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竞翔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史永高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发达的木结构使得预制成为古代中国建屋造城中的必然选项。“墙倒屋不塌”以及便利异地搬迁的属性，早已成为中国人传颂的建筑传统。近现代混凝土材料的兴起使得建筑物的寿命近乎永久，它快速侵占了木结构的市场份额，但也不拒绝预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后重建的需求结合苏联引入的大板住宅技术，使得中国城市建设有过一个预制应用的高潮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高层建筑兴建日益普及，预制应用随处可见。幕墙系统、设备体系甚至次级结构均已大规模采用预制组件。而结合预制需求，构件的轻量化也变得非常合理。过去十数年间，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资金与技术涌入，城市化与地产开发狂飙激进，建筑工业化的诉求也日益高涨，预制建筑成为行业热门议题。政府出台各种规范与评分指引，如有形之手，强力推进此方面的创新与应用。公共投资的大型建筑物，不论是社会住宅还是公共学校，一定的预制化率成为满足审查的前置条件。在过去三年期间，世界性肺炎疫情又促使各地大力兴建方舱营地、隔离酒店以及核酸检测亭，这进一步将预制建筑、轻量建筑等能快速投放应用的产品或装备的特性放大，呈现给公众。

在一波波混合了需求、技术、行政、管控的浪潮中，深圳的行动相当突出。早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万科地产便领头尝试住宅的预制建造。EPC与代建制度更推动了一批兼备预制、建造与设计能力的综合企业的出现。来到2018年，学位的极度紧缺促使政府对学校建设给予高度重视，以周红玫为代表的规划局，一批有为官员适时推出“新校园运动”，通过一系列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学校竞赛，选拔优秀建筑师，再与思路领先的教育工作者合谋，将原本设计标准化、管理中央化、建设思路保守的中小学建设撕开了不小的缺口。公立学校的建设转变为运用新空间、新材料、新技术的新希望工程，促进了教学改革与社区链接，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表面上看，预制只是混合了建造技术与结构技术的工程手段，似乎与用户的直接体验相隔较远。预制工作带来建造现场时间的压缩，生产运输、工艺流程有很大改良，似乎它主要为建造者带来福利。但倘若设计师将建筑各因素与其他能够影响建筑的各因素理解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并且网络中各要素平等、互相牵制以及可变，那么预制率的增加与轻量化的组件所能影响的将绝非仅仅是工程效率与建造者福利。其实，它会扩展到建造业的生态乃至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譬如，当现场的建造时间被极度压缩，它带来空间上的腾挪价值，从而对规划者和管理者重新思考城市开发有益。组件加工的可重复性与稳定性，使设计师从常规重型项目的繁复设计沟通和图纸绘制中解放出来，用更多的时间制定策略，选择每次创新的适当角度。当现场安装工作更少扰民，城市建成区和高密度区的改造也更易于得到社群的支持。

预制工作促进建造业向工业化、量产组织学习，但也有可能成为异化（alienation）的罪魁祸首。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预制方法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合乎现代标准的混凝土高层公共屋村，也塑造了香港汇丰银行、香港机场等十分高级的地标建筑。但无节制地使用单调的预制构件也造就了单调的城市景观，使得超高密度的城市环境成为地产霸权与科层管理合谋的“混凝土森林”。香港极致的自然郊野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近三十年来居住环境的恶化，而大量采纳香港开发经验的内地，很多头部城市却并没有丰富的青山绿水资源储备。

世界上没有客观稳定的“高级”和“低等”的区别，但人们的意识存在着“高级”“低等”应该是何样的意象。城市里工地板房随处可见，救灾安置房常常被空置，或者疫情隔离用房因为强制建造而被抵触；公众可能按照这个想象的标准，强化了“预制是廉价的”“轻量是脆弱的”的印象。谈及高层建筑、大跨度建筑，这一印象又可能被反转，预制代表着“高技术”、轻量变成“智能”的表现。这种逻辑的混乱是设计者周遭环境的日常景象。无数粗糙的建造行动在反复强化这种经不起推敲的等级意识。

这一现实也意味着人们需要一点一滴地改变。通过自觉、精确与自省的行动，设计者积极地与这种社会认知拉开差距，对标准、条例、规范保持警觉，不是机械地生产行货，而于每次表演中都有创新。即使存在风险甚至危险，设计者仍坚持反思和改进。这样的行动将如同滴水穿石，不仅可以改变固化的认知，也能挑战基于这种认知形成的管理体系。

2021年12月29日，五位建筑师朱竞翔、钟华颖、朱亦民、祝晓峰、何健翔，应“走向新校园进行时”系列活动之约，以《建构校园》为主题，向上千位在线听众分享了五座独特的校园建筑，它们是深圳龙华第三小学、南京江心洲集装箱学校、深圳罗湖外语初中学校、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华展校区以及深圳红岭学校。在其后近两小时的圆桌讨论中，他们交叉质询、深入介绍与细致评论，议题涉及到建筑系统、结构价值、设计组织等方面。这些言论在图像和图纸之外，再现了追求工程效率与表达建构品质的诉求，呈现了项目背后的复杂考量，涉及气候、社会性、历史记忆与南方性。

2022年8月，笔者应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的邀约，将上述发言稿进一步整理与归纳，形成六篇文章。它们可被看作对以下问题的专题性回答：预制工作能否对建筑的空间感知有所贡献？何种社会性可以由预制来打开？如何让公共建筑品质意味着技术与社会的共赢？在提供了新型工业组织之外，预制工作实际上剥夺还是强化设计师的个性与独立？对此，建筑师群体应该如何准备？如何更有效地与专业分工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与经济活动的龙头地区，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有怎样的差别？这些实验性的学校项目与产品、商业、可持续性有怎样的关联？

建筑学院在香港中文大学归属于社会科学院，这一独特的架构设置督促师生经常性地将工程议题置于宏大的社会科学领域并予以检视。2021年第4期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了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的文章《为承认而挣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文章讨论了学术评价体系与学术发表的关系。项飙认为，“专业化使学术研究在形式上‘自主’（如本专业的事情只有本专业的人说了算），同时也使之变得孤立而脆弱，即过窄的专业化研究脱离广泛的社会实践，学者不能形成自己的立场，不能和更大的社会力量联合，日常工作变得功利化，没有能力抵制其他力量的左右，在行政化压力下只能在抱怨中服从。所谓‘学术共同’，现在更像是狭隘封闭的专业利益群体。”在关注学术发表的集体行为逻辑之后，文章声明其目的不是再一次描述和批判学术制度，而是谈论促成这一逻辑的个体心态和策略希望，厘清学者心中的焦虑乃至期刊面对的矛盾，从而激发改进现实的动力、探讨从自身做起的具体路径。项飙强调：“学者个人在目前状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改变现状中可以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学者个体的积极参与，体系不可能持续…… 我们需要重新把学术研究当作一项社会实践对待。学术研究直接关系到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学者和学者的关系、学者的长期战略和日常策略。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实践。”他提出四点建议：（一）建立“一起展开”的小群体；（二）拿心说话，不以言断人；（三）小步慢走，创新是风格而不是目标；（四）尝试新的发表和交流方式。而在第四点中，他特别说明：“新的发表方式，也就成了新的发现问题、收集信息、深化分析的方式。这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和社会实践联系更加紧密有机，同时也会促进实质意义上的专业化。大众要求学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系统的分析，他们不会容忍学者躲在专业名词背后，用复杂的表达重复常识。”

尽管这篇文章讨论的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发表问题，但人们不难看出五位建筑师恰好以作品实践了这种新颖的发表，他们从异端别样的角度分享了各自的认知与信仰。五座建成作品使人们有机会相信，美好的校园可以争取，当下的预制技术能以更有意思的方式来建构，建构带来的感知觉将十分丰盛，广泛社会联系真实存在，它们也正影响着老师、学生与邻里。

设计师与学者的对话，媒体平台所带来的更详细、更清晰的阐述，正成为更广义的社会实践。人们从中察觉到很多种可能，当预制在加速建造工业时，决策者却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决策流程上的缓速、降速，从而提供更多思考与参与的时空。当轻量建筑与重型建筑携手，成为城市发展的互补工具，更有机、更社会化、更民主、更包容与合作的城乡联合体将会徐徐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