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君　郭妙兰　余哲西

2021年9月，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进行巡视反馈，其中一半以上高校被指存在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问题。与党政机关相比，“象牙塔”里的官僚主义既有相似性，又有独特性，还有隐蔽性，带坏校风、师风和学风，危害不容小觑。

现象一：“官气”十足，“衙门”做派。

有些高校行政机构效率低下，部分行政干部颐指气使，把校园变“衙门”。有的师生去盖章签字时，遇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华北某高校学生说，学校教务老师一周只有半天时间对学生办理业务，遇到急事只能“干着急”。

行政权力掌握资源分配，导致一些教职人员追逐“官职”，有人为此还大费周章。如内蒙古某大学一名教研室主任为竞聘校处级干部，竟然向时任学校党委书记行贿。某高校理工科院系一名副教授表示，普通教授也许拿项目不容易，可如果有了行政职务，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些人官学一体，美其名曰“双肩挑”，实则“两头吃”。

现象二：门户林立，“近亲繁殖”。

以同门情谊打造利益圈子的现象在一些高校不时存在。有的学科所谓“大佬”徒子徒孙遍地，以师生、同门为纽带互相提携，形成封闭的“圈子”。有的高校在招收研究生时执行“双重标准”，对外校报考者从严从难，对本校本院系报考者青睐有加。

在年轻学生的话语中，课题组内“大老板”、“小老板”称呼不时出现，有的“大导”掌控一切，以家长作风扭曲学术传承。个别人还把学生视为附属品、免费劳动力，学生不仅在实验室里加班加点帮导师做课题项目，还要频繁打杂、跑腿干一些与学术研究无关的事情，更有甚者以通过论文、顺利毕业等条件来要挟学生，搞学术霸凌。

以靠校吃校进行利益交换，是“近亲繁殖”的另一种形式。有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工想方设法把配偶、子女等亲属安排进高校圈子工作。有的高校教职工互相请托关照亲朋子女。

现象三：不务正业，攀附结交。

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潜心治学应是本务，一些人却为争项目经费削尖脑袋。跑项目、要经费的时间多了，潜心研究、教书育人的时间就少了;找门路、搞经费的时间多了，躬身研究、与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有的甚至在项目到手后立马分包给课题组的年轻老师或学生，自己动嘴不动手，出钱不出力，成为“学术包工头”，把师生间“授”与“学”的关系异化为老板与员工的雇佣关系。

个别高校老师忙于交际应酬，无暇顾及教研。比如，有的不重教学重创收，频繁外出授课、演讲、做兼职，只想把高额出场费收入囊中。个别高校领导和老师把社会上的商品交换原则带进“象牙塔”，把学术资源作为攀附权贵的手段。有的领导、富商乐于“攻读”在职硕士、博士，一些教授也乐于招收这样的“学生”，甚至不惜降低学术要求，而有的高校则热衷邀请一些没有教学经历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名流”担任客座教授。

新华社

现象四：好高骛远，贪图虚名。

有的高校盲目提创建世界一流学校，热衷于炒概念。有的高校办学特色不明显，学科专业盲目求全，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一些高校内部各类研究机构成立了一家又一家，对外合作院所搞了一个又一个，效果如何无人过问。这样的高校对基础研究工作重视不够，只重视短期效应，忽视长远建设。“对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卡脖子’技术等支持不够。”某高校教师直言，这些项目长期攻关才能出成果，纯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以有的人不愿干、不去干。

一些高校领导干部习惯高高在上，不愿深入师生和教研一线。有的制定政策不征求意见，独断专行，有的缺乏调查研究，“拍脑袋”决策，有的管理僵化，脱离实际。

以行政命令统领学术。官僚主义的表现各式各样，但背后都与“权力”二字息息相关。行政权力很好使，是催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高校习惯以行政命令统领学术。少数人不学却有“术”，将社会上拉关系、搞钻营的不良风气带入高校并从中获利，不但掌握了大量学术资源，还能轻易获得学术地位和荣誉。

高校过度行政化，一方面，高校管理人员以行政逻辑来处理学术问题，阻碍学术正常发展;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处理行政事务挤占大量时间精力。更值得警惕的是，行政权力的诱惑让一些教师变得浮躁，侵扰校风学风，甚至让一些学生也有样学样，少数学生干部“官气”十足，从中可见一斑。

圈子文化盛行，扰乱学术秩序。高校里同学、同门、同乡等关系复杂，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背靠“山头”有底气助长“近亲繁殖”。有的高校老师长期深耕一地、深耕一域，容易滋生“一个人单打独斗，比不上一群人合起伙来”的想法。“山头”树大根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圈就此形成。

講究门户之分、“圈子文化”盛行，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科研秩序，损害高校选人用人公平性，伤害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教职人员的积极性。此外，“人情大于天”的环境造成一些人认为，如果自己不随波逐流就会被排挤、淘汰，因此想方设法拉关系、进“圈子”，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不合理的职称评定制度。对于高校教师来说，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成果评奖等均与个人职业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些方面，学术权威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导致很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不得不投靠“大导”，以求“庇护”。因此，在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多唯”倾向下，混脸熟、贴名字、求提携、认门户、攀交情、搞关系等现象随之出现。

在职称评定指挥棒驱使下，学术话语权一定程度上被掌握在少数权威人士手中，容易导致学术同质性强，甚至演化为学术垄断，影响创新思维和创新人才培养。

缺乏正风肃纪的强力震慑。有的高校對“四风”问题的监督执纪问责偏软，压力传导不够。还有的高校抓“四风”多集中在吃喝收礼等显性问题上，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涉及较少。某高校教师坦言：“查处的官僚主义问题数量微乎其微，只有有的问题传播到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才会去查。”

监督执纪问责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怕伤和气、怕掀盖子，让官僚主义在高校有了生存空间和蔓延土壤。缺乏正风肃纪的强力震慑，一小部分人产生“高校特殊论”的想法，致使隐藏在“象牙塔”里的官僚主义歪风难以祛除。

如何根治“象牙塔”里的官僚主义

驳高校特殊。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秉持“高校不是党政机关、知识分子不是领导干部”的论调，认为高校里的官僚主义没有那么严重，纠治起来可以不那么较真，对这种错误观点必须坚决驳斥。

全面从严治党，高校不能例外。对社会上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高校时刻有被不良风气包裹、侵蚀的风险，整治官僚主义不能把高校置身事外。

去行政“衙门”。去行政化、破除官本位有利于树立一切为了科研、一切为了教育的导向。

一要“拆庙”，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对原有内设机构进行优化整合，把工作职能与工作性质基本相近的职能部门进行合并或重组，避免叠床架屋、“衙门”林立。

二要减人，参照教育部施行的生师比，把行政干部数和师生数比例纳入统计评比，对行政干部进行核减，严防因人设岗、滥设副职、虚职和闲职等现象。

三要限权，严控行政部门对学术工作过多干预，控制内部会议数量、发文数量、检查评比次数等，切实减轻科研人员的非业务性工作负担。

破学术依附。打破相互封锁、彼此封闭的门户之见，营造开放的学术生态。

一要建立回避制，严把入口关，培养结构多元化的师资队伍，实施“控制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制度”，打造差异化、梯队式人才“蓄水池”。

二要建立追责制，严格规范专家评审行为，严防感情票、利益票，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评审等资格，强化责任追究，扭转评选时一窝蜂上、出问题时没人负责的乱象。

三要建立信誉制，健全专家选聘与退出机制，如发现相关问题，按照调查核实、公开公示、惩戒处理等程序建立专家黑名单制度，对纳入名单的严重失信主体实行“一票否决”，从专家名单中剔除。

强监督质效。推动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落地落实、监督有形有效。

一要攥指成拳，充分发挥上级纪委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加强驻教育部门纪检监察组与高校纪委联动，运用督办、领办等方式，逐步解决高校纪检监察机构“人太熟不好办、人太散办不了”等问题，形成查纠官僚主义合力。

二要重拳出击，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能让“象牙塔”里有害群之马。

三要建立通报曝光制度，坚持定期公开发布官僚主义问题查处情况，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或专题民主生活会、编印警示教育读本等，推动监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切实加强震慑效应。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