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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流理论下的“职教高考”政策议程设置分析

2022-04-03马丹宋美凤黄旭中

职教通讯 2022年3期

马丹 宋美凤 黄旭中

摘 要:梳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发现,“职教高考”政策是应对就业与升学争论、解决职业教育人才供需矛盾、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政策,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发现,当前“职教高考”政策的问题流、政治流已经基本成型,政策流尽管已形成初步的政策备选方案,但仍需要一定时间以提出更成熟、更具共识性的政策建议。有鉴于此,要通过发挥社会问题的触发功能,重视政策共同体的支撑功能,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的动力作用,实现“三源流”的汇聚和耦合,以助力“职教高考”政策出台。

关键词:多源流理论;职教高考;政策议程;政策之窗

基金项目:湖北工业大学2020年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背景下教师‘县管校聘’政策评估研究”(项目编号:BSQD2020114)

作者简介:马丹,男,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宋美凤,女,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黄旭中,男,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2)03-0027-08

“职教高考”政策是高等职业教育招收中等教育毕业生的考试招生政策,是促进中高职衔接、健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和促进“双轨制”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自2019年国家提出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以来,学术界从制度设计、体系构建、国际比较等不同层面探讨了“职教高考”政策相关议题,但尚未出现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对其开展的相关研究。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职教高考”政策议程设置是理解“职教高考”政策如何以及能否出台的关键。“职教高考”与新高考有一定的相似性。从新高考改革看,仅新高考改革总体方案的制定就历时近4年,若追溯前期的基础研究,这一时间可以延长至10年[1]。由此可见,“职教高考”政策的出台很可能会经历同样缓慢、复杂和艰辛的过程。那么,“职教高考”政策问题是如何被发现,并从政策问题发展到政策议程的?哪些因素影响“职教高考”政策的议程设置?“职教高考”政策何时能够正式颁布?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回应,有助于进一步揭开“职教高考”政策议程设置“黑箱”,助力“职教高考”政策进入决策阶段。

一、理论基础及其适用性

1984年,美国著名公共政策学家金登出版了著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在该书中,金登提出了著名的多源流理论,弥补了西方公共政策制定研究的空白。多源流理论是在“垃圾桶模型”基础上修正发展的政策分析模型[2],它试图回答某些现实问题是如何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被逐渐提上政策议程,而另一些问题却被长期拖延。

多源流理论认为,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是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三大源流。问题流是指引起政府内部及人们注意的系统指标,或者是像危机和灾难似的焦点事件,或者是对现行政策项目运行的反馈;政策流是指类似于一种生物自然选择的过程,政策共同体在“政策原汤”中以种种方式——提出议案、演讲、证言、论文以及会谈——试验与调适他们的思想;政治流独立于问题流和政策流,它由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3]三条源流各有其特性,在推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当三条源流相互汇合时,一个政策进入决策议程的可能性就会明显增加。因此,在“政策之窗”开启期間,“政策企业家”们需要抓住机会软化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共同体,提出政策方案,推动三源流实现融合,直至政策出台[3]。

多源流理论最初诞生于西方,主要用于解释西方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自引入以来,它已广泛应用于我国住房、教育、养老及社会管理等政策研究中,并在解释中国问题上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解释力。此外,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不断深化,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已从管理取向向多中心治理取向转型,这契合多源流理论的基本假设。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从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分析“职教高考”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尝试揭开该政策产生的“黑箱”与动力,以期增进对“职教高考”政策的认识与理解。

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变革逻辑:分歧与融合

“职教高考”政策的诞生深深扎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发展脉络中。梳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发现,就业与升学的关系是其变革的主要逻辑。在早期争论中,就业与升学是二元对立关系,鼓励中职生就业就要通过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限制其升学,鼓励中职生升学则会影响其就业,两者相互矛盾、无法协调,导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严格限制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的比例(3%左右);1999年,教育部、国家计委印发了《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重点强调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对象主要面向当年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上述措施明确了中职教育的就业定位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中高职衔接不畅,中职学生升学受限。对此,有学者反思,“中途终结”是造成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低的根本原因,解决“中途终结”的最佳方式是促进中职、高职的衔接[4]。在这种背景下,2002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的衔接与沟通,建立人才成长‘立交桥’”,包括扩大中职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的比例、适度发展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学校可以单独组织对口招生考试并优先招收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等。这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相关政策第一次由就业向升学摇摆。

然而,在传统的考试评价体制下,此时中职教育升学考核的主要是应试能力,而不是技术技能水平,因此,上述摇摆也引发了学界对中职学校过度转型的担忧。有研究发现,部分职业学校本末倒置,将精力集中在少数学生的升学教育上,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5]。中职教育必须坚持自身的职业教育特色,不能以升学代替就业,扭曲人才培养目标[6]。为此,《教育部2006年职业教育工作要点》《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各类招生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强调,中职教育要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严格限制普通专升本、五年制高职和高校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招生计划,以纠正过度转型带来的问题。这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由升学向就业的第二次摇摆。

时至今日,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中职教育培养的“单向度的技术人”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职业教育具有服务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两大功能,前者强调就业导向,后者强调生涯导向,两者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存共生[7]。换言之,升学与就业是促进学生生涯发展的不同路径选择,两者应统一服务于学生的生涯发展[8]。

由此,2011年,《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再次提出,要“增加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学习的比例”;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此后,探索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增加中职毕业生升学比例、推进中高职紧密衔接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主旋律。这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由就业向升学的第三次摇摆。

综上可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定位在就业与升学之间来回摇摆。学者对就业与升学的争论驱动着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的变革,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力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即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问题。分析发现,上述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并未完全贯通中高职间的衔接渠道,体现在它既未取消高职招收中职生的比例限制,也没有摆脱职业教育高考依附于普通高考制度的状况,职业教育人才供需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追根究底,是因为以往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断头教育”[5],职业学校学生必须要考取普通高校方可获得高学历,而这种升学方式带有明显的学术化倾向,偏离了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初衷。在此背景下,为了协调就业与升学的矛盾,解决上述职业教育适应性难题,突破就业与升学的二元对立关系,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职教高考”政策应运而生,就业与升学的关系从二元对立开始走向互融共生,升学是为了更好地就业。

三、多源流理论视域下“职教高考”政策议程分析

(一)问题源流: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凸显职业教育适应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201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然而,以往职业教育存在办学定位不清、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以及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导致中职、高职生源不足,学生升学渠道不畅,技术技能型人才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一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据人社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就业人员7.76亿人,技术工人有1.65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 700多万,仅占整个就业人员的6%。然而,技术工人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求矛盾突出[9]。二是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大幅萎缩。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石,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正在大幅缩小。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职招生868.1万人,2020年中职招生644.7万人,减少幅度超过四分之一(25.7%)[10]。三是高等职业教育生源危机突出。自1999年高职高专被纳入普通高考统招以来,职业教育高考长期依附于普通高考制度,在“先本后专”“先普(高)后(中)职”等招生政策影响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存在吸引力不足、生源质量不高、普职比例失衡等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高等职业教育生源危机[11]。四是中高职升学渠道不畅。当前中职生所受教育已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也不足以适应当地产业升级和时代发展变化,他们的升学意愿日益强烈[12]。然而,在以往招生计划分配以及高职招生有关政策约束下,中职生的升学意愿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升学渠道不畅通,这进一步诱发了中职招生规模萎缩和高职生源危机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衍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求矛盾,使得职业教育适应性问题日益凸显,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上述指标数据和问题在对职业教育人才供求矛盾的描述和识别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功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加快了各界对“职教高考”問题的研究与探索。总体上看,“职教高考”是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职业教育人才供需矛盾的客观产物,同时,它也是政府基于统计数据、指标等进行的一种权威建构。

(二)政策源流:政策共同体积极行动提供备选方案

从分歧走向融合是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政策变革的基本逻辑。专家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纯粹的就业导向或升学导向均无法有效解决职业教育适应性难题,有且仅有通过“职教高考”政策,实现就业与升学的一体化,才能解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需矛盾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职教高考”政策提出以后,仍有少数专家学者表达出对升学导向带来的中职教育应试主义倾向的顾虑[12],提出实施“职教高考”政策具有一定风险,但更多学者在争论中逐渐达成了共识。例如:石伟平认为,在普通高中没有做好系统变革教育模式的前提下,这批中职学生在普通高中不见得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即便升学成功,有很大可能仍旧升入高职院校学习,那为何不更早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以中职为起点贯通培养更加符合职业人才成长规律[13];徐国庆认为,建构“职教高考”政策才能促进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中高职有效衔接和普职教育融通以及保障中职生的公平升学权利[14];刘芳认为,我国“职教高考”要对标“普通高考”,通过建立统一考核机制、合理制定“文化+技能”考核比例、分层组织教学管理等,完善具有类型特色的“职教高考”政策内涵,以纠正多样化考试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问题[15]。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探索与实施“职教高考”改革,为国家层面的“职教高考”政策积累经验。2019年,江苏省颁布了《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探索与实施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职教高考”政策;2020年,教育部和山东省共建“职教高地”,先行先试“职教高考”政策,并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2021年,江西省职业教育大会召开,宣布年内出台“职教高考”改革方案。

自2019年“职教高考”政策提出以来,政策外部参与者(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的建言献策,以及政策内部参与者(政府部门)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定的“政策原汤”,为中央政府制定“职教高考”政策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毋庸置疑,“职教高考”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政策内外部参与者仅为“职教高考”政策提供了初步的政策备选方案,今后还需要更多专家学者与省市参与研究与实施,广泛积累经验和达成共识,并进一步优化政策备选方案。

(三)政治源流: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政府理念注入变革动力

在中国,高考制度的重大变革往往是政治经济领域发生重大转折的反映[16]。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要不要改、如何改、何时改,政治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职业教育发展发表讲话,为职业教育发展描绘蓝图、注入动力。2014年,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地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17]。2021年4月,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18]据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连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10余份政策文件,相关内容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其外溢效应也极大地提高了“职教高考”政策出台的可能性。

作为衔接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关键性制度,政府部门大力推动“职教高考”制度的制定与试点。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该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地位,并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直接向社会宣布要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这一重大决策;2021年1月,教育部和山东省联合发布《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提出在山东省先行先试,率先探索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同年12月,教育部发布新闻提及,“十四五”期间,将围绕基于“双轨”的双通制,重点抓好制度保障等三个环节,其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因此,从政治流看,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为“职教高考”政策议程设置注入了动力,有力保障了“职教高考”政策的试点与实施。

四、政策之窗的开启与推动

综上,“职教高考”政策的问题流和政治流已经基本成熟。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职教高考”政策,迫切需要用“职教高考”政策来解决职业教育适应性难题;山东、江苏等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职教高考”改革,为“职教高考”政策提供了初步的政策备选方案。根据多源流理论的描述,三大源流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不会自发地实现汇合,只有在政策之窗开启时,三大源流才会汇合,并对政策议程设置产生重要影响。政策之窗是政策建议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方案的机会,或者是让他们所关注的特殊社会问题受到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机会[3]。已有研究指出,我国政策之窗开启的动力主要有重大社会事件和常规的重要政策议程集中讨论会,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19]。由于“职教高考”难以形成突发事件,因此,“政策企业家”们要更多地把握住全国两会召开等重要的政策之窗,充分发挥不同源流在开启政策之窗中的作用,才能使“职教高考”政策加快进入决策阶段。

(一)问题源流:发挥社会问题的触发功能

问题源流是多源流理论的动力之源,综合把握相关议题的指标、焦点和反馈是形成有效的政策问题触发机制的关键。要加快“职教高考”政策议程设置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挥其作为社会问题的触发功能。

首先,要加大“职教高考”政策研究支持力度,及时发现与反馈相关政策问题。大量政策研究文献表明,不存在与政策预期完全一致的“完美执行”,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定的偏差[20]。考虑到“职教高考”改革的牵涉面广、风险大,专家学者应当加大“职教高考”政策研究力度,從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维度系统开展“职教高考”政策研究,形成“职教高考”政策系列研究成果,加强相关政策反馈。

其次,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指标监测机制,常态化监测职业教育发展指标数据。一是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教育供给、教育需求、入学和参与、教育内部绩效以及教育产出等,构建本土化的职业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二是加强教育部、人社部等多部门合作,每年开展1次职业教育发展指标数据监测活动,采集全面、真实、客观的数据信息;三是组建职教领域的专家学者团队对数据指标进行深入分析,合理评估职业教育年度发展状况,为政府部门了解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奠定坚实的信息基础[21]。

最后,要加强职业教育话语权,构建完备的利益表达机制。毋庸置疑,相较于普通教育而言,当前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资源分配以及政策话语等方面仍处于劣势地位。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弱势群体由于缺乏合适的话语权,常常处于“资源短缺制约公共政治参与—参与不足影响利益表达—表达不畅阻碍处境改善”的循环之中[22]。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转变“重普轻职”的社会风气,增强社会及群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尊重;增强职教人的话语权,在资源分配、政策话语权等方面向职业教育倾斜,让职教人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政策源流:重视政策共同体的支撑功能

首先,政策的专业化水平、公众的可接受度是影响政策建议被采纳的主要因素。各级政府应重视“职教高考”政策制定与试点过程,提高政策方案的专业化水平;加快促进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理念向多中心治理理念的转型,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人员、职业教育研究专家学者、一线校长教师、普通群众在“职教高考”政策制定中的不同作用,政府部门主导政策修订,专家学者提供智力支撑,校长教师和群众反馈实践经验,多方协作助力完善“职教高考”政策。

其次,要重视政策“软化”过程,打消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职教高考”的顾虑。其一,要加大对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宣传力度,力争“软化”“职教高考”政策的相关制定者,争取更多支持者,确保“职教高考”政策顺利出台;其二,要加强政策宣传与讲解,“软化”政策执行人员,对中高职校长、教师、家长、学生反复进行政策宣传,解读政策规定,消除他们的顾虑,确保政策顺利落实;其三,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正向引导作用,围绕“职教高考”政策在相关媒体刊物上进行专题介绍,提高大众对“职教高考”政策的熟悉度与支持度,加速该政策议程设置进程。

最后,要发挥相关政策的溢出效应,寻求不同政策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和同源性。为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1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文件,充分彰显了国家各部门对职业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与贯彻力度,也为“职教高考”政策的出台与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政治源流: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功能

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对政策议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全面构建从中职、专科、职业教育本科到专业硕士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职教高考”政策是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牵涉利益群体广,改革风险大,其试点探索与推动落实的难度较大。对此,国家要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打破“孤岛效应”,同心协力推进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

首先,要加强各部门的组织沟通,推动整体性治理。国家层面应采用中国特色的制度高位推动,通过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集合教育部、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农业部、扶贫办等中央政府部门及其下属省级部门的力量,为“职教高考”政策搭建纵横交错的政策执行网络与平台,促进部门间的意见交流、资源共享以及利益调和,避免“孤岛效应”和“碎片化”执行[23]。

其次,要增加“职教高考”试点省份的数量,鼓励各地自主制定和研发符合本地实际的“职教高考”实施方案。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牵头建设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平台,共同研讨制定“职教高考”政策实施方案、管理办法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要制定本土化的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方案,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明确考试内容及形式,划定分数线,安排考试场地、技能考试考官等,落实各项实施细则。增加试点改革省份有助于深入挖掘不同省份实施“职教高考”政策的共性和个性,为制定全国通用的“职教高考”政策奠定堅实的政策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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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贺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