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倩 孙文杰

[摘要]基于中国地区间人口竞争和人口跨区域流动的新视角，将人口跨区域流动因素嵌入到转移支付影响城乡公共服务投入的理论框架中，构建模型深入分析在地区间人口竞争背景下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差距的激励功能受到转移支付直接效应和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综合影响。转移支付对不同人口净流入（出）地区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利用1996—2019年中国省际空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人口净流入地区，地区间人口竞争增强，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激励功能受到一定程度抑制，而在人口净流出地区，转移支付显著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研究表明，在评估现有转移支付制度时，需要重新审视我国人口跨区域流动背景下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潜在影响机制。

[关键词]转移支付;人口竞争;人口跨区域流动;城乡公共服务差

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國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1。从现实经济看，虽然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城乡之间仍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农村小学生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之比从1996年的1.157下降到2019年的1.0942。在医疗服务方面，目前我国80%的公共卫生资源仍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城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床位数为8.70张，而农村为4.56张3。

此外，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剧增，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流动人口增长69.73%4。在中国人口跨区域流动和跨区域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城乡公共资源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被进一步激化。大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大量优质公共资源，与此同时，由于大量资本、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地区“抽离”，极易造成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匮乏。

理论上，现有文献主要从转移支付对城乡财力均等化的影响[1-2]，转移支付和城乡间经济竞争[3-4]等视角来讨论转移支付对中国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比如，缪小林等从不同经济赶超省份的视角，重点考察了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异质性影响[4]。与本文紧密联系的一部分文献主要关注人口流动与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如甘娜等主要探讨了人口流动对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影响[5]。同时另一些研究也关注到转移支付对人口跨地区流动可能存在的影响，如王丽艳等研究发现，转移支付与人口净流出显著正相关，一个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人口净流出规模也越大[6]。

另外一部分文献则主要研究人口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支出之间的关系。如王洛忠等研究发现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人口净流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7]。温兴祥等研究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8]。此外，Mauricio等文献则重点关注到在人口流动背景下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影响[9]。

综上，现有文献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转移支付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已有研究主要侧重研究转移支付对城乡财力均等化的直接效应，即转移支付对城乡财政收入规模的增加效应[3，10]。但在中国整体人口红利下降的大背景下，人口结构正深刻影响地方产业转型和地区增长格局，人口竞争格局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和财政投资行为偏好。已有文献主要考察静态下转移支付的直接财力均衡效应，而本文则基于地区间人口竞争和人口跨区域流动的新视角，探索转移支付影响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机制，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

第二，在实证层面，虽然有少数文献关注到人口流动对地方公共支出竞争的影响以及省际人口流动对我国财政均等化转移支付方案的影响[7]，但是总体而言，关于转移支付如何通过人口竞争效应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产生影响的经验检验仍相对缺乏。本文利用199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全部样本数据划分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和人口净流出地区，通过分组检验重点考察了在人口净流入程度不同的地区，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人口净流入地区，转移支付明显加剧了城市间公共服务竞争，而在人口净流出地区，转移支付明显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第三，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各地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例，地区人口净流入程度可能是影响转移支付城乡公共品激励机制的重要变量，而这点在现有文献中鲜有提及。本文从不同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依赖度差异以及人口净流入程度差异的视角，解释了现实经济中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

二、 理论模型

本部分在Capuno等[11]、李永友等[12]模型的基础上，将跨区域人口流动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中，重点讨论人口跨区域流动背景下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政府城乡公共支出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虑一个含有地方政府、居民和企业的三部门经济，政府管辖区域分为城市和农村，分别用下标u和r表示。假定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所管辖区域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综合表现最优，本文假定中央政府的行为外生，中央政府按照既定的分享比例s和地方政府进行税收分成，地方政府税收留存比例为1-s，然后将剩余收入上交，通过中央转移支付形式再返还到地方，假定中央政府外生转移支付率为φ。

1. 基本模型6F32320A-9C76-4A8B-8131-037E164E354B

（1）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来源与运用

根据缪小林等[4]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主要分为经济性支出和公共服务福利性支出。假定地方政府投向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支出分别为Gu和Gr，其中公共福利性支出比重为μu和μr，经济性支出分别为1-μu和1-μr。其中，经济性支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进入企业生产函数，公共福利性支出能够提高居民福利，进入居民效用函数。考虑地方政府财力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地方留存税收收入，留存比例为1-s，另一部分是中央转移支付，假定中央转移支付率为φ，税收分享比例为s。为简化分析，假定人口总数量单位化为1，本地城市化率ω，平均税率为г。

城市代表性企业的人均产出为yu，可以简单假定地方政府税收总收入等于所有企业总产出乘以税率，为ωгyu，然后中央和地方按照s和1-s的比例进行税收分享。按照上述假定，城市地区财政总收入等于地方留存收入加中央转移支付，即为（1-s）ωгyu+φsωгyu=[1-s+φs] ωгyu，则城市财政资金运用与来源为：

[Gu=（1-s）ωτyu+φsωτyu] （1）

由于农村地区税收类型相对有限，为简单起见，假定农村地区财政支出主要来源于中央转移支付，且转移支付中用于农村的部分与其产出收入成比例（δ），则农村地区财政资金运用与来源为：

[Gr=δτyr] （2）

（2）企业生产函数

假设城市和农村地区代表性企业生产函数为C-D函数形式：

[yu=Aukαu[（1-μu）Gu（1+I）ηu]1-α]

[yr=Arkβr[（1-μr）Gr（1-m）ηr]1-β] （3）

其中，下标u和r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y表示人均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k表示私人人均资本，1-μu和1-μr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财政支中经济性支出所占比重，α表示城市人均资本产出弹性、β表示农村人均资本产出弹性。I和m分别表示本地外来人口净流入率和本地人口净流出率，用ηu和ηr来表示城市和农村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即城乡人口结构。其中0<α，β，μu，μr<1。

（3）居民效用函数

本文设城市和农村居民公共服务人均消费量分别为Qu=（Nu+inflow）γμuGu，Qr=（Nr-mig）γμrGr。其中，Nu表示城市本地户籍人口，Nr表示农村本地人口，inflow表示外来流入人口，mig表示本地流出人口，γ为公共服务拥挤系数。

为简化分析，假定城市和农村代表性居民即期效用函数为对数可分可加的形式：

[uu=lncu+σlnQu]

[ur=lncr+σlnQr]  （4）

其中，u表示居民效用函数。Lnc表示居民私人消费，lnQ表示居民公共服务消费，σ为反映私人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替代程度的参数。考虑城市和农村代表性居民家庭预算约束：

[ku·=yu-τyu-cu]

[kr·=yr-τyr-cr]  （5）

对于城市本地居民而言，在预算约束（5）式下通过选择消费水平c使其预期效用水平最大化，即：

[maxUucu=0∞[lncu+σln（Qu）]e-ρtdt]，s.t. [ku·=yu-τyu-cu]  （6）

求解（6）式效用最大化。在经济达到均衡时，居民消费增长率、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相等，其中，ρ为贴现因子，λ为拉格朗日乘子，经过计算并整理，得到城市和农村最优经济增长率：

[gu=A1αu[（1-μu）（1-s+sφ）ωτ（1+I）ηu]1-αα（1-τ）-ρ]，[gr=A1βr[（1-μr）δτ（1-m）ηr]1-ββ（1-τ）-ρ]  （7）

（4）地方政府目标函数

地方政府最优化问题可表示为：在（1）式至（3）式约束下，地方政府追求经济绩效和社会公共服务绩效总效用最大化，可以用产出增长率g和公共服务所获效用增长率z表示经济绩效表现和公共服务绩效表现：

[maxW=g（yu，yr）+θg（z（Qu，Qr））=ξgu+（1-ξ）gr+θ[ξg（z（Qu））+（1-ξ）g（z（Qr））]] （8）

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g（z）为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效用增长率。地方政府总效用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效用两者之和。为简化分析，假设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为线性可加可分函数，ξ和1-ξ分别表示地方政府对城市和农村经济增长绩效的相对权重，θ为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绩效和社会福利绩效的相对权重。

假设本地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率（gN），不仅仅受到本地政府公共服务投入（μuGu /ωyu）的影响，还受到相邻地区政府公共服务投入（μjGj /ωjyj）的影响，即存在地区间公共服务竞争，则有gN=g（μuGu /ωyu，μjGj /ωjyj）=g[μu  （1-s+φs）г ，μj（1-s+φj）г）。同时假设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公共服务所获效用增长率分别为：

[g（z（Qu））=dz（ln（Qu））dt=μu+gu+γgNu（μuGu/ωyu，μjGj/ωjyj）];

[g（z（Qr））=dz（lnQr）dt=μr+gr+][γgNr（μrGr/δyr，μjGj/δyj）] （9）

将（9）式代入（8）式，地方政府通过选择在城乡公共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的投入比例?u，?r，使得城市和农村整体的综合效用最大化。（8）式分别对?u，?r求导，解得两个一阶条件，得到：

[?W?μu=ξ?gu?μu+θξ[1+?gu?μu+γ?gN（μuGu/ωyu，μjGj/ωjyj）?（μuGu/ωyu）（1-s+φs）τ]=0] （10）6F32320A-9C76-4A8B-8131-037E164E354B

[?W?μr=（1-ξ）?gr?μr+θ（1-ξ）[1+?gr?μr+γ?gNr（μrGr/δyr，μjGj/δjyj）?（μrGr/δyr）τ]=0]  （11）

对（10）式和（11）式经过计算，从中解出城市、农村财政支出中最优公共服务投入比重为?u，?r。实际上，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差距等于城市和农村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支出比重（?u，?r）分别乘以城市和农村财政支出规模（Gu，Gr），所以在（1）（2）（10）（11）式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μuGuμrGr=1-[（1-α）（1-τ）（1+θ）αθ（1+γJ（1-s+φs）τ）]α2α-1A12α-1u[（1-s+sφ）ωτ（1+I）ηu]1-α2α-11-[（1-β）（1-τ）（1+θ）βθ（1+γVτ）]β2β-1A12β-1r[δτ（1-m）ηr]1-β2β-1︸转移支付人口竞争效应（1-s+φs）ωτyuδτyr︸转移支付直接效应] （12）

可以将（12）式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分解为两种效应：一种是转移支付的直接效应（Gu/Gr），主要指转移支付对农村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直接增加效应，另一种是转移支付的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u/?r），主要指地方政府通过选择转移支付中用于（城乡）公共服务支出的比例来进行地区间公共服务竞争和人口竞争。

2.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机制

假说1：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差距的影响主要受到转移支付直接效应和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综合影响。当转移支付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为负时，此时增加转移支付会促使本地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差距缩小。反之，则相反。

假说1主要有以下含义：第一，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总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前者有利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后者会通过影响人口跨区域流动来间接拉大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第二，将（12）式对φ求导，经过计算，发现当α>1/2，且φ>φ*时，转移支付的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为正（?（?u/?r）/?φ>0），此时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差距的总效应（?（?uGu/?rGr）/?φ>0）为正。而当α>1/2，且0<φ<φ*时，转移支付的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可能为负?（?u/?r）/?φ<0。

（12）式还可以看出，转移支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省的城乡人口结构。各省人口跨地区流动可能会对人口净流入和净流出地区的城乡人口结构产生一定冲击，比如大城市可以享受大量年轻劳动力净流入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而农村地区则出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等问题。因此，本文提出第2个假说：

假说2：转移支付可能通过影响跨地区城乡人口结构间接影响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激励效果。

三、 研究设计和变量说明

1. 计量模型设定

针对假说1、假说2，本部分下面将建立实证模型来分析地区人口竞争背景下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首先，借鉴李永友等[12]文献，本文加入了转移支付与相邻地区城市公共福利支出的乘积项，以考察转移支付与地区间人口竞争的交叉机制（tr[×]Σwij psujt），即（13）式1。选择用相邻省份城市地区福利性公共服务投入来代理地区间人口竞争的主要理由是：考虑在地区间人口竞争背景下，各地区人口竞争的重心在城市地区，而一个地区城市公共服务投入的规模和强度会对外部人口净流入产生明显的影响，并且周围相邻地区城市公共服务投入会对本地区城市公共服务投入产生一定竞争效应或示范效应，最终影响到本地人口净流入（出）。本文建立如下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psurit=α0+α1psurit-1+α2trit+α3j≠iwijpsuit+α4（trit×j≠iwijpsujt）+ηkXkit+υi+ξt+εit]  （13）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13）式中psur为因变量，表示各省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考虑到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投资往往具有很强的时间依赖性，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其一期滞后值psurt-1。tr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中央转移支付，Σwijpsujt表示相邻省份城市地区公共服务投入。其中，Σwij表示相邻地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本文选择3种形式的空间权重矩阵：第一种是0-1相邻权重，即如果i省与j省相邻，则空间权重的对应元素取1，否则取0。第二种是地理距离权重，即空间权重的主对角线元素都为0，非对角线元素采用i省与j省省会地理距离倒数的平方来表示。第三种是经济距离权重，采用wij=[1/（gdpj-gdpi）]/Σ1/（gdpj-gdpi）来表示相邻地区j的权重。Xitk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υ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个体效应，ξ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在实证分析中， 本文参照Catania等[13]文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 GMM）对上述空间动态模型（SDPM）进行估计，本文使用转移支付变量和人口净流动变量的一阶滞后值以及其他解释变量的空间加权项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模型中因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2. 变量及数据说明

（1）城乡公共服务差距（psur）。借鉴缪小林等[4]研究思路，本文采用公共服务投入的产出来度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结合现有文献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选取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文化和社会保障这四个指标来衡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各指标定义如下：

①基础教育方面，城乡基本公共教育差距=（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农村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农村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2。上述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②医疗服务方面，本文同时考虑了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和每千人医生数，并加权平均。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城市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农村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城市每千人医生数/农村每千人医生数）/2。上述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③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借鉴杨林等[14]研究，本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城市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表演馆财政平均拨款/农村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表演馆财政平均拨款。上述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④城乡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差距=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财政补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财政补助。上述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6F32320A-9C76-4A8B-8131-037E164E354B

（2）转移支付变量（tr）。转移支付总量是指中央对各地的支出补助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其中，1996—2009年各省税收返还、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数据，直接来源于历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2009—2019年各省分类转移支付数据，本文手工收集了各省财政厅厅长向人大所作的2009—2019年每年财政决算报告和每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以及部分省份的中央转移支付情况表。为了便于比较，本文中各省转移支付均采取比值形式，tr表示各省中央转移支付占本地财政支出的比重。

（3）跨省人口净流动（flowpop）。本文侧重分析跨省人口净流动情况。由于缺乏连续的人口普查数据，需要对历年跨省流动人口数据进行一定推算。其中1996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5年的跨省流动人口数据直接来源于1995年、2005年和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余年份数据根据各省跨省净流动人口=各省常住人口-各省户籍人口来进行近似推算。其中，各省常住人口数据根据历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进行推算，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统计年鉴。

（4）控制变量。根据刘树鑫等[3]文献，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Lnpgdp表示实际人均GDP，以反映各省经济发展水平，Lntechnr表示城乡生产技术差距，用城市人均非农产业产值与农村人均农业产值之比反映。Lnurban表示各省城市化率，以反映省内人口流动的影响。Oldratior表示人口总抚养比，反映非劳动人口和人口负担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财政分权FD，遵照文献的通常做法，本文用各省预算内人均財政支出/（地方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表示以控制“利维坦假说”。对外开放度trade，本文用各省对外贸易总额占本地GDP 的比值来衡量。

考虑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收入支出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选择1996—2019年作为样本考察期。另外，考虑到北京、上海、天津属于大城市，城乡界限很难区分，且直辖市的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定特殊性，与其他各省区市存在较大差异，重庆和西藏存在较多缺失数据，所以予以剔除，最后样本为1996—2019年全国26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上述各种统计年鉴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统一采用1996年为基期的定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对相关指标进行修正。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首先检验了人口跨区域流动背景下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综合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区分了人口净流入地区和人口净流出地区，讨论了两类地区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不同影响。同时，本文还选择了2008年进行时间敏感性分析，并进一步讨论了转移支付对人口净流入程度不同地区的门槛效应。本文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文化和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的全局Moran I指数统计值分别为0.167，0.211，0.136，0.164，P概率均小于5%，表明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

1. 数值模拟

本文根据（12）式和参数校对结果，对转移支付和人口跨区域流动影响城乡公共服务的作用机制作了数值模拟。参照李永友等[12]文献，参数校对如表1所示：

2. 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基本估计结果：区分人口净流入和人口净流出地区

为了考察在不同人口净流入地区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投入的影响差异，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人口净流入和人口净流出地区，结果见表2。从估计结果来看，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2）表明系统GMM估计结果是合理有效的。Sargen统计量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其中，Wald检验是系数的联合性显著性检验，Sargan检验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AR（1）和AR（2）检验分别是针对残差序列相关的一阶、二阶检验

从表2看，估计结果与假说1基本一致。在人口净流入地区，除了公共文化模型，在其他模型中转移支付（tr）的直接效应在统计水平不显著，说明转移支付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功能受到抑制。在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模型中，相邻地区城市公共服务（Σwjpsu）变量的系数估计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基础教育和公共文化领域，地方政府间的公共服务竞争和人口竞争强度较大，由于这两类公共服务与人口公共服务消费紧密相联，这也从侧面反映地区间通过公共服务竞争来争取人口净流入。就转移支付和相邻地区间城市公共服务的交叉项（tr[×]Σwjpsu）估计结果看，大部分模型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转移支付通过强化城市间公共服务竞争，促进人口跨区域流动。与前文估计结果一致。

在人口净流出地区，转移支付估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表2）。就转移支付与相邻省份城市公共服务的交叉项估计结果（tr[×]Σwjpsu）来看，其系数在大多数模型中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公共服务竞争，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3. 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动机制

为了进一步识别转移支付通过城乡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 本文设计了一个两阶段检验方法：第一阶段，先检验转移支付和人口流动对不同地区城乡人口抚养比的影响;第二阶段，考虑城乡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对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差距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

如图1和图2所示，本文计算了1996—2019年期间，中国人口净流入地区和人口净流出地区城乡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尽管总体上这个时期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窗口期，但2010年之后，城市人口总抚养比系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在2006年之前，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要高于人口净流出地区，而到了2006年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远远低于人口净流出地区。结合中国六普、2015年人口抽查数据，在各地区人口自然出生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大量的人口跨省流动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总抚养比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农村的人口总抚养比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趋势，约在2006年以后，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农村人口总抚养要远远高于人口净流入地区，同样暗示了人口跨区域流动的潜在影响。6F32320A-9C76-4A8B-8131-037E164E354B

对人口跨区域流动的两阶段估计结果见表3，基本支持假说2。第一阶段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变量（tr）和人口净流入变量（flowpop）对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城乡人口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转移支付抬高了人口净流入地区的城乡人口总抚养比，人口净流入（出）降低了该地区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值。

表3中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在人口净流入和人口净流出地区，转移支付和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值交叉项（tr[×]Odr_ur）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总体而言，在人口净流入地区，大部分模型中转移支付和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值交叉项（tr[×]Odr_ur）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说明转移支付通过城乡人口结构变动渠道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产生影响，最终拉大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主要原因可能是尽管大量年轻人口流入冲抵了城市人口总抚养比，但由于城市中人口更多，再加上大量外来人口，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压力。对于人口净流出地区，转移支付和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值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人口净流出地区转移支付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为了进一步考察人口流动对转移支付政策效果的影响，我们根据陈仲常等[15]的研究构建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系数。指标定义为：AIodri=（1-odri）/Σ（1- odrj）/31，其中，AIodri表示第i省的转移支付人口抚养比调整系数，odri是第i省的人口总抚养比，上式表示可以利用劳动力资源占比指标来调整人口抚养系数，其含义是考察同样一笔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拨付给不同地区，由于各地区人口总扶养比系数不同，造成实际转移支付力度的差异。从表4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而言，人口抚养比调整系数是大于1的，说明人口净流入会导致该地区人口总抚养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使得每1单位转移支付对于人口净流入地的扶持效果大于1。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来说，人口抚养比调整系数总体上是小于1的，说明该地区转移支付的人口抚养比调整系数不断下降。

4. 进一步分析及讨论

（1）时间敏感性分析：以2008年临界点

本文设置一个2008年的时间虚拟变量，以考察1996—2007年和2008—2019年两个不同时间段转移支付与人口跨地区流动（Dum_08[×]tr[×]flowpop）的交叉机制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不同影响（表5）。估计结果表明， 2008年以后，中央政府及时加大了对中西部和农村等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通过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形式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城鄉公共服务一体化取得了明显效果。

（2）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影响的门槛效应

本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其中， tr_l表示低于门槛值时转移支付的估计结果，而tr_h表示高于门槛值时的估计结果。表6估计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转移支付对人口净流入率较低地区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效应要明显比人口净流入率较高地区更加显著。

（3）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考虑了采用转移支付取自然对数和人口竞争变量不同测度方式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影响。此外，在现实经济中，各地区之间人口竞争也有可能来源于该地的经济条件、工资水平等因素，因此，本文还考虑用相邻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来代表影响地区间人口竞争的工资收入因素，进行重新估计，发现其估计结果与本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五、 结论与建议

转移支付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安排，具有平衡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功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跨省流动趋势加速。本文研究表明，转移支付激励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效果受到转移支付直接效应、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以及人口跨区域流动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动效应的综合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首先，在不同的人口净流入（出）地区，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功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区分了人口净流入地区和人口净流出地区后研究发现，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而言，尽管转移支付增加了农村公共服务投入规模，但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城市间公共服务竞争，其对城乡公共服务的激励功能受到一定抑制。而对于人口净流出地区，转移支付抑制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持续扩大。其次，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人口净流入（出）确实改变了城市和农村人口总抚养比，影响了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这种城乡人口总抚养比的跨区域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激励功能。另外，2008年以后，转移支付明显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本文研究对于重新认识人口跨区域流动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改革和完善目前转移支付制度，不仅要关注转移支付静态的财力均等化效应，更需要关注人口跨区域流动背景下转移支付可能引起的地区间人口竞争效应变动，从不同地区的人口净流入率差异和不同地区的人口抚养负担差异这两方面着手，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现有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共服务激励功能。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在样本选择上本文受限于数据，选择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研究，实际上，县市级财政数据可能能够更好地捕捉地级市间的人口竞争和跨地区人口流动效应。第二，本文理论模型中假设中央转移支付是外生的，但实际上中央政府会根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和结果，在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反馈的基础上动态地调整转移支付率，以不断修正和应对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这些问题可以作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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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政策评价研究”（项目编号：15BJL017）。

作者简介：周倩（1981-），女，硕士，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孙文杰（1979-），男，博士，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

（收稿日期：2021-10-18  责任编辑：殷 俊）6F32320A-9C76-4A8B-8131-037E164E35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