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婕， 曹轶蓉， 傅嘉艺*， 童磊,3， 苏飞

(1.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2.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浙江 桐庐 311599；3.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1121)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目前“千篇一律”的乡村振兴模式，虽在整体上提升了农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但区域乡村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福祉水平不均衡的问题一直存在，如何通过乡村精准振兴实现区域乡村均衡发展，使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享有大体均等化的生活状态和福祉水平成为乡村振兴的一大难题[1]。

福祉的系统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涉及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领域。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福祉是一个有关自身发展和周围生活环境的多维概念，但并未对福祉概念及内涵给出统一界定。福祉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福祉理论创新和测量方法改进实现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正确理解，而福祉指标体系和指数是帮助正确理解的有力工具[2]。目前，从测度方式来看，福祉测度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福祉的客观测度，主要是利用可以计量的经济或社会指标等客观指标去反映人类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客观要素[3]，通过调查居民客观生活环境状况来测量居民生活福祉，如程国栋等[4]构建的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6项指标，刘本杰等[5]构建了包含经济、政治、环境、健康、教育5个维度的客观因素生活质量指标；二是福祉的主观测度，主要是利用问卷调查等主观指标的方法对个人的幸福度、快乐程度以及与此相似的感受程度进行调查，主观要素满意度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3]，但它仍是度量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可反映调查者对客观需求的满意程度[6]，如申津羽等[7]构建了包括自身特征、家庭特征、财富水平、生态系统、社会环境5项一级指标的农户主观福祉指标体系，以探究农户对自身生活条件的满意度；三是将福祉的主观、客观测度相结合[3]，如Summers等[8]构建的人类福祉指标体系包括人类基本需求、经济需求、环境需求及主观幸福感4个方面，是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体现。国民福祉指标包括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与投资等5项一级指标及11项二级指标[9]，从主观需求及客观生活条件两方面探究国民福祉水平，被广泛应用与实践。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趋势，福祉测度研究逐渐呈现出综合主观与客观福祉以展示福祉全貌的趋势。

目前，乡村振兴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实现乡村精准振兴、缩小区域乡村差异是满足乡村农户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效途径，是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研究范式的“福祉”转向为建立一个区域统一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思路，旨在有效识别各个乡村发展的短板，实现区域乡村均衡发展。从理论层面看，目前，国内的福祉研究大多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对于乡村农户的福祉关注较少，更缺乏将乡村振兴与福祉相关联的系统性研究。从实践层面看，目前的乡村发展更关注农户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即客观福祉的提升，而忽视了农户精神层面的需求，影响了农户整体福祉水平。从综合福祉的角度入手，系统性评估乡村农户福祉的真实状况及区域间差异，有利于识别乡村振兴过程中对各乡村农户福祉产生影响的因素，为乡村精准振兴提供理论依据，实现乡村均衡发展。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通过构建“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5方面因素影响下的乡村农户综合福祉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福祉的真实状况及区域乡村间的福祉差异，并探讨两者间的关系，对于提出基于福祉的乡村精准振兴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有助于改善农户福祉、促进区域乡村均衡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区概况

浙江省是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是城乡建设水平相对较高、改革探索较为前沿的先进省份。在乡村建设方面，浙江省已经经历了千万工程(指浙江的“千村改造，万村示范”工程)、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几个阶段，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短板逐步补齐，民生问题得到进一步改善，乡村发展整体上已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建设重心逐步转向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对浙江省农户进行福祉水平调查，能反映出乡村振兴对不同类型乡村的农户福祉影响差异，进而因地制宜地探寻乡村精准化、精细化治理的路径，推进浙江省进入乡村精准振兴阶段。

浙江省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复杂，主要由平原、岛屿、丘陵等构成。海岛类乡村借助就近的海洋资源实现振兴；平原类乡村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拓展对外市场；山区类农村利用生态环境开发文旅经济实现乡村发展。鉴于海岛、平原、山区3种类型乡村不同的发展模式，本文将浙江省乡村分为平原、海岛、山区3类别进行调查研究。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收集工作在2020年7月至8月进行并完成，通过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及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共获得有效问卷492份，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调查问卷为半结构式问卷，分为3部分：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娱乐活动频率等；福祉影响因素重要程度赋分，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方面；对村庄建设现状的评分，包括“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乡风文明”5个方面的评估。

表1 调查农户的基本信息

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简称MA)将福祉定义为人类的体验和经验(阅历、感受、体验)，其中包括良好生活的基本物质资料、选择的自由和行动自由、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文化认同感、安全感、个人和环境安全等，即个体体验各种生活的能力[2]。本文基于MA对福祉的界定和理解，在借鉴相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选择与行动的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安全”“健康”5个维度构建浙江省农户福祉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综合福祉指标体系

1.3.1 维持高质量生活的物质需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即对维持高品质生活的向往，离不开对生产、生活的高物质需求。生产资料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物质条件，是影响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村庄自然资源的丰富性与特色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户的农业生产工作；外界的资金支持是乡村产业实现创新发展的客观条件；劳动者技能的提升是提高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的重要保障。一般情况下，生产资料越适应乡村的产业发展需要，自然资源可达性越高，乡村金融支持力度越大，乡村农户的福祉水平越高。生活资源获取能力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乡村农户生活的便捷程度。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浙江省乡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生活资源可达性也不断提高。

1.3.2 选择与行动的自由

选择与行动的自由受客观的政治、经济约束，影响着个人的主观感受。收入对福祉的影响研究始终是福祉领域的研究热点。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及财富多少对福祉的影响极其重要，而收入渠道的数量和信息获取的便捷程度直接影响着个体的收入状况。一般情况下，信息越易获得，收入渠道越多样，生活也对应的“越富裕”，个体的福祉水平也越高。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发展来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提高就业水平有利于提高整体福祉水平；对于劳动者个体而言，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生活来源，并实现自身价值，提高自身福祉水平。方便获取的就业岗位及较高的创业技术支持水平，都在提高村民福祉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3.3 良好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是福祉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领域，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社会政治关系等。政治关系包括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社会关系包括邻里关系、亲朋好友关系等。公开透明的公共事务，和谐的党群关系、干部群众关系是乡村有效治理的基础，是影响村民福祉的重要因素。和睦、融洽的邻里关系，良好的家风与村规民约，适当的社会活动频率，是对乡村农户精神需求的满足，有利于农户身心愉悦，提高农户幸福指数。

1.3.4 安全

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一方面要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要保证居住生活环境的安全性。资源的安全性与居住者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健康、安全的水、空气资源不仅为农户生产生活创造了条件，也为乡村农户提供了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提高了村民生活及福祉水平。居住环境安全与否，直接影响着乡村农户在环境中的居住意愿；安全、整洁的住房为村民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让农户居住在此有了更高的满足感。天灾、人祸都是影响人类幸福指数的负向指标，村庄的霸权主义、盗窃及犯罪事件都会严重影响乡村农户居住在乡村的满意度。

1.3.5 健康

健康包括身体强壮、心情良好和具有益于健康的自然环境[6]。当人们丰衣足食之后，对非物质文化需求(如健康)的渴求显得越来越强烈，人们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较高的福祉水平与健康的身体状况、适度的健康频率密切相关。而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及令人苦恼的社交关系都会拉低福祉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共选取了5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22项三级指标构建乡村农户综合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1.4 研究方法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能够从整体上反映被评价事物的整体情况，常被用于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目前国内外的综合评价方法总体上可分为主观赋权评价法和客观赋权评价法[10]，其中熵值法作为客观赋权评价法中的一种，能够根据数据固有信息确定权重，避免了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其已在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领域有了广泛应用。因此，本文利用信息熵这一工具，计算各指标的权重，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数据依据。

1.5 福祉影响因素界定

根据1.4节得出乡村农户综合福祉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依据MA对福祉概念的界定，福祉影响因素可分为维持高质量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选择与行动的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安全与健康5项一级指标。5项一级指标相互制约、相互影响，间接地对农户福祉产生深远影响。

表2 农户综合福祉指标权重

由表2可知，在11项二级指标中，生产资料满意度及休闲状况对农户福祉的影响较深刻，分别占比11.3%、25.8%，而收入仅占比4.6%。可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户收入得到明显提升，收入对农户福祉的影响程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较为突出，提高农户福祉水平，需着重关注农户精神层面的需求。

在22项三级指标中，休闲时间、社会活动参与次数是对农户福祉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整体权重分别为13.5%、12.3%。农户休闲、娱乐的时间长短直接反映了农户的日常生活状况及生活的丰富性，影响着农户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与需求，因而影响程度较高。而家庭年收入、邻里关系满意度、身体状况等指标的整体权重较小，说明随着生活空间的转变，邻里的接触变少，邻里关系状况对农户福祉的影响也逐渐减弱。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福利提升，身体状况也不再成为阻碍农户主观福祉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

1.6 不同类型乡村农户福祉差异分析

将海岛、平原、山区3类型乡村的数据代入指标体系计算，得出3类型乡村的农户综合福祉评价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3类型乡村农户综合福祉评价结果

由表3可知，平原、海岛、山区3类乡村的农户福祉水平差异不大，但相对而言，海岛类乡村的福祉水平较低，平原类、山区类乡村的福祉水平较高。

其中，海岛类乡村借助靠近海洋的优越地理位置，发展海洋经济，实现乡村经济发展(表3)，海岛类乡村在家庭年收入、身体状况等客观要素方面的福祉水平较高。但其在自然资源满意度、交通状况满意度、休闲时间等与“满意度”相关的主观要素方面福祉水平较低，说明海岛类农户获取收入的方式较为不易，同时随着乡村经济水平的发展，农户对幸福生活的要求更高，相同的物质生活条件，海岛类乡村农户的福祉水平相对较低也是其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体现。

总体上，平原类乡村与山区类乡村的农户福祉水平相近，山区类乡村福祉水平略高于平原类乡村。平原类乡村借助开阔的地形、广阔的市场、要素的集聚等优势条件实现乡村振兴，故在交通状况、公共服务状况、就业状况满意度、邻里关系满意度等方面的福祉水平较高。而山区类乡村在金融支持、技术支持、自然资源满意程度等方面的福祉水平较高，说明山区类乡村生态环境较好，并且当地政府对乡村的扶持力度较大，农户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绿色发展，研发文创产品、开发自然旅游业等，实现村庄发展。比较平原类与山区类乡村福祉得分发现，交通状况、工作时间、公共服务状况、创业就业环境等因素的福祉差异较大，这与不同类型乡村的自然、工作环境等息息相关，是无法轻易改变的影响农户福祉差异的客观要素，也是深入研究乡村精准振兴路径的切入点。

1.7 乡村振兴与农户福祉

乡村振兴即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5个维度振兴，是本文构建综合福祉评价指标体系的出发点。从整体看，这5方面都对农户综合福祉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正向积极作用，其中在产业、生态等方面的福祉水平较高，而在收入、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具体而言，从“产业兴旺”的视角看，农户对于乡村交通的便捷性及自然资源的丰富度、特色性满意度普遍较高，自然资源与交通状况作为乡村产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乡村产业实现“兴旺”增加了动力。从农户对金融、技术、公共服务支持的评价结果来看，目前浙江省乡村产业得到了较好的支持，满足了农户生产发展的需要，“产业兴旺”层面的整体福祉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乡村农田被征用，改变了农户收入结构，对乡村产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影响了农户的福祉状况。

从“共同富裕”的视角看，唯有农户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户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福祉水平才能得到提升。结果显示，农户对村庄的就业环境较为满意，但却不满足于当前的收入状况。满意度的调查受调查者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但也反映出乡村农户对高品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强烈，而目前的乡村发展速度赶不上乡村农户的需求变化速度。因此，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农户对收入、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变化，即对福祉追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生活发展模式，为农户生活提供“富裕”环境。

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视角看，大多数农户对所处乡村的治理能力与水平表示认可，但在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农户并不了解乡村事务处理状况，对村干部所做的某项决定表示反对或不解。“乡风”方面，农户福祉水平普遍较高，这与乡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宣传力度、积极举办群体性活动等密切相关。故在乡村精准振兴过程中，应重视村庄的“少数”要素，使政策更切实、全面地惠民、利民。

从“生态宜居”的视角看，不应局限于打造优越的生态环境，而应是打造包括居住、资源等生活环境宜居的乡村环境。由表3可知，农户对自身所处乡村的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的建设水平满意度较高，福祉评价较高。但相较于城市，乡村的生产生活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无形中增加了乡村农户的生活压力，对农户整体的福祉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实现乡村精准振兴，有必要根据各类乡村自身特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并且关注农户精神层面对乡村“宜居性”的界定，打造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宜居的乡村生活环境。

2 小结与讨论

2.1 小结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浙江省平原、海岛、山区3类乡村的福祉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在构建综合福祉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探究3类型乡村的农户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福祉差异，定量分析乡村振兴与农户福祉的关系，为乡村精准化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生产资料满意度及休闲状况对福祉的影响程度较大，而收入要素对福祉的影响反而较小，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体现，与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乡村农户世界观的发展变化等息息相关。目前，3类乡村均能较好利用自身的地理、市场、资源等各方面的优势实现乡村振兴，且各类乡村农户的福祉差异较小。比较而言，海岛类乡村的福祉水平相对较低，其与农户对高品质生活的要求、对幸福的定义密切相关，受农户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方面的振兴都对农户福祉的提高起到了积极正向作用，其中产业和生态对农户福祉提升作用较为明显，而个人收入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对农户福祉提升作用还有待提升。同时，目前的乡村振兴进度仍不能充分满足农户的期望，即乡村农户福祉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过程中，村庄对农户的精神等各项需求的变化关注较少，影响了农户福祉的提升，而实现乡村精准振兴，农户的精神需求差异、需求变化趋势不容忽视。

通过研究分析，乡村实现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振兴可从以下5方面入手：发展、壮大当地的特色产业，鼓励、支持乡村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解决“空心化”问题；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为乡村引入科技，打造物质与精神上宜居的乡村生活环境；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传承、弘扬村庄自身的民俗文化，鼓励、调动乡村农户参与民族文化继承及社会主义新思想培育的过程中，让他们在文化振兴过程中成为重塑者；建立健全选人、用人机制，将有责任、有能力、听取民意的人安排到适宜的岗位上，形成基层组织主导和村民主体的有机统一，唤醒村民的民主意识；加强乡村村民的培训，提高其致富能力，增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精准振兴，应因村施策，在充分评估和研究村庄发展条件及农户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振兴措施。

2.2 讨论

乡村振兴与乡村农户福祉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实现乡村精准振兴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虽构建了包括农户主客观福祉的指标体系以探究两者间的数理关系，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就本研究而言，海岛类村庄的福祉数据有所欠缺，不能充分反映海岛类乡村农户的福祉水平；本文仅通过权重大小探讨了不同因素对乡村农户福祉水平的影响程度，而对于指标体系中不同因素之间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从乡村振兴角度对农户福祉状况进行了评估，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构建相关数理模型以分析乡村振兴对农户福祉的影响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本文只对农户福祉的地理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户福祉的时空变化研究较少，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