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守华故事学文集(十卷本)》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作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于2021—2022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郑重推出，收录了笔者已出版的11部著作，即：《民间文学概论十讲》(1984)、《中国民间童话概说》(1985)、《故事学纲要》(1988)、《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1991)、《比较故事学》(1995)、《中国民间故事史》(1999)、《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2006)、《民间文学：魅力与价值》(2007)、《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201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2014)、《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耕耘录》(2019)。其中五部著作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还有一部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笔者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获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编著的《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获湖北省文艺评论二等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史》近年来三次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工程，现正由暨南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三所高校的翻译团队，分别译成英文、日文、俄文，不久将在国外出版发行。《环球人物》杂志2016年第24期发表该刊记者龚新叶专访笔者的文章《刘守华：追故事的人》，《光明日报》“光明学人”专栏(2019年1月21日第11版)刊出黄永林教授长篇评论《刘守华：把民间故事点石成金》。受《环球人物》杂志的启迪，笔者便以“追故事的乐趣”为题来发表这部文集的出版感言。

在近年刊出的口述史中，笔者以1956年在《民间文学》杂志发表的《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一文，作为自己投身以民间故事为主的民间文艺学研究的起点。笔者1957年大学毕业留校成为民间文学专业教师，由此耕耘不息达60余载，其间刊出长短文章400余篇，出版学术论著10余种，而这部故事学文集就是上述成果的结集。其中，7卷为再版，还有3卷已印行第三版。据《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一书基于高被引视角的考察，笔者所发表的100篇论文中，高被引论文数量达9篇，《中国民间故事史》的高被引率达240次，两项均居全国首位。

一

有几篇评论文章，称道笔者为“一辈子追故事的人”。笔者不止一次地对学生讲，对民间故事的这种执着追求，是在个人兴趣、教师职业和社会责任的“三位一体”中实现的。笔者出生在湖北江汉平原的乡村，从小就受到民间文艺的哺育，进入洪湖师范学校求学又被学校和地方文化部门安排搜集洪湖革命歌谣从而滋生了对民间文艺的人文兴趣。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学习期间，笔者在1956年全国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洪流中，投身于新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学苑，奋力耕耘探索直至耄耋之年。

这10卷书大体又区分为五个系列：

其一是篇幅宏大的《中国民间故事史》。《中国民间故事史》属中华社科基金项目，经连续七八年的艰苦劳作而成书，陈飞博士的《中国民间故事史提要》曾概述其特色：它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可谓贯通历代，包罗万象。《中国民间故事史》以现代民间文艺学眼光审视古代典籍，力求选材精当，并作审核的校勘译解，联系它们构成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评析它们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探寻其来龙去脉。评述中既探求单篇文本的思想与艺术特征，也注重解析故事类型的文化内涵及其构成演变，还着力于中国故事发展史的宏观考察。研究方法上在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同时，笔者将现代民间文艺学中常见的母题、类型研究和历史地理比较方法融会贯通，从而使本书成为一部资料性与学术性并重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钟敬文先生见书后欣喜地致信作者道：“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魁立研究员，既是本书立项推荐人，又是本书完稿的结项评审人之一，在近年于存留档案中找到的结项评审意见，对此书作了精要评述：“《中国民间故事史》一书，规模宏伟，取材丰富精当，思路开阔而深入，历史线索清晰，既有对一定历史时期代表性作品的精深探析和历史阐释，同时也有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总体评论，以时代统领对作品的认识和分析，以作品提炼和佐证时代之特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确是一部填补空白，具有开创意义，学术价值很高的科学著作。笔者认为此书当列为一等。”

《中国民间故事史》于1999年交付湖北教育出版社，印制的3000册很快在书市脱销。商务印书馆主动接手，于2012年、2017年两次再版印行，又经国家社科规划办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项目之中招标外译，先后由暨南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三校的翻译团队中标，正分别译成英、日、俄三种文字，将在国外出版发行，使中国各民族古今贯通的口头叙事艺术珍宝蜚声海外。

由于民间故事同各族民众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撰述故事史时虽有专门章节论及，却只是浮光掠影，因此还须就中国民众的道教与佛教信仰同民间故事之关联进行专题研讨。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它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渗透深入，乃至有鲁迅断定的“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一说。笔者所在的湖北江汉平原乡村，就深受道教文化的浸染，加之鄂西北的武当山，本是世界知名的道教圣境，因而有力地吸引着笔者于20世纪 80年代之初将民间文学研究和道教文化探求紧密结合起来，彰显出自己的学术特色。笔者曾七上武当山进行文化考察，在武当山举行的全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协同武汉市几所高校的学人组建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并被推举为副会长，又以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人的职责，开发了彰显道教文化特色的“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和“吕家河民歌村”。以上述文化积累为基础，笔者便陆续刊发有关文章，撰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1991年交台北文津出版社印行繁体字版，列为该社策划的“中国道教文化丛书”的首册，两年后在北京燕山社推出简体字版。后不断扩充内容，乃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国民间叙事的道教色彩》为学界所关注。增订本于2008年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并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至于佛教虽从印度传入，但它在扎根中国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也给予中国社会以巨大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格局中的藏族、傣族等兄弟民族的影响更为显著，源自佛典的印度故事早已蜕化为国有，由此推动笔者以《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研究相关学人的启迪下，笔者将源自汉译佛经的上千篇异域故事和见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部中国民间故事宝藏中的各族鲜活口述故事进行比较解析，最后归纳出“蜕化为国有”的相关类型50余个。此书经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推出后，次年获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

就佛教和道教同中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进行系统考察之后，笔者对中国民间故事史的梳理就更为完整了。同时它也是比较故事学中跨学科比较的新开拓。

其二是比较故事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跨入科学文化的春天，比较文学思潮复苏，笔者试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民间故事，于1979年在《民间文学》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该篇随即被新创刊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受到钟敬文、季羡林、贾芝等前辈学人的鼓励，笔者接连发表多篇文章，并于1986年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推出《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的小册子。经几年的扩充，小册子于1995年以《比较故事学》的书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因在书市脱销，三年后该书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它的增订版共辑录笔者先后撰写的40多篇论文及有关比较故事学源流的梳理解说。中国比较文学前会长乐黛云教授曾给予热情点赞：“新时期在比较故事学方面投入最多，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守华教授。”

比较故事学研究多借助故事的母题、类型解析及故事生活史探索来进行，笔者在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和江帆、林继富、顾希佳三位学者合作，解析60个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撰写成《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该书于200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问世，也获得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实为《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姐妹篇。此次将本人所撰主体部分收入文集。

其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学》。新世纪投身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笔者在华中师大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受聘担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非遗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主要成员，率领研究生参与非遗代表作中民间文学项目，着重是民间叙事及其传承人的田野考察以及研究、申报评审，几年间约有近30项列入湖北省及国家级名录之中，由此本教研室被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评定为非遗保护工程先进集体。相关成果计40余篇，辑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学》一书，于2014年在华中师大出版社问世。它集中展示了笔者在中国民间文艺学跨入又一个历史新时期以来不息耕耘的鲜活成果。

其四是故事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笔者于上世纪跨入民间文学专业领域之后，即着力研究当时通称为民间童话的幻想故事。经多年琢磨数易其稿，于1985年撰写成《中国民间童话概说》，该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被学界评定为“作者精雕细刻的代表作，也代表了中国童话研究的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随即获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它在笔者半个世纪的故事学探求之路上具有奠基性的特殊意义。正由此，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民间文学刊授大学时，笔者受邀编写《故事学纲要》的活页教材，获得好评。此后，华中师大民间文学事业便一直将它作为民间故事学的专业基础课使用，并几次修订，于2006年在华中师大出版社问世，成为作者构建民间文艺学中故事学这一分支学科体系的尝试。

其五，文集10卷本中还有两部书，一部是《民间文学：魅力与价值》，大众文艺出版社将它列入“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之内，于2007年问世。它是作者从1950年代起，在家乡荆楚大地探寻民间文艺这块多棱宝石的诱人光彩，不息耕耘所获成果的结集，共有70多篇文章，达50余万字，不但材料鲜活，而且在田野考察和对话研讨中同当事人凝聚着深厚的乡土情谊，闪耀出大胆探索的锐气(如对《黑暗传》的评说)。

另一部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耕耘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本书以50万字篇幅，选录有关中国民间文艺百年耕耘史的文章80多篇，既有对钟敬文、贾芝、季羡林等前辈学人业绩的礼赞，也有对几十位中青年学人新近成果的评说，文笔亲切生动，实有一部百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史、贯穿钟敬文先生题词的“吾侪肩负千秋业，不负前人庇后人”的闪光意蕴。

除致力于故事学多侧面的探究之外，笔者还精心选编了10多种雅俗共赏的民间故事读本，在多家出版社问世。其中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民间故事》，于近年出书后，列入教育部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课外阅读书系，和《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等书并列，又经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译本。笔者还应日本筑波大学副校长小泽俊夫之邀合作主编《日本中国韩国民间故事集》，该书在日本东京以三国文字对照出版，并由一位日本政府前首相作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这部文集整理收录笔者从1956年至2020年60余年间以民间故事为主体的探索研究成果，是400多篇大小文章和11部论著的集录。《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中，称笔者为“追故事的人”，学生和读者也不止一次地就半个世纪中在故事海中不倦探求的学术生涯发问求解。笔者曾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为题撰写口述史，现在仍以此为线索略作忆述。

笔者出生于湖北江汉平原的乡村教师家庭，父亲受教于辛亥革命元老张难先，在毛泽东主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革命洗礼并参与本地的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鄂中著名的一二八师抗日武装部队的高参而名闻乡里。笔者在抗日烽火中成长，又深受当地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的哺育，因此1950年进入洪湖师范学校求学时，对新中国民间文艺业的勃兴就如鱼得水了。当时在洪湖，搜求洪湖革命歌谣蔚成风气，《洪湖渔歌》曾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笔者被安排下乡专门搜集洪湖革命歌谣以参加县里的土地改革展览会，早在1951年就在《湖北日报》刊出短文《洪湖渔民的歌声》，并将《贺龙军》这两首精美之作投寄北京的《说说唱唱》杂志刊出(笔名刘毅)。笔者所在班级曾在校内外演出按李季“信天游”长诗改编的小歌剧《王香与李香香》，并于这时读到钟敬文先生主编、1950年出版的《民间文艺新论集》而茅塞顿开，由此既有了较丰厚的感性体验，又受到民间文艺学知识的启蒙教育。笔者同民间文艺学这几十年的机缘应该从这里说起。家乡的民间文艺丰富多彩，既有讲故事、唱小曲，还有说善书、演皮影戏和花鼓戏。笔者还迷恋《三侠五义》《封神榜》等通俗小说，以致父亲生气将一本石印小字的小说扔进炉灶付之一炬。

1953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1956年在全国知识青年“向科学进军”的时代热潮中深受振奋，又受到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以及1953年北京组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激励，这种人文学术兴趣得以顺势张扬。1957年大学毕业，留校成为民间文学课程的专业教师，1960年作为湖北省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1980年代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湖北省文化部门积极开拓民间文化事业的新局面，吸引笔者成为民协领头人。由此个人兴趣、教师职业和社会责任三重交叉或“三位一体”，于是60多年来在此园地耕耘不息乃至乐而忘返了。

在这里笔者还想就切身经历，申说一下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三驾马车”体制。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繁盛，民间文学也格外丰富优美。由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漫长历程和工业现代文化发展的滞后，在跨进历史新时期的1980年代之初，仍有民间文艺的鲜艳花朵遍野开放，从而在国家文化工程中，收获到以“中国民间集成”为标志的光辉成果。在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村、尊重农民历史文化创造业绩先进理念的指导下，新中国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倡导，对各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开发一浪高过一浪。笔者于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之后，在党的旗帜引领下，既坚守大学民间文学教学岗位，由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到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又在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正副主席长达15年，主持地方民间文艺保护开发并在全国性工作网络中成为中坚分子，可以说已在这两驾马车中居于重要位置。由此笔者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部分地方社科院的民间文学研究部门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如合作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由中国民间文艺学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校文科构成的三驾马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鲜明特色，推动了各族民间文艺的保护开发与研究，其辉煌成就为举世所点赞。正是置身于这三驾马车之上，笔者才能锲而不舍地投身于民间故事为主体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苑之内，有所成就，不断受到支持奖励，以至耕耘不息了。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不能不涉及“学缘”这个话题。笔者非科班出身，走的是自学成才之路，却又有幸获得了海内外众多前辈师长、同辈学人乃至年轻学子的教诲启迪。钟敬文先生不但是笔者在民间文艺学上的启蒙者，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在故事学的建构上成为导引人，他临近百岁时给笔者的题词“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既是他献身于民间文化事业的百年写照，也是对笔者的深情期待。季羡林先生不但热情鼓励而且有力支持笔者从事比较故事学研究，他态度鲜明地赞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授予《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这本小书以二等奖，还是笔者在华中师大晋升教授的学术鉴定人。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1985年应邀来华中师大讲学，以他独力撰写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部皇皇巨著的深厚学养，积极列举和推荐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从事世界故事比较的成就与方法，并直接指导笔者投入AT461这个著名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以无比热爱中华民族民间文学的爱国情怀和严谨求实学风给师生以深切感染。他作为国际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的资深中国学者，大力推荐笔者等入会和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打开了华中师大民间文学专业面向世界学坛的通道。另有长期主持中国民协领导工作的贾芝、刘锡诚以及在港台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谭达先、金荣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日本民间故事研究家饭仓照平和小泽俊夫等，几十年中均保持了较为密切而坦诚的学术交流，使本人视界大开，深受教益。笔者曾撰有《五湖四海结学缘》一文，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忆述并向相关师友致以诚挚的敬礼。

三

笔者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根基在荆楚大地，除童年感性积累外，在后来的求学、任教及在民间文艺家协会任职期间，还有参加土地改革，四清运动，劳动锻炼的几年间，足迹遍及湖北的多处乡野，将体验民众生活和搜求歌谣故事等民间口头文学相交融，20世纪90年代又参加主编湖北卷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不但读到鲜活的文本资料，还结识了许多才智卓越的口头文学家和潜隐的民间文艺草根学者，从而使自己的理论文章能脱除一些呆滞的书卷气而显得贴近乡土，内容与腔调较为鲜活。除收录关于32位故事讲述家综合评述的《中国民间故事的传承特点》之外，还就刘德培、孙家香、刘德方、金德顺等几位著名故事讲述家给予专文评介，留下了他们鲜活的姿态。笔者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的后记中写道：“人们编织故事的材料都是取自日常生活里极普通平凡的事物，它们就在孩子们的周围，可是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就在眼前呈现出一个闪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简直是点石成金！”想不到黄永林教授投寄《光明日报》光明学人版的大块文章中，就以“刘守华：把民间故事点石成金”作为醒目标题了。其实真正点石成金的并非民间故事研究家，而是那些善讲故事的乡民，即鲁迅所称道的“不识字的小说家”。愿阅读这部故事学文集的读者，能感受到研究者洋溢于字里行间对这些“不识字的小说家”的礼敬尊崇。

涵盖民间故事研究在内的民间文艺学，被许多学人认为发端于19世纪初叶德国的《格林童话》出版并引起学人的评论研究之后，迄今只有200多年历史，在中国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新兴人文学科之一，历史更为短暂。在中国民间文艺学所包容的几个分支学科中，早期以歌谣研究最为活跃，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神话学、史诗学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其次就是故事学研究了。从世界范围来看，以芬兰为主要基地的“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汇聚100多个国家的同仁研究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已有数十年未曾中断的历史。独力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作为它的资深会员积极牵线搭桥，推荐介绍笔者和陈建宪等中国学者入会，并在中国举办过几届年会，推动中外故事学交流互鉴。据一部拥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评介，随着对民间口头故事田野调查资料搜集整理分类工作的普泛化，学人对民间故事的兴趣不断增长。他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包括民间故事的起源、民间故事的含义、民间故事的传播、民间故事的种类，以及不同民间故事之间的关系等。吸引学者的还有许许多多，“但是大多数讨论都与上述五个方面有关”。然而民间故事既遍及乡野而又持久流行的这一人类文化之谜还远远没有解开。

这部故事学文集凝聚着笔者60余年的心血，而主体则成书于1979年以后的历史新时期之内。其内容可大体归纳为：贯通古今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全面梳理，旁及同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会通交融，跨国跨民族的比较故事学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民间故事的价值审视，以及荆楚民间文学宝藏寻踪和新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史迹以及故事学学科体系的建构等五个方面。

中国跨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编纂《民间文学集成》为中心所展开的普查、采录、研究民间文学的热潮，吸引我投身其中。我参加的许多乡村故事会，男女老幼争先抢说故事，直至深夜还不愿散场。湖北省按地区举办一个又一个民间文学骨干培训班，将文化馆的故事采录者和乡村故事家聚集在一块口述故事研讨，故事汇成文化热流。经初步记录整理写定的故事资料本随之不断涌现，仅我手头收录的湖北故事资料本就达40余种；为支持我作故事研究，河北袁学骏赠我全套耿村故事资料；辽宁江帆寄赠辽宁各地故事资料本达百余种；这些资料本的记录写定虽精粗不一，却鲜活生动，给我提供了贴近故事本真性的充实资料，因而据此写成的相关研究文章也受到学界的称道。新中国早期问世的民间故事文本及其研究成果，常被一些海外学人所诟病；新时期对外开放后，许多访华的日本学人看到这些“内部资料”后才对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生出由衷的赞叹。这也正是构成《刘守华故事学文集》之中国乡土底蕴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研究工作中，笔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审视民间文化，认真借鉴国际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即着力解析故事母题、类型，追索其生成传播的生活史，并作跨国跨民族跨学科比较。但也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力求贴近中国故事的鲜活生态，并承续中国故事学家注重其叙事美学特质的诗学传统。正如刘锡诚先生所评说的：“他一直恪守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艺术这个学术理念，不论什么方法和手段，目的都在于从不同的通道切入或进入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也正是这一理念及其探索，把他的研究与其他流派、其他学人区别了开来。笔者想，他的这种民间故事研究理念的形成以及他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理解，也许与他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农村并亲耳聆听故事的讲述和观察民间故事在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他对农民心灵的体察与理解不无关系。”可以说，喜爱民间故事并能体察农民生活心理，是笔者研究故事的坚实起点，至于多年的持续追踪，则是摸着石头过河，乘坐三驾马车才将上述几个板块连接起来而形成有序系列的。

最后还想申说一下，这部四百多万字的论著，虽以民间故事的解读论析为主，实际却涉及谜语、谚语、歌谣、史诗到神话、传说故事等多种体裁，写作时间从1956年直到2020年，跨越了两个世纪。岁月飞逝，风云变幻，笔者在中外故事海中任性遨游，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求索前进，常感学力不逮，所见所思所论的局限性自属难免。此次辑录成集，仍存其原初风貌留与后人评说，这是敬请读者谅解的。中外民间故事研究仍是块民间文艺学的热土，2009年笔者在同一个青年学人的访谈中讲过这样的话：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已全部出版，还有按县市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正陆续问世。这些数量巨大而又质量鲜活的民间故事资料，笔者与研究者尚未充分利用。不论是就故事自身的思想艺术特质，还是故事产生的文化语境，不论其就民间故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作跨国跨民族的比较文化学研究，还是将它纳入中国总体文学史、叙事美学史范畴作综合研究，都大有文章可作。

笔者的故事研究成果，多年来受到海内外众多学人的赞誉与批评，由肖远平、孙正国编辑的《探索者的足迹》(华中师大出版社2014年)一书所载的有关笔者故事学论著评论文章已达60多篇，现已增至约百篇，在这里谨向撰写这些评论的数十位师友致以诚挚感谢。

钟敬文先生1950年于北京出版的《民间文艺新论集》，是笔者1951年进入洪湖师范学校，初次接触民间文学，因而兴起搜求洪湖革命歌谣初衷的启蒙教材。在他言传身教引领下，笔者投身于民间文学事业数十年。2003年5月，在他临近百岁高龄时，老人又在他所住小红楼给笔者题词：“吾侪肩负千秋业，不负前人庇后人”，现在就以这一含义深远的名言作为本文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