效忠,而不会对更高一级的将军效忠。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东周和春秋时期,直接导致了天子失国,因此才有了君主集权制,所有人都向皇帝效忠。

大名在日本古代有巨大的力量,它的封地幾乎是一片属于家族的独立王国。这个现象至今在日本政坛中也还有体现,比如日本各县如今还有很高的行政自主权。

国家由这样一个个的独立王国组成,自然会造成意识上的割据局面,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归属感。“大和民族”有一种笼统的归属感,而“日本”也只是有一种笼统的归属感,古代日本普通人直面的是大名和武士,而远在京都的将军和天皇离他们过于遥远,同时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也离他们很遥远。

这也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新政府积极地加强天皇存在感的原因,大家都向天皇效忠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原先的意志断层,让日本人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同时利用新教育,向日本民众普及国家的概念,增强民众的向心性。

但最终大多数人依旧是在向天皇效忠,而不是在向国家效忠。对民众来说,就算是有了国家的概念,但是对国家的责任感还是远远不够。同时等级制度变得隐性,并延续下来之后,这些隐性的等级制度也在稀释国家的概念。

比如在日本很多职工都是终身制的,一旦签订合同就要在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那么这个日本员工的眼里就只有这家公司,而忽略了对国家的概念。这个模式其实挺像家仆与家主之间的关系,就算不叫家仆,那么一辈子在一个老板手下工作,一辈子的生计和经济来源都被攥在一个经营私企的人手里,也会慢慢出现上下尊卑的情况。

这个跟中国人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有些人认为不平等那是他的观念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在一家公司工作不开心,换一家就是了,不是什么大事,而对公司的效力,跟对国家的效忠完全是两种可以共存的情感。

日本人因为有隐性的等级制度,他们会优先效忠他的上一个等级,对国家的效忠永远都要排在第二位。这造成了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缺乏义务和责任感,同时对整个人类文明圈的认同感也不是很强烈。比如2011年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该事故到现在依旧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可以对比20世纪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虽然该事件被大家骂了几十年,最初苏联的官僚体系也确实出现了瞒报现象。但是当苏联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立即就集中全国之力解决该事件。疏散的时候都是国家派车,并没有让民众自己想办法,并且有几十万人参与到该事件的抢险过程中。解决的方法很科学,所有人也都在认真对待。

反观日本的做法,就很让人失望,一直都是政府在督促电力公司解决该事件。而且解决该事件的方法一直就是注入海水冷却,而核电站的机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该事故的解决机制是有问题的,让电力公司这样的盈利机构去解决,他们肯定要用最节约成本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用海水给机芯降温,然后把核废水储存起来。后来他们连储存核废水的钱都不愿意花了,核废水经过简单处理,就被排进了海里。

这给整个世界的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核污染。更让人惊心的是,核事故发生后,对核电站周围许多地区的居民进行了疏散,而这才过了十年,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回迁这些居民了,早在几年前核污染地区的农产品就被卖到了全世界。而因切尔诺贝利事件而撤走的苏联人民,到现在也依旧没有回迁。

这个事故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国家政府跟日本民众之间严重的隔阂,以及日本人普遍的没有责任感的心态。日本政府代表的并不是日本底层人民的利益,所以才会让日本民众冒着核污染的危险回迁,对该事件并没有积极地去解决,在迁走受灾人群的时候,甚至让民众自己想办法离开。而对核废水排入大海中的行为,大部分日本民众都选择了默认。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隐性的等级制度在作怪,只对上一个等级负责,让大多数日本民众普遍目光短浅,普遍缺少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感。而日本国家政府则大多数是由政治家族成员组成,他们所代表的一直就不是普通民众的利益。

只不过在20世纪初日本武力掠夺的红利,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科技的红利和经济的红利,让日本普通民众的日子过得还可以,不会出现饿肚子、吃不饱的极端现象。所以日本普通民众的反抗情绪并不强,也一直没有积累足够的社会矛盾,促成日本整体社会的改革力量。

到此,日本的面貌就基本上呈现出来了,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这个邻国呢?

九、如何面对现代的日本

在二战结束后,一开始也审判了一批日本战犯,但是美国后来为了恢复日本的经济,打造一个在亚洲跟苏联对抗的桥头堡,竟然多次释放过日本战犯!为什么现在的首相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是发动二战的军政府力量,所以去参拜靖国神社,就像是去祭祖一样。

另外,这也是日本政府不愿意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曾经做下的那些泯灭人性的惨案的原因。因为战前和战后,基本上是同一伙人在统治日本,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从未自责过!关于这个问题,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退让半步!只要发现他们又要在这类问题上作妖,就要立即想办法制止。

至于文化上的交流,我们没必要太担心,因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古代一个个叱咤风云的朝代。不管是汉王朝,还是盛唐、蒙元、大明,都是我们骄傲的时代,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

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自己的文化不太自信的样子,比如他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鲁思在《菊与刀》中举例子说,日本人的军事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想要以此立于世界一流国家之林,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日本战败后,日本人于是开始用和平崛起的方式证明自己,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

另外日本普通人的“多礼”,让他们全民都过得比较敏感,很容易在一些小事上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正如鲁思举的那个《哥儿》里的例子一样,过于在一些小事上计较。现代的日本人依旧是如此,非常注重细节,在一些细微处出了差错,他自己就很难接受的样子。

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处处谨小慎微,这就是一个人没自信的表現!日本的等级社会制度,一直在压抑着日本人的性情,让他们不得不内敛,不得不小心应对每一天,每一件琐事。于是很多人称颂,这是日本人的严谨和细心的优点,这些优点其实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

众所周知,平时谨小慎微的日本人却很喜欢“赌国运”,在19世纪末日本曾经透支了未来两年的财力跟清帝国一战,二战中的日军将领山本五十六也是一个标准的赌徒,这都是在赌国运的行为。如今日本又在氢电池汽车上下了重本,俨然还是一副赌国运的架势。

电动汽车将是未来的主流,如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国家都已经开始在电动汽车领域布局。现在世界电动汽车的主流电池分为两种,一种是氢燃料电池,一种是锂电池。国内的电动汽车多是锂电池,而日本却在大力推广氢电池,如果赌对了日本起码还能继续辉煌二十年甚至更久,如果赌错了日本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衰弱。

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人的谨小慎微和偶尔表现出来的疯狂矛盾性很强,这个矛盾性一来是由日本的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二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不自信表现,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日本社会看似平稳,但是尊卑观念会让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下许多愤怒,在这些愤怒发泄出来的时候,就会一改平时彬彬有礼的样子。

东方文化一直是“忧患文化”,在正常运作的同时,还要为未来考虑和筹谋。而日本从古至今因为灾难频发,让他们对未来普遍持悲观态度,于是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很容易做出一些赌徒行径,要么把胜利扩大到最大,要么一败涂地。

之所以说这是文化上的没自信,是因为这种赌徒行径就像是一个又穷又横的无赖:做成了出人头地,失败了我也是烂命一条。

如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文化交流的盛世,同时这也是文化上的战争,只有在文化上赢了,才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而日本自己都不太有自信的文化,在未来也难以有太大的建树,所以,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会日渐占据上风。这也是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一步也不让,而在民间交流上却比较宽松的原因。

日本在逐渐衰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至于衰弱的原因,一来是美国给出的巨大经济压力,二来是日本政府一直就没什么担当。前者是因为他们在为二战的暴行所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彻底衰弱之前,日本会一直是美国的属国,如果美国在未来没有继续衰弱,那日本完全没有出头之日了。

日本一日不承认其在二战中的暴行,其政府就一日不会有担当。在前文中说过,日本人对人类世界没有太多的认同感。他们作出的大部分国际贡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可,他们连自己曾经做过的事都不敢承认,谁会给他们太多的信任?德国就不同了,一直以来他们认错的态度就很端正,所以,德国现在一直在走上坡路,且前途不可限量,这正是因为德国比日本更有担当。

最后要说一说日本人的“凶性”,日本人还给我们一个印象,偶尔凶狠起来令人张目结舌。关于这一点可以回忆一下槜李之战中的越国士兵,他们已经到了没有任何手段,只能用凶狠虚张声势恐吓对手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最不能对他客气的时候,一旦被吓住了,对方就掌握了主动权。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应该是日本人从部落时代传承下来的手段。日本人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时代进入农耕时代,铁器的出现也很突然,很多史学家都猜测日本人的文明进展可能受到了外力影响。其中有史料记载的,就是在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从唐代学习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技术的革新没有经过积累的过程,社会对于新技术所作出的改观也不会太大,所以,一些久远时代的特色会被保留下来。就像华夏民族保存下来的宗族制度一样,新技术已经让华夏大地面目全非,但只要文化上不出现明显的断层,总会保留一些东西的。

对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耍凶斗狠”,我们要给予坚决地回击,只有让他们感觉自己的“最后手段”都没用的时候,才会放下所有的侥幸心理。而对于日本的民众,我们可以表达出足够的善意,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他们还是个善良的民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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