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霞

十二生肖，是我们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先秦时期，人们为了方便记忆，就将所见动物诸如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民族图腾——龙，与十二地支相配表示人的出生年份，到了东汉逐渐形成我们现如今所熟知的十二生肖体系，并衍生出了较为丰富的生肖文化。这些文化内容，不仅见于文献资料，在考古出土的墓志雕刻、随葬陶俑以及壁画内容中都有表现。如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以及河北宣化张恭诱墓、张世古墓等20余座壁画墓中，均绘制有十二生肖图。事实上，在大同地区的墓葬壁画以及墓志中，同样也有十二生肖形象出现，但是该地区墓葬中的生肖形象似乎并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如：王元林先生撰写的《东亚地区墓葬壁画十二辰图像的起源与流变》[1]一文中，列举了在中国境内发现的23座各个时期包含十二生肖图像的墓葬壁画，对大同地区墓葬中的十二生肖图像却未曾提及。其他学者同类型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涉及该地区的墓葬。鉴于此，笔者以现有的考古资料为基础，尝试对大同地区墓葬壁画以及墓志中的十二生肖图像进行简要的梳理与探究，并对该地区的十二生肖图像与其他地区同时期的生肖图像作比较分析。

一、大同地区发现的十二生肖墓葬

根据已发现并公布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大同地区目前仅有2座在壁画或随葬墓志中绘制十二生肖图像的墓葬，分别是1974年在大同城西纸箱厂发掘的辽代壁画墓（以下简称纸箱厂辽墓）[2]、1984年在大同市西南郊新添堡村南发掘的辽代节度使许从赟夫妇壁画墓[3]。

纸箱厂辽墓，位于大同古城西南约1.5千米处。它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及墓室绘有壁画。根据壁画空间分布，自上而下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绘于穹隆顶下端，为人形十二生肖图；中层绘于穹隆顶与立壁之间，为仿木结构的梁架斗拱等；下层立壁四周，为7幅各自成幅的人物图。该墓出土的十二生肖图，与同时期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群[4]、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壁画墓[5]、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壁画墓[6]相同，为典型的人身人面兽冠执笏生肖像，面部浑圆，双目有神，均身着宽袖两色朝服，双手执笏，面向前方而立。人物头戴高冠，冠前各绘一生肖，北壁正中为鼠，其余生肖以顺时针方向排列形成十二生肖图像。（图1）这种题材的壁画，在大同地区的辽代壁画墓中首次出现。该墓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在墓室内彩绘十二生肖的墓葬。

图1 大同纸箱厂辽墓十二生肖线描图

许从赟夫妇壁画墓，位于大同市西南郊新添堡村南。它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墓门楼、甬道以及墓室4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穹隆顶。墓室壁画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绘于穹隆顶四周，为星宿图；中层绘于穹隆顶与立壁之上，内容为仿木结构的梁架与斗拱等；下层绘于墓室立壁，为7幅各自成幅的人物画，人物服饰与面容特征具有唐代侍者人物像的典型风貌。

纸箱厂辽墓与许从赟夫妇壁画墓相比，均为辽早期墓葬，墓室结构、墓室壁画分布及人物服饰与面容特征存在一致性。与纸箱厂辽墓不同的是，许从赟夫妇壁画墓中发现的十二生肖像并未绘在穹隆顶周壁，而是刻画在石质墓志盖盝顶。墓志由志盖与志铭两部分组成，志盖中央线刻双凤纹。双凤首尾相接，呈展翅翱翔状。双凤纹左侧线刻“九游九星”图，右侧刻画“北斗七星”图。星宿图外围又饰四周连续的曲尺纹，在曲尺纹的外围则是四刹收分的盝顶，每面线刻3个生肖图，并以顺时针方向为序，等距离分布于盝顶四周。其生肖图形象与纸箱厂辽墓相同，人物面部浑圆，身着交领宽袖长袍，头戴高冠，冠前刻画十二生肖，双手执笏，呈站立状。

此外，2021年在大同市智家堡村发掘的北魏吕续墓中，出土了一件雕刻精致的浮雕彩绘石椁。石椁北壁彩绘的鼠头鸟身、牛头鸟身两只神兽（图2），与唐朝流行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有几分相似，但该墓未出现完整的十二生肖图像。这说明，这一时期墓葬文化中的生肖形象尚处于早期演化发展阶段。

图2 大同市智家堡北魏吕续墓彩绘石椁上的图像

从上述分析来看，大同地区出现的十二生肖墓呈现如下特点：首先，该地区关于墓葬壁画所见的十二生肖形象主要见于辽代，且主要出现于该地区的早期辽墓中。许从赟夫妇合葬出土有墓志，从墓志记载可知，该墓年代为辽景宗乾亨四年（公元982年），这是目前已知考古资料中，晋北地区唯一的一座辽代早期纪年墓。纸箱厂辽墓中没有出土墓志，但壁画内容及人物特征与许从赟夫妇壁画墓中的壁画接近，具有大同辽代早期壁画墓的典型特点（即壁画题材单一，多以单独成幅的人物图为主，无出行图、散乐图以及同期辽北地常见的归来图）。其次，这两座墓葬中出现的生肖像不论是壁画上绘制的还是墓志盖上雕刻的，都为流行于宋辽时期的“人身人面兽冠”立像，人物均为身着宽袖长袍、头戴生肖冠且双手执笏的文官造型。

二、大同地区发现的十二生肖像墓志

除上述许从赟夫妇壁画墓墓志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图像外，大同地区还有7方唐代墓志也刻画有十二生肖像。与纸箱厂辽墓和许从赟夫妇壁画墓不同的是，这7方墓志多为田野采集或私人收藏。

1.《李仙及夫人墓志》。出土于大同市西南振华街一带，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墓志，青石质，由志石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盖，呈盝顶形，盝顶中央篆书“陇西李君墓志”6个字，盝顶四周以双弦纹形成四分刹，每个区域内线刻3个兽首人身执笏生肖立像，从上部中间“鼠”生肖开始，形成顺时针排序。此外，在十二生肖像的左前方还配有相应的楷书汉字，如马首人身像左上方楷书“马”字，这与唐代其他墓志以及辽代墓志或壁画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像不同。

2.《李海清墓志》。为大同民间私人收藏。墓志，沙石质。志盖，呈覆盆形，中间篆书“李君墓志”4个字，字的四周线刻双线间格，内饰水波纹与花卉纹，盖周以双线间隔花卉纹四刹收分，每一区域线刻3个兽首人身执笏生肖立像，从底部中图“鼠”生肖开始，呈顺时针排序。这类排序在大同地区发现的唐代墓志中较为常见。

3.《杜绾墓志》。出土于大同市西南振华街一带，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墓志，由志石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盖，呈覆斗形，中央篆书“杜公墓铭”4个字，盖四周以双线间隔四刹收分，每个间隔内线刻3个兽首人身执笏生肖立像。（图3）其生肖排序与《李海清墓志》相同，图像刻绘精致，线刻内容较前两方墓志清晰明了。

4.《尹旺墓志》。为大同民间私人收藏。墓志，白砂岩，由志石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盖，呈盝形顶，盖面中央篆书“尹氏墓志”4个字，字四周饰回字纹，外围以双条纹及花卉纹四刹收分，并在每一区域内分别饰3个人身人面执笏侍者，其旁各绘一生肖像。这种人身人面执笏侍者与写实动物组合形成的十二生肖图像，在大同地区尚属首例，且十二生肖的排序与其他唐代墓志或辽代墓志的十二地支排序不同，上为狗、蛇、龙，下为鸡、兔、虎，左为羊、马、牛，右为猪、鼠、猴，整体排序无规律可循。

5.《李公墓志》《张翁墓志》。《李公墓志》，采集地点不详，现收藏于大同市博物馆。墓志由志石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盖，中央篆书“李公墓志”4个字，周围绘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图，盖周以花卉纹四刹收分，每一区域内线刻3个兽首人身执笏生肖像，从下部中间“鼠”生肖开始，形成顺时针排序。（图4）在大同地区现存的十二生肖墓志中，生肖图与八卦图相配置的并不多见，目前发现的仅有《张翁墓志》（图5）同为此类配置。《张翁墓志》出现的生肖组合图，与《李公墓志》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6.《李君圣仙墓志》。采集地点不详，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墓志由志文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志盖，呈覆盆形，中央篆书“李君圣仙墓志”6个字，盖四周以花卉纹间隔形成四刹收分，并在每一区域内刻画3个兽首人身执笏生肖立像。（图6）生肖立像中，兽首大多模糊不清，根据可辨认的生肖图像推断，左面中间为“牛”，其两侧分别为“鼠”“虎”，以此顺时针排序。这种排序，与上述墓志中的十二生肖排序均不同。

总体来看，大同地区发现的唐代墓志中的十二生肖像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十二生肖像以兽首人身执笏像为主，是早期（北朝）写实动物至晚期（宋辽）人身人面兽冠执笏像的过渡阶段，其形象与北京延庆唐侯臣墓、陕西蒲城唐高力士墓、陕西乾县唐僖宗靖陵以及湖南新化维山唐墓等墓葬壁画中绘制的十二生肖相同。其二，十二生肖的配置，多由志铭、花卉纹及八卦图组成，未出现唐辽墓葬中常见的星宿图，更无其他唐墓与十二生肖配置的四神图。当然，志盖所绘空间有限，不排除其所属墓葬内壁上有类似配置图案出现的可能。

三、关于十二生肖图像的配置分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大同地区墓葬壁画及墓志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像的配置不尽相同。

图3《杜绾墓志》志盖拓片及线描图

图4《李公墓志》志盖拓片及线描图

图5《张翁墓志》志盖拓片及线描图

唐代墓葬壁画的十二生肖配置，以四神及星宿图为主。例如：北京延庆唐代侯臣壁画墓出现的十二生肖，绘于穹隆顶下端，在其上方绘一轮红日，下方及门券之上的四壁上绘朱雀、青龙、玄武、白虎四神图。唐僖宗靖陵以及高力士墓墓室东西两壁，除十二生肖外，在墓道两侧均绘有四神像，在穹隆顶也绘有星宿图。这类十二生肖像与四神及星宿图相配置的图像画面，与早期（北朝）出现的十二生肖像配置相同。如山西太原王郭村北齐娄睿墓[7]、河北磁县湾漳村北齐壁画墓[8]，以及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9]出现的十二生肖图像，都有四神图和星宿图配置。由此可见，唐代壁画墓中的十二生肖图像配置“四神+星象”，延续了早期生辰像的配置格式，是唐代十二生肖壁画墓的主流配置。这类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宋辽时期的十二生肖像，尤其是表现宇宙概念的星宿图在宋辽的壁画墓中多有出现。纸箱厂辽墓与许从赟夫妇壁画墓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图像，虽绘于不同的地方，但与其相关的图像配置基本相同，即十二生肖图像与天文星宿图一同出现于墓室或志盖顶部，这是宇宙观与时空观在墓葬文化中的一种反映，体现了墓主与日月星辰相伴，追求生命永恒的愿望。纸箱厂辽墓早年曾被盗，墓室券顶遭到破坏并留有一处盗洞，因此穹隆顶壁画缺失，只在券顶完整地保存了人形十二生肖像。根据墓室壁画题材与内容分布情况分析，其墓顶壁画应与同属早期墓葬的许从赟夫妇壁画墓相近，当为星宿图像。首先，许从赟夫妇壁画墓与纸箱厂辽墓都为大同地区早期辽墓，墓室壁画分布及内容基本相同，以此推断纸箱厂辽墓墓顶壁画应与许从赟夫妇壁画墓一致，许从赟夫妇壁画墓墓顶为残缺的星宿图，纸箱厂辽墓缺失的墓顶壁画也可能是星宿图。其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同地区发现的辽代壁画墓不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其墓室顶部几乎都绘有星宿图，如：卧虎湾6号墓[10]，墓顶彩绘日月、星球、云气等；南关2号辽墓墓顶彩绘星宿图[11]；以东风里辽墓为代表的晚期墓葬，其墓室顶部同样也绘有星宿图[12]（图7）。由此推测，纸箱厂辽墓中的墓顶应该也绘有星宿图，并与墓顶下端的十二生肖一同组成寓含宇宙时空观的图像。

图7 大同东风里辽墓墓顶彩绘星宿图（局部）

大同地区唐代墓志中的十二生肖配置，以花卉纹、八卦图案为主。其中，花卉纹主要起到装饰及区域分割的作用，并无其他时间或空间上的含义。八卦图案则不同，《太平御览》记载：“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13]八卦图案中，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艮为山，离为火，兑为泽。八卦分据八方，是天地万物、阴阳相合的集中体现，是古人宇宙观与时空观在墓葬中的反映。这类配置，与同期其他地方出现的墓志生肖像配置基本上是吻合的，如陕西户县出土的《赵悦墓志》、北京地区出土的《王徽墓志》《王时邕墓志》、河北涿县出土的《段岩墓志》等，都为十二生肖与花卉纹饰的配置模式。由此可见，此类配置应是唐代墓志中的十二生肖的主要配置模式。宋辽墓志志盖上的十二生肖像配置，基本延续了唐代以来的形态和风格，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辽宁博物馆藏的《耶律仁先墓志》《文武大孝宣皇帝哀册》（图8）等。就目前考古资料可知，许从赟夫妇壁画墓是山西省唯一一座出土墓志上有十二生肖图案的辽墓。其志盖上十二生肖像配置较为特殊，十二生肖像配置的不是花纹，而是与同期墓葬壁画上十二生肖配置的星宿图类似，配置了九游九星、北斗七星以及双凤纹等纹饰。（图9）九游九星、北斗七星，二者皆为天上星官，掌握四时变幻、五行移动的天宫力量，是星宿图的代表。《史记·天官书》记载：“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兵旗，所以导军进退，亦领州列邦。”[14]1307又载，所谓北斗七星，即“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14]1291。这种特殊性，可能与墓主人的生平有关。

图8 辽宁博物馆藏《文武大孝宣皇帝哀册》拓片

图6《李君圣仙墓志》志盖拓片

四、十二生肖图像的演变与功能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大同地区发现的十二生肖图像遗存，在时代上从北魏一直延续到辽代。其间，十二生肖图像经历了“写实动物像—兽首人身像—人身人面兽冠像”三个阶段，并逐渐成为该地区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实动物像”，最早出现于北魏，并一直延续到北周。2021年，大同市智家堡北魏吕续墓出土的彩绘石椁上所绘的鼠头鸟身、牛头鸟身神兽图像，就已经有了生肖像的身影。尽管该墓未发现完整的十二生肖图，但与鼠头鸟身、牛头鸟身图同时出现的还有玄武、朱雀、白虎、青龙四神图，这与北齐、唐代壁画墓中流行的“生辰像+四神像”极为相似。笔者推断，这类不完整的神像图，恰是宇宙时空观在早期墓葬中的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墓葬文化中的生肖图像处于早期演化发展阶段。此外，在大同地区发现的其他北魏墓葬中，出土了鼠、牛、鸡、马、狗等兽首兽身的写实动物陪葬品，尽管这类器物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与十二生肖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具有生肖特征的随葬物为日后十二生肖图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类生肖像，在同期其他地区的北魏墓葬均有出土。如山东淄博大武乡窝托村17号北魏墓、太原王郭村北齐娄睿墓、河北磁县湾漳村北齐壁画墓、山西朔州子头乡水泉梁村北齐壁画墓，均绘有完整的十二生肖写实动物像。

图9《许从赟墓志》志盖拓片

大约从隋朝开始，十二生肖图像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往的“写实动物像”逐渐被身着宽袖大袍的“兽首人身像”代替，并在唐代得以广泛传播。在这个阶段，十二生肖像基本脱离了纯动物像，呈动物拟人化形态。就大同地区而言，这一时期十二生肖形象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执笏、头部呈十二生肖兽首的变身形态，这类形象为该地区同期生肖像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李仙墓志》《李海清墓志》《李君圣仙墓志》《杜绾墓志》《张翁墓志》等多方墓志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像，均可归为此类。这类生肖像有坐姿和站姿之分，坐姿生肖像盛行于隋朝，站姿生肖像出现于唐高宗及武周时期，随后取代坐姿生肖像，成为中晚唐墓葬中生肖像的主要表现形式。大同地区发现的数方墓志中，以站姿生肖像为主，坐姿生肖像仅出现于《杜绾墓志》中。由此可见，大同地区唐代墓志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像，具有明显的唐中晚期生肖像风格，它应是唐中晚期葬俗文化的艺术表达。第二类，为人身人面文官像与写实动物像结合，这类形象在大同地区的唐代墓志中并不多见，目前仅有《尹旺墓志》中出现这类组合。其中，人像面部浑圆，头戴冠，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执笏，呈站立状。在人像的左侧，分别刻画一写实动物生肖像，上为狗、蛇、龙，下为鸡、兔、虎，左为羊、马、牛，右为猪、鼠、猴，由此来看，其排序并未按唐人墓志常见的十二地支次序进行排列，整体布局较为随意。

五代时期的十二生肖像，由隋唐时期盛行的兽首人身执笏像演变为人身人面手持动物像和人身人面兽冠像。其中，人身人面兽冠像流行于宋辽时期，并成为这一时期生肖像的典型特征。大同地区发现的生肖像，集中在辽代早期墓葬，且均以人身人面生肖像为主。如：大同纸箱厂壁画墓墓顶出现的十二生肖像与许从赟夫妇壁画墓出土的墓志志盖上刻画的十二生肖像基本相同，均呈“人身、人面、兽冠”特征。画面中，人物面部浑圆，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执笏，面向前方呈站立状。此外，人物头戴高冠，冠前端各饰一生肖像（多刻画生肖动物头部），以“鼠”生肖开始，依顺时针方向排序，形成十二地支生肖图。与隋唐时期流行的“人身兽首像”相比，这一阶段的生肖像已经完全脱离了以往的“动物像”或“动物拟人像”，呈现为纯粹的人像（即文官像），仅在人物头冠保留兽首画像，作为生肖像的象征或标识。如：山西大同纸箱厂辽壁画墓、福建尤溪县梅仙镇宋彭坑壁画墓、河北宣化辽韩师训壁画墓，以及辽宁朝阳西上台壁画墓等诸多壁画墓出现的生肖像，皆为人身人面兽冠执笏立像。此外，除立像外，部分辽墓还出现了坐像，如北京八宝山辽韩佚墓[15]、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群所绘的生肖像，均为人身人面执笏坐像，是隋及唐早期坐像习俗的延续。与此同时，隋唐以来出现的带有礼仪特性的文官像（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执笏），一直延续到宋辽。与《唐会要》《五代会要》等文献中记载的葬事规制类似，大同地区与其他地区早期辽墓中出现的双手执笏十二生肖文吏形象同样具有浓厚的礼仪形态。

金代以后，大同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墓葬中再未发现十二生肖图像。

五、结语

大同地区考古发现的十二生肖图像，表现形式多样，承载载体主要为墓志、壁画、陶俑等。式样演变方面，有北魏以来的十二生肖写实动物像，而诸如北魏吕续墓中出现的鼠头鸟身、牛头鸟身神兽，可能是该地区十二生肖“写实动物像”及“人身兽首像”的艺术源头。唐中晚期，“人身兽首生肖像”在大同地区广泛流行，并以墓志的方式保存下来。辽代，受五代生肖像影响，“人身人面兽冠像”出现在大同地区的壁画墓及墓志中。此外，就生肖像立、坐形态而言，大同地区生肖像受晚唐生肖像影响颇深，以站姿像为主。

大同地区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习俗从北魏伊始，直至辽晚期，延续了近700年之久，其与“四神图”“星宿图”“八卦图”共同演绎了当时墓葬文化中盛行的宇宙时空观及阴阳五行说。尽管其间十二生肖图像发生了从“物”到“人”的演变，生肖配置图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其表现时空流转、岁月循环、阴阳互根的含义未曾改变。因此，大同地区发现的包括许从赟夫妇壁画墓、纸箱厂辽墓以及诸多唐代墓志中的十二生肖图像，是我们研究该地区宇宙观、生辰观以及与其相关的葬俗文化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