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众

(广东省团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形而下的世界总是轰轰烈烈，形而上的世界显得隐隐约约，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王奇生教授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提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存在着从个人倾向向集团倾向演变的大势，并由此提出了个人、社会、群众、党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关联与演进的相关论述[1]。本文顺着王教授的这一思路延伸，以参与创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三个青年群体：谭平山代表的粤籍北京大学生群体，阮啸仙等人代表的广州就学青年群体，杨匏安、彭湃代表的粤籍海外留学青年群体的思想发展为脉络，探讨五四前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元素是如何在社会思潮中进行关联、演进和聚合，最终促使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

一、“冲入社会”，从“根本上改造改造”

“社会”(society)一般是指“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根据金观涛等人的考证，戊戌变法前后，“社会”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虽然在前期与“群”的概念混合使用，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一词逐步流行开来，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词汇[1]。辛亥革命的胜利、新政治制度的确立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民族危机感和屈辱感达到了极点，更让青年们对脱离了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产生了失望情绪。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大范围地讨论“社会”二字，把中国不幸的所有根源都归结于“社会”。活跃在广州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将目光从政治变革转向社会改造。

活跃在广州的广东人朱执信、梁启超和谭平山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06年，朱执信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说：“社会革命者，于广义则凡社会上组织为急激生大变动皆可言之，故政治革命亦可谓社会革命之一种。今所言者，社会经济组织上之革命而已，故可谓之狭义的社会革命。”他认为“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而政治革命就是为了确保“细民”与“豪右”斗争的成果。在他看来，既然政治革命不过是社会革命的一种，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基础，那么“然则言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当然者也”[2]。

1915年，梁启超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认为：“以二十几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在社会。欲应用健全之政论，则于论政以前更当有事焉。”他认为单纯地进行政治建设，忽视了社会建设，是导致中国“江河日下”的原因所在。他说：“在此等社会上而谋政治之建设，则虽岁变更其国体，日废置其机关，法令高与山齐，庙堂日昃不食，其亦易由致治，有蹙蹙以底于亡已耳！夫社会之敝，极于今日，而欲以手援天下，夫孰不知其难？虽然，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界，而社会方面空无人焉，则江河日下，又何足怪？”[3]国家的政治由黑暗的政府来把控，社会的建设则无人问津，这不能不导致中国的“社会之弊”。

无独有偶，1920年，曾在北京就学并参与过五四运动的粤籍青年谭平山在《我之政治的目的》中说：“故我之政治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求保持国家之生存、继续、安宁、发达。……国家亦是一种社会，为全社会之一部分，而非社会之全部。……所以我们要求政治须以全部社会为对象。”[4]102在他看来，政治的首要目的是国家生存和发展，而国家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脱离了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为何难以成功？谭平山在《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一文中说：“法国的革命人物，也有政治与社会两派。后来社会革命派失败了，所以当初的人权宣言在事实上也不曾做到。”他强烈批判了政治当权后法国社会的乱象，认为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的现象，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问题，更是关乎人间日常生活的社会问题。因此，他认为：“法国的民治主义，不应该单单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权益，更应该，抱着个去恶务尽，万死不顾的大决心，冲入社会。一定要使各人对于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一切人间的生活，都同时获得个平等的机会，才算得自由，才算得人人自由。”[4]51冲入社会，将“社会”放在产业和政治之前，显示了以谭平山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对社会的认识。也正如谭平山所说，只有社会的自由，才能达到人人自由。

1921年2月2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学生阮啸仙以瑞宗为笔名在《广东群报》上发表《我对筹办各县自治的忠告》。探讨自治运动时，他指出：“我们从现在社会中观察起来，不是土豪得势，就是劣绅摆弄。”[5]5这也是《阮啸仙文集》中第一次出现“社会”二字。他“为着自治前途，抱莫大悲观”，很希望“从根本上研究研究，和全体人民来实行”。如何在根本上研究呢？在他看来正在于改造社会。1921年10月10日，他在《改造日记》中明确指出：“我们青年，处在现在的环境，不消说的，不满意到万分，就想马上来改造它，来适应人生的需求，来达到我们的满意。改造，改造，是刻不容缓的了。”[5]8

与谭平山、阮啸仙等人相比，20世纪20年代初,广东海丰青年彭湃的“社会革命”思想则更为激进，对于政治政府与国家明显呈现出“破坏”意图。1921年8月，彭湃留学归国后，来到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却难以为时人所接受。在回到家乡海丰后，他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一文中多次提到“社会”一词，他认为社会革新的希望在于劳工教育[6]1-2。在“今日的社会状态，无论同一地方及同一语言的人，常见智识阶级所谈论演说的，贫民阶级好像‘鸭仔听雷’，一概不懂！这岂不是现社会一种怪象吗？教育与贫民分离，这是个铁证”。因此，他主张“促成教育和贫民相接近”，而这种主张亦是将社会教育看作社会革新的希望所在，认为只有这样“庶社会的革新，有些希望”。而对于政府，他则以深恶痛绝的态度评论之，在同年9月的《告同胞》中说：“我们现在晓得‘政府’利用法律，来榨取我们的财产，扩充军备……遂致社会时时酿出种种的变乱，放火，奸淫，掳掠，使我们无时得安居乐业。”因此，政府乃至“与政府有连带的关系”的国家，都成为他批判的对象。他认为“人间悲惨之事”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之罪恶”。如何解决这样的悲剧呢？他认为：“现在社会既经中了这样的病毒，我们就不得不找个治疗的手术——破坏的方法。这个治疗的手术，是甚么东西呢？就是‘社会革命’是也。”[6]3-7

综上所述，虽然朱执信、梁启超、谭平山、阮啸仙、彭湃等人的具体观点有所区别，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都一致认为单纯的政治改革已经无力改变中国的悲惨状况，政治的基础在社会，政治的黑暗乃至一切不良统统归咎于社会，政治革命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造的基础上。正如彭湃所言，“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想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我们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6]。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现状越是不满，改造社会的呼声就越是高涨。因此，社会的“改”“造”和“革新”成为当时青年中蓬勃兴起的思潮。

二、“主张社会革命(的人)，都可以出来提倡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谋求“社会”改造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潮。既然中国的未来在于社会的改造和革命，那么又当以何种思想或主义为指导进行改造和革命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体系的缺陷。五四运动过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观念遭到知识界的摒弃，相对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至少从名称上看来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自然受到了青年的追捧。“社会主义”似乎成了对内反对专制统治，对外谋求民族独立的强大思想武器。活跃在广州的青年也更加青睐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尽管当时广州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分有限，但并不阻碍他们将其作为谋求社会改造的美好理想和奋斗目标。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中西交融的文化环境，社会主义思想较早在广州及周边地区传播开来。1900年，广东人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较早地使用“社会主义”一词。1912年10月，广东人孙中山连续三天发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的演讲，他说：“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作《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7]

1915年至1916年，杨匏安在日本游学，广泛接触了西方各种新思潮、新学说。1916年归国后，他先后担任广州时敏中学国文教师、教务主任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月至12月间，他曾撰写或编写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等40多篇文章。其中的《马克斯主义》一文是对顾兆熊、李大钊、陈启修稍早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三篇文章的有关内容进行改写、加工和统编而成的[8]。他颂扬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列宁等人“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自从十九世纪出了一个马克斯(即卡尔·马克思，笔者注)之后，令以前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失掉了光辉，以后的社会主义，犹如得著一条明朗豁豁的道路7；马克斯主义的潮流，竟一天一天的澎湃起来”[9]147。

在广州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湖北人刘伯垂亦在1919年辞官后，在广州自费创办《惟民》周刊，他认为：“自安琪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与波尔雪勿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表现以来……风靡云涌，弥漫大陆。”所谓惟民，则是平民主义思潮的另一种表达。刘伯垂不仅将民主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的概念之中，他还用“所有制”和“阶级制度”等观点分析社会发展变化和社会政治现象，这表明他已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0]。此外，1920—1921年，林修梅在广州期间写下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批驳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提出把中国军队改造成“农工军”的观点[11]75，79，94。

一战的惨痛教训让谭平山的思想迅速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将来为政界分界的，就是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正如谭平山在《我之政治的目的》中所说，国家也是人类社会之一，而过于崇尚国家主义、利己主义、军国主义的结果就是造成惨绝人寰的世界战争，导致社会灾难。“许多不合人道的主义：如单调的国家主义，绝对的利己主义和教唆杀人的军国主义，至酿成今回伤心惨目的大战争，社会的生机，几乎灭绝了。”[4]102-103因此，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应该与互助、组织、平等、民主等概念是紧密关联的。“社会发生的种种动机，都根源于人类的欲望”，而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过度发展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的悲剧，因此需要“依互助主义，扶助他人”。因此，在他看来，带有互助色彩的社会主义也就成为社会改造的首选了。

在彭湃心目中，社会主义是基于社会的全体改造的主义，主张社会革命就要提倡社会主义。他的《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一文虽然发表在1922年6月，却也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于社会主义的认知。他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主张社会一部分的改良，是主张全体的改造。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个人主义’‘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国家主义’，是社会的主义。代替的办法，是取一种破坏的方法——社会革命。……确是主张社会革命(的人)，都可以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所以提倡社会主义的人，是不能限定那一站种类的。”[6]8-9

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社会改造应该如何进行呢？1919年3月25日，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将政治、经济、精神和社会并列为四面。在社会的德谟克拉西中，他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讲坛的社会主义两种概念，这两种概念对应的是根本解决和渐进改良。

谭平山认为，“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政策上容纳社会主义之根本要求，谋产业制度之改革，以解决社会种种重大问题”。他认为战后的俄德两国，在战后秩序不免紊乱，人民不免遭受痛苦，但是这是社会的德谟克拉西试验品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是为人道为正义牺牲，是为全人类牺牲，实人间最上的名誉之牺牲也。这就是他追求的根本解决之路。“所谓讲坛的社会主义，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义，承认社会主义之根本问题，实行国家的干涉政策，抑制资本家的剥削，保护劳动，其实质就是渐进的社会改良主义。”谭平山还指出：“英国本邦今日渐已舍弃个人本位的经济，而专注于社会本位的经济也。”[4]37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渐进改良道路。

谭平山倾向的是根本解决。他引用列宁的讲话，指出“布尔塞维克派确有统一俄国的把握”“恐将来他的主义，会弥漫全世界”。他认为，虽然各国高压防范布尔塞维克派，但是潮流所趋，只能顺导，是阻拦不住的。他在《我之改造农村的主张》一文中明确地说：“改造社会要向实际上改造，要向以根本上改造和要向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那方面着想。”[4]106而在他心目中，社会主义即代表着潮流、代表着全世界发展终极方向、代表着“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由此，活跃在广州的一部分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已经认定了社会主义是社会改造的必然选择。

三、“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思潮“如潮之涌，如风之驰”涌入广州。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议会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往往从传统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出发，被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所侵蚀。其中，无政府主义在广州的影响力较大。

“无政府主义”的旧译是安那其主义(Anarchism)。1912年，香山人刘师复在广州创建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1913年，他创建了机关刊物《晦鸣录》。1914年，他又在上海组织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他的追随者刘石心等人在广州也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佛山镇(今佛山)人区声白(广东高师教授，曾为陈独秀的学生)于1917年7月创办不定期刊物《实社自由录》宣传无政府主义，于1919年创办无政府主义杂志《工余》，五四运动期间参与组织“进化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宣传无政府主义。1920年，他到岭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利用《民声》《工余》等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鼓吹社会革命，但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致力于创造一个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察管辖和无寄生虫之社会”。

1920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由北京大学广东籍学生黄凌霜引荐抵达广州，建立俄国通讯社，协助广东建党。黄凌霜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把米诺尔、别斯林介绍给在广州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梁冰弦、区声白等人。米诺尔、别斯林和广东无政府主义者接触后，在1920年年底成立了“广东共产党”[12]683。1920年10月10日，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劳动者》第2号以“广东共产党”名义散发了《苦的是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的传单。参加这个组织的共9人，除2名俄国人外，7名中国人即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黄鹃声、梁一余和梁雨川，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广东共产党”不是纯正的共产党组织，而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1920年8月前后，陈独秀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同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因为他曾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宣传新文化运动，在广州青年群体中有较大影响。陈独秀来到广州后，一度试图说服无政府主义者放弃他们的信仰。1921年初，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进行反复辩论。这些演讲稿、信件后刊登在《新青年》《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刊物上。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1号发表《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评。1921年1月19日，他在广东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区声白在场听讲。这篇演讲后发表在《广东群报》和《新青年》。他从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中国必须选择“马格斯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既有的社会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改造社会必须尊重这样的前提基础，而不能肆意地朝着主观意图的方向改造。他说：“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里做改革进化底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他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因此，只有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陈独秀认为：“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陈独秀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企图在“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建立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社会，而这种基础在中国社会是极难实现的。他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算有点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广东都有一小小部分青年相信。……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为几派，我以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底绝对自由。……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最终，他得出结论：“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13]这里的国际社会主义显然是要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而后，无政府主义者、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区声白致书反驳陈独秀的观点，安那其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多轮辩论，论战焦点集中在如何开展社会革命以及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个人主义倾向的“绝对自由”等方面。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特别办了一期关于“无政府主义讨论”的专辑，发表了双方讨论的六封长信。区声白在致陈独秀的第一封信中说道：“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而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军队压人的北京政府，竟要屈服。于此可以证明法律之无用，军队之无能，而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他由此得出结论：“若果依照自由自立自主的原则向前进行，沿途都是康庄大道。”[14]

陈独秀则反驳无政府主义“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区则回击道，无政府主义的进步，必然带着科学的进步，造成“科学昌明之群众心理”。因此，陈独秀认为的“宗教迷信之群众思想”造成的恐怖社会断不会出现。陈独秀则再次论证用所谓的公意代替长期理性讨论和多数人之决定形成的法律，不能不说是无政府主义的最大缺点。陈独秀指出“倘若一切都凭借公意”，那么“野心家烂仔都可随时以人民的名义修改与自己不便的法律，无政府主义以公众的意见代替法律之大缺点正在此处”。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始终难以完美解答。

其间，《广东群报》还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及议会派之比较》《社会革命之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批判无政府党》等文章，均对无政府主义观点进行了驳斥。通过这场论战，活跃在广州的青年更进一步了解了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明了了无政府主义的缺陷所在，从而转向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四、组织“群众运动”“以求根本之解决”

既然中国的未来在于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在于社会主义。那么，如何看待青年与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改造的关系呢？

五四运动期间，包括广州在内的全国各大城市涌现了不少青年组织，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谭平山认为，中国青年因为五四运动得到了一定要进行群众运动和改造社会的两点经验。他说：“我国青年因为有五四运动，获得了几点很重大的经验。一是要指导群众运动，二是救国之手段，应该马上改变。以求根本之解决。”这个根本在何方？他认为：“故莫先于开化社会，指导社会，简直来说，就是改造社会。”[4]178

如何看待青年在改造社会时所处的位置呢？1920年4月1日，谭平山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一文中指出：“今日青年种种的运动，完全处于爱国的热诚……青年运动，并非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实在是受世界之潮流所刺激所波荡而成。”[4]136他又在《日本式的学生》中说，支持两国觉悟的青年，互相交互意见。在《五四后学生界应有的觉悟和责任》一文中，他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我国的国民知识程度，除了学生界，虽不敢说与无怀氏葛天氏类似，但也与非洲未开化的部落相差不远。因此，救国的使命，学生界应该是偏劳的，责无旁贷的。

五四运动让谭平山认识到青年是社会改造的生力军，社会改造必须团结起来形成群体运动。而青年学生如何能救国呢，谭平山认为就在于要先组织“完密的救国团体”。1920年，谭平山在《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中系统阐释了他对政党团体的认识。他认为我国今日要建立有组织的政治社会，就必须建立政党，抛弃以往洁身自爱，不敢加入政党的落伍观念。他将个人主义痛骂为“地下陈死人”，尤其是要“抛弃自了汉式的绝对个人主义”的观念。

如果说以往的政治改良或革命是从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出发，谭平山则是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入手，从改造社会入手认识政治与政治团体的。他认为：“政治与社会不能分离。政治社会是社会的重要部分，政治不良，亦无时无刻不直接影响社会。故想要改造社会，不能放弃政治，不能蔑视政治。”1921年5月5日，谭平山在《五四后学生界应有的觉悟与责任》一文中也说要建立“组织完密的救国团体”。对于以往政党的种种弊端，谭平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以往政党的失败，排在前面的两大原因就是：“不以主义为结合中心，而专以权利势力两种为钓饵。……不以国家生存、社会安宁、人民幸福三点为基础，而以政党机关为个人的敲门砖。”

阮啸仙认为，青年要敢于在破坏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中作出英勇的牺牲。他说：“我们做青年，是想做好的青年，为新社会的健儿，为主义的实行家。也许甘愿为旧社会恶环境的破坏者，坚忍卓绝，来破坏挡住新社会进行的障碍物。”[5]58他说：“吾辈青年……要拿我不牺牲，谁当牺牲的决心，甘心愿意受危险的牺牲，便可转危为安。”而“这种有价值的牺牲”，在他看来是“为全人类求幸福，也何乐而不为”。阮啸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改造自身所在甲工学校的运动中，阮啸仙亲历青年学生群体行动，感受到了团体组织的力量，为期近三个月的改造“甲工”斗争，最终获得了重大胜利。他在《改造日记》中说道：“我们改造的心，也从此坚决了，也预备来牺牲了。”[5]8

彭湃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后，积极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及劳动者同情会两种团体。1921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海丰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采用自由研究的方法，探讨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在海丰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其中郑志云、林甦、陈魁亚、李国珍等都成为后来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助手[15]。建立社会主义研究社以后，彭湃又于同年7月组织了“劳动同情会”，让劳动者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这表明彭湃的社会改造思想由理想走向了现实，走向了群体行动。

1920年，谭平山和粤籍同学同乡陈公博、谭植棠来到上海。谭平山总结了他在北大期间办《新潮》的经验，希望通过办一本刊物，成为研究和宣传社会改造思想的平台，推动他所心心念念的社会改革。于是，经与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谭平山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创办的《政衡》杂志应运而生。《政衡》试图以“实行社会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提出建立革命政党，以图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正如《政衡》的宗旨标明的那样，“政治——主根本革新，社会——主根本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解决”。

在上海期间，谭平山等人与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商谈了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1920年夏，谭平山等人回到广州，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公立法政学校和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任教。以谭平山为代表的粤籍北京大学生青年群体与广州就学青年学生群体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等人由此产生了联系，两个谋求社会改造的青年群体网络实现了联通和聚合。

在这种情况下，谭平山等人筹办了一份“号召民众起来，改变目前之现状”(谭植棠语)[20]的报纸，陈独秀也来信支持。1920年10月20日，谭平山在广州创办的《广东群报》出版，陈公博任总编辑、谭平山编辑新闻版、谭植棠负责副刊、谭天度负责组稿及征求订户[12]678。其后，沈玄庐创办的《劳动与妇女》在广州创刊，致力于向劳工群众和妇女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表达了他对广州青年的期盼，“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16]。

这些刊物的创办成为活跃在广州的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从理论探讨到实际行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群报的目的，就是改造社会”,就是要宣传他们关于如何改造社会的思想，最终“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17]。

五四运动前后，谭平山、阮啸仙、彭湃等人不约而同地从把希望寄托于社会，走向社会改造、社会主义，走向了政治团体组织的建立，并将青年作为建立组织、进行改造的主体。既然社会是政治的基础，社会觉悟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责无旁贷，青年是救亡型“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那么以社会主义进行社会改造时将青年组织起来形成政党或政治组织，也就势在必行了。

五、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联和聚合

1920年7月，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等人从北京回到广州，一步步完成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五四运动后的最终关联和聚合。正如1921年1月27日的《广东群报》在报道《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组织》时所说,“两月以前，广州里的学生界，平素主张社会主义的，和对于社会主义性喜研究的，起来组织个青年团。初发动于高师，一中，农业学校，就中以高师学生居多数，而粤籍的北大学生也有数人，此外更有现任教员和新闻记者”“先是高师和男女各校学生，在去年(1920年)六七月间曾组建了一个互助团，团员数十人，多半已是主张社会主义的。至青年团成立，互助团分子多数主张与之合并，于是第二次常委会提出通过，两个组织遂合并为一”[17]。

1921年8月，谭平山等人在上海团组织的带动下，开始着手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后阮啸仙等人加入其中。他们借助《广东群报》，通过老乡、同学、同事关系，很快结识了一大批五四运动中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先进青年，开展理论研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联合群众，凝聚先进青年。11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团”合并，团员增加到数十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召开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制定了团的章程，成立干事局，选举谭平山为职员，以广州市永汉北路十九号二楼杨文君处为通讯处。团的章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并采用直接行动的办法，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然而，这时的团章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是何种社会主义。有研究者认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基本以天津的团章为蓝本，细节处做了修改。如参照团费的收缴办法，规定团员可以分期缴纳团费[18]。

12月，陈独秀来到广州。行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商定，利用这一机会，在广东建立共产主义者组织。他到达广州后，首先与米诺尔、别斯林等“广东共产党”的成员取得联系，但是由于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文的分歧，最终不欢而散。于是，陈独秀与在北京期间曾为师生关系的粤籍北京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商谈建党问题。陈独秀对他们三人说：“一方面要使广东群众运动获得更迅猛的发展，同时也要像北京、上海那些地方一样，创造条件，建立共产党组织。”[19]谭平山也认为：“实在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振兴中华做出努力。”陈公博后来回忆，当时他们觉得“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共产党”。

1921年3月，在陈独秀的亲自主持下，几经酝酿，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及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等组织新的广东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广州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周其鉴、张善铭、冯菊坡、林伯渠、梁复然、王寒烬、郭植生等人加入其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沈玄庐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书记包惠僧因工作关系，也曾来到广州，参加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以《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广州共产党”机关设在高第街素波巷的宣讲员养成所内。4月19日，《广东群报》刊载的《劳动节日工人之一种福利》中指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职工会议，讨论工人运动问题，“改良我们的生活，要由我们自己去解决”“解放我们工人的方法只有实行社会主义”，主张“最好的武器就是总同盟罢工”，号召工人群众“一齐起来向资本制度宣战”[17]。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带有强烈的集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但是由于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团”合并后，内部冲突不断，既缺乏严密的组织，又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因此，在1921年3—4月间，工作陷入停顿，5月后停止了活动。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鉴于发展党员的需要，提出了必须重视青年团建设，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各地都要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向各地发出了建团的通告和青年团的改造宣言以及章程。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委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支部，“再在粤组织分团”。

直到中共一大后，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指导下，1921年12月，谭平山等人根据党中央的意见，以一批老党员为骨干，再次组织青年团，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才恢复了起来，《青年周刊》为其机关刊物，这一次在指导思想上“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团员发展到5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2年3月14日，谭平山等人正式建立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广州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达3000余人，大会选举谭平山兼任团的书记。他的《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致辞词》中说：“我们组织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以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但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全社会的人们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的，而本团的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因为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4]243《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明确提出，“本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1922年3月初，仅广州市就有团员400多人。佛山、肇庆、汕头、琼州(今海南省)、梧州(属广西)等地也成立了分团。在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当时极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之一。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利金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在广州青年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合法组织，约有团员800名。”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22年6月，粤籍北大学生谭平山离任后，甲工毕业生阮啸仙接任书记。10月，粤籍留学归国学生杨匏安任代理书记。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活跃在广州的一部分先进青年又参与或组织“广东共产党”，而后陈独秀创建的“广州共产党”改建为“中共广东支部”，谭平山等人建立起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系列的案例显示，五四运动前后，活跃在广州的青年群体在集团主义倾向战胜个人主义倾向后，以核心人物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以共同价值观念为基础，以社会改造为目标，从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走向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认同和传播最终走向集团行动，实现了从个人向组织、团体的聚合。建团百年之际，我们有义务告慰百年前建团的先辈，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我们也有责任让历史告诉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