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和平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1]1，其本质是不规范的异体字[2]，与假借字、古今字等不同，由于文字的孳乳、隶楷、抄刻等原因而产生，具有通俗性、时代性、方域性等特点[1]122-139，可分为古文字阶段的俗字、隶楷阶段的俗字、当今社会流行的俗字及新加坡、日本、朝鲜等地的俗字四种[1]14-43。至于俗字的产生，学界有争议[3]：根据北大语料库，“俗字”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卷四十四·魏世家》引《括地志》“延津故俗字名临津，故城在卫州清淇县西南二十六里”。然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已将俗字正式引入学术领域，甚至清代范寅《越谚》认为，俗字在造字、用字时就随着正字产生了[4]。时至今日，至少甲骨文中已存正俗之别，然未正式定名，而俗字研究则最早可追溯到周宣王太史籀[5]。历代都有涉及正字规范的著作[6]，例如《说文解字》《通俗文》《玉篇》《千字文》《颜氏家训》《正名要录》《干禄字书》《广韵》《集韵》《刊谬补阙切韵》《类篇》《龙龛手镜》《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戴震《方言疏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毕沅《释名疏证》、日本《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等，其中都有关于俗字的论述。历代都有含有俗字的文献，例如汉碑、东汉张仲景医籍、东晋南朝墓志、六朝唐五代石刻、唐五代韵书、宋代笔记、元刊杂剧、明清档案、明清小说、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吐鲁番文书、清水江文书(贵州苗族、侗族民间文献)、汉文佛典等，其中的俗字问题不能回避，以上均已有相关论文或著作问世。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俗字在古代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仅凭明代陈士元《古俗字略》，不能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民国时期，钱玄同、黎锦熙等积极倡导简俗字；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专列“《说文》俗字”篇章；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应运而生；唐兰《中国文字学》更是明确提出俗字是将来汉字研究五大方向之一。此后，朱德熙、项楚、张显成、郑贤章、曾良、景盛轩、陈五云、陈建裕、陈宝勤等相继提倡，尤其是经过蒋礼鸿、张涌泉、黄征等、潘重规、郑阿财、蔡忠霖等的研究后，敦煌俗字已成了与古文字相对的近代汉字的重要内容，在2016年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的敦煌论坛上仍是重点之一。至今学界关于俗字的研究，主要从定义、考辨、类型、特点、成因、作用、对比、文献等方面入手，并有从中古走向近古的趋势，清代的俗字研究逐渐兴起。张涌泉在《俗字研究的展望》中指出了今后应特别致力的四个方面：(1)历代俗字的辑录；(2)历代俗字书的整理；(3)俗字的辨析考证；(4)俗字的理论探讨[1]330-33。其中，《经义述闻》俗字研究，属于广义的“历代俗字书的整理”，虽然不是俗字专论，但却涉及俗字问题，其研究尚未发现，选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加之，作为清代著名朴学家王引之的代表作，以此为视角，可以管窥乾嘉学派的俗字观，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点校的基础上，对《经义述闻》[7]所论俗字进行了穷尽式考察，具体如下。

一、王氏所论俗字的类型

1.繁化。所谓“繁化”，是指两相比较，正字较简，俗字较繁，部件有所增加，共4对，例如：“解”与“廨”、“厲”与“勵”、“華”与“驊”、“委”与“”。

7.更换形声。所谓“更换形声”，是指形声字的部件既不增也不减，正字的甲部件更换成俗字的乙部件，共6对，其中，(1)更换形旁的有1对，例如“隱”与“穩”；(2)更换声旁的有5对，例如“呴”与“吼”、“拕”与“拖”、“椳”与“桅”、“鱓”与“鱔”、“”与“鮓”。

二、王氏所论俗字的作用

王氏俗字的作用是指俗字作为论据在上下文中对其中心论点所起的作用，其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佐证。此类匡谬，其绝大多数由王念孙完成；二是补充。此类补阙，其绝大多数由王引之完成。其作用包括补证形讹12条、补证互训7条、补证假借4条、补证断句2条，以补证形讹为最多，补证断句为最少。具体如下(若干字因论证的需要而必须保留繁体，括号内的小字为古籍原文中的双行小注。本文对王氏正文略有节录而不影响文义，对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春秋名字解诂》增加[引之谨案]而该篇古籍原文未标，且[引之谨案]与《经义述闻》其他篇章原有的【引之谨案】相区别)：

4.补证断句。例如：(1)“且夫牛马维娄委已者也而柔焉”条中，《二十五年传》：“且夫牛马，维娄委已者也而柔焉。”(“委”，俗作“”)何读至“娄”字绝句，注曰：“系马曰维，系牛曰娄。”【引之谨案】“维”“娄”分属“牛”“马”，古无明文；且牛马之顺于已者，不待维系而始然：然则，“维娄”二字为赘文矣。今案：此当读“且夫牛马”为句，“维娄委已者也而柔焉”为句。“维”与“惟”同；“娄”，古“屡”字也。……云“屡已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马非他人是顺，惟屡已者而顺焉，亦犹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从之也。(2)“、故，今也(“”，俗作“肆”)”条中，《大雅·绵篇》“不殄厥愠”，《思齐篇》“戎疾不殄”，毛传竝曰“，故今也”；《大明》篇“伐大商”，《抑篇》“皇天弗尚”，郑笺亦曰“，故今也”：皆以“故今”二字连读。【引之谨案】“伐大商”之“”，当依毛诗训为“疾”，余三“”字皆当训为“故”，不当训为“故今”也。治、、古，故也；、故，今也：皆字各为义，不当以“故今”二字连读。(宋·王观国《学林》曰：“《释诂》《释言》皆用一字为训，若以‘故今’二字训‘’字，则非《尔雅》句法。”)

三、王氏所论俗字的问题

《经义述闻》，诚如王引之序中所言，是王引之在“庭训”时与“家大人”王念孙共同探讨后，加以整理、研究而成，故而名之曰“述闻”。其实质是王氏父子共同创作而成，因主要由王引之撰写(占多数)而仅录其名，此例与王引之《经传释词》“侍大人质问经义”，“益复得所遵循，奉为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13]相似。同理，“高邮王氏四种”中的另外两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其中也引用过王引之的观点，因主要由王念孙主笔(占绝大多数)而仅录其名。当然，虽然同属一脉，但是王氏父子直接相承，与俞樾、杨树达、裴学海等间接相承不同，前者因关系太密而更易有作者之疑。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家学之风较浓，父子相承的不少，例如：汉代的司马谈与司马迁，刘向与刘歆，班彪与班固；南朝宋的裴松之与裴骃；宋代的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明代的毛亨与毛扆；清代的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人)、瞿绍基与瞿镛，杨以增与杨绍和，陈寿祺与陈乔枞，陈宝箴与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人)；现代的钱基博与钱钟书，等等。当然，也有隔代相承的，如清代的段玉裁与龚自珍(外公与外孙关系)，俞樾与俞平伯(曾祖与曾孙关系)等；也有兄弟相承的，如清代的钱大昕与钱大昭等；也有叔侄相承的，例如现代的杨树达与杨伯峻等；也有翁婿相承的，如近代的章太炎与朱镜宙，黄侃与潘重规，余嘉锡与周祖谟等。其学术相互影响，难以割裂，故而其作者问题权且遵循旧题。

2.内容方面。若以现代观点来看王氏所论俗字，则王氏有其历史局限性。首先是材料不足。王氏的俗字一般来自金石或版刻文献，新出土的甲骨、简帛及问世的敦煌写卷等是无缘见到的，故而有待于现代学者加强俗字的汇校，以便进一步补阙或纠谬。其次是理论不足。王氏的俗字是在论证时零散提及的，没有形成系统理论，至少分类上就不如张涌泉、黄征等全面，更没有撰成专门著作，甚至有时仅略称俗字之误，而不举出其字形或出处。这与古代学者主观上重正字而轻俗字的普遍陋习有关，即俗字因难登大雅之堂且与正字争“生存权”而长期遭受轻视，即使博学如高邮王氏父子也难以避免，有待于现代学者加强俗字理论建设。再次是应用不足。王氏的俗字多是补证，远逊于王氏因声求义的发明，并没有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更谈不上广泛应用，当然，不仅仅是王氏父子，段玉裁等其他乾嘉学者也有类似的问题，有待于现代学者在古籍整理或字典辞书编纂时充分吸收王氏俗字的有益成果，甚至应用于少数民族或日本、韩国等的俗字研究[14]，具体包括举例、释疑、溯源、补漏、纠误等。果能如此，则亦有助于汉字体系的完整建立，有助于汉字的简化及其规范化。张涌泉根据丰富的俗字资料，通过精密的考析，对《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在俗字的楷定、辨识和注音、释义等方面的缺漏与错误，作了大量的补充与纠正，共达三千余条，为后学指明了俗字应用的途径[15]。

3.方法方面。首先，俗字辑成长编前，要有判定之法。一般须先识汉字、明训诂、辨声韵、熟典章(俗字要籍包括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三部分)，同时具备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文献学知识，运用陈垣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通过异文比勘、偏旁分析、字书佐证、上下文义等进行归纳推理。其次，俗字整理出来后，要有应用之法。通过俗字，可以证明讹、脱、衍、倒等问题，还原文献的本来面目，从而得到一个较为可靠的版本，为史料、文学、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凭借传统小学与文献学的深厚功底，用俗字解决了不少问题，为后世学者树立了榜样。

由此可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俗字研究，由于理论、方法等的相通，其成果确有相合之处(类型、作用相似，且有7字相同)，即使不多，也能相互印证，具有科学中的可验证性；又由于材料、学识等的区别，其数量差异巨大，不同者占了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王念孙远胜于其子王引之。

(2)与他人比较。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明言的正俗字与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正俗字相同的有“厲”与“勵”[17]446-447、“鬻”与“粥”[17]112、“鱓”与“鱔”[17]579、“”与“鮓”[17]580，共4对，但是未言“解”与“廨”、“委”与“”、“爯”与“”、“菿”与“”、“”与“咢”、“尒”与“”、“設”与“”、“”与“肆”、“”与“芒”、“巫”与“”、“介”与“”、“竊”与“窃”、“隱”与“穩”、“呴”与“吼”、“椳”与“桅”等正俗字。其中，段注虽有“‘’或从士”之语，但亦未明言“”与“”是正俗字；段注虽有“‘扡’本作‘拕’”之语，但亦未明言“拕”与“拖”是正俗字，即使“扡”与“拖”异形相关，两者也不能等同；段注虽无正俗字“華”与“驊”，但却另有正俗字“華”与“花”；段注虽无正俗字“函”与“”，但却另有正俗字“圅”与“肣”，这与《经义述闻》的正俗字不同。段玉裁、王念孙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人物，均是师承戴震，而王引之又师承其父王念孙。通过同时期不同学者的俗字比较，可以管窥乾嘉时期的俗字情况。尤其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俗字的发现与探讨，例如“厲”的俗字等(段、王均有论述)。同时，通过清朝中期与清初或晚清不同学派学者的俗字比较，也可以逐渐厘清整个清代的俗字概况。以上属于共时的断代性的研究。

总之，古文字是俗字形成的源头，隶楷是俗字发展的关键，然而，形音义近似却是俗字变易的原因之一，对比之后能发现新的规律。现在学界已开始重视俗字的对比，并已有若干成果得以公示(会议论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及专门著作均有，并以核心期刊及博士学位论文为关键)，甚至在单书的俗字研究已逐渐饱和的情况下(包括敦煌俗字、简帛俗字等的单书研究)，俗字的对比研究已形成了一种趋势，加之，卷帙浩繁，任重道远，故而俗字对比尚有较大的研究余地。具体说来，《尔雅》《释名》《楚辞》等及东汉卫宏《古文官书》、服虔《通俗文》，三国魏张揖《古今字诂》、西晋吕忱《字林》、东晋葛洪《要用字苑》、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匡谬正俗》、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张参《五经文字》、释玄度《九经字样》，宋代丁度《集韵》、郭忠恕《佩觽》、张有《复古编》，清代顾蔼吉《隶辨》、王昶《金石萃编》等的俗字研究及其对比，与《经义述闻》一样，亦将有益于远古(殷商)、上古(周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近古(元明清)的俗字史的总结及汉字规范化的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