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跃平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天津 300384)

一、问题的提出

桥梁是人与自然、社会互动的典型建筑物，蕴藏着人类的文化创造智慧。中国的古桥种类较多，其中闽浙一带汉族社会的木拱廊桥①木拱廊桥是他称，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夏碎香在《温州文物》第一辑发表《泰顺古桥》一文，使用“泰顺木拱廊桥”的名称。木拱廊桥在闽浙当地有“厝桥”“虾蛄桥”“鹊巢桥”“屋桥”“筷子桥”等叫法。本文认同“木拱廊桥”这一名称，文中或为了行文方便所使用的“木拱桥”，亦与“木拱廊桥”内涵相同。与侗、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风雨桥同属较有特色的廊桥类型。廊桥，顾名思义，即桥上建有廊屋。作为传统山地农业社会地方性知识的表征，廊桥与在地居民日常生活发生广泛关联，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闽东北、浙西南区域带的木拱廊桥于2006年被列入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依托物质桥梁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先后进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2012年又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待申报项目。一直以来，地方社会积极推进遗产保护的制度化与社会化，包括立法保护、向社会征集廊桥精神要义、廊桥文化的普及宣传、传承人的社会化传承等。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作为保护的一种方式路径，在阐释及回应木拱廊桥遗产传承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方面理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凝聚更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在文化上的认同与交流。

木拱廊桥隐于乡野间，历史文献少见记载，早年学界亦无关注。直至 1970年末，文物工作者发现了尚存的木拱廊桥，因其对考究清明上河图中虹桥制式的历史发展有重大价值，木拱廊桥进入公众视野。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筑学者方拥发表《闽浙虹桥的调查研究》[1-2]一文后，相关学术研究开始兴起。木拱廊桥研究的发展受到文化遗产话语及实践体系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遗产保护运动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这首先直接反映在发文数量随着遗产申报工作上浮动态变化明显。其次，研究主体主要是闽浙区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经参与木拱廊桥申遗工作有所关注。但坚持长期跟踪性研究并持续发文的学者较少，而且研究视角以建筑学、艺术学学科为主，理论支撑体系的广度需加强，总体而言，综合性研究为主，实证及个案的深度研究不多；囿于研究者个人学术兴趣、学科视野差别以及现实条件，目前学术产出质量也有待提升。因此，对木拱廊桥研究队伍的培育以及对研究体系的构建都十分有必要。

2017年4月19日―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指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3]这也为相关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中国古桥建筑研究在技术即“物”的静态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而对“物的社会生命”挖掘往往重视不够，这影响了文化遗产日常生活的呈现以及同类属遗产文化间的对话及互鉴。人类学理论及方法的介入有助于延展现有研究格局。人类学关注人及其文化实践，其注重整体阐释及扎根田野的特质可促进文化遗产“见物见人见生活”。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现有古桥研究方面以少数民族（尤其是侗族）风雨桥研究为典型，这和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亲缘性有关。但闽浙木拱廊桥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介入非常有限[4-6]。本文意在回顾梳理1995年1月至2021年9月木拱廊桥的相关学术文献①研究梳理的文本包括：一是以木拱桥、浙闽廊桥、木拱廊桥、古廊桥等主题词搜索中国知网而得到的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含介绍性文章）；二是与廊桥相关的学术会议论文；三是著作类的文史资料以及相关专业性书籍。，对其研究脉络、研究特征进行总结和分析，并从人类学角度对其研究内容及问题意识展开反思，以期促进古桥类遗产的研究及保护，促进以物为纽带、以人为主体的乡愁空间重塑。

二、研究的问题域及人类学反思

目前，木拱廊桥研究的问题域集中于建筑、社会文化及遗产等三大面向，三者呈从前向后扩展以至并行的状态，反映出木拱廊桥研究走向的内在科学性及实践驱动性。在对具体研究内容梳理后发现，以“物”为中心的研究逻辑明显。但若从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学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人与物互动方面的内容补充，将有益于文化遗产时空全貌的展现。

（一）建筑面向

1.技术的起源与传播

闽浙两地的木拱廊桥引起关注及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是木拱廊桥与中原虹桥之间的技术渊源，因此最早的研究多为对其木拱结构进行历史的推演，试图对结构的起源与发展脉络给出答案。研究观点各异，尚无权威定论。

建筑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闽浙木拱廊桥是中原虹桥技术传播的结果。如茅以升认为：“宋室南渡，士农工商随之南下，也把虹桥的技术带到东南。而浙西南、闽东北山区木材丰富，于是虹桥式的木拱得以保存流传到今天。”[7]因此，有些学者把闽浙交界地带发现的木拱桥也视为虹桥[1,8]。而夏碎香、张俊[9]等泰顺文物工作者依据泰顺《分疆录》中“三条桥最古，道光间重建拆旧有贞观年号”的记载信息，认为闽浙木拱廊桥是独立的发展体系，但究竟始于唐或宋，有待考证。但这个观点被桥梁专家唐寰澄反驳：“没有历史资料说明贯木拱桥是如何在浙江发生发展的，何以说是独立发明……此处低估了中国古代信息传递和交流。从考古学角度看，此乃孤证旁证，证据不足。”[10]此外，比较视角的研究也对闽浙木拱廊桥与汴水虹桥的结构异同与技术改进问题[11]以及世界范围内编木拱桥技术是否中国独有的问题[12],①参见：陈宝春，杨艳. 国外木拱桥介绍[C]// 赵辰，郑长玲. 第三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屏南）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印刷品，2009。展开了讨论。

技术发展谱系关涉如何理解文化来源与发展演变的问题，是文化主体生成文化认同的认知基础。技术的生成及其背后文化机理，可从移民（人本位）、人与环境（自然地理、社会）互动、桥匠的技术流动等方面去深化这一议题的研究。具体而言，一是把木拱廊桥技术放置于地域交通体系（古道、驿站、桥梁分布带等）中去认识，从而延展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要义的理解，发现木拱结构技术生成、发展与交通体系的系统关联；二是探析中国古廊桥间的技术传播等现象，研究桥匠的技术流动轨迹，构建完整的廊桥技术发展史。有学者对侗族风雨桥与木拱廊桥间的技术关联产生兴趣，或提出“侗族风雨桥建筑营造技艺及其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源于汉族古代廊桥文化的传播”[13]的观点，或对闽浙贯木拱廊桥与湘桂侗族风雨桥有着怎样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了探究[14]。那么，桥匠的技术流动究竟对古廊桥文化圈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推进。

2.传统营造技艺的挖掘

桥梁建筑技术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互动调适的过程性体现，它在本质上是对文化的加工和运用过程[15]。木拱结构既是木拱廊桥遗产价值的核心所在，亦是技术营造地方性知识的智慧体现，反映当地社会对自然和人文生态的观念与信息；对此诸多研究进行了阐发，如萧百兴从建筑史角度诠释泰顺廊桥在地域建筑上的意义及重要性[16]。对闽浙木拱廊桥地域性特点的研究集中于木拱建构技术及受力结构，涉及板苗系统、编织结构、受力机理等，如毕胜、赵辰揭示的“三节苗”加“五节苗”支撑体系②参见：毕胜，赵辰. 闽浙木拱桥的类型学研究[C]// 中国廊桥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09。，苏旭东等提出的“双三节苗”结构[17]，寿焘、季光耀等讨论的编织结构体系[18]，张鹰所分析的廊屋与桥体的“耦合”关系[19]，等等。因缺乏结构工程师和桥梁工程师的参与，对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核心技术价值研究尚不深入[20]。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是以传承人对环境以及结构力学认知体系为基础，采用原木材料，使用传统木建筑工具及手工技法，运用编梁等核心技术，以榫卯连接构筑成非常稳固拱架桥梁的技艺体系。学者们从建筑学角度客位解构木拱结构技术的地域特点，是对遗产核心价值的挖掘和阐释，有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作为技术传承主体的桥匠话语及其与社区的互动。两者的相互补充才能呈现遗产价值的完整性。地方相关人士虽然因调查及资料方面的便利对此有所关注，如吴卓珈等从选桥址、建桥台、测水平、搭拱架、上剪刀苗、立马腿、架桥屋、桥地面处理等方面整理了廊桥营造技艺[21]，周淼等对文兴桥的木作技术进行了分析[22]，吴明桦等对如龙桥进行施工工艺进行研究[23]，但始终缺乏对技艺整体及多样性的系统描述与分析。

研究技术不应脱离社会脉络，技术不仅是单纯的物质问题，也具有社会与象征的意义，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引入人类学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等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从综合性、历史性、社会性的整体视角来研究木拱廊桥的建筑技术问题，将有助于深入了解闽浙地方社会木拱廊桥营造过程的非物质文化部分的关键，如工匠运用工具如何将“物”完成了形式的转换？这体现了工匠什么样的思维智慧和实践能力？工匠团队之间的分工合作，工匠与村社的协商互动等延伸的社会性问题如何使得技术在营造流程中得以显现？而技术伦理关系的变迁，如技术传承社会化后的师徒关系以及新生代传承人职业生涯发展等，是作为传统营造技艺载体的传承“人”维度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构成内容。

3.廊屋的装饰特征

木拱廊桥的廊部装饰、造型，兼具审美与实用功能[24]，具有其他地域不同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25]。一些研究集中于从艺术学、美学视角对木拱廊桥桥屋的装饰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如程霏对福建贯木拱桥的廊屋脊饰形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细致的研究[26]，突出艺术的“观感”效果。若运用人类学的视角书写“艺术民族志”，会更注重人身体的“触感”体验，因为这样更能真实地感知客体世界；这就涉及思维与感觉、身体与建筑的关系问题。

总体而言，从建筑面向看，对木拱廊桥建筑层面的研究聚焦建筑渊源、建筑技术科学价值、木拱技术的结构与桥廊的装饰美学，注重显性可视化的面向，忽视建筑结构中隐性的人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现象背后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对建筑空间中人与物互动的洞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要义，进一步深化是必然进路。

（二）社会文化面向

受世界范围内遗产运动实践的影响，闽浙木拱廊桥研究的走向之一表现为从物质建筑技术层面逐渐在历史、社会文化方面有所扩展。人类学学者周星曾用符号与象征来总结桥梁民俗文化的普遍特征[27]。木拱廊桥是村落的典型文化象征符号，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其意义的解读在很多研究中均有体现，但基本为一般性阐述，缺乏实证研究，内容及观点多有重复。

1.功能及象征意义

木拱廊桥社会文化功能及象征意义是物质建筑的社会生命源泉。刘魁立指出，除了木拱廊桥物质功能之外，学界还应关注其传统文化艺术价值，以及廊桥的信仰和道德意义①参见：刘魁立. 木拱虹桥的传统文化意义[C]// 赵辰，郑长玲. 第三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屏南）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09。。萧百兴认为，木拱廊桥是地域空间生产的中介与结果，值得从“地域文化”（local culture）的角度进行深度考察[28]。陈利华提到了建筑的文化张力，认为廊桥以及廊桥礼俗是当地民众的一种符号表达[29]。胡永娟具体讨论了廊桥的人文教化功能，认为其在功能上优于宗祠，是议事、舆论传播、评判、惩治的场所，起到治安与道德维系作用[30]。功能于地域社会文化结构中才能有所透视，研究在延展时应与闽浙地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联结起来，加强与历史、社会的对话，如此才能从整体中理解功能。

对于木拱廊桥的象征文化意义，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把桥梁放置于社会环境互动中进行宏观研究，但每座桥梁特殊性方面的微观研究仍然匮乏。刘秀峰认为廊桥与民间的风水观念、宗教祭祀、婚娶祈嗣、商贸集市、娱乐社交以及公德教育、人文教化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1]。张光英认为闽东木拱廊桥建筑是对古村落自然环境的强化，成了村落的可识别意象[32]，是乡民进行空间感知、建立情感联系的聚落标识[33]。张可永认为闽东木拱廊桥建筑是明清时期闽东山区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人文生态的重要载体[34]。李华珍对桥在风水、祭祀两方面的文化象征性进行分析，认为桥连接了村内、村外的空间，接人间与灵界，具有境界象征性，可以起到防御、镇守、心灵慰藉、文脉兴衰的作用[35]。

以上研究注意到了木拱廊桥与闽浙地方文化体系之间的关联，但研究多偏重于传统历史文化功能及价值的单向静态解读，对文化功能变迁及桥梁文化的当下意义及现代价值少有涉及。例如桥梁的多样功能是怎样通过人、社区与建筑的互动机制实现的？文化意义背后的仪式实践又如何呈现？这些问题目前的研究显然没有触及。但这些恰恰是体现遗产在文化主体日常生活中意义的重要内容，需要深度持续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介入与支持。

2.廊桥与民间信仰

闽浙地方民间信仰多元，是一个杂乱的神灵信仰体系，有祖先崇拜、女神崇拜①如陈靖姑、妈祖、马仙等。、道教俗神崇拜、自然崇拜、乡贤崇拜等。而廊桥成为当地民众民间信仰实践的集中场域，成为闽东农村乡民的“精神家园”[36]。黄睦平提出廊桥信仰具有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信仰对象上的多元性、信仰崇拜上的盲目性等特征②参见：黄睦平. 廊桥信仰在闽北村社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C]// 闽浙木拱廊桥保护利用与申遗学术（政和）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13。。叶其炎分析闽东木拱廊桥桥庙与桥神信仰，详尽介绍桥庙中的祭祀与信仰习俗活动，认为闽东木拱廊桥的民间信仰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和谐观[37]114。

在廊桥与民间信仰关系方面，廊桥信仰仪式与地方性节日（如端午节）有紧密关联，学界普遍认为端午走桥习俗的起源是南北民俗融合的结果，但这尚无科学严谨的历史考证性研究予以佐证。如缪小龙考证闽东北、浙西南木拱廊桥的端午节走桥祭屈习俗的起源，推断该俗可能是古代南北方民俗融合的传承与变异③参见：缪小龙. 廊桥奇俗 端午走桥：闽浙木拱廊桥端午节走桥祭屈习俗探究[C]// 闽浙木拱廊桥保护利用与申遗学术（政和）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13。。再如，叶其炎等认为走桥民俗是南北方多种民俗文化融合后在特定封闭的山区地带传承、变异的结果，并描述了这种信仰民俗事象的内容，包含上香烧纸、供祭桥神与桥头庙神灵、走桥、祈祷、念经、投粽祭屈、亲属招待等，并揭示其意义[37]112。又如，杨世玮、王志明认为，政和县高山区的廊桥走桥信仰民俗，是极富有地域特色的楚民俗，如今已不多见④参见：杨世玮，王志明. 浅谈政和古廊桥的走桥民俗文化[C]// 闽浙木拱廊桥保护利用与申遗学术（政和）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13。。还如，刘秀峰对浙江庆元端午走桥习俗进行了考察，发现“走桥者为女性”“仪式包括祭祀、走桥、抛粽三个步骤”，认为走百病说是符合端午节辟邪防病的核心文化内涵的一种解释[38]。

对廊桥与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从信仰载体、信仰传播的角度给予了一定的线性解读，但是“廊桥与地方信仰之间的共生互构关系”“廊桥信仰活动与社区社会文化结构的组织互动关系机制”“仪式过程及其流变、重构”“社区主体对廊桥信仰的文化心理”等系统性问题尚无相关论文予以解析。

3.廊桥的修建、维护、使用习俗

修桥及桥梁维护习俗是一套地方性活动及知识体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互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以及地方社区社会组织结构等有关。李华珍从官修、官倡民修、民修三种形式详细分析了民间力量热心廊桥修建的原因，涉及官民、神俗等二元关系[39]。龚迪发的《福建木拱桥调查报告》一书详细介绍了“建桥董事缘首的人格特征”“分工合作”“建桥及管理事务（桥约、桥山、桥田、桥梁禁忌）”等内容[40]。何明春对周宁县张氏造桥世家传承特点进行描述，认为造桥技术不但在家族内部得到广泛的传承，而且以联姻的方式将秀坑张氏、梅渡村何氏、后垅村何氏连接起来，使其形成协同关系[41]。吴积雷抄译了部分桥约，搜集和整理了宝贵的木拱廊桥建桥合同[42]。张世带考察了闽东北前人建造和修缮木拱廊桥时的碑记，这些碑记客观、准确地记载了当时当地民众建桥的有关史实[43]。黄建铭分析了闽东廊桥的营造程序及营造仪式中的生命意识，包括造桥工匠的鲁班信仰、桥的风水理念、神灵信仰、走桥活动、生殖崇拜所反映出来的生命意识，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与对人生的憧憬[44]。杨世玮介绍了政和廊桥大木桶茶文化、大瓷茶壶文化、祭祀茶文化、古廊桥的“茶联”文化①参见：杨世玮. 浅谈政和古廊桥上的茶文化[C]// 闽浙木拱廊桥保护利用与申遗学术（政和）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13。。相关研究尽管涉及建桥习俗及仪式的内容，但对修桥、护桥、用桥等习俗活动背后的文化意义未加“深描”。

木拱廊桥的历史档案及其研究资料并不是十分丰富；原始资料也一般留存在桥梁或者桥梁周边的附属建筑物上，但因自然灾害、年久失修以及保护意识的不足，完整保存下来并能够归档的不多。因此，木拱廊桥所在地组织编印或出版了木拱廊桥修桥及桥梁维护习俗相关的文史资料，如：2002年宁德市政协文史委编印的《闽东虹桥实录》对桥工、桥批、桥俗进行了介绍；2003年政协屏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屏南古代桥梁》，收录了黄春财等木拱廊桥传承人手绘的桥梁结构图资料、楹联的具体记录、桥记、桥中解放初期标语、桥的护林碑文、重建碑文、碑记、匾文等；2006年宁德市文化与出版局编著的《宁德市虹梁式木构廊屋桥考古调查与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汇集了所有保存在宁德的古代木构廊桥资料。这些有限的文史资料对研究木拱廊桥造桥传统习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从社会文化面向看，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木拱廊桥修建及空间仪式是与当地生活命题息息相关的，仪式提升了木拱廊桥的生存和延续价值，也起到整合和重塑地方社会的功能。因此，对这些象征意义如何通过仪式来表达的研究就更有必要和迫切，尤其是在社会变迁中，社区如何重构仪式、激活空间并释放现代意义②笔者于2012年在浙江庆元月山村调查时就曾目睹社区重构的“走桥”活动。，目前尚缺乏从人类学视角切入的实证调查与理论解读，而探析以遗产为载体的仪式空间中“传统与现代元素的交融”“个体与集体的行动”“仪式情感与心理”等问题有利于明晰遗产活态传承的社会基础。另外，源自闽浙一带的华人华侨捐赠修建桥梁的遗产保护行为与文化认同研究也属空白。

（三）遗产实践面向

木拱廊桥的双重“遗产”价值以及传承保护开发问题在研究层面有所回应。遗产作为他者建构的产物决定了客位为主的综合性观察与思考，主体失声现象明显，影响了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廊桥遗产的保护实践离不开社区发展，现有研究对“社区如何看待遗产保护、廊桥保护的自发性社区行动”“社区精英如何利用廊桥遗产的符号发展旅游经济”“廊桥遗产如何构建流动社会中的乡土家园认同”等以遗产主体（人）为视角的议题鲜有关注。

1.遗产价值

对遗产价值的研究不仅与遗产申报、认知及保护息息相关，同时对社区居民建立文化认同及保护意识同样重要，不仅为后期的传播交流奠定基础，也为促进主流社会对作为他者的地方社会文化遗产的认知有重要意义。唐留雄认为泰顺古廊桥的世界遗产价值体现于历史、艺术、科学层面[45]。龙松亮等认为木拱桥的保护与木拱桥的景观遗产价值认知有关[46]。张光英提出并界定了木拱廊桥文脉的含义，并指出文脉研究对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47]。周芬芳等认为承载木拱廊桥遗产价值的遗产要素不仅仅包括桥梁本体，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构筑物、建筑物、村落、古道、遗址、历史文化、传统产业、自然山水地理环境、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等①参见：周芬芳，陆则起. 闽浙木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策略探析[C]// 闽浙木拱廊桥保护利用与申遗学术（政和）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13。。

2.遗产保护及策略

周芬芳认为木拱廊桥的保护涉及三个方面的保护问题：一是廊桥本体作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维修问题；二是作为廊桥传统营造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三是以廊桥为核心形成的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态的保护问题②参见：吴宇江. 探寻适合我国木拱廊桥与古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新路：从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想到[C]// 闽浙木拱廊桥保护利用与申遗学术（政和）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13。。吴宇江认为木拱廊桥与古村落保护存在的问题包括保护意识淡薄、农村财力不济、村民外出务工等，以致木拱廊桥与古村落乡土建筑颓废趋势蔓延③参见：周芬芳. 屏南廊桥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C]// 赵辰，郑长玲. 第三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屏南）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09。。

关于遗产保护策略，学者们大多持整体性保护的观点，如：郑长铃认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保护工作要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以实现其与环境的良性互动④参见：郑长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申报开始：以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为例[C]// 赵辰，郑长玲. 第三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屏南）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09。；甘久航认为应以发展的眼光探寻“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整体性保护的可能与途径[48]；周彩英认为需要立足区域文化视角，实施整体性保护，结合文化传承提高民间保护意识，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49]。

其中，相关研究又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角度提出了保护与传承的具体措施。

第一，文物层面的保护与传承（主要是改善廊桥木构件的缺点以及促进与周边环境的融合）。赵兵提出应根据廊桥构造材料杉木易发生虫蛀和腐朽的各种缺陷构建木拱廊桥检测、监测和维护体系[50]。何锦峰对“三条桥”的保护和洋洲水电站的建设冲突进行了讨论，认为古桥文化保护与水利建设应该有机融合[51]。刘明晖等提出廊桥的抗震防风构造措施[52]。姚洪峰关注了异地搬迁后金造桥的现状，认为应重视木构件的防虫防腐、周边环境改造以及日常性保护的跟进⑤参见：姚洪峰. 福建省屏南县虹梁式木构廊桥金造桥现状勘测[C]// 中国古桥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09。。淳庆等对泰顺文兴桥桥体残损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应结合木拱廊桥造桥工艺进行修缮加固[53]。

第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在生产性保护方面，周芬芳等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以生产性方式保护为基础，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历史沿革、技艺特点、匠师史略、文化空间、保护实践等。这是目前关于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较为全面且权威的一部著作。在传承人保护方面，吴卓珈等对浙南传承人的基本情况作了梳理[54]；石宏超认为传承人应创造性传承，讨论了断链的传统匠艺如何可以传承的问题[55]；庆元县档案馆与传承人吴复勇共同完成了传承人口述史[56]。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闽浙木拱廊桥传统建筑背后的工匠制度、工匠文化及工匠精神时代传承、传承人的日常生活、传承人群体特征的变化等问题的研究仍有较大挖掘空间。

第三，传播与保护。张光英提出应启动木拱廊桥旅游视觉形象设计工程[57]。陈雪飞等认为以电影叙事的方式建设数据库保护廊桥文化遗产[58]。胡葛福认为廊桥保护工作要构建廊桥数字博物馆，进行“数字化收藏和保护”“数字化传播和展示”①参见：胡葛福. 廊桥保护的新思路：构建廊桥数字博物馆[C]// 中国古桥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09。。

第四，多元化的保护。周彩英认为民间文化是古代民间营造与保护廊桥的人文因素和精神动力[59]。刘玮琳认为文化自觉是廊桥保护的重要动力[60]。韦晶姝等探讨了木拱廊桥的乡土文化教育功能[61]，认为可通过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乡土教育进行文化的传承。张祝平认为廊桥的许多神性功能正被世俗化的生活所取代，木拱廊桥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发展需要让廊桥文化精神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62]。

3.遗产的开发与利用

开发、应用与保护相结合是遗产利用的主要原则。陈宝春、杨艳以日本锦带桥申报的保护为例，提出了在使用中保护的观点②参见：陈宝春，杨艳. 中国木拱桥研究与保护的几个问题[C]// 中国古桥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09。。针对木拱廊桥，相关研究涉及其作为地方社会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开发意义、开发设计以及如何促进旅游开发与周边环境融合等内容。邓小荣认为发挥廊桥的旅游价值对于保证木拱廊桥持续生存有重要意义③参见：邓小荣. 廊桥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及其保护研究：以寿宁县西浦村福寿桥为例[C]// 中国地理学会百年庆典学术论文摘要集. 内部印刷品，2009。。张光英研究了寿宁古廊桥作为旅游资源的资源条件，包括文化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开发前景[63]。吴燕霞认为廊桥是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相关方应据此培育具有乡土特色的旅游文化[64]。项贻强等着重探讨了集廊桥保护、周边环境整治、旅游开发为一体的庆元廊桥文化园建设的构想④参见：项贻强，薛静平. 廊桥文化园建设的构想：以庆元为例[C]// 闽浙木拱廊桥保护利用与申遗学术（政和）研讨会论文集. 内部印刷品，2013。。赵兵等探讨了闽东木拱廊桥文化与城市特色发展的关系，提出在城市景观中设置木拱廊桥、在城市公共设施中融入廊桥元素等建议[65]。侯志强等分析了木拱廊桥旅游产品的种类，提出要塑造“中国木拱廊桥”品牌形象，实现区域联动[66]。林锦屏认为木拱廊桥学术研究的影响可透过传播媒介形成文化资本，助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67]。罗秋媛分析了温州泰顺“中国廊桥博览园”地域性景观设计项目，强调设计中本土根脉和地域文化的重要性[68]。夏彩玉反思了泰顺廊桥文化园建设,认为要重视打造廊桥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69]。

遗产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多为理论探讨，尤其是对具体区域开发应用的实践及模式探索方面缺乏实证研究，区域联动保护开发层面的研究亦不足。

三、结论与展望

闽浙木拱廊桥的研究虽有一定的积累，但若要纵深发展并且对现实问题有所回应，那么在研究的学术性及问题意识的系统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都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介入是可行性路径之一。以桥为切入点，通过田野调查探究该载体持有主体背后的文化，是深入研究的突破口。

第一，已有的成果集中于对廊桥“物”层面的研究，物背后的社区情境及文化主体（传承人、社区居民）的实践尚未纳入研究主流。从人类学文化整体观及田野调查方法角度而言，围绕具体的木拱廊桥，聚焦社区情境进行文化阐释，对于归纳总结木拱廊桥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具有重要意义，亦可为木拱廊桥研究提供实证支撑。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本质是要探讨人与物的关系，阐释“物”在社会及文化中的作用及其存在意义。从社会变迁角度探究遗产化后作为乡土文化符号的木拱廊桥及其超地域社会的网络传播与互动的数字化实践，有利于观察和认识文化的保持与流变的形式及内涵、文化自觉、文化心理等深层社会结构问题。作为现代化背景下廊桥文化生命力的一种延续与表达，木拱廊桥文化的民间传播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它是对现有研究视角的超越和连接，彰显了物的流动性与人的能动性。

第二，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可推进对文化遗产物质与非物质融合的全面性认知和理解。文化既有物质的层面、物化的形态或载体，也有非物质的内涵和意义，它们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木拱廊桥是地方社会物质文化中的“小传统”，其文化主体与“大传统”（遗产话语、政府行为、消费主义等）有着一套互动的逻辑。伴随着木质桥梁被现代化的水泥桥等所替代，古廊桥及其文化被对象化和客体化。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他者遗产赋义背景下，如何激发文化主体的自觉与认同是遗产活态传承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文化主体增能赋权亦是考验地方政府遗产保护能力的重要议题。木拱廊桥是地方社会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物的复兴应如何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复兴战略、基层社会治理等进行有效融合，亟待学术回应。

第三，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并不影响人类学田野调查、民族志书写为当下木拱廊桥社会生命的研究注入活力；而社区进路的实证研究会让木拱廊桥的多样性有新的面貌。此外，对具体廊桥的个案质性研究有赖于对木拱廊桥的普查和定量分析。已有学者对廊桥的空间分布及规律展开调查，其研究成果为筛选重点调查对象以及进行廊桥文化圈、廊桥文化区域比较提供指引。域外古廊桥保护经验（如美国的古廊桥保护协会及其民间实践模式）的翻译推介以及比较研究对于拓展木拱廊桥遗产保护的国际视野十分必要。这些都需要可持续的廊桥学术会议凝聚更多的学界力量参与，培育多学科多视角的木拱廊桥学术共同体来实现。

毋庸置疑，木拱廊桥是地方社会文化的产物，其研究与保护、发展需要在地化，但适度的开放性亦是保持学术活力之举。构建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转向，将丰富木拱廊桥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体系的内涵，促进中国古廊桥文化遗产间的对话、互鉴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