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缅

“落墨”是英文Inkshedding一词的翻译，在本文中特指由加拿大圣托马斯大学的两位教授罗斯·亨特（Russ Hunt）和吉姆·雷瑟（Jim Reither）于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一种集体写作方式。在把这一写作方式引入课堂教学的同时，亨特和雷瑟还共同成立了加拿大语言和学习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earning，缩写为CASLL），并在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向同行推广了“落墨”写作法。从此，“落墨”成为该协会的标志性活动，在年度会议、在线讨论和书籍出版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嵌入“落墨”环节。

“落墨”写作法的设计初衷是让写作更加有趣、有意义，且富有对话的意味。以CASLL年会活动为例，“落墨”写作会遵循四个基本步骤。首先，会议组织者在现场提出一个话题并进行解释，比如“信息时代的识字率”“抵制写作教材中的教学潜台词”等。接下来，与会者各自以自由写作的形式来回应这一话题。自由写作是彼得·埃尔伯（Peter Elbow）在1973年提出来的概念。自由写作有助于产生想法，在此过程中，参与者不停地写作大约十分钟，其间不用担心语法、标点符号或格式，而只要把想法从脑海中拿出来写在纸上即可。虽然经过自由写作的文字通常看上去是混乱且缺乏严密结构的，但许多参加过“落墨”写作的人都认为，自由写作环节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来激发和表达自己的任何想法，而不再是让那些在语言表达方面有优势的人来掌控局面。

自由写作完成后，参与者将作品集中在桌子中央。通常每张桌子大约有8个人，会议室里大约有8张桌子。每个人从桌子上挑选除自己的文本以外的文本开始阅读。如果参与者认为某段内容对他们来说有启发或有意义，他们会在空白处画一条线，或以其他方式突出显示，以表明他们对这段文字感兴趣。也有一些参与者会同时在旁边添加几个词来做出更为具体的回应。“落墨”活动鼓励参与者在固定的时间内阅读和回复尽可能多的文本。

第三个步骤是将被阅读和批注后的文本提交给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通常由志愿者组成，他们负责查看文本中标记最多的部分，并将这些内容摘录并键入。最后，打印摘录的文字并分发给所有参与者，以促进和鼓励进一步的讨论。

自1984年以来，CASLL每年都会选择一处相对偏远却风景秀丽的地点来举办年会。会场周边几乎没有其它娱乐项目来吸引与会者离开会议。参会者被安排在同一屋檐下，一起分享膳食和晚间活动。除“落墨”写作活动外，会议的另一个亮点是在会期的最后一晚举行人才之夜，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相较规模更大、更传统的学术会议，“落墨”给予了参会者更多相互了解与互动的机会。人们借助文字深入对话，并在对话之中产生新的知识。

一、基本理念——强化写作的社会功能

在“落墨”的会议通讯封面上，总会引述来自肯尼斯·伯基（Kenneth Burke）的这样一段话，用客厅做比喻来描述一位学者从加入到离开一场学术讨论的过程：

想象一下，你走进一个客厅。你迟到了。当你到达时，其他人早就在你之前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讨论过于激烈，以至于他们无法停下来确切地告诉你这是关于什么的讨论。事实上，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到达那里之前，讨论已经开始很久了，所以在座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为你们回顾以前走过的所有步骤。你听了一会儿，直到你确定你已经抓住了论点的要旨；然后你也加入进来。有人回答，你回答他；另一个人来为你辩护，另一个人与你结盟；结果是令你的对手满意还是感到尴尬，则要取决于盟友的水平。然而，讨论是无休止的。时间晚了，你必须离开。你们确实离开了，但讨论仍在积极进行。①Burke,K.,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作为“落墨”的一个符号，“伯基客厅”标示了写作的社会功能。它在时刻在提醒参与者，写作是一场对话，而不应从头至尾都是作者自说自话式的独白。客厅中有不同且不断变化的角色出现，每个人都是写作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投身于“落墨”的写作、回应、阅读与讨论之中，灵感与热情不断被激发。

“落墨”的初衷是让思想更多地被听到。与“听”相比，通常人们会更关注“读”。两者的区别在于，“听”来自口头沟通过程，“读”来自书面沟通过程。正因如此，听比读具有更高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当然，“落墨”中产生的文字依然是被人们所读的，但由于是以一种面对面的、即时的、对话的方式被阅读，这种读便具有了某些听的特质。听众与读者对于信息的期待具有一定差别：在书面沟通过程中，读者往往会对文字信息产生去评价甚至修正的冲动，而口头沟通的时效性特点则要求听者尽力去理解信息，并及时予以回应。“落墨”试图做的，正是在写作过程中促成对文字的理解，而非评价。

按照约翰·杜威和阿瑟·F.本特利在《认知与所知》中的观点，认知过程中的任何部分都是无法在过程之外被理解或描述的②Deway J,Bentley A F.,Knowing and the Known.Boston:Beacon Press,1949.。在“落墨”中，作者被其所阅读的内容所影响，读者也被作者书写的内容所影响，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以及过程本身是身处“落墨”之外的人很难真正理解的。个人写作者以及年轻学生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通常与其他人的文字及思想缺乏关联，即使偶尔读到一些学术文章，也更类似于对学术对话的“窃听”，而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对话之中。“落墨”则将所有参与者的文字置于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之中，正如皮尔斯所谓的“无限意指”之网，文字经过阅读者的认知思维过程不断地被解释，再不断地形成新的符号等待被进一步解读，参与者也由此被编织到这样一张意义之网中，成为学术对话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读者的在场进一步强化了“落墨”的社会属性。在通常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感受不到来自读者的压力，因此很难形成对话意识。只有在文字被发表出来后很久，作者才有可能得到来自读者的反馈；且更多的情况是，作者根本没有机会发表作品，或者即使发表了也没有合适的渠道获取读者反馈。“落墨”的设计则刻意强化了写作过程中的读者角色，每位参与者所书写的内容会立即被其他人阅读并做出回应。这种无形的压力会让参与者意识到，自己所写的内容会时刻处于其他学者的审视之中，读者就在自己的面前。

“落墨”让读者与作者共聚一堂，让每个人在读者和作者的角色间切换，并不断反复着“为读而写”与“为写而读”的体验。当把作者与读者置入同一时空之中时，读与写同时发生，最终的文字也便成为所有参与者共同建构的结果。认识到写作是一种社会化过程是很必要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争论：对文字的阐释权究竟是在作者手中，还是读者手中。如今，“落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作者与读者不仅对文字的阐释有着同等的解释权，而且因为作者与读者角色的相互转换，他们更是共同成为文字生产过程中的创造者。

安东尼是一位“落墨”的参与者，他在协会通讯上曾发表文章称，“（落墨）为个人的回应与话语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同时也为集体的回应与话语创造出平等的参与空间”。尽管“落墨”的基本理念在于强调写作的社会化功能，但并不意味着要忽视个人话语①Pare,Anthony,“A Response to Rick Coe”,Inkshed 11.3(1993):4.。作为一种社会化写作的尝试，“落墨”的会议规模通常较小，以便每位参会者都可以充分呈现出自己的声音与面孔，而独特的手写字体也会与他（她）的观点一起被其他人识别并记住。每个人都会像刚刚进入“伯基客厅”一样，从努力理解别人开始，在试探性地加入回应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场对话中的重要角色。当被批注最多的文字被一轮又一轮地印发并讨论，话题由发散趋向集中，并逐渐被赋予了更确定且更新的意义。参与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会进一步加深他们对最终集体发表作品的理解，而最终的集体发表也是社会化建构的产物②Craven M L.,“Inkshed Conferences:Transforming the Conference into a Conversation”,Textual Studies in Canada 1(1995):82-87.。

二、深层目的——默会知识的生产与分享

写作的社会化功能究竟意味着什么？“落墨”的深层目的又是什么？

写作是一种知识创造，“落墨”在实现社会化写作的同时，也将写作的本质由个人层面的知识创造转变为社会化的知识生产与分享。社会化的知识生产不仅在知识生产方式上与个人化知识生产有所不同，生产出的知识本身也不尽相同。

与传统的个人写作不同，“落墨”能够有效地发展出默会知识。英国思想家波兰尼将知识划分为言传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言传知识即能够用语言和文字加以表述的知识，而默会知识是那些内隐在人们的思维和身体中，不易察觉、只能意会，且与个体的经验以及所处情境交织在一起的知识。默会知识是人类知识结构中的主要部分，构成了人类一切所知的基础，但却因“内隐”的特性而被埋没在水面以下的冰山底部，易受到人们忽视。“落墨”的设计正是意在借助社会化写作实践来促进默会知识的生产与分享。

作为一个组织，“落墨”的本质是一个实践社群。与可以言传的知识不同，默会知识的习得通常需要借助于实践活动中的“身教”。从古代作坊中的学徒制，到今日课堂中的互动环节，都是在实践中实现默会知识习得的过程。“落墨”会议举办的几天时间中，所有参会者吃住在一起，并围绕同一个主题开展密集的写作和阅读，共同做事、共同思考。即使在会议结束后，参与者也会通过邮件、会议通讯、学术交流等各种形式频繁交流，彼此熟知并成为朋友。如今，“落墨”已建立起了一个以写作实践探索为纽带的学术圈。共同做事、共同思考是实践社群的核心特征，也是“落墨”与传统写作的区别之处。

波兰尼用“内居互锁”来解释为何实践社群能够带来默会知识的生产与分享。“内居”（indwelling），即学习者将身心完全专注于某一事物的状态：一个人栖居（dwell）于知识的程度越高，其身体与知识的融合程度也越高，知识也因此而成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内居互锁”（interlock）机制则进一步解释了人与人之间伙伴式的学习过程。当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自我融入到实践中时，个人的内居便会被群体所分享。在此过程中，参与者的认知相互重叠，群体中每个个体的内居会在瞬间实现互锁，并根据他们所共享的实践经历，重新发展各自的默会知识。“内居互锁”的关键在于成员之间的相互熟知与共同探索。正如麦克德莫特（McDermott）所认为的那样，知识的分享涉及通过自身的思考与洞察，引导他人更好地认清所面临的处境与问题，而这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伙伴，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①McDermott R.,“Wh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pired but Cannot Deliver Knowledge Management”,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1.4(1999):103-117.。

清晰细致的主题设定确保了“落墨”参与者能够在同一个话题之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实践中。无论在“落墨”的会议还是课堂中，组织者都会准备一份主题阐释文件，用半小时至一小时对主题的来源、主要观点、可能的质疑等进行充分解释。因此，尽管参与者在“落墨”中开展的是自由写作，但却是在明确的主题设定之下的自由写作。主题范围的清晰界定使“落墨”群体具有了鲜明的领域特征，更容易形成“内居互锁”效应。

小范围交流所建立的伙伴关系也是“落墨”的重要特色。“落墨”将参与者分为若干小组，每组6—8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小规模群体更加有助于参与者在短时间内相互熟悉。此外，“落墨”的会议指南中还对组织者有这样的建议：“明智的做法是把这个练习（自由写作）放在演讲、视频或社交活动之后，以及茶歇或餐食之前。”这些丰富的社交活动可以让参与者增进了解、彼此熟知，并由此带来更多新鲜的想法。为了促进熟知和交流，“落墨”会议更是会特意选择安静偏僻的地点举行，尽量降低环境干扰，为成员个体的“内居”和成员之间的“互锁”创造条件。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视角、洞察力、思维模式、行文风格等因为看不见摸不着，似乎不可教也不能学，但其实都是默会知识的体现。通过观察不同“落墨”小组的过程性文字和最终产出可以发现，当一位参与者在文章中尝试用人类学家的视角来详细记录自己的观察所得后，同组的其他参与者马上会关注到这点，并也在后续的回应过程中加以使用，小组最终形成的文章中便充满了各类细节描述。而在另一个小组中，几位参与者均擅长严密的逻辑推理，其他参与者的回应也会逐渐趋近于理性思辨，最终形成的文章风格则与前一组迥然不同。参与者写作行为的改变，正是“落墨”作为实践社群所生产的默会知识。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将个人经验带入到同一个情境之中，通过对自身及他人的深刻洞察，实现了知识的分享。

从学术会议到会议结束后仍长期存在的“落墨”组织与书籍出版，参与者之间的彼此了解进一步加深。共同的话题讨论和写作任务成为联结彼此关系的重要纽带。在长期的交流合作过程中，“落墨”成员为了共同撰写一份通讯、共同书写一个篇章，比会议中更需要依赖伙伴的力量，因此也更需要深入地了解伙伴。“落墨”搭建起一个桥梁，在后续的合作中，成员之间有了更多机会观察彼此如何将个人经验倾注在研究之中，为默会知识更长期的生产和分享创造了条件。

默会知识是构成人类知识的重要部分，但默会知识的生产与分享却并非易事。“落墨”是一种打破读者与作者界限的对话式写作，它首先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了可以全身心投入的“内居”式写作体验，进而通过推动参与者之间的“内居互锁”，实现默会知识的生产与分享。

三、开创意义

“落墨”是一项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的写作实践。它试图重塑文字在沟通中的力量，打破固有的边界与传统，并让人们意识到写作的意义在于探索而非评价。

“落墨”试图证明书面沟通比口头沟通更有价值。“落墨”的成员认为，这种新的写作形式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对话的性质：一方面，那些不愿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人有了更加适合他们的发声机会；而那些平时乐于发言的人也有了更为充沛的时间来将自己的思想整理为文字。回应者会用满满一页甚至几页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对文章的想法，与口头沟通相比，“落墨”所倡导的书面沟通更具探索性、对话性和说服性，同时使得学术会议中的每一位与会者都同等重要。身处信息与媒体技术大爆炸的时代，当书面交流日渐远离人们的生活，“落墨”就像一股清流，让人们重拾文字之美与心灵之间的默会体验。

“落墨”以一种新的写作实践，对边界与传统提出了挑战。当作者与读者、写与读之间的边界被打破，写作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文本也成为所有参与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同时，“落墨”还跨越了传统上对于个人写作与集体写作之间的区隔。大多数人会认为，写作是一种个人行为，“落墨”的出现让人们开始反思，个人写作是写作的唯一形式吗？如何能够避免个人写作中的自说自话？然而，与个人写作相对的集体写作也同样会受到诟病。集体写作要求合作作者在思想意识、创作手法、文字风格上达到全面的统一，大幅降低了文本对读者的启发性，从而让写作失去原本的意义。“落墨”则开创了一种将个人写作与集体写作相融合的新型写作模式。“落墨”会议将众多学者聚在一起，看似是一种集体行为，但无论是自由写作环节还是传阅批注环节，都是个人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落墨”为每个人保留了充分的“内居”与自我探索空间，同时又促成所有参与者在空间上共处一室、相互交流，实现思想上的“互锁”。

探索而非评价，是“落墨”对写作意义的重新阐释。雷瑟曾这样来描述在“落墨”会议结束后所出版的会议通讯：“‘落墨’并不是一份学术期刊。它只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随意交流信息和想法的空间，一个用来探索，而非评价的地方。”写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文字在被创作之初其目的是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而不是被用来做评价。作为一名写作课教授，雷瑟创立“落墨”的目的之一也是唤起人们对写作课教学的反思：教师的职能更应是鼓励学生在写作中探索各种可能，而非简单的评价。将写作看作是一种探索，意味着这种行为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也意味着无论发表与否的文章都是一种过程性呈现。就像在“伯基客厅”中的对话一样，人们的讨论无始无终、绵长不绝；人们的思考也许会被后人遗忘，但同时也会不断被新加入者所激发。“落墨”以文字为工具，鼓励人们积极投身到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中去，这样的工作无法也无需由任何人作出评价。

四、结语

自1984年创立以来，“落墨”走过了31个年头，直至2015年最后一届会议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渥太华落幕。30多年来，大学写作教师们因“落墨”而聚集在一起，学会使用文字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发展想法。

加拿大高校的写作课研究以及写作中心发展都离不开“落墨”。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高校中的写作教学还很薄弱。写作课通常由文学课变身而来，教学的重点也只在于传授什么是正确的结构和语法。一些大学开始设立写作中心，但大多只是为一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提供个人辅导。大学写作中心建设很自然地成为早期“落墨”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在关于写作中心的第一篇讨论文章中，一位修辞学家透露说，学生所写的内容并非自己擅长的学科领域，学生如果想接受到更好的写作指导，应该重新拟定一个更加普遍化的主题①James A.Reifher eds.,A Canadian Newsletter Devoted to Writing and Reading Theory and Practice.2.5(1983):1-2.https://casdwacr.files.wordpress.com/2018/01/inkshednewsletter2-5-1983-09.pdf.。很快，在“落墨”接下来一期的通讯中，这一观点就得到了回应。另一位学者明确指出，写作中心应该更加关注学生真实的写作需求，并倡导让更多学科的教师参与到写作中心的教学中来②James A.Reifher eds.,A Canadian Newsletter Devoted to Writing and Reading Theory and Practice.2.6(1983):1-2.https://casdwacr.files.wordpress.com/2018/01/inkshednewsletter2-6-1983-12.pdf.。关于写作教学及写作中心建设的类似讨论贯穿在“落墨”三十多年来的每一期中。“落墨”所倡导的文字优先、跨越读写边界、探索而非评价等理念深深地渗透进每一位写作教师的脑海中，并借由这些教师，在加拿大高校的写作教学实践中得以发扬。

然而，随着两位创办人的退休离职，“落墨”最终退出了加拿大高校写作课实践的历史舞台，其独具开创性的写作形式并没有被年轻一代所传承。纵览几年间“落墨”的会议留影可以发现，每一届的参会者都相对固定。“落墨”聚集了一群忠实的成员，却始终无法吸纳新鲜血液的注入。究其原因，“落墨”在努力促成写作社会化的同时，却在“落墨”群体与外界之间构筑起一道日益坚固的壁垒。曾有一位学者专门撰文讨论新成员在初次参加“落墨”会议时内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③Miriam Horne,“Writing into the Knowledge Society:a Case Study of Vulnerability in Inkshedding”,In Doreen Starke-Meyerring et al.Eds.，Writing in Knowledge Societies，Colorado:Parlor Press,2011，p.238.。由于无法在短时间内整理好自己的想法，或担心文字风格与别人不一致，这一全新的写作方式所带来的新鲜感会马上被随之而来的压力所冲淡。与此同时，初次参会者会发现，“落墨”成员之间亲密的“熟人”关系会让自己的“新人”身份更加凸显。因此是否可以推断，“落墨”所推崇的写作社会化只能在一个小团体内部得以实现，“落墨”成员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共同生产和分享的默会知识越丰厚，与外界之间的鸿沟越反而会加深。

不可否认的是，“落墨”在加拿大的会议虽然已经停办，却作为一种教学实验形式被移植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写作课堂中。清华大学也曾在写作与沟通课中尝试过类似的集体写作实践，结果显示，学生对这种新型的写作方式感到新奇，同时对话意识和读者意识也均因此有所增强。然而，清华在“落墨”实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是许多学生更倾向于用电子设备来读写，“落墨”所一直强调的书写过程对于思想形成和个性传达的意义也便无法实现。除此外，更普遍的困惑则在于，大多数学生无法在10分钟的时间内写出一段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文字。即使后续将自由写作时间调整为20分钟，这种情况依旧无法改观。我们不能将第一个问题简单判断为青年学生都不重视书写，而应反思，“落墨”的设计是否越来越不能适应年轻一代的读写习惯。第二个问题则进一步印证了前述中的推断，“落墨”的效果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熟知程度，快速的思想与文字产出是建立在长期的默会知识习得基础之上的，课堂中学生间较为陌生的关系以及对新型写作形式的陌生感都会让这项实践面临困难。清华写作课中的实践为“落墨”提供了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补充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落墨”是如何建立起知识的壁垒，以及为何在新人准入方面陷入了困境。

诞生于加拿大写作中心建立之初的“落墨”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写作实践，它所提倡的理念与方法启发了全世界范围的众多写作课教师。2018年起，随着清华大学开设“写作与沟通”课，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也像三十年前的加拿大一样，开始筹建写作中心。“落墨”虽已落幕，但它对于写作的种种实践将成为中国高校可以分析、借鉴、反思的案例，其开创性价值也不应被人们忽视和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