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朋

内容摘要：《砖巷》是英国作家莫妮卡·阿里的小说之一，它主要讲述了孟加拉少女纳兹奈恩跟随丈夫查努来到英国，在英国伦敦的生活经历。阿里通过纳兹奈恩这一女性形象，将英国社会和母国孟加拉国串联起来，揭示了孟加拉移民在英国的生活处境和真实心态，真实地再现了后殖民主义国家人民在第一世界的生存状态：或付出种种努力归于失败而逃离，或走向异化式报复，或寻找两种文化的一个平衡点而融入其中。在这过程之中，每个人物身上也体现着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冲突。而阿里通过描写孟加拉移民在英国伦敦的生活也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寄予了一种后人道主义。

关键词：莫妮卡·阿里 《砖巷》 权力与话语 移民 后人道主义

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是近年来受到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位当代孟加拉裔英国女作家，阿里的主要作品有《砖巷》《在厨房里》《阿伦特周的蓝》。阿里的《砖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这不仅在于阿里在《砖巷》中通过孟加拉女性纳兹奈恩的生活揭示了孟加拉移民在英国伦敦的真实生存状态，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家庭关系，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身份，宗教，社会文化，人的生存境遇等丰富的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深度，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对阿里的《砖巷》进行研究。这也是阿里的《砖巷》能够入选“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内对于《砖巷》的研究也是近些年来才逐渐兴起，国内目前对于《砖巷》的研究主要集中女性主义视角、文化身份建构、空间叙事和后殖民主义等几个方面，前人的这些研究为《砖巷》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福柯认为在社会环境中，权力无所不在。（王致河，1999）孟加拉移民在第一世界也处处充满着自身与周围环境的话语冲突，自身与自身的冲突，自身与外界环境的冲突。因此，本文主要从福柯的权力与话语这一角度分析《砖巷》中孟加拉移民在英国伦敦融入与逃离的原因，从而挖掘阿里作为移民作家在其中所寄予的后人道主义关怀。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地理空间角度分析以查努、纳兹奈恩为代表的孟加拉移民所居住的塔村在英国伦敦的空间地位;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主要运用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分别对居住于塔村内孟加拉移民最后的两种命运--逃离和融入进行分析。

一.塔村-伦敦地理空间中的孤岛

塔村是英国伦敦孟加拉移民的聚居区，这里“楼梯有一股尿骚味”，“街道上堆满了垃圾，犹如一个垃圾王国”。（阿里，2005）塔村的恶劣环境语与整个现代伦敦的文明进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塔村虽然居于英国伦敦，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孟加拉国的缩影。塔村之于英国伦敦就如同孟加拉国之于英国伦敦，第三世界的贫穷落后与第一世界的文明进步仍存在着对立。正如查努所说“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阿里，2005）孟加拉移民聚居在塔村，在这里却仍按孟加拉国的传统方式生活：男人外出赚钱，女人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塔村，服装必须穿着纱丽，在家做家务，做饭，带孩子，做祷告，为丈夫割鸡眼，活干不好就要遭丈夫打骂。以查努为代表的孟加拉移民固步自封，将自己与英国现代的文明开化相隔绝，固守在象征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塔村之中，在地理空间上沦为英国伦敦的对立面，这就注定固守孟加拉传统文化的孟加拉移民必然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社会。空间理论学家加布里埃尔·佐伦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从叙事效果的角度看，文本空间中的局部事物先于整体空间出现的话，局部事物则处于孤立状态。”（Gabriel，1984）莫妮卡·阿里在《砖巷》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纳兹奈恩在伦敦的生活历程，故事的大空间背景是在英国伦敦。但阿里却是先描写了纳兹奈恩的出生地东巴基斯坦迈门辛县，而后紧跟着描写了英国伦敦孟加拉移民的聚居地--塔村，而后随着纳兹奈恩走出砖巷及随后的生活展开了伦敦的故事大空间背景。东巴基斯坦迈门辛县和塔村这两个局部地理空间互为一体，象征着孟加拉国的传统落后，而伦敦塔村正是孟加拉国的缩影。迈门辛县和塔村先于伦敦的城市图景，在整体文化传统上，孟加拉国的落后保守与英国的文明开化存在着对立;在地理空间上，象征孟加拉国缩影的塔村与伦敦构成对立，置于伦敦之中的塔村是孤立的，既排斥伦敦文化，又为伦敦文化所排斥。这就使得生活在塔村之中的孟加拉移民必然要面对自身与英国伦敦之间所存在的冲突，而那些固步自封，不愿作出改变的孟加拉移民必然无法在伦敦生存，融入其中。

二.孟加拉移民在伦敦的逃离

塔村从地理空间上构成了伦敦的对立面，塔村是孟加拉移民在英国伦敦所建立起的另一个“孟加拉国”。以查努、拉齐娅丈夫为代表的第一代孟加拉男性移民其内心深处都固守自己的孟加拉文化传统，一心有朝一日想赚够钱，衣锦还乡;而以卡里姆为代表的第二代孟加拉移民既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本，又不能与英国文化真正交融，从而走向异化，发动所谓的“孟加拉虎”来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最后也歸于失败，逃回孟加拉国。这些孟加拉男性移民在英国伦敦融入的失败，不仅在于自身的性格和文化缺失，还在于自身与外界充满了权力与话语冲突。福柯认为：“权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个体和阶层之间，如同一张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网络。”（王致河，1999）这些孟加拉移民男性外出赚钱，充分置于社会的权力网之下，必然与外界充满了权力与话语冲突。而这些冲突的无法解决也必然导致其融入的失败。

1.查努

查努是一个文化人，墙上挂满了各种文凭和学位证，在英国伦敦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只要他干得了，包括文员干部，洗盘子，开车等。但他始终不能在伦敦扎稳脚跟，稳定下来，最后返回他口中所谓“幸福之最”的孟加拉国从事经营肥皂。而他口中“幸福之最”的孟加拉却正如哈西娜在给纳兹奈恩的信中所说充满了动乱，腐败与落后。查努的经商之梦也必然不会顺利实现。查努性格的两面性决定了他自身必然与外界发生话语冲突。正如序言里所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阿里，2005）查努自诩自己是一个西化的人，而后当纳兹奈恩提出要学习英语时，查努却说“你要当妈妈了”，扼杀了纳兹奈恩渴望语言学习的萌芽，将纳兹奈恩拉回孟加拉妇女的传统上。（阿里，2005）而拉齐娅太太外出赚钱谋生在查努眼里却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贱种”。这深刻凸显了查努的两面性：表面宣称自己是个和白人一样的文明人，实则孟加拉国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基于此，查努既瞧不起那些没有知识的孟加拉移民-锡尔赫特人和黑人奴隶，又认识到自己和白人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种族歧视，“要是他把皮肤刷成粉白色，升职就没什么问题了。”查努性格的两面性决定了他既努力融入英国社会，又深深觉得白人和他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种族歧视。因此，查努总是想着在伦敦赚够钱就衣锦还乡。（阿里，2005）查努来到英国时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头号许诺是要当一名成功者;第二号是在我成为一个成功者的时候，我要回家。”（阿里，2005）查努和拉齐娅丈夫一样想在英国伦敦赚足够的钱之后衣锦还乡，并时常夸耀自己的民族历史是多么辉煌，有多少伟人。福柯在谈到话语的思想原则时认为：“话语的思想原则要求如果谁所做的陈述不能与某个话语相一致，为其接受，那么谁就会遭到排斥。”（王致河，1999）因此，查努自身的升职目标威胁到了白人男性的集体利益，在他乡的文化之中吹耀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伦敦的西方文化话语形成对立。这双重的话语冲突使得查努的奋斗必然失败，必然无法融入英国伦敦，只能以逃离结束。而在这话语冲突之中，查努并没有积极面对现实，作出改变应对，而是更以吹耀孟加拉国而贬低西方的一切。查努是个在他乡的移民弱者，面对移民中出现的文化与民族问题不愿作出任何改变与接受，正如萨特所指出的“懦夫是自己造成的懦夫”。（王致河，1999）

2.卡里姆

卡里姆是第二代孟加拉移民，父亲是个公交车司机，声称“英国是他的国家”，“说孟加拉语时，总是结结巴巴。一说英语，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没有一点障碍”。卡里姆从根本上缺少对于母国孟加拉国的认识，缺乏文化身份的归属感。表面上看，他“穿着白色运动鞋，脖子上戴一条细金链，玩弄着他的移动电话”，声称“英国是他的国家”（阿里，2005），看似已完全融入伦敦的生活之中，但卡里姆实则是个他者的身份：既没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只有对孟加拉文化的表面理解，又对歧视穆斯林的白人带有敌对情绪。卡里姆游离于这两种文化身份之间，既与穆斯林的文化传统发生着话语冲突，又与伦敦白人发生话语冲突，最终走向异化，逃离伦敦。卡里姆与孟加拉国穆斯林的话语冲突表现在他与纳兹奈恩发生性关系上。纳兹奈恩是有妇之夫，他与纳兹奈恩发生性关系是孟加拉宗教文化中所不能容忍的，是禁忌。这时卡里姆是以西方开放的话语身份与孟加拉的宗教文化发生话语冲突。福柯在话语的礼仪原则中指出“礼仪规定个体的人在言行方面要得体。”（王致河，1999）卡里姆的行为是孟加拉的宗教礼仪所不能容忍的，形成了话语冲突。但另一方面，卡里姆却又以孟加拉的宗教文化传统与西方话语发生着冲突。卡里姆设置手机铃声提醒自己按时做祷告，认为纳兹奈恩是他的“一件真东西”，“一个孟加拉妻子”，“一个孟加拉妈妈”（阿里，2005），卡里姆内心仍然遵循着孟加拉国传统的陋习，将女性视作男性的附属物。在这里，卡里姆自身又作为东方孟加拉国的传统文化的话语代表与西方话语产生冲突，组织“孟加拉虎”同白人组织的“狮心战士”展开斗争，造成了街区上的骚乱，最后失败而逃回孟加拉国。卡里姆身上两种文化身份的对立和矛盾使得卡里姆在伦敦无法真正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没有建立起在这两种文化身份之间的“第三空间”（艾庆华，2014），从而不能为自己的身份建构指明方向，最后只能逃离。正如纳兹奈恩心里所看到的那样：“卡里姆在世界上并没有位置。”（阿里，2005）

通过以查努和卡里姆为代表的孟加拉移民最后的失败，我们看到了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在他乡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心态。查努的固步自封，盲目乐观，不愿接受和改变移民过程中的差异和冲突;卡里姆母国文化身份残缺，又对西方文化尚未完全认同接纳，游离于两种文化身份之间，始终没有找到两种文化身份之间的一个平衡点，从而发动骚乱，走向异化，归于失败。莫妮卡·阿里借查努和卡里姆在他乡融入的失败，向我们展示了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中真实生存境况，也寄予了一种福柯式的后人道主义关怀，即要人们置身于人群中，自身要与周围的个体之间以一种有机的、互补的、内在的联系而存在。（王致河，1999）。查努和卡里姆在伦敦移民的失败正是他们与伦敦的西方文化话语构成了对立面，切断了自身与西方文化话语的有机联系。与查努和卡里姆相对立的纳兹奈恩、拉齐娅太太、阿扎德大夫正是这样一种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学习西方文化中先进东西，在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寻找一个平衡点，积极适应新生活的人。

三.孟加拉移民在伦敦的融合

莫妮卡·阿里借纳兹奈恩和拉齐娅两位女性人物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孟加拉传统文化之下的压抑以及在新环境之中由于语言，种族，家庭，经济无所适从的苦闷心理，以及在这一环境之中自己所作的一系列努力。她们在自身与外界的话语冲突之中，充分发挥自我权利造就自我主体，不仅实现了自我觉醒，而且融入英国社会，成为伦敦社会中独立坚强的新女性。

1.拉齐娅

拉齐娅作为孟加拉移民女性，在塔村这个聚居区受到孟加拉国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束缚，遵循《古兰经》的教义：顺从。孟加拉女性要事事顺从丈夫，是丈夫的附属品。她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是一个真正的“他者”。“他者”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于“他者”进行了明确的解释：“他者”是指因自身各方面要受制于周遭各种人或环境的限制，而缺失自我意识的人。（波伏娃，1988）。拉齐娅在家里做家务，带两个孩子，在经济上没有发言权，要依靠丈夫。而拉齐娅的丈夫把赚的钱都寄回孟加拉国自己的亲戚那里。拉齐娅认为自己的丈夫是“最大的劣等守财奴，就连买把牙刷，也得求情。什么都得买二手货。”（阿里，2005）此时，拉齐娅在家中从属于丈夫的“他者”地位。在丈夫的经济压制之下，拉齐娅并没有遵循《古兰经》所教导的顺从，而是“单刀直入跟丈夫坦白：‘打开你的钱包’，‘我要找工作’”。拉齐娅的话语向《古兰经》对于孟加拉女性的规训话语发起挑战，随后拉齐娅的剪短发，在工厂工作都是她向《古兰经》规训话语的反抗。在福柯看来，“话语与权利是相互依存的，话语可以帮助个体通向权利的实现与主体的造就。”（王致河，1999`）拉齐娅正是在对《古兰经》对孟加拉女性的权利规训的反抗之中，建立了独立坚强的自我主体：她学习英语，在丈夫去世后独自赚钱养家，面对儿子吸毒积极应对，学习技术带领塔村女性自主创业。拉齐娅最后不再是处处受丈夫限制的传统女性，而是和伦敦女性一样的新时代的新女性。拉齐娅“多次穿着米字旗上装”，象征着拉齐娅已经融入英国伦敦之中。

2.纳兹奈恩

纳兹奈恩自出生以来就接受着阿妈“听天由命”的规训，无论对于任何事都是选择忍受顺从，“从来没有怀疑过听天由命的逻辑，始终坚守‘无法改变的东西必须承受’”。纳兹奈恩跟随丈夫来到伦敦后，居住在塔村里，很少出去，整天围绕她的是“干不完的家务、做饭、带孩子、做禱告、割鸡眼。”纳兹奈恩在家庭层面上此时完全是一个“他者”，处于孟加拉家庭传统的权利规训之下，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当纳兹奈恩走出塔村，由于肤色、服装、语言、文化的不同，塔村之外的景象对于纳兹奈恩而言就如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女人的头发像蛇的皮罩，上面的玻璃暗得像夜晚的池塘，有人拍了下她的肩膀，她急忙跳开，像狗碰上了一条鞭蛇似的”（阿里，2005），这样的语言描写凸显了纳兹奈恩对伦敦的陌生与格格不入，以及纳兹奈恩在伦敦所处的“他者”和局外身份。纳兹奈恩走出砖巷，面对伦敦的都市图景，受到伦敦文明开放观念的冲击，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纳兹奈恩走出固守孟加拉国生活传统的砖巷，空间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纳兹奈恩自我意识的萌芽。但使得纳兹奈恩真正确立自我意识正是在她与卡里姆的交往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纳兹奈恩与《古兰经》对孟加拉女性的权利规训产生冲突并且对抗，认识到自己的话语权利，从而思考自我，确立自我。纳兹奈恩因做裁缝衣服赚钱而结识卡里姆，卡里姆带她参加社团活动，给她讲各种各样的事情。纳兹奈恩逐渐在与查努无爱的婚姻之中萌发了对爱情的渴望，她奋不顾身与卡里姆结合，“一到屋里她就在门口等候，好在卡里姆敲门前就把门打开”。（阿里，2005，245）纳兹奈恩与卡里姆的关系正是她对《古兰经》对孟加拉女性权利规训的反抗，在这反抗之中，她“不顾一切享受着快乐”，“自从与卡里姆在一起之后，生活充满了意义。”纳兹奈恩的行为不符合话语原则中的礼仪原则，不符合《古兰经》的行为规训，但纳兹奈恩却开始找到生命的意义，开始思考自我。与此同时，纳兹奈恩在“孟加拉虎”的社团会议上关键的一票决定了卡里姆最终成为社团主席。这使得纳兹奈恩注意到自己的话语权利，使得她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纳兹奈恩同样是在用自己话语反对权利规训及在使用话语权利的过程中造就了自我的权利主体。纳兹奈恩自我主体的确立使她在人格上获得独立，她不再忍受顺从，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去拒绝。她拒绝跟随丈夫回孟加拉，不愿再忍受与查努无爱的婚姻;她拒绝卡里姆的求婚，因为卡里姆仍然认为她是一件“真东西”，把她当成是男性的附属;她拒绝伊斯兰太太的暴力威胁去还早已还清的债款;她拒绝阿妈“听天由命”的规训，奋不顾身去寻找出走的女儿萨哈娜。纳兹奈恩在这重重的权利规训之下，奋起反抗，反抗男性话语的权利规训、传统家庭的权利规训、母亲话语的权利规训、暴力权利的规训，在这反抗的过程之中，也造就了纳兹奈恩的权利主体：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小说最后纳兹奈恩在滑冰场开始滑冰就象征着纳兹奈恩向英国社会的融入已经开始。

通过拉齐娅和纳兹奈恩两位女性由受到孟加拉传统规训的束缚到一步步奋起反抗，思考自我存在的价值，成为独立坚强的新女性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看到莫妮卡·阿里对于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女性在探寻自我价值和生活意义所作的努力与斗争，同样也彰显了福柯的一种后人道主义关怀。

莫妮卡·阿里通过塑造查努、卡里姆在他乡融入失败的孟加拉男性移民和在努力调整，不断创新自我的纳兹奈恩、拉齐娅两位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第三世界孟加拉移民在第一世界英国的真实境遇和心态，详细地揭示了他们在面对文化碰撞，肤色不同，人种不同，信仰不同时，自身所作的选择与努力，或失败逃离，或积极融入。阿里的《砖巷》此时已经不仅将目光局限在生活在英国塔村的孟加拉移民，而是借这一角度总结出全球化语境下必然的文化冲突，也为多元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福柯式的一种后人道主义关怀，即要人们置身于人群中，自身要与周围的个体之间以一种有机的、互补的、内在的联系而存在。唯有如此，个体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之中建构自我，保持自我，与周遭保持和谐的话语关系。

参考文献

[1]Jane Hiddleston.Shapes and Shadows：（Un）veiling the Immigrant in Monica Ali's Brick Lane[J].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005 40：57.

[2]Zoran，Gabriel.Towards of Space in Narrative[J].Poetics Today，1984，（2）.

[3]艾庆华，回家：心灵的归宿--《砖巷》的“第三空间”解读[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4.

[4]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刘枫艳，疏离与融合--《砖巷》的文本空间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

[6]莫妮卡·阿里著，蒲隆译.《砖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王微，万涛，小说《砖巷》中孟加拉裔移民的文化身份解读--基于文化适应理论[J].安徽文学.2018.

[8]王治河著，《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福柯》[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9]西蒙娜·得·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10]张慧慧，“棕色的萨哈布”--《砖巷》中查努的身份追寻[J].外文研究.2018.

[11]赵淑敏，论莫妮卡·阿里《砖巷》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D].西北大學.2011.

（作者单位：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