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奎，徐燕子

（甘肃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资本市场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1］，在这一监管转型背景下，交易所通过问询函制度发挥一线监管作用，有助于达成“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目的。我国2013年开始实施信息披露直通车以来，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发放年报问询函的频率增加，随着2018年开始实施新修订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问询函对企业披露信息关注范围不断拓展，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关注问询函的作用。

与处罚型监管措施相比，问询函作为非处罚性监管手段，并不直接对上市公司进行处罚，而是针对尚不严重的信息披露问题进行询问，并督促有问题企业进行解释与补充，必要情况下要求第三方监管机构作出答复。目前，国内外关于年报问询函的研究主要从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方面展开。研究发现，问询函可识别上市公司存在的信息披露问题引发负面市场反应，改变利益相关者行为，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

与此同时，注册会计师经过一系列审计活动出具审计报告也有助于降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比较问询函与审计监督的重点，发现二者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经营能力持续性、财务报表质量等问题均密切关注。那么，问询函是否影响审计师的行为与决策，并有助于降低审计风险？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文献，试图整理问询函影响审计行为的内在机理，并据此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问询函与审计收费

（一）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1.问询函提高审计收费

虽然不同国家问询函制度存在差异，但国内外学者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美国上市公司收到SEC意见函时，审计师出于诉讼风险增加的顾虑会上调审计收费［2］。我国制度背景下，问询函会促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3］，且上市公司收函次数与问题数量具有强化审计风险评估作用［4］。具体来看，将问询函视作风险信号，收函企业相比未收函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显著更高，函件内容与会计信息相关时作用更显著［5］。从时间维度视角看，上期年报收到问询函将增加当期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6］。另外，锚定效应理论也证实了这一正向影响关系，且审计师变更、产权性质与事务所规模具有调节作用［7］。

2．作用路径

问询函影响审计收费的作用路径，国内外学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问询函影响审计收费的路径包括以下三种，见图1。

图1 问询函影响审计收费路径

（1）“成本”路径。上市公司收函会暴露自身信息披露缺陷带来负面市场反应［8］，促使资本市场怀疑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与独立性，给事务所带来声誉损失，因此基于声誉效应，审计师在承接上一年度收函企业的审计业务时，会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勤勉尽责执行审计业务，主动增加审计投入与程序，扩大审查范围，尤其关注函件中存在的问题与改善进度，进而增加审计成本，以防止出现错报与漏报现象。

（2）风险溢价补偿。问询函带来的审计风险包括因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导致的诉讼风险、违规行为被查处遭受经济处罚等监管风险，进而导致声誉受损、客户流失。相比处罚型监管方式，问询函威慑力较低，收函企业延期回函或不回函使下一年度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并未降低，因此基于审计需求保险理论，会对该高风险客户索取风险溢价。我国学者在实证检验中引入审计延迟这一变量，进而否认了“成本”影响路径，认为审计收费提高主要是风险溢价补偿原因［9］。

（3）同时兼有两种路径。一方面，为了避免审计失败而引发的声誉损失与行政处罚，审计师会针对交易所关注的问题增加审计成本；另一方面，为应对审计风险会向客户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作为补偿［4-5］。

（二）关键审计事项具有中介效应

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这一制度引起了学界关注。研究发现，问询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关键审计事项判断效率；通过风险传导与管制职能效应，可以促使审计师更加勤勉尽责，增加关键审计信息量，提高审计报告稳健性［10］，见图2。

图2 问询函对关键审计事项的作用

另外，有学者发现增加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并不影响审计师收费［11］，但我国与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法律与监管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结论是否适用有待商榷。那么，关键审计事项在问询函影响审计收费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根据我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发现，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师通过增加上期收函企业本期的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数量，进而增加审计收费，且这一中介作用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显著［6］。一方面，收函意味着企业存在重大错报可能性，审计师为降低审计风险会增加资源投入，披露更多关键审计事项，增加审计成本进而提高审计收费；另一方面，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增加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与预期损失，投资者较高的潜在预期会增加对审计师的责任认定，导致审计风险提高，审计师会收取相应的风险溢价。

二、问询函与审计师变更

（一）问询函监管会引起审计师变更

从审计师决策视角看，收函企业的审计师相比未收函企业更易发生变更，收函次数越多，变更可能性越大；且以审计师主动辞聘为主，变更方向为从大事务所变更为小事务所［12］。从审计服务需求方视角看，收函企业更易辞退不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尤其是收函企业风险越大、函件包含问题数量越多且需要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时，审计师被辞退的可能性更高［13］。

（二）影响路径

1．审计师留任

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问询函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市场反应，对该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事务所将面临处罚风险、赔偿风险与声誉损失，为降低审计风险，执业审计师会更加勤勉尽责审查财务报表，因此导致审计成本提高。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如果向被审客户收取的服务费足以弥补上述成本与损失，那么审计师就会选择留任。声誉较高的事务所议价能力较强，可通过提高风险溢价补偿风险损失；行业专长审计师具有更强的胜任能力与审计技能，可有效降低事务所面临的风险水平，因此具有较好声誉与行业专长的事务所更倾向于留任。选择留任的审计师则会更谨慎出具审计意见报告，倾向提高审计收费、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指派更有执业经验的签字注册会计师［14］。

2．审计师退出

（1）主动辞聘。根据审计师辞聘理论，审计师无利可图或风险过大会带来声誉损失时，审计师会选择主动辞聘，且财务风险较大的收函企业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行为［13］。一方面，问询函具有风险预警作用，收函企业存在这一风险的可能性较大，为避免审计失败引发不利后果，审计师会辞聘该高风险客户。另一方面，问询函会改变审计师对审查客户的初始风险评估，审计师权衡风险与成本，更易放弃财务风险较大的客户。

（2）被动辞退。注册会计师作为审计服务提供者，运用自身专业技能审查企业财务报告信息后发表鉴定意见。如果被审企业后续收到问询函，表明该企业信息披露经审查后仍存在缺陷，这不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市场反应，而且面临声誉损失，因此企业对于聘任的审计师是否具有专业胜任能力产生怀疑。下一年度为挽回自身声誉，提高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的信心，该企业会聘请更有经验的审计师，以提高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即不具有更高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更易被收函企业辞退［13］。另一方面，收函上市公司也有动机通过辞退审计师进行审计意见购买，进而降低缺陷信息被发现的可能性，吸引资本市场投资者关注。

三、问询函与审计意见发表

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发放的问询函，会影响审计师对被审企业的审计意见发表。研究发现，审计师会提高对收函企业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尤其当函件问题越严重时，提高程度越大［3］。一方面，上市公司收到问询函向外界传递出自身信息披露存在缺陷的信号，审计师面临风险增加的可能性。作为风险规避的理性人，审计师会根据这一风险程度发表审计意见，当风险较高时，出于维护自身声誉、降低处罚风险的目的，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会更大。另一方面，对及时回函的上市公司而言，问询函具有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可抑制审计报告的激进程度［15］，增加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12］，促使审计师谨慎发表标准审计意见［2］，增加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披露。

四、评价与展望

（一）文献述评

现阶段关于问询函与审计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梳理已有文献并绘制问询函影响审计行为的框架图，可以发现问询函有助于规范审计行为，通过提高审计收费与非标审计意见概率、变更审计师等提升审计质量，见图3。

图 3 问询函影响审计行为框架图

从事务所组织结构层面看，个人审计师与团队作用效应并不相同。问询函的影响作用具有联动性，审计行为之间并非单向作用，且在不同组织结构中表现出差异性。另外，已有文献大多仅针对年报问询函进行探究，并未关注其他形式的问询函是否对促进审计决策具有积极作用。根据我国现阶段沪深交易所发放的问询函形式，除了年报问询函之外，还包括关注函与重组类问询函，这类函件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风险，有助于审计师补充考察被审企业的风险大小。目前，有关这类问询函对审计行为的影响，学界还缺乏相应的关注。

（二）未来展望

1．加强问询函影响审计行为的动态研究

现阶段问询函对审计行为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单向影响，未来应探索问询函是否对审计行为之间的动态变化与交互作用具有影响效力，除显性影响关系外，挖掘深层次的影响要素，探索更多可能的影响路径。例如可从组织结构层面关注总分所、项目团队行业专长、所在地区等因素是否具有差异性影响。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殊市场背景与制度环境下，第三方监管制度如媒体关注、投资者服务中心、行业自律监管等是否影响问询函间接监管效力的发挥，有待更进一步探索。

2．探索其他类型的问询函对审计行为的影响

证券交易所针对上市公司不同业务与交易事项发放不同类型的问询函，这一差异性释放出不同的信号。因此不应仅局限于年报问询函，应将研究样本扩大到全部问询函，探索关注函与重组类问询函等对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的揭示作用，以及这类函件是否影响审计收费、审计意见、审计质量等审计师行为与决策。与年报问询函相比，其他类型的问询函是否能够为审计师提供增量信息，并具有监管溢出效应，对规范审计行为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