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继发

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犹如璀璨的群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中。他们的廉迹彰于一朝，盛名传于千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贪官污吏截然相反，清官廉吏不为子孙积金蓄玉、置办田园、购买豪宅，他们轻物质财富，重精神财富，注重对子孙的道德培养，秉承“以诗书传家”、“以清白遗子孙”的置业观。

唐朝李商隐《咏史》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宋朝大儒朱熹也称：“自古兴俭以劝天下，必以身先之。”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经得起物质财富的诱惑，而以勤俭劝天下，在其朴素奢俭观的引导下，成为“以身先之”的楷模。

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婴即以廉洁自律著称。虽然他功高权重，但一向俭朴，齐景公赐给他封邑，他拒不接受，而是居住在临近市场的小房子中，人声嘈杂，环境极差。齐景公要给他换一处条件好的大宅，也被他婉拒。他“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因此受到齐人的爱戴和诸侯的敬重。

三国时吉茂也以为官清廉著称，对别人送来的礼品一概拒不接受，而且从不为穿质量差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感到没面子。他穿着朴素、饮食节俭、以步代车，全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

勤俭朴素不但有益于修身养德，而且有益于齐家治国。古代清官廉吏在其高洁的奢俭观引导下，过着艰苦朴素的平民生活，并希望子孙也能与自己坚持一样的奢俭观，因此，不为子孙置业遂成自然。

这里所说的“义”是指道义、原则，是一种道德规范;“利”则指利益、功利。对义与利及其关系的看法就是义利观。儒家义高于利、义主利从的义利观深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所推崇、信仰，在其引导下而“行其义”。

据《列女传》载，战国时期，齐国相国田稷子曾收下属百镒之金，其母得知后，对他严厉教训道：“非义之事，不计于心……不义之财，非吾有也。”被母亲严责后，田稷子立即退回所收之金，并向齐宣王请罪，日后遂成为秉承廉洁家风、不取不义之财的名相。

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名臣范仲淹，非但不取不义之财，而且还把俸禄拿出来创办义庄、义田、义宅、义学，以救济穷困百姓。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时，其子弟见其年逾花甲，知其已有退休之意，就打算在洛阳为其治宅第、树园圃，供其晚年享用，但被范仲淹制止，并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可见，他以“道义”为最高境界，对身外之物漠然视之。

儒家的義利观之所以被正派廉洁官员奉为行动的指南，是因其与廉洁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道德规范，也是廉洁自律的规范。

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是民本观。先秦时期，孟子的民本思想达到了相关政论的高峰，把民放到了极高的位置上，并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民本思想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体现在实践中，并成为清官廉吏的行动指南。

春秋时鲁国大夫仲孙蔑（即孟献子）为官清廉，他认为当官的不应与民争利。他不仅洁身自好，而且严管家人，其子就因追求奢侈被他关了七天七夜的禁闭。

明朝洪武年间，洞庭湖畔的龙阳县洪灾频发，郡县长官不但赈灾不力，反而勒索不断，民不堪命。典史他虽为小吏，却甘愿赴京击登闻鼓为民请命。事不就，青文胜竟吊死在登闻鼓下，朝野震惊。朱元璋钦定减免该县三分之二的赋税，有人誉青文胜“一点丹心全赤子”。

这些清官廉吏是民本思想的杰出践行者，其民本精神可歌可泣，青史流芳。

古代清官廉吏的置业观还与其祸福观密切相连。聚敛钱财是福还是祸，在认识上清官与贪官截然不同，贪者常常利令智昏，而廉者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南北朝时期，曾任南齐晋平太守的廉官王秀之说：“人所昧者财，财生则祸逐，智者不昧财，亦不逐祸。”不贪财、不取祸，全身而归，实为明智之举。

王旦是北宋真宗时的贤相，虽身居显贵，却始终保持着俭朴的家风。宋真宗为其廉行而感动，亲自登门赐白金五千两，王旦又上表拒收，并强调“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王旦认为，财富积累多了令人恐惧，是致祸的源头。因此，他连皇帝的赏赐都不要，自己的俸禄多了，也尽量散去。

古代的清官廉吏具有这样充满智慧的祸福观，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其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这条被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律，唯智者识之，廉者鉴之，贪者逆施，遂蹈覆辙。

财富可分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贪官污吏只愿给子孙留下物质财富，所以朝夕聚敛，唯恐不足，但往往事与愿违，并未给子孙带来真正的益处。而清官廉吏不重物质财富，更愿意给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西汉的疏广，官至太傅，贵为太子之师，但他不为子孙积累钱财。他认为子孙多财并非好事，“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可见疏广并不是没有为子孙考虑，而是考虑得很深入、很长远，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东汉的杨震出身贫寒，一向廉洁奉公，“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老友劝他为子孙置办一些家产，他也不肯，回答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鲜明地提出了清白之名更胜万贯家财、精神财富更胜物质财富的观点。

中国古代清官廉吏是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者、践行者和创造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治平之术是他们人生的主旋律，宋代张载又将其发展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境界。

古代清官廉吏正是在这种崇高的境界下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体现于卓尔不群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他们“忧道不忧贫”，不为子孙置业，只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孙，充满着对儿孙的希冀和厚爱，闪现着人性的光辉！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决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