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恒

内容摘要：《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主要从情感博弈与倾城之恋、生与死、普通与传奇的对照来讲述战争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故事，抒写了她对时代的洞察，对人性的思考。张爱玲之所以采取参差对照的日常叙事策略主要取决于她的“苍凉”美学，即在软弱的、不彻底的普通人身上挖掘、寻找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神性”“妇人性”，在世界的悲剧性中寻找世俗生活中生生不息的“人气”。

关键词：战争 日常叙事 苍凉 参差对照 意志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沦陷区，张爱玲甫一登上文坛便造成巨大影响，在当时便形成一股“张爱玲热”。90年代以来再次出现“张爱玲热”，引起诸多研究者的关注，这是社会、时代使然，亦是张爱玲作品本身的魅力使然。关于《倾城之恋》的研究视角各异，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就张爱玲参差对照的日常叙事及其蕴含的“苍凉”美学来进行分析。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13“苍凉”强调人生的“安稳”，缺少“力的成分”，但有柔软温情的东西——美和人性，参差对照更加真实，能给人一种启示，不像古典写法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在张爱玲眼中只有参差对照的日常叙事才更接近生活世界，她认为自己小说里的普通人虽不彻底，却是“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1]15，在他们身上没有悲壮，只有苍凉，反映世俗人性的真实。真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有其软弱、不彻底的一面，同时也闪现出某种非同一般的人性之美，抓住了日常生活的这种参差对照也就抓住了时代的特征。

一.情感博弈与传奇之恋

《倾城之恋》是小说集《传奇》中的一篇，讲述的是没落世家的小姐白流苏由于家人的冷漠势利，碍于生存不得不寄希望于华侨富商范柳原，在不断讨价还价的博弈后成了范柳原的情人，战争的爆发却意外地成全了白流苏，使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婚姻。从一开始，摆在白流苏面前的就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为寻求温饱与安全的保障——婚姻，她只有到香港与范柳原相会。而范柳原则富裕阔绰，并无生存上的压力，只是从身世经历来看，范柳原在英国长大又并非英国人，有中国背景又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使他在文化上处于漂泊无根的状态。作为私生子他孤身流落英国，历经苦难，这种早年的创伤性经历，使范柳原对爱的追求更加执着，也更加小心谨慎。文化身份认同感的缺乏使范柳原尤其渴望得到別人的认可和尊重，于是对他来说，白流苏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女人便具有某种文化上的象征意味，获得她的爱情也就能找到一种文化上的归宿。

这种需求上的错差使他们既相互需要又彼此试探，一方想要战胜另一方，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范柳原渴望得到白流苏的真情也同样明白她的功利目的，因此只有撇开婚姻才能辨清她的真情。白流苏则认为一旦付出真心，就等于失去了筹码，自己的“豪赌”也就输了。他们执迷于自己的需求，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互不相让。战争的爆发却意外地打破了两人关系的僵局，他们在面临着食物匮乏、炮弹袭击的情况下，彼此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情，“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的危险……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人死得干净爽利。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别的她不知道，在一刹那，她只有他，她也只有他。”[2]81他们一样面临死亡的威胁，生存和安全的需求都得不到保障，“……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2]81这对曾经相互防御的男女反而拥有了对方。他们在战乱之中过着相濡以沫的平凡生活，在患难中建立真情。

白流苏与范柳原的这种忘我、融合的体验即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当他更加纯粹地独自成为他自己时，他就更能与世界、与以前非我的东西融合，例如，挚爱者双方更亲密地融为一体，而不再是两个人;‘我-你’一元关系更具有可能性……”[3]257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是无从谈起的，在深层心理会产生“本体性焦虑”[4]，范柳原与白流苏就是如此，并且伴随本体性焦虑的冲动产生一股反生命的力量，由此从生存本能中又必然会激发出一种与之抗衡的强大生命力，这样在生命力与反生命力之间可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为了化解这种心理能量带来的紧张对峙，他们将自己的全部心力投注在彼此身上，因此能够忘我地相爱，融二为一，最终产生一种虔诚、神秘、皈依的高峰体验。这种超越自我，忘我而又不失我的爱情，已然有了宗教性的意味。白流苏与范柳原一个为求生活保障，一个只想得到他人的情感认可，张爱玲并没有纠结于这对世俗男女的日常博弈，而是将他们放置到战争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中，接受死亡和灾难的考验。在此，张爱玲努力在普通人的自私、不彻底中捕捉一种人性之美。

二.“向生而死”

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张爱玲恰好经历了太平洋战争，散文《烬余录》以疏淡通脱的笔调记叙了她的战争经历，可作《倾城之恋》的互补文本。但与众不同的是，“此篇散文更重要的意义是把战乱和世俗的日常生活放在同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因而造成了张爱玲特有的历史视野：她不但把历史的‘大叙述’或‘主旋律’放在故事的背景后，甚至故意将之描写得很模糊，而且把日常生活的现实放于前景。”[5]7-8同理，在《倾城之恋》中，哪怕白流苏与范柳原身处乱世，张爱玲也乐此不疲地描绘两人的生活日常，“柳原拎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流苏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她又学会了油炸‘沙袋’，咖喱鱼。他们对于饭食上虽然感到空前的兴趣，还是极力地撙节着。”[2]82他们似乎并没有被死亡、恐惧和忧虑压倒，反而专注于一种平凡而简单的世俗生活。有意思的是，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张爱玲并没有写男女主人公的恐惧、绝望，而是写他们相爱;写他们的传奇爱情，又不是写乱世中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而只是写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

作为亲历者，张爱玲不可能对战争带来的灾难无动于衷，因此尽管《倾城之恋》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战乱给人带来的苦难，但她有意避开或隐藏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体验本就意味深长。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于她而言，在乱世中“人是最拿不稳的东西”，时代是仓促的，正处于不断地破坏之中，而我们的文明无论如何也将成为过去。实际上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对未来的悲观都是战争后遗症的体现。对战争的苦难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为了避免唤起心理的创伤和痛苦。战争中是死在家人身边还是一群陌生人之间，张爱玲选择了后者，“因为她在这熙熙攘攘的受难人群中感受到另一种文明——或者可叫作‘人气’，也就是张爱玲作品中所惯有的‘人际社会’的气息的再度展现。这一股‘人气’把文明将被摧毁的恐惧感也减弱了许多。”[5]10这可以说是一种向生而死的传统生死观，即并不直面死亡，而是在热闹喧嚣、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中感受生的可贵与美好，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执着似乎可以使人获得一种归宿感，一种内心的安宁，广大民众中生生不息的“人气”缓解了死亡带来的焦虑和恐惧。

无疑，张爱玲认为：“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1]13-14她在市民阶层观察到一种民间的蓬勃“人气”，即在柴米油盐中发现常人“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人生形式。如果说《烬余录》中“饮食男女”的疯狂表露是因为生死本能间的紧张对峙迫使个体寻求一种狂欢式的宣泄，那么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战乱中的两人世界却带有朴素而温馨的理想色彩。张爱玲对于世俗生活的描写，并非仅停留于对生理、生存需求的描写，更是对世俗生活中“人气”的关注，这种“人气”不仅是个体的生存意志，更是社会普通大众对生活的热爱。面对死亡的阴影，张爱玲更关心人生中安稳的一面，热衷于对世俗生活的叙述，她笔下那些软弱、不彻底的人物在温情的世俗生活中体现出一种生的坚韧，虽不“飞扬”却足够真实，因此她说人生的“安稳”是“永恒的”，“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也正是这种世俗生活中所蕴存的神性给痛苦的心灵带来慰藉和勇气，使人能够抵抗战争与死亡。

三.“在传奇中寻找普通，普通中寻找传奇”

张爱玲在小说集《传奇》的卷首写道：“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1]1“倾城之恋”这一题目便充满了历史性和传奇性，一者，“倾城”似乎赞扬白流苏与范柳原生死之恋的传奇性。再者，“倾城”又暗含对传统历史话语的反讽之意。“倾城”早见于《诗·大雅·瞻昂》：“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孔颖达疏：“若为智多谋虑之妇人，则倾败人之城国。”由此，“倾城”就有女性擅权，倾覆邦国的意思。在小说中，张爱玲讽刺道：“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1]85在最后又添笔写道：“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1]85历史中那些渺远的传奇，大概也只是一些普通人的故事，因为历史权力话语的规训、夸饰与扭曲，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反而变得滑稽荒诞。所以，“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就是要通过日常叙事揭开已经扭曲变形的历史传奇的假面，还原、抓住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普通人。为此，张爱玲在小说里刻意与历史传奇保持距离，写私人的、个体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种“传奇”不同于历史的传奇，而是世俗生活的传奇，人性的传奇。如果说基于范柳原、白流苏的爱情反映出某种人性的奇妙，那么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这种爱情就恰恰是在人生安稳的一面中表现人的神性，在普通中表现新的传奇。

张爱玲对战争的书写有意识地疏远左派“抗战文学”的战争叙事，不同于五四启蒙时期的人民形象与“人民力”，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的特殊性，全面沦陷的上海由于被日军控制，文学一时陷入低潮，孤岛时期紧张的政治氛围使“救亡”的文学思潮潜隐，只能通过“大众文学”“乡土文学”、翻译苏俄文学等形式迂回地表现出来。敏于政治的张爱玲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时机，上承《海上花列传》一脉通俗文学传统，她的小说自觉以通俗性的面目流行于世，这自然顺应了当时的政治时势。柯灵就说过：“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6]384

但更重要的一面是，张爱玲要在普通中揭示新的传奇，即世俗日常中另一种蓬勃的“人民力”。“如果说在人民身上发现‘超人气质’是着力打造劳苦大众觉醒反抗的‘革命原型’的左派文学的事业，那么在柴米油盐、姑嫂勃谿中肯定凡人‘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人生形式，则代表了另一种‘人民力’的发现。”[7]75-76“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张爱玲对战争时期日常生活的关系的细节呈现，其背后的哲学意味，为我们理解战争与日常的关系似乎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可能，也许安稳的普通社会，‘与子偕老’的日常生活对于动荡的中国现代历史更像一段传奇。”[7]76无论是传统的传奇叙事还是左派的革命叙事都不符合张爱玲对世界、对人性的认知，她更愿意在普通人的世俗日常中寻找生存的意义与人性的闪光。

四.日常叙事的“苍凉”美学意蕴

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正是采取一种参差对照的叙事策略——在男女情感博弈与倾城之恋、生与死、普通与传奇的对照来展开自己的叙事，并且更强调日常世俗生活的魅力——人的神性、生的可贵以及普通的“传奇”，而这种参差对照的日常叙事主要还是取决于张爱玲的“苍凉”美学。说到底，《倾城之恋》的题旨大致可概括为“爱情与战争”，只是战争所说的不仅指发生在香港的太平洋战争，还指在白流苏与范柳原这对世俗男女之间进行的“情感战争”。而“战争”一词意味着欲望、毁坏与身不由己，叔本华就指出，世界的本体乃是意志，意志不在人的表象世界，它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世界、生命的永不止歇的本源，总给人带来无尽痛苦的欲求。在人与人之间，自我总是认为自己的意志高于他者的意志，他者只是自己的表象，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同他者进行无尽的争斗，这势必导向否定、伤害他者的意志，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个体化原理”[8]71。《倾城之恋》中，无论是男女间情感的博弈还是国家、民族间的战争，无非都是这种“个体化原理”的体现。天地不仁，作为本体的盲目意志催动世界不断走向毁灭的深渊，个体身在其中却不由自主。“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1]287可见张爱玲也体悟到世界对人而言本来的悲剧性。范柳原半夜打电话给白流苏，不无真心地说起“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本是《诗经·邶风·击鼓》中的句子，描写士兵在战争中对妻子的思念，张爱玲就认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1]14她借范柳原之口加以发挥：“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2]71人像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既无法决定自己的生存境况，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内心情感，在飘摇乱世中显得可悲可怜。张爱玲在《传奇》中常以辽阔的大海、幽蓝的天空、荒蛮的太古......来表达一种宇宙意识，而正是在浩瀚的历史、宇宙背景里，人的欲望争斗才尤其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范柳原在那段灰石墙壁下才和白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2]64-65在此，《倾城之恋》的日常叙事呈现出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下的世俗层面，主要关心的是人的生存、男女情感的纠葛以及柴米油盐的细枝末节，它展现为个体意志——保存与争斗;二是本体论层面，它强调世界意志表现出的生与毁灭的形式。既然世界意志既是生命的動力又是毁灭、痛苦的根源，那么个体意志也不例外，个体渴望生与保存的本能既来自于世界意志又必须面临其毁灭所带来的威胁，个体为了自我保存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争斗，遭受毁灭与痛苦。

也许叔本华强调通过艺术审美与禁欲来限制、摆脱意志，但问题在于意志不仅带来了痛苦和争斗，而且是生命与创造力的本源，否定意志便意味着对生命的背弃。尼采对此不以为然，他扬弃了叔本华的“意志”，提倡一种张扬生命的强力意志，肯定欲望，不惧痛苦。张爱玲在看透世界悲剧性的同时并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否定生命的存在，她更接近尼采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力的赞叹，因此她乐此不疲地描述生活日常，但她又不同于尼采对“超人”的一味赞美，在她眼里只有平凡之人，他们身上有软弱、自私、庸俗的一面，也有神性、“妇人性”的一面。因此，“苍凉”不尽是人来到世界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张爱玲写及日常生活细节时常笔带温情，从人生“安稳”的一面发掘出人的神性，哪怕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是短暂，但也给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涂上一抹暖色。然而，张爱玲又是诚恳的，她不愿过度拔高日常生活中人神性的一面，因为那名不副实。白流苏最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范太太，却落寞于爱情之不存，人性之美忽闪一下生活又归于繁琐、计较与无奈，“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9]123张爱玲没有找到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本体意志、摆脱世界本体性悲剧的方式，人“神性”“妇人性”的一面是短暂的，人与人意志的争斗则永无休止，“战争”不会消失。或许正是如此，对日常生活“神性”“妇人性”的寻找、挖掘才永不可或缺、永不可休止。可以看到，张爱玲的“苍凉”既有对人性软弱、不彻底的冷眼旁观，又有对人性中美好、温暖部分的殷殷守望。如果只有世态的炎凉以及生死的无常不足以引起一种幽美、叹惋之情，而只有神性，亦不会有凄怆的薄凉之感。只有当两者“参差对照”，相依相存，保持张力，才足以形成日常生活中蕴藏着的不竭“人气”，而这才构成“苍凉”完整的美学底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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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昆明文理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