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金

杨善洲。新华社

“最美奋斗者”、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有一次去龙陵县调研，晚上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价值6.5元的工作餐。第二天在赶往下一站途中，杨善洲掏出6.5元给负责结账的秘书小苏。小苏解释说：“当时县委汪书记坚持要结账，所以我没付钱。”杨善洲听后让司机给小苏买了一张去龙陵的车票，安排小苏回龙陵把伙食费结了。小苏返回龙陵县城时已是晚上10点，连夜找到汪书记并把伙食费交到他手上。

第二天，小苏赶上杨善洲，表示对此事不解——伙食费总计6.5元，可来回路费却花了22元，住宿还花了10元，总感觉这事做得不值。杨善洲跟小苏解释：“我们机关干部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最后这些账谁去付？这个头千万不能开啊。”就这件事而言，小苏算的是6.5元与32元孰多孰少的账，而杨善洲算的却是这几元、几十元背后的“大账”，担心的是此类开销会从几元发展到几百元、几千元甚至更多，目的是从源头上把这种不正之风止住。

为官从政要像杨善洲，会算账，尤其要会算“大账”。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也算得上表率，他曾不止一次给大臣们算过“廉政账”。如果遵纪守法，努力工作，可以逐步得到提升，一生可以正常领取许多薪俸和奖赏。相反，如果因贪污受贿而被惩处，不仅损失了经济利益，还会身败名裂，从此失去社会地位及世人的尊重，连累家人也抬不起头来，无形的损失更难以计算。

为官从政，就要算这样的“大账”。一笔笔“大账”的累积，往往是一名领导的清正廉洁，一名领导的长远眼光，一名领导的一心为民。

为官从政算“大账”能更好地推进工作，表面上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实算“大账”正是推进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唐贞元四年（788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德宗出长安城打猎，路过乡民赵光奇的家，唐德宗问他：“百姓乐乎？”没想到这个赵光奇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回答：“不乐。”他直言“不乐”的原因，是之前实行“两税法”，两税之外再无其他赋税徭役，但现在两税之外的赋税已远超两税本身……赵光奇结合自身的經历，讲述当时的时政弊端，唐德宗听后只是下令免除了赵光奇的赋税徭役。赵光奇说自家的贫穷困苦，唐德宗给赵光奇一个说法也没什么不对。但反过来看这件事的处理，唐德宗没能算“大账”，没能重视这一家的事所反映出的国家政策存在的问题。其实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唐德宗原本应当从赵光奇的问题切入，严肃查处相关部门搁置诏书隐瞒圣意、残虐平民、横征赋税、盗匿公财的情况。唐德宗虽然挽救了一个小家，却没能因此而修改完善国策，自然不能助推李唐王朝向好的方向快速发展。

为官从政算“大账”还是算“小账”，是官德的体现，是能力的反映，是襟怀的展示。为官从政想算“大账”，其实只要站位于国家、站位于人民、站位于集体，算出的自然是国家的“大账”、人民的“大账”或集体的“大账”。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检察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