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石桥 柯遵妍 张兴源

【摘 要】 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作为注册会计师开展审计工作前应考虑的必要因素，其高低将对错报的识别及审计意见的出具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围绕薪酬水平影响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这一主题，结合股权性质所起的调节作用，以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绝对和相对层面实证检验了薪酬水平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高薪酬水平往往伴随着较严格的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股权性质下，薪酬水平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关系不完全一致，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薪酬水平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文章结论丰富了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认知，为进一步优化审计活动、提高审计质量及其监管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薪酬水平; 审计重要性水平; 股权性质; 风险评估; 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2）08-0118-09

一、引言

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作为衡量审计重要性的“标尺”和“阈值”，是重要性原则在审计实操中的细化，也是审计计划与实施过程中的根基。重要性水平设定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审计程序的设计以及审计范围的选择，最终影响审计质量。特别在当前以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应对为核心的风险导向型审计模式下，合理审慎地确定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显得尤为关键。

在审计者自身层面，审计行业专长对重要性水平的确定具有显著影响[1]。在被审计单位层面，公司规模、经营状况等因素也可能影响标准的设定[2]。员工作为公司发展的主力军，公司经济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要影响[3]。现金薪酬以及时性、实用性和稳定性的特点[4]，得到员工普遍认同，对员工行为有驱动作用。依据激励理论，一套行之有效的薪酬机制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对公司发展产生正面效应。但是，依据会计理论，员工薪酬作为公司人力成本控制的重要方面，其提升将加大成本支出，降低财务利润，产生潜在的经营风险。在以往文献中，不同学者关于员工薪酬水平的研究也分为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派，但是多将重点集中于公司自身发展层面，员工薪酬水平与公司对外委派的审计业务之间的关系研究尚有不足。此外，审计准则中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此确定重要性。显然，员工薪酬机制是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考察薪酬差异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具有必要性。

相对以往文献，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被审计单位员工薪酬的绝对和相对视角探究了对注册会计师设定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将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研究扩展至被审计单位的制度环境。第二，以股权异质性为切入点，考察了股权性质在这一影响机理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对优化审计活动及其监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丰富了现有研究成果。

二、文献综述

（一）员工薪酬水平的经济后果

薪酬制度作為公司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当前，已有文献从工作满意度、公司绩效和成长性、会计稳健性需求以及内部控制、风险承担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红芳等[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薪酬水平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当薪酬水平超过一定的程度，工作满意度会不增反降。刘艺洁[6]以上市公司制造业为数据对象，研究发现随着普通员工薪酬的升高，公司绩效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态势。夏宁等[7]对中小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普通员工薪酬与公司成长性存在正相关。沈永建等[8]将员工薪酬与会计稳健性相联系，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员工薪酬往往伴随较强的会计信息稳健性需求。罗艳梅[9]从内部控制视角出发，得出员工薪酬激励水平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李廷瑞等[10]以银行业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得出普通员工薪酬水平的提升往往会伴随过度的风险承担，增加整体风险。

（二）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因素

1.被审计单位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被审单位规模、业务性质及管理水平方面，郭兰英[2]指出当被审单位在不同时期的经营规模、管理水平发生变化，其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也应有所区别。郑越方等[11]从被审计单位客户集中度视角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审计人员与审计机构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Morris et al.[12]经过实验研究发现，事务所的结构会对重要性水平的判断产生一定的影响。王霞等[13]指出，不同规模的事务所在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执行标准上存在差异。Estes[14]发现，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会因审计人员年龄、审计经验的不同有所差异。郑石桥等[1]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存在正向关系，且这种正向关系会因上市公司股权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周灵欣等[15]发现，预期到政府财务审计的单位所设置的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越低。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在员工薪酬水平的经济后果和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需要补充拓展之处。员工薪酬水平会影响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吗？薪酬水平高低会提高还是降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现有文献尚未涉及这些问题。因此，本文研究薪酬高低差异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作用机制以及其机理和路径，以期丰富相关理论研究，推动注册会计师更加客观审慎地设定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提升审计质量。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风险导向型审计模式下，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不仅是审计实务与理论的重要术语，更是风险评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大小最终会影响审计质量的高低。被审计单位的经营状况、控制环境以及控制活动等，是影响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重要因素。薪酬水平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其高低亦对被审计单位的控制环境、经营风险有重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锦标赛理论，过高的员工薪酬水平将严重影响投资效率，增加公司非效率投资[16]，阻碍公司发展，使公司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及经营风险，这将对注册会计师的风险评估过程产生影响，最终造成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高低差异。除此之外，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在薪酬水平设置上各有特色，所追求的目标也具有异质性，所面临的管控和关注度存在差异，使得注册会计师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可能会因公司股权性质的不同而做出差异化决策。将上述加以归纳，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

（一）员工薪酬水平与审计重要性水平

管理层决策与员工执行均为公司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行为由需求推动，当需求尚未被满足便会产生激励作用。薪酬作为员工日常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工作情况的直接物质反馈，将很大程度影响决策命令的执行效果。当薪酬水平提升时，员工短期内易产生自身获益的即时满足感，为获取长期的高薪酬，员工倾向于选择端正工作态度，提升努力程度，增强组织认同感，推动公司经营状况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然则，无法忽视的是，薪酬作为公司的必要支出，过高的薪酬水平必将增加公司的成本负担，影响公司的可持续發展。当前，人力成本也已经成为公司最大的压力来源[5]。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公司存在股东—管理层—员工这一代理链条，即公司所有者将经营管理权下放至管理层后，管理层会聘请员工执行相关命令。在公司的整个委托代理链条上，普通员工与所有者、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产权上的代理关系，与之相关的代理关系大多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之上，其地位也位于代理环节的最底层。这就造成普通员工与公司之间普遍存在目标不一致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间接增加代理成本，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负向作用。当普通员工薪酬过高时，可能会加深代理冲突，诱发公司过度投资。当非效率投资不断增加，可能会造成自由现金流或公司资产的严重流失，令公司陷入财务困境[16]。其次，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有关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始终依存于权力的高低。因此，很难存在员工对经营者或者所有者产生的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缺少相互牵制的闭环系统，更易出现激励不相容。当员工难以对公司高管操纵会计利润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牵制时，也为会计信息的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机。由此，在无法形成一套完全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同时大幅度地增加了人力成本，形成反向激励效果。此外，公司薪酬待遇的制定往往针对于能力一般的员工，这样则会流失一部分能力出众者，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正是由于薪酬的提升可以给予员工即时满足感，使得薪酬大多只能满足短期利益，随着时间的推进、薪酬水平的提高，员工的工作态度将有所转变[5]，产生懈怠心理。与此同时，随着公司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薪酬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工作压力增大、工作节奏加快、工作负担加重以及家庭矛盾增多等潜在负面效应[5]。当公司员工薪酬调整带来的成本负担超过员工工作积极性上升带来的积极效应时，更高的薪酬激励反而会减损公司利润，影响投资活动及持续经营能力，增加经营风险。

在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和其他试点公司可以依据自身情况及“两低原则”决定员工工资总额。因此，依据“两低原则”，工资总额基本处于不变状态，此时，普通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将挤压部分高管薪酬，损害高管个人利益。当高管的努力得不到对等的薪酬待遇时，将对高管价值产生负面影响，滋生机会主义行为[16]。此时，高管可能通过寻租进行逆向选择，隐藏真实财务信息，降低对外披露程度，降低信息透明度，甚至产生腐败行为[17]，在投资选择上，致使高管单纯追求投资规模，造成非效率投资，增加公司财务风险。依据锦标赛理论，夏宁等[7]发现，当公司规模增大时，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越大，越利于推动高管做出符合公司成长趋势的投资决策，也就是说，适当地降低普通员工薪酬，扩大内部薪酬差距，能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当普通员工薪酬过高时，将影响高管薪酬，且持消极态度的员工更可能倾向安于现状，降低在投资决策层面的参与度，这提升了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概率，增加了公司的财务风险。依据财务会计理论，员工薪酬本身是公司重大现金流出和产出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薪酬水平势必意味高成本支出，将会削减部分股东及公司利润，与高管薪酬的进一步增加形成直接冲突。并且，员工薪酬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大额现金流流出可能会对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产生一系列的潜在不良影响，产生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在持续经营能力上引起重大疑虑。这些“不堪重负”“内忧外患”为管理层实施舞弊行为提供动机、压力及借口，激化管理层对会计信息的操纵舞弊[8]，由此产生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的可能的特别风险，使得注册会计师出于其应保持的职业怀疑，通常倾向于增加审计程序，获取更多审计证据。这些都说明了薪酬水平的提升有增加公司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

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应对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实务模式下审计工作开展的主线。注册会计师通过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识别。在此之前，基于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环境以及业务模式有充分了解。被审单位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大小、存在财务错报的多少以及舞弊的可能性也是风险评估过程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作为由被审单位自身因素影响的重大错报风险，有别于检查风险，且并非注册会计师能够管控。通常，为应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需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后进行风险等级评定，并进一步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18]，通过降低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以期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在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前，注册会计师需设定审计重要性水平，根据审计重要性水平的高低设计审计程序和选择审计范围。而审计重要性水平作为一个抽象的标准，对注册会计师而言更具有不可确知性[1]。因此，注册会计师只能通过对被审单位的深入了解并利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评估。当注册会计师评估出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时，基于保持职业怀疑的审计基本要求，注册会计师会更倾向于设立较低的重要性水平，进而扩大审计范围，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实施更丰富的审计程序，降低检查风险，提升审计质量。

经前文分析可见，普通员工薪酬水平的提升可能会降低公司的投资效率，增加公司财务风险、经营风险以及由舞弊行为产生的特别风险，对公司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产生影响。注册会计师进而会调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影响审计程序的设计与执行，降低控制风险，最终达到审计风险降至为可接受的低水平的目的。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假设2。

H1：面对被审单位的高薪酬水平，注册会计师通常确定较严格的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

H2：当被审单位薪酬水平高于同行水平，往往伴随着更严格的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

（二）股权性质对薪酬水平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控股公司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控股公司员工薪酬制度由“工效分离”转变为“工效挂钩”，由“计划管制”转向了“市场导向”[19]，管理层在员工薪酬水平的制定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但较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仍相对受限。特别自天价薪酬事件爆出之后，社会公众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薪酬关注度不断攀升，这使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面临更多的社会舆论压力，通过增加社会公众监督一环，进而有助于抑制高管利用非货币薪酬、在职消费等方式提高自身薪酬水平，或者通过粉饰财务报表进行舞弊以维持其自身利益的行为。与之不同的，非国有控股公司则因其相对较高的自主权和相对较低的外部监督更易滋生财务舞弊，造成公司内部控制环境薄弱，增加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其次，在经济目标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其需要承担公司经济利益、社会责任以及肩负政治任务的特殊性而存在。而非国有控股公司则以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一切以企业利益为先。两者经营目标的差异使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会抛开其应兼顾的战略目标一味追求控制人利益的最大化，对于会计盈余信息的关注度以及财务信息的依赖度也相对较低，这进而降低了存在财务错报的概率，同时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风险。

再次，从管理层权力方面分析，随着监督制度的逐步优化完善，我国对于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权力的有效限制要優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对于权力的有效管控能够较好地对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加以限制，同时从公司层面上看也为公司提供了一层隐形的政府担保，降低了其固有风险。正如前文所述，与非国有控股公司不同，国有控股公司追求社会、经济双重目标的价值最大化[20]，因此它既要考虑绩效也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反应，管理层为谋求晋升，将兼顾更多因素，与此同时存在的政府、国家资本管理机构以及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各方监督也将对其施加压力，抑制财务造假行为的发生，进而使得公司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相对偏低。

除此之外，从现阶段工资发放情况可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以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模式为主。这就使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较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存在薪酬乱象的可能性较低，加之薪酬管制政策的出台，可以有效控制国有控股公司在薪酬上的逾矩行为，降低财务错报发生的可能性。而非国有控股则会普遍存在因无预算管理而可能出现的薪酬乱象外加相对缺乏多方面的外部监管，增添了其可能存在的财务舞弊风险。

当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为较高风险时，注册会计师为将审计风险控制到可接受的低水平，通常拟扩大审计范围，增加审计程序，以期降低检查风险，设定更加严格的重要性水平，降低出具不合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提高审计质量。因此，针对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进行审计时，可能由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谋取晋升的动机更突出，受到的监管来源于更多方面，财务错报发生概率更低，使得注册会计师选择适当缩小审计范围。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则会因其高自主性以及社会监管的程度相对不足，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更大，促使注册会计师保持更审慎的职业态度。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当被审计单位属于非国有控股时，薪酬水平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并剔除以下样本：（1）ST或？觹ST类公司样本;（2）金融类、保险类样本;（3）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数为10 408个。并且，为消除极端值，按1%的水平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其中，审计重要性水平的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通过手工整理计算得出，解释变量和其余变量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和模型设计

1.被解释变量

现有关于重要性水平的研究大多处于规范层面，仅对其定义以及其与审计风险等的关系上有所涉及。对于重要性水平在实证上的研究较为缺乏。在审计实务中，注册会计师倾向通过选用一个适当的基准和百分比最后相乘对审计重要性水平予以量化。同时，财务重要性水平亦是划分内部控制缺陷的定量依据，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由注册会计师选用合适的基准和百分比计算得出，且由于多数公司在内控缺陷认定上经验不足，大多在出具年报的注册会计师指导下进行，所以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中的缺陷标准具有趋同性。在整合审计模式下，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审计大多为同一家事务所进行，为上市公司出具年报的注册会计师即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师，因此，从实质上来说，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财务审计整体重要性水平具有一致性。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借用郑石桥等[1]关于重要性水平的测算方法，以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定量指标临界值的最小值与公司资产总计的比值衡量审计重要性水平（MT）。

2.解释变量

本文薪酬水平借鉴罗艳梅等[9]的计算方法，采用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年薪总额”的差额除以剔除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人数以后的员工总数，最后取对数。即用员工人均现金流量作为员工薪酬的代理变量并取自然对数衡量员工薪酬水平（Ln WAGE）。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1，2，14]，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SIZE）、现金比率（CASH）以及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分离（DUAL）。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现金比率及公司规模作为衡量公司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变现能力以及公司成长性的财务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及审计重要性水平的确定有重要影响。了解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分离（DUAL）有利于评估公司财务报表是否得到有效监督，当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将为舞弊创造机会，增加财务风险。基于此，注册会计师为控制由于舞弊带来的风险，会倾向于设定较低的审计重要性水平。

本文具体变量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研究设计模型

考虑到我国针对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的薪酬制度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考察股权性质是否可能在员工薪酬水平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上起到一定作用。为检测员工薪酬水平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以及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本文设计了模型1—模型3[21]。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样本公司审计重要性水平（MT）的最大值为0.038，最小值为0，均值为0.006，标准差为0.006，说明财务重要性水平存在异质性。员工薪酬水平（Ln WAGE）最小值为7.622，最大值为15.700，说明各上市公司在员工薪酬的设置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除两个变量系数之外的其余变量均小于0.5。经进一步检验，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报告为1.35，可以认定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OLS多元回归结果报告于表4。回归过程中，标准误已经公司群调整。表4（1）列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员工薪酬水平（Ln WAG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当被审单位的员工薪酬水平越高时，财务审计重要性越倾向于设定在较低的水平，验证了H1。表4第（2）列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员工薪酬水平（CWAG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从员工薪酬水平的行业比较角度看，当被審单位员工薪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之上，将使得注册会计师倾向于设定较严格的重要性水平，验证了H2。表4（3）列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目的是检验公司股权性质的异质性起到的调节作用，即考虑这一因素在员工薪酬水平对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这一影响机理中所起的作用。其中，交乘项（Ln WAGE×SOE）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国有股权会弱化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若被审计单位为非国有控股公司，这种负相关关系会更为显著。验证了H3。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第一，保持解释变量定义不变，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采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定量指标临界值的均值/资产总计作为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中（1）列—（3）列所示，与之前一致。第二，保持被解释变量不变，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消除一定的内生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中（4）列—（6）列所示，与之前一致。

（五）进一步分析

依据前文可得，针对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员工薪酬水平对于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股权性质在其中会起到调节作用。基于此，进一步的，本文根据股权性质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样本研究。分样本研究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中可得，当被审计单位为非国有控股时，薪酬水平与审计重要性水平在1%的水平上负向相关，而当被审计单位为国有控股时，这种负向相关关系并没有十分显著。也就是说，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会因其高薪酬水平而设定较严格的审计重要性水平，而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这种倾向会大大减弱。可见，股权性质在薪酬水平与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具有调节作用，H3得到进一步验证。

六、结论和启示

本文在回顾以往学者关于员工薪酬水平和审计重要性水平的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以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员工薪酬水平对审计重要性水平的影响以及股权性质在薪酬水平与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高薪酬水平往往意味着较严格的审计重要性水平。（2）当薪酬水平高于同行水平，往往伴随着更严格的财务审计重要性水平。（3）国有股权会削弱薪酬水平与审计重要性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起到调节作用。（4）如果被审计单位的股权性质为非国有时，其设定的薪酬水平与注册会计师设定的重要性水平之间负相关关系更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获得以下启示：（1）公司视角：公司人力资本管理和公司治理是公司应关注的重点问题，特别是公司内部的薪酬政策，如何制定更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员工的努力程度都值得公司进一步思考。（2）审计单位视角：通过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的薪酬水平，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做出职业判断，出具更合理、更准确的审计报告，进而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同时，股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薪酬水平的设定和影响具有差异，所以，注册会计师也应考虑公司的股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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