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知是工作之余写作，创作常常受到本职工作的影响，这就导致他无法“以多取胜”——这也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他拿出来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精品，从《大喇叭》《坚固的河堤》到《于道生的渔网》和《上访西施》，这些作品用娴熟的现实主义技巧处理农村生活经验，有着非常高的美学品质，称得上是同时期中短篇小说中的佳作。

目下这篇《去唱歌》是他沉寂一段时间之后所作，虽只是个体量不大的短篇，但在他个人的创作序列中独树一帜。在题材方面，是他少有的不以农村为背景的书写，无论是叙事空间还是生活场景，都是城市化的;在主题的基调上，与他在乡村小说中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呈现农村的复杂情态不同，这篇作品打动人的是主人公勤劳、淳朴、内敛、渴望温情但又不失自我的精神世界，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幸福亲情，叙事色调是明亮的、温暖的;在写法上，这篇小说把人物放置在日常伦理中，从始至终都是在看起来最为平淡、最没有故事的地方展开叙事，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处理生活经验的能力和老道的笔法。

单凭一篇有异质性的作品并不能判定作者创作上是否开始了转型，但这篇小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转型的特征。

小说的故事极为简单，主线写春节期间一家人聚餐之后去唱歌的经过;若说有一点复杂，就是作者在其中穿插了回忆和“画外音”式的讲述，交代人物关系和主要人物的经历，算是在线性叙事中稍稍打乱了时空顺序，也延展了故事的场域。小说开篇先从等待二姐夫下楼开始，但并不交代等待的目的和二姐夫迟迟不肯下来的原因，而是在铺陈时间和生活背景之后，转而书写一家人在二姐家聚餐的场景，中间插入对二姐与二姐夫人生和情感经历的回忆。在做足了“场面”功夫之后作者揭晓谜底：等待是为了大家一起去歌厅，二姐夫下来得晚是因为收拾聚餐后的家务。待写出此行的目的后，作者也并不急于让众人“进入”歌厅，而是继续用回忆撑开叙事的局面，由“唱歌”引出姐夫在旅游途中唱歌的情节。叙事空间转移到歌厅之后，“矛盾”发生了，“我”由于指导二姐夫如何唱得更好反而适得其反引发了尴尬的场面，但在二姐和外甥的鼓励、三弟的“起哄”之下，二姐夫一曲自改歌词的演唱戳中了家人的泪点，也将故事推向了高潮。

从叙事角度看，如何在这万家都过的春节、司空见惯的娱乐过程中建立起故事世界，如何“于无声处”让读者听到“惊雷”，对创作无疑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为此，作者一方面用足了“设疑”的功夫，通过调整情节的顺序让平淡的生活因为讲述而产生涟漪;另一方面不断通过回还往复的回忆性叙述，在进行故事讲述的同时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作者的用意显然不是为了向读者讲述一次家庭聚会的经过，那对读者没有意义，叙事也将会是无效的，小说也就不称其为小说。《去唱歌》做到了称得上是“好小说”的写作必定要做到的两点：一是雕塑出了有精神支撑的人物形象，“二姐夫”这个形象是复杂的、立体化的、“圆形”的，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活生生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的性格和精神对于他人而言是有价值的。名为“牛世朋”的二姐夫是位农民工，离婚后与二姐重新组合了家庭。他的身上体现着他的身份所必然应该表现出的性格与品行，一面是通过在工地上的劳作、在聚餐后收拾家务所代表的勤劳，在二姐喝酒时他“细语轻声地劝道，又没有外人，你少喝点”所表现出的细心与善良，以及当“我”用旭日阳刚的例子来讥讽他买音响的想法时，“他没听出我口气里的轻蔑，我却听出了他口气里的轻蔑”的朴实和直率。这些都是中国农民的典型道德操守，二姐夫身上的这些品行是小说的道德立场。另一面，二姐夫又具有敏感、倔犟、自卑乃至木讷的性格特征，表现在二姐对他“人太老实了吧，你要不问他，就一句话也没有”的评价，在游船上“我们唤他坐到二姐身边来，他还有些扭捏”、当着别人的面不好意思开口唱的羞涩，和面对“我”的指导反而像是“被人戳穿了的腼腆”等。

复杂的性格形象彰显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为人物“加戏”，让他在个人性格驱使下与自卑的自我搏斗，鼓足勇气去追求内心的理想和现实中的幸福生活。

尽管二姐夫的“歌唱舞台一辈子就在工地上、脚手架上、旷野里，他唱的时候，手里多半舞弄的是榔头、锯子、抹灰铲、铁锨之类”，但这并不影响他当“麦霸”。以至于当公司复工推迟，他想到去买音响到公园门口去卖唱。从游船上到去歌厅的路上再到歌厅里的歌声，二姐夫都是在无人注意时才敢唱出声来，他不能在别人的瞩目下唱歌，这是性格使然;他只能自己唱，所有的歌都是唱给自己的，那是他生命的呼唤，他要用这歌声来为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伴奏——“好小说”的第二点，就是在互相揪扯的矛盾冲突中建构起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去唱歌》里尽管不乏一些发生在生活中的小抵牾，但真正的矛盾是二姐夫的个人性格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强烈的主体性格使这位由于生活经历和职业身份而活得有些卑微的角色成为令人敬重的形象。正是对自我的抗拒与突破，构成了人物自身的“对立面”，这一“对抗自我”的力量起到了结构性的支撑作用，避免了叙事上的偏斜和垮塌，从而深化了小說的主题。

《去唱歌》所有人物都被置于一个大家庭的伦理关系中，因而可被看作是一篇世情伦理小说。这其中，叙述者“我”起到了纽带作用，但核心是由二姐、二姐夫和外甥构成的小家庭。在叙述的技法上，小说最精妙出彩的地方，是用细腻、传神的生动笔触，通过人物的心理和言行写出了小家庭中没有血缘、胜似血亲的温暖亲情。在二姐这一方，是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两年后，通过“我”的介绍与二姐夫相识并结婚，相比于只在小说中被提到一句的“话多”的前夫，她珍惜而且非常了解后来的丈夫，因此不仅支持和理解他的生活方式——例如正是在她的支持下丈夫才买了移动音响而且时时处处尊重他，一家人对他的称谓从“老牛”到“二姐夫”的变化就是二姐委婉提示的结果。在外甥这一方，他不仅没有因为继父是农民工有任何抵触情绪，而是懂得维护父亲的尊严，给他以温暖的关心，比如是他提议自己和妈妈一起留下来等待父亲，也是他向“我”表示不要再挑剔他父亲的歌声了。可以想见，一家人都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关爱与尊重的家庭氛围里，才获得了心灵上的归属感和幸福感，结尾时二姐夫唱的歌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心情。作者敏锐地探查到了情感的幽微变化，描绘出了二姐、二姐夫和外甥一家人相依相偎、令人感动的幸福画面。

从文体学的角度论，无论是所书写的内容还是其所发生作用的生活层面上，小说都是世俗化的，即它要直面烟火蒸腾、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在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的俗世生活中构建人物的生存世界。无论是历史小说将传奇当做日常，还是科幻小说将未来当做日常，总之是要为人物营建出一种被可理解的现实逻辑还原的“日常”生活秩序。《去唱歌》在叙事上的绵密与扎实，是作者撇开浮华表象的浮沫，深切体察作为生活主体的人的伦理情感体验才能呈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深入”生活的产物——文学对生活的真正“深入”，是进入人的精神世界，而非其他。

（桫椤，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现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出版评论集《阅读的隐喻》《网络文学：观察、理解与评价》等著作四部，评论文章获第六届《芳草》文学杂志女评委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二届孙犁文学奖等。）

编辑：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