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传国 刘一思

[摘要] 由于既有大国化推进路径受阻，日本开始寻找新路径，以期助力大国化进程：利用印度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特殊认知为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提供精神认同；联合印度增强地区影响力，构建日式“印太”；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助力日本军事力量“走出去”；借鉴印度拥核经验，为摆脱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束缚提供突破口。因此在强调日本大国化将会增加地区风险和中国地缘局势复杂性的同时，应增加三国间的利益羁绊，增大三国间的冲突成本，尝试与日印等国探讨构建“亚洲人的亚洲秩序”，从而对冲美国主导的日美印澳“四国机制”对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和现实风险。

[关键词] 日本；大国化；对印政策；历史认知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2）01-052-09

[收稿日期] 2021-07-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安倍政权介入南海争端态势及我战略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6BZZ087；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主流报刊涉华新闻的话语建构及我外宣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9B176。

[作者简介] 1.肖传国，吉林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和东亚安全；（长春130117）2.刘一思，女，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 100091）

大国化是战后日本国运的终极课题，其中包含了日本对洗脱战争罪名、成为“正常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渴望。在战败阴影逐渐消散的同时，近年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加深了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疑虑，从而加快了日本推进大国化进程的步伐。国内制度的日渐完备与美国的衰落促使日本开始思考：如何在推进与除美国之外国家关系的同时，助力大国化进程？目前学界对日本大国化的考察多围绕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第九条等国内制度展开，或针对日美同盟与日本大国化的关系进行探讨，而忽略了除对美国之外国家的日本外交政策与日本大国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在日本推进大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实际上，近年来日美印澳“四国机制”已成为日本发挥自身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日本还以此为平台，不断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关系，以满足自身大国化进程中的军事、外交需要。因此，本文擬对日本通过强化对印政策推进大国化进程的路径及局限、前景及困境进行探讨，并提出中国的应对方略。

二战后，在“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的指导下，日本迅速完成重建，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但日本并不满足于“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国家定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到1993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宣扬的“正常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后的日本始终在探索如何摆脱战后阴影，实现国家正常化，成为军政大国。可以说，大国化是战后日本国运的终极课题。作为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政治力量的后继者、极力推动修宪等大国化关键问题的政治家，安倍晋三在2013年出版的《迈向新国家》一书中勾勒了战后70年来日本的“大国化”愿景，即：洗脱侵略战争罪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实现外交的独立自主和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摆脱战后秩序[1]（60～64）。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探索出国内与国外两条路径推进大国化进程。国内路径主要指修改限制日本向大国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等国内制度设计，国外路径则主要指依靠、借助国外因素推进大国化进程。这两条路径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大国化进程的初始阶段，日本仍被战败阴霾笼罩，百废待兴的实际国情和民众对战争的恐惧，使涉及军备等敏感问题的大国化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大国化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外路径来推动的，例如吉田茂奉“麦克阿瑟书简”①创设警察预备队。伴随着战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日本政坛的右倾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势[2]（14）为推进大国化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国内基础和政治土壤。在这一阶段，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主要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变“武器出口三原则”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国内路径加速日本大国化进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仍需“借力”国外路径为国内路径背书。如果说在初始阶段，大国化主要依靠国外路径推动，而国内路径处于被动地位，那么，如今的日本大国化则建立在实现经济腾飞后日本民族主义抬头的基础上，国内因素开始主动利用国外路径推动大国化进程，国外路径更多扮演着“大义名分”②的角色，意在使国内路径“师出有名”。

近年来，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权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为实现军事大国化背书、确立“政治主导”体制弱化分权、强化首相权力等方式，基本完成了大国化进程中所需的国内准备工作，从而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国外，一是希望获得国际社会对自身大国身份的肯定，二是落实相关国内法律需要与他国合作。如果没有他国作为买家，那么新修订的防卫装备转移的三原则只能停留在书面。

二战以来，作为战后秩序的塑造者、单极世界的霸主、日本政治军事盟友的美国，得到其支持或默许，是日本推进大国化最主要的国外路径。但是美国这一“主要路径”并非坦途。首先，美国主观上不会轻易允许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二战中珍珠港事件的惨痛经历使美国难以放下对日本的怀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瓶塞论”③就是对日持怀疑态度的代表理论，时至今日在美国政界仍有市场。抛开上述疑虑，假设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则意味着动摇美国亲手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追求“绝对安全”和习惯了单极霸权的美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试图在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旋即被美国“敲打”，陷入“失去的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经济上尚且如此，日本要求更高政治地位和更强安全力量的大国化也注定难以被美国接受。简而言之，迄今为止，美国对日本大国化进程的所有默许和推动都是为美国自身的利益诉求与战略布局服务的，而日本实现大国化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决定了美国支持日本大国化进程意愿的有限性。其次，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国力式微等因素，削弱了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信赖，动摇了日本抱美国一条“大腿”的信心。美国因素能成为日本大国化进程中的主要国外路径，离不开美国作为单极霸主的强大国力和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信赖。但近年来，相对衰落正动摇着美国的霸主地位：政治上，美国政治的高度党派性致使政治陷入僵局[3]，带来分权体制纠错能力的下降；安全上，恐怖主义与中东战事耗费了美国大量精力；经济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产业空心化问题使美国经济丧失活力。上述因素在客观上削弱了美国支持日本大国化进程的“有力性”，即美国能对日本大国化进程提供的实际支持，特别是物质上的支持，反而提高了日本利用美国路径推进大国化的政策成本。例如，美国要求作为盟国的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卫成本，购买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看似日本能借机增加军事实力，但实际上，美国对日军售的价格和交货时间由美国单方面决定，装备质量也存在疑点：航空自卫队从美国高价进口却事故频出的F-35A战斗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同时，美国的相对衰落也使日本更加担忧日美同盟的可靠性，即美国能否为日本提供可靠保护。客观上，衰落中的美国出于护持霸权、减少联盟成本的需要，也为“松绑”日本提供了更多探索空间。特朗普对盟友的“强要”和“索取”、逆全球化等反建制派的言行，更加速了日本寻找新的推进大国化路径的进程。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在利用日美同盟推进大国化的同时，也开始逐步探寻通过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推进大国化进程的路径。与日美关系相比，日印两国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日印之间没有历史恩怨，且处于更为平等的地位；日印虽都怀有大国志向并对现行国际秩序有所不满，但巨大的发展差距使两国间的竞争暂可忽略不计。除此之外，印度对二战中日本侵略行为的特殊认知、作为不结盟运动领导者所积累的政治遗产、拒签《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却为实际拥核国的乖戾情形等因素，使印度成为了日本大国化进程中所格外倚重的对象。

近年来，日印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对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与“东进政策”（Act East），频繁各层级对话交流，开启民用核能合作，深化军事合作。上述日印关系的突破性进展离不开强化后的日本对印政策。在强化对印政策的过程中，日本尝试通过利用印度的历史认知甩脱战败阴影，联合印度增强地区影响力，强化日印安全合作；加快军事大国化步伐，突破核能合作禁区。为日本拥核铺路等手段，为解决大国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服务。随着大国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加强对印政策似已成为日本迈向大国目标的一条“捷径”。

（一）利用印度的历史认知，甩脱战败阴影

洗脱战争罪名是日本摆脱战后秩序、实现大国化的精神前提。日本曾尝试通过修改教科书等手段扭曲历史，但引起中韩等国强烈反对。在日本看来，与强硬的自我辩白相比，第三方的“证言”似乎更具可信度与说服力。而二战中日印两国特殊的“交集”，使印度对日本产生了异于他国的认同。

二战期间，日本为巩固亚洲战果，试图动摇英国在印统治。但由于中国和东南亚战场的牵制，以及受南亚遥远的地理位置所限，直接进攻印度对日本来说难度较大。于是，日本尝试利用印度人的反英活动，间接动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早在进攻东南亚国家时，日本就开始利用旅居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印度人进行反英活动。在日本的支持下，印度革命者先后建立印度独立同盟和印度国民军。1943年6月14日，印度民族英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从德国流亡至日本，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接见了他，承诺“充分支持”印度的独立斗争。随后，日本帮助苏巴斯扩建印度人民军，并为其提供枪炮等武器，承认苏巴斯建立的印度临时政府，1944年日本军队还与印度国民军一起发起进攻，打击英国在印统治[4]（51）。

日本支持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主观上仍是服务于侵略战争，是其在能力难以匹配欲望时采取的“迂回战术”。但客观来看，一些印度人认为，日本的确对印度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正如苏巴斯称赞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将日本视为帮助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救星一样，由于这段特殊的历史，印度对二战中日本的侵略行为持不同看法。东京审判中，印度籍法官拉达·彼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rl）提交了长达1235页的意见书，认为东京審判从一开始就将日本定位为“侵略国”，其本质是为了在精神层面支配日本民众，达到同盟国的政治目的，并由此主张7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无罪。1950年10月，帕尔再次访问日本，表示“东京审判中最大的牺牲是‘法的真理’，我们必须要夺回这一真理”。[5]

毫无疑问，帕尔的表态与二战中日本支持印度反英活动密切相关，同时也源于长期以来作为殖民地的印度对于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非理性反对，是特殊时代条件下的产物。但其表态无疑为日本颠覆东京审判结果，洗脱侵略罪名提供了有力“证言”。为了褒奖帕尔为侵略行径“正名”的“义举”，1966年10月，帕尔被日本天皇授予一等瑞宝章。①时至今日，日本靖国神社、京都灵山护国神社、富山县护国神社、广岛本照寺等地都有纪念帕尔的碑文。2007年8月，安倍晋三访印时还特地拜访了帕尔的长子。安倍在会晤中高度称赞帕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表现出的“高贵勇气”，声称其“至今赢得许多日本人的尊敬”。[6]显然，帕尔的奇谈怪论成了那些试图否定侵略战争的日本右翼可以利用的“武器”。这也拉近了日本与印度的情感和心理距离。

（二）联合印度，构建日本版“印太战略”

对地区或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和塑造能力是衡量一国能否称得上大国的重要标准。例如，雅尔塔体系就是大国之间尤其是美苏之间实力对比和妥协的产物。苏联解体后，世界呈现“一超多强”格局，国际秩序更多地体现美国这一“一超”国家的意志。同样，日本想实现大国化，也必须将地区和国际秩序按照自身需求进行塑造，以服务自身大国化进程。而体现其意志的秩序反过来又成为了证明日本大国身份的标志。

近年来，伴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印度洋航线重要性的提升、各国对中国崛起疑虑的增加，“印太”逐渐从一个单纯的海洋生物地理概念上升为被区域大国广泛讨论的外交甚至是战略议题。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将印度洋地区纳入既有的“亚太”概念范围。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在2012年12月的印度—东盟纪念峰会上也曾提到“印太地区”。澳大利亚2017年版《外交白皮书》中，“印太”概念出现60次之多。热议“印太”概念的背后，是区域大国希望在“印太”概念建构过程中争取发言权与主导权，从而在可能建立的新的地区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战败受到既有国际秩序限制的日本当然不愿错过这一机会。由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应运而生。但目前来看，日本并不具备独自塑造“印太”地区秩序的能力，身处东亚也限制了日本对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于是日本选择联合同样怀有大国志向并对现行秩序不满的南亚大国印度，以期为“印太”增加日本色彩。

首先，日本尝试联合印度渲染“印太”地区价值观色彩。日本反复宣扬日印两国间共享相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试图在整个“印太”地区推广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例如，2015年1月，岸田文雄再任外务大臣后首访印度，进行题为《印度太平洋时代的特别伙伴关系》的演讲，称民主主义在包容、非暴力等亚洲传统精神的基础上生根发芽，共同信仰佛教的日印两国应成为亚洲的精神旗手，日印两国作为亚洲最成功的民主自由国家应强化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价值和精神桥梁。岸田的表述不仅为“印太”地区渲染了日本所主张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色彩，更在这一过程中抬高了日本在“印太”地区精神世界的地位。

其次，日本联合印度构筑“日印+”对话机制，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自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以来，日印举行了多达数十次的首脑会谈。除双边对话外，近年来在日本的推动下，日印两国积极创设“日印+”多边对话机制：2015年6月，日印澳三国副外长对话机制建立；2015年9月，首次日美印外相会谈召开；2019年11月，日美印首脑会谈机制建立；2017年11月，曾一度暂停的日美印澳四国对话机制重启。即便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也未降低四国机制的火热程度。2021年2月18日，日美印澳四国举行外长电话会议；同年3月13日，四国举行首脑视频会议。上述对话机制将帮助日本与其他热衷于探讨“印太”概念的国家交涉利益诉求，增大日本在“印太”事务上的参与度与发言权。

最后，日本希望利用印度增強对“印太”西缘——非洲的影响。印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国情促使日本从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印度增强对非影响，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第一，印度临近印度洋和非洲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日非往来的天然中转站，同时印度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日本在印设厂，产品直接由印度出口非洲，从而降低人力和物流成本。第二，印度不结盟运动发起国的身份，为其在非洲地区积累了声望，日本与印度合作可以借助印度的影响力，使日本更容易获得非洲国家的信任。第三，近年来印度愈加重视对非发展合作，并在探索新型发展合作伙伴关系、能力建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日本在对非援助上与印度合作，可以学习借鉴印度的成功经验，从而降低政策成本。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多次就开展日印在非合作表达意愿，并切实推进两国在非合作。

（三）强化日印安全合作，加快军事大国化

虽然战后的日本曾一度被解除武装，但经过近70年的“再军备”，目前自卫队实力已能够跻身世界前列。即便如此，以和平宪法为代表的相关法律、制度对自卫队“走出去”形成的制约，仍被日本视为大国化进程中必须扫除的障碍。回顾日本大国化历程，其国内路径大多围绕修改限制自卫队“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展开。例如，解禁集体自卫权，变“武器出口三原则”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修改相关法律、制度虽属于推进大国化进程的国内路径，但落实修改后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自卫队“走出去”，还需要国外路径的配合。

近年来，日印军事合作就从防卫装备技术出口和加强海外军事存在两个方面，为日本军事力量“走出去”提供了便利。US-2水上飞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水陆两用飞机，由日本新明和工业株式会社研发。长期以来，日印两国就US-2出口至印度反复进行交涉。在就US-2的价格、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反复交涉的过程中，两国逐步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的制度性建设，并积累了相关经验，培养了互信，为日本扩大防卫装备与技术的对印出口提供了政策前提。2013年5月，日印两国为US-2出口事宜设立了联合工作组；后又设立日印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事务级会谈，至今已召开四次。2015年12月两国签署的《日印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标志着日本对印防卫装备和技术出口有了法律保障。2018年7月，两国签署协议，决定共同开发陆地无人车和机器人技术。

近年来日益频繁的日印军事演习为自卫队“走出去”提供了契机，为加强日本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平台。日印联合军演始于日本参与“马拉巴尔”美印海上联合军演，2015年，日本成为“马拉巴尔”演习正式成员。美日澳印“四国机制”确立后，参演规模也越来越大，演习地点聚焦西太平洋。2021年9月的“马拉巴尔”演习第一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成为主角，不仅是四个国家中派出舰艇数量最多的，而且还派出了“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趁此“大秀肌肉”，其意图就是借助“四国机制”对中国进行战略威慑[7]。除此之外，日印双边联合军演呈密切趋势，不囿于海上安全领域，开始向陆上发展。例如，2019年1至5月的短短5个月里，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开展了三次联合训练。2018年，陆上自卫队和印度陆军开展了首次陆上联合训练。与常在关岛等太平洋地区举行的“马拉巴尔”不同，日印双边联合军演多在印度洋地区进行。例如， 2019年5月上旬和下旬的日印联合军演分别在印度东部维萨卡帕特南和安达曼海域进行，日印首次陆上联合军演则在印度东北部地区进行。上述演习也为自卫队重要装备的实战运用提供了机会，将帮助自卫队熟悉印度洋地区情况，提高自卫队在该地区的实战能力。2020年9月，双方签订《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该协定使得自卫队能在印度洋地区得到印度的补给，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四）借鉴印度拥核经验，意欲突破拥核禁区

作为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长期以来坚持“不持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彻底放弃对核武器的渴望。随着日本社会的日渐保守化和日本大国化进程的推进，拥核有可能被日本提上日程。与此同时，美国相对衰落带来的战略收缩使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性愈加受到质疑。金正恩上台后，朝鲜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并掌握着覆盖日本的武器投送能力。这在加深日本对自身安全担忧的同时，也为日本讨论拥核提供了契机。2012年，日本国会通过《原子能基本法》修正案，在核能研究、使用和开发的基本方针中加入了“有利于国家安全保障”的描述，使核技术研究、开发和使用不再局限于和平目的[8]。客观上日本也具备拥核的技术与物质基础：日本是世界第一大钚储存国，其民用核能技术水平位于世界前列，且具备用计算机模拟核爆炸的能力。因此，对曾遭受原子弹轰炸，已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日本来说，其拥核路上的障碍主要有二：一是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限制，二是国内民意的约束。而印度特殊的拥核过程和与印度这一事实拥核国家的民用核能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淡化乃至消除上述障碍、打开拥核机会窗口埋下伏笔。

印度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拥核国家，拥核背景与现在的日本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在拥核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对日本来说具有借鉴意义。既有研究表明，印度拥核经历了寻求联合国框架下的集体安全、要求美苏等核大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准联盟安全和走向独立研发的自助安全三个阶段。由于联合国框架提供的集体安全的有限性，20世纪60年代，印度尝试向美苏等核大国寻求保护。但由于印度坚持“不结盟”政策，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对印度来说最具可靠性的外部安全来源，亦无法提供满足印度安全需求的核保护。随着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爆发、印巴边境冲突的频发，印度认为自身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日本认为自己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当下，联合国所提供的集体安全并未有明显改善；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核保护伞”效力与可信度也会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及由此带来的战略收缩而衰弱，从而无法满足日本的安全需求；朝鲜拥核对日本构成威胁。

印度寻求外部安全保障受挫后，遂决定独立研发核武器，于1974年5月实施了首次核爆。但由于尼赫鲁政治思想中反对核武器的内容对战后印度政治影响深远，故印度长期在倡导核裁军和不愿放弃发展核武器之间摇摆，延缓了自身拥核进程。1998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上台后，旋即进行五次核试验，宣布印度成为有核国家。同样，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历史让日本长期怀有无核世界的理想，也使日本拥核的国内舆论压力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日本认为，不论是在高扬理想旗帜的同时满足现实安全需求，还是利用强有力的政治手腕与执行力迅速实现拥核，印度的拥核历程都值得效仿。

在印度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且增加核武器保有量的情況下（2007年，印度仅有0.2吨的高浓缩铀和约40-50枚核弹头，2015年这两项数值分别上升至3.2吨和110-120枚）[9]，2016年11月11日，日印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日印核能协定》，这标志着长期以来强调自己是唯一遭受过核武器袭击国家的日本，首次与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非《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成员国签订民用核能协定。而且该协定中对于核设施、核燃料、核废料的规定存在漏洞。例如，虽然该协定规定，相关核燃料、设备、技术不能用于核武器开发目的[10]，但并未写明一旦印度重启核试验，日本将如何处理在印度的核能设施；同时日本还允许印度自行对使用后的核燃料进行处理。

日本政府尝试利用与印度签署核能协定的机会，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为日后日本拥核营造舆论环境：国际层面，签订协议行为本身标志着日本承认印度有核国家身份；国内层面，协议动摇了日本长期以来坚持的核不扩散原则，是对打破日本国民在该问题上底线的试探，也是为日后拥核扫除国内障碍的初步尝试。

近年来，强化对印政策已成为日本探索大国化进程中一条新的国外路径。虽然短期内无法代替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路径，但印度路径具备自身的特殊优势：对二战历史的“共情”使日印两国对彼此怀有友好感情；美国出于对单极霸权的护持使其难以容忍日美力量对比的接近，但日印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使两国短期内不会出现利益竞争或对立的局面；日美同盟中，日本总是处于从属地位，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听命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而日印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给予了日本所渴望的作为独立国家的尊严。

上述种种优势使得日本在通过印度路径推进大国化进程时，扩大了政策选择的回旋余地，减少了付出的成本代价，从而使印度路径拥有更高性价比。如果说过去通过美国路径实现大国化是日本在战后体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现在的印度则是日本主动出击，选择并塑造的平等合作伙伴。即便如此，印度路径的特殊性决定了该路径与美国路径一样，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一）印度路径影响日本大国身份认同的形成

一个国家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对大国身份的认同必不可少。这种认同中既包括国家自身对大国身份的自我认可，又包括其他国家对该国大国身份的承认。但日本在大国化进程中利用印度路径，将使日本面临“我是谁”“我来自何方”的身份认定问题，让日本难以获得大部分亚洲国家的信任与认同。

日本对印度历史认知的利用，本质上是想要为侵略战争罪行开脱，这种推卸历史责任的做法一方面使日本无法以健康心态正视本国历史，从而陷入“我来自何方”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与大国形象背道而驰，使得日本永远不可能像二战后的德国一样，获得他国的尊重，也难以像法德和解一样，与曾经受到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培养信任和亲密关系。

自江户幕府末期“开国”以来，处于东西世界交汇处的日本就面临着身份认同上的难题。日本在联合印度塑造日式“印太”时，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观，以此为基础的日印合作将增大日本在东西方间寻求身份归属的难度，使得日本在大国化进程中面临“我是谁”这一基础性问题，其对西方价值观的宣扬也会阻碍日本真正地回归东亚，影响身处东方世界的亚洲国家对日本大国身份的认可程度。

（二）印度的“门罗主义”对日本介入印太地区的限制

印度对印度洋怀有强烈的“门罗主义”，如印度外交家潘尼迦所说，“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印度，印度就只能听命于谁”，[11]（81）所以，“印度洋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印度之洋’”[12]（97～129）。这决定了印度本质上不欢迎包含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对印度洋地区事务的介入。随着近年来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和海上军事能力的提高，加上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印度的大国梦也不断升温、加速，控制印度洋的能力和愿望愈发强烈。这进一步压缩了印度对日本介入印度洋地区的容忍度。印度参与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动力在于，确保自身在可能建立的新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从而保证自己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构建“印太”的初期，日印两国会相互支持倚重；但“印太”越成熟就越有可能面临“由谁主导”和“谁占上风”的问题，从而引发日印矛盾。

（三）强化对印政策难逃日美同盟掣肘

强化对印政策是日本意识到美国路径局限性后所做出的选择，但事实上日印关系仍处于美国联盟伙伴体系的框架内。日本强化对印政策符合美国联盟伙伴体系由“轴辐”向“网络化”转型的需求，即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居于联盟伙伴体系中的“次轴心”地位，帮助加强美国与印度等伙伴国家的联系，从而使联盟伙伴体系更加灵活高效。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有夹带私货推进大国化进程的空间——强化“次轴心”地位，提高自己在联盟伙伴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但这也意味着日本要继续处于日美同盟内，并居于从属地位。这恰恰与日本大国化的关键议题——实现独立自主相矛盾。而美国为保证自身的绝对优势，在管理联盟伙伴体系的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日本夹带私货推进大国化的行为。因此，美国不会对日印接近毫无顾忌，坐视联盟伙伴体系内出现日印“双雄”联手、动摇联盟伙伴体系稳定性的事态发生，而是会将其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不脱离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强化日印关系推动大国化进程这一路径，不仅在逻辑起点上受到制约，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将受到美国的阻碍。

在日本推进大国化的进程中，以美国因素为代表的国外路径是日本在国内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迂回战术”，而强化对印政策则是这种“迂回战术”中的“迂回路线”。未来，在坚持并拓宽印度这条“迂回路线”的同时，日本会主动创造更多类似的“迂回路线”，加强与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助力大国化进程。

（一）印度选项“独木难支”

除修改“宪法第9条”外，日本大国化的国内制度设计都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更多地涉及国外路径——相关国内制度的落实牵涉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对日本大国身份的认可也是日本所渴望的。过去，最具代表性的国外路径是通过美国推进大国化进程，但伴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这一路径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减弱，迫使日本开始尝试其他的政策选项，印度选项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笼的。诚然，如上文所述，印度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成为日本推进大国化进程的理想路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路径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将促使日本通过探索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可能，弥补印度路径的不足。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日本十分清楚“把鸡蛋放进不同篮子里”的必要性，从而多方下注，为日本大国化进程提供更多的政策选项。因此，如今的日本大力推进全方位外交：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英国开展联合军演，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签订《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等。随着日本大国化进程的推进，今后日本还会利用其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加速自身大国化建设，而对印政策或将成为样板，为其他国外路径提供借鉴经验。需要说明的是，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日美同盟的存在决定了美国仍将是推进日本大国化进程中最有效的外部力量，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外路径是对美国路径的补充，而非替代。

（二）对印政策的对华指向性更加鲜明

在中美博弈日趋白热化的当下，美国不断拉拢盟友伙伴国家强化对中国施压，2021年6月召开的G7首脑峰会甚至就台湾问题对中国指手画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日本对美亦步亦趋，主动扮演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多次就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公开挑衅。例如，2021年6月11日，日本参议院通过决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此举等同于支持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在国际场合否认一个中国原则。印度则想在中美博弈中趁机渔利，近年来多次在中印边境生事。日本很可能利用印度的这一心理和举动，增强对印政策的对华指向性。例如，为印度在与中国争议地区修建基础设施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利用日美印澳“四国机制”，就自由、民主、秩序等议题联合印度对中国施压；与印度在南海、东海等开展实战化演训等。

（三）日印在非传统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

新冠肺炎疫情后，网络、太空等新兴领域和高边疆建设或将成为日本对印政策的重点。这些领域关系着未来大国的竞争胜负，也是日本推进大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这些领域目前仍缺乏成熟配套的国际规范秩序，这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日本受“非正常国家”的身份影响较小，可以争取更多发言权。因此，在传统领域受限的日本必然会着力发展这些新兴非传统领域的力量。但网络、太空领域建设离不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对于面对经济复苏乏力、人口老龄化等严峻国内问题的日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因此日本需要借力印度——印度同样在既有国际秩序中受到限制，希望在新兴领域中有所赶超。近年来印度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例如，2019年3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印度成功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验，这意味着印度成为继美、中、俄之后第四个具有反卫星能力的国家。从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上来说，印度都是日本建设网络和太空领域的潜在合作伙伴。

在大国化的推进过程中，日本尝试并用国内和国外两条路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内路径和国外路径分别扮演了主次角色，作为日本盟国的美国始终在国外路径中占据着主要地位。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日本国内制度设计的完成，未来日本将更多地尝试通过除美国之外的国外路径推进大国化建设，而印度以其特殊的历史认知与国情成为日本推进大国化的理想选择。大国化是关乎日本战后国运的终极课题，日本绝不会放弃对大国化的追求。日本推进大国化进程无疑将对中国国民情感带来伤害，对中国现实利益造成一定冲击，但我国能否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参与到日本的大国化进程中，将其大国化的进程和结果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塑造和调转。一味地批评日本大国化并不能阻止其结果，因此中国应对此冷静看待、理智应对。

在強调日本大国化将会增加地区风险和我国地缘局势复杂性的同时，也应看到日本大国化进程对日美同盟的潜在影响——日美双方就日本大国化进行的博弈能否动摇日美同盟的稳定性？此外，还应区分日本谋求的大国化中，哪些部分是我国可接受的，哪些部分是不可接受的。在不可接受的部分中，要分清哪些是中方可以干预的，哪些是无需干预或无力干预的。比如，中国难以阻挡日本修宪进程，但当日本尝试通过外交路径获得他国对自身修宪的理解时，中国可加强对日本合作对象的工作，增大日本修宪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从而参与到日本大国化的进程中，影响其大国化结果。

构建怎样的亚洲秩序是未来中国处理对日关系的重要命题。接近印度既是日本推动自身大国化的途径，也是其试图重塑亚洲地缘战略格局的手段。一味抵制日印两国接近将加大中国东西双向的战略压力，但如果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就有可能实现矛盾的转化。在通过交流沟通明确三方利益诉求的同时，中国应通过经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增加三国间的利益羁绊，增大三国间的冲突成本，并以绝对的实力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在此基础上，尝试与日印等国探讨构建“亚洲人的亚洲秩序”，从而对冲美国主导的日美印澳“四国机制”对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和现实风险。

参考文献：

[1] [日]安倍晋三：《新しい日本へ 美しい日本へ 完全版》，东京：文艺新书，2013年。

[2]吕耀东：《“日本梦”结构》，《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

[3] 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 Partisanship and the Political Impass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13.2.14.

[4] 林承节：《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日本》，《南亚研究》，1996年第1期。

[5]《ラダ·ビノード·パール》，https：//www. asahi-net.or.jp/～un3k-mn/0815-pal.htm（2007-4-22）[2021/10/09]。

[6] 《訪印中の安倍首相、東京裁判のパール判事の息子らと面会》，https：//www.afpbb.com/arti cles/-/2271294？pid=2039458（2007-8-24）[2021/10/ 29]。

[7] 《“马拉巴尔”演习拉开帷幕，日本准航母和新锐神盾舰成最大看点》（2021-9-2），https：//bai jiahao.baidu.com/s？id=1709757162514158479&wfr= spider&for=pc.[2021/9/12]。

[8] e-Gov《原子力基本法》，https：//elaws.e-go 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 ail？lawId=330AC1000000186#120[21/07/30].

[9] [日]外务省：《原子力の平和的利用における協力のための日本国政府とインド共和国政府との間の協定》，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41569.pdf（2017-10-4）[2021/07/19]。

[10] International Panel on Fissile：Global Fissile Material Report 2015：Nuclear Weapon and Fissile Material Stockpiles and Production，http：//fissilematerials.org/library/gfmr15.pdf（2015-12-21）[2021/6/9]；Global FissileMaterial Report 2006：Firs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Fissile Materials[OL]，http：//fissilematerials.org/library/gfm r06.pdf（2006-9-1）[2021/6/9].

[11] [印]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得陇、望蜀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

[12] David Scott. India’s‘Grand Strategy’for the Indian Ocean：Mahanian Visions，Asia Pacific Review，2006（11）.

[責任编辑 杨 亿]

① 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量驻日美军投入朝鲜战场。为填补日本国内安全真空，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给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写信，以强化日本国内治安为由，要求日本设立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并增加1000名海上保安厅人员。

② 即日语中的“大義名分”，意为做某事的正当理由。

③ 即驻日美军除了遂行美国的东亚战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起到“把恶魔塞进瓶子里，不让他逃出来肆虐”的作用。

① 瑞宝章是日本于1888年开始制定的勋章。授予对象为公共事务有功劳者、长年从事公务者、功绩受到推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