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琴

(1．辽宁大学 国际经济政治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2．新疆师范大学 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2021年，我国实现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如何防止脱贫人口的再次返贫成为减贫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全面脱贫的目标虽已实现，但相对贫困仍然存在，同时一些脱贫户和低收入群体还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相比于城市，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更少，工资水平更低，工作稳定性更差，因此农村地区的返贫风险也更高。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程度的持续提升，数字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借助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农村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可以更加高效地送达消费者手中。通过网络平台，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可以学习相应的技能和知识[1]，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提升生活品质。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农村地区的优质中小微企业可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和发展机会。探讨数字经济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钟敏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的理论依据[2]。许宪春和张美慧把数字经济界定为数字化基础设施、媒体、交易过程和交易产品4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他们测算了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以此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了对比[3]。刘军等从信息化、互联网发展、数字交易3方面选择8个二级指标、14个具体指标测算了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4]。李研根据浙江省的数字经济产业目录选取相应的行业和指标并使用DEA方法测算了中国整体及八大区域数字经济效率[5]。毛丰付和张帆通过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使用泰尔指数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6]。慕娟和马立平从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和农村产业化3个方面选择相应指标并基于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7]。

其次是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荆文君和孙宝文探讨了数字经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逻辑[8]。赵涛等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创业活跃度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9]。李宗显和杨千帆同样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后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0]。梁琦等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提升了城市生态效率，其作用机制为优化产业结构[11]。范合君和吴婷认为数字经济促进了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2]。郭金花等使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实证分析后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3]。黄节根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了提升数字化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结论[14]。王玉基于中小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得出了数字化水平对中小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有正向影响的结论[15]。廖信林和杨正源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得出了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论[16]。

综上所述，学术界针对数字经济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大都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但是，关于数字经济减贫效应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进而有必要针对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展开深入探讨。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与农村减贫

数字经济在减贫尤其是农村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数字经济可帮助农村商品实现供需对接。在更了解市场需求的商家指导下，农村生产者可以提升商品品质。通过和商家签订长期协议，农村生产者可以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其次，借助大数据技术及相应的硬件设备，数字经济可助力智慧农业和精准农业的发展。例如，位于高海拔地区的四川省理塘县，其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消费者需求并培育出了更受消费者青睐的农产品。理塘县的生态萝卜生长在高原地区，口感佳，营养丰富。当地企业通过大数据技术把生态萝卜的重量控制在满足一家三口一天需求的750克左右，这种方式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然后，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农村地区的金融包容性。目前，各大商业银行都推出了针对“三农”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这使农村地区的个人和中小微企业可以更容易地获取金融支持[17]。再次，直播带货、自媒体流量变现等模式的兴起和成熟也给农村地区居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可缓解农村贫困。

(二)数字经济如何缓解农村贫困

1.发展数字经济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经济可缓解农村居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近年来，随着“宽带中国”和“数字乡村”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接入更加便利，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移动上网更加容易。借助互联网，农村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查询商品价格信息和用工需求信息[18]。借助互联网，农村居民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互联网提供了海量的可供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这些信息一方面可帮助劳动者提升自身技能，从而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生产者和经营者更加高效地进行生产经营。对于农村的生产经营者和创业者来说，数字金融还可帮助他们更容易地获取金融支持，从而有利于生产经营的发展壮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数字经济可通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缓解农村贫困。

2.发展数字经济可增加农村居民就业机会

在“数字乡村”战略指导下，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升，智慧农业和精准农业持续推广，众多新技术、新设备被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与此同时众多新的工作岗位随之产生。新岗位的出现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工作机会。农村青年如果实现了本地就业，这将有助于缓解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农村是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仓储基地，在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下，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和仓储等相关产业发展迅速，这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更多新的工作岗位。创意农业、乡村旅游是国家大力提倡发展的农村新业态，这些行业的发展既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绿色发展，也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数字经济可通过增加农村地区工作岗位从而缓解农村贫困。

三、研究设计

为验证前文的理论分析，本研究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农村贫困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povertyit=β0+β1deit+β2educationit+

β3marketit+β4supportit+β5PGDPit+εit

(1)

其中，poverty表示农村贫困程度，de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加入能够影响农村贫困的居民教育程度(education)、市场化水平(market)、政府财政支农水平(support)及经济发展水平(PGDP)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模型[19]，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非农就业情况作为中介变量，建立以下模型：

MVit=λ0+λ1deit+λ2Zit+εit

(2)

povertyit=α0+α1deit+α2MVit+α3Zit+εit

(3)

其中，Z为控制变量，MV为中介变量。

本研究参考崔万田和何春的方法[20]，通过povcal软件计算得到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和西藏)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并以此作为农村地区贫困程度的衡量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研究参考王军等的思路[21]，从基础设施、外部环境、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4个方面选择16个二级指标，基于熵值法计算得到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表1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用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在实证过程中取对数处理。非农就业情况的衡量方式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乡村从业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乡村从业人数。

居民受教育程度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市场化水平参考王小鲁等的方法得到[22]211-216。政府财政支农水平使用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人均GDP表示，同时在实证中取对数处理。本文以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当数字经济单独解释农村贫困时，其回归系数为-0.049且统计显著，当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系数仍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减少了农村贫困发生率，由此研究假设1得到了验证。居民受教育程度、市场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农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都有利于农村减贫。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

1. 稳健性检验

首先通过替换因变量的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用农村地区的恩格尔系数替代前文计算得到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此外，本研究还采用随机效应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当使用不同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数字经济(de)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2. 内生性问题处理

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能够影响农村贫困的一些变量，但内生性问题仍然难以避免，原因如下：第一，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众多，难以考虑周全；第二，农村贫困和数字经济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分别使用SYS-GMM和2SLS方法进行估计。借鉴黄群慧等[23]的研究方法，在2SLS工具变量选择上，本研究用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量与1984年的每万人电话机数量相乘构建交互项，并以此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内生性分析结果列入表3，可以看出数字经济(de)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这表明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表3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结果

(三)异质性检验

1. 区域异质性

中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存在一定差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农村贫困程度也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异质性。本研究按照地理位置把我国分成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各地区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两个地区数字经济的系数分别为-0.012和-0.037，且统计都显著，这表明在不同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均可减少农村贫困，通过进一步对比系数大小可知，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更强。

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本研究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把样本分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高于中位数)和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低于中位数)，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不同区域数字经济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地区，数字经济均可缓解农村贫困，通过对比系数大小可知，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数字经济对于农村贫困的缓解作用更大。

3. 贫困程度异质性

本研究把样本分成贫困程度较高地区(高于中位数)和贫困程度较低地区(低于中位数)，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在贫困程度较高和贫困程度较低地区，数字经济均可缓解农村贫困，通过对比系数大小可知，在农村贫困程度较高地区，数字经济对于农村贫困的缓解作用更大。

表4 异质性检验结果

(四)作用机制检验

作用机制的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实证结果意味着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数字经济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同时，增加就业也是数字经济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由此，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验证。

表5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农村减贫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缓解农村贫困。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可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从多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及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贫困程度较高地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与增加就业缓解农村贫困。

本文有以下启示：第一，加强数字乡村建设的制度保障。各地区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地方发展规划，并在产业发展、金融支持、教育培训等方面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第二，提升农村地区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水平。针对偏远贫困地区，合理推出普惠性质的移动终端设备和网络服务，进而缓解信息不对称，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第三，增加农村地区的科技供给。鼓励农业技术专家通过网络在线解决各种农业问题。积极发展智慧农业和精准农业，从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