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明飞 杨星月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97）

作为20世纪以来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结构、思维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迁，消费社会因其对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微观个体命运戏剧性变化的历史见证而成为学术研究持续热衷的焦点。随着社会分工模式改进与科技发展带来劳动工具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人类历史迎来了前所未有物质丰裕乃至过剩的“黄金时代”，传统以单纯生产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前行的时代已悄然落幕，而被过剩商品消化完成所掣肘，消费成为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得以实现之核心要素的“消费时代”随之到来。此时的消费不单是主体对商品数量、物质或质量需求的满足，而是异化为“一种系统的符号操控行为或总体性观念实践”[1]（第7页），通过人为建构商品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地位分层概念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实现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别”驱动。居伊·波德的“景观拜物教”世界和让·鲍德里亚所描绘的“超现实”幻境被逐一建构。洞察消费社会的演化规律及其特征，掌握消费系统的运作模式与内在逻辑，对于深化消费时代的社会境况以及群体困境认知、解构资本操纵下商品概念所缔造的拜物教奇观具有积极意义。

一、“消费受控化”：西方发达工业文明下的社会转向

相较于传统任何以生产为主导组织起来的社会，消费社会以消费刺激作为全部社会生产生活的动力和目标。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控制与疏导，商品被赋予超越本身意义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和形象价值，其欺骗性与诱导性在现代媒介技术加持下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理念传达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易于引发受众者共鸣，消费社会因其强大的现实关联性日益从社会边界向整体突围。

从现实发展来看，消费社会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福特制、泰勒制的广泛采用带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生产者得以以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大规模快速商品生产，填补需求空缺的沟壑。20世纪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结构性危机而采取了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由标准化过渡到“弹性积累”和“弹性劳动”的小规模周期化生产，针对日趋饱和的多样化市场及时做出调整，使人们从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向自我表达、自我彰显的多样性消费转变成为可能。二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主导。19世纪末，边际理论效应被广泛用于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分析中，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商品给予消费者的满足感程度决定商品的最终价值，而非投入生产成本的多少，由此把消费的地位提高到生产之上。20世30年代，西方国家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家制度层面肯定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资本主义社会正式迈向以消费作为社会生产生活主导的新发展阶段。三是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现代媒体创造了大量充斥符号和幻象的世界，小到日常家居、大到潮流景观，无孔不入的报纸、广播、杂志不断传达着被上层资产阶级所定义的理念与思想，人们的审美观、消费观容易被占据主导权的媒体声音所同化，独立思考与辨别能力的丧失造成对消费主义的盲从。

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勃兴，对消费社会的理论解析和批判也提上日程。从消费社会的理论发展历程来看，最早研究资本主义消费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是凡伯伦。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商品的丰裕与资产阶级的富足，凡伯伦敏锐观察到有闲阶级如何进行浪费性消费，以显示自身地位的优越与荣誉心理的。20世纪中叶，列斐伏尔进提出了“被消费控制的官僚阶级”理论观点，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与需求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等，社会生产性与创造性行为意义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过渡，群众消费欲望被人为刺激和操纵，人的异化困境也从经济领域上升到生存矛盾。马尔库塞也看到了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所操控的人的需求等病态社会现象，提出了著名的“虚假需要”理论，对发达工业下的消费异化和人的异化现象做出深刻批判。同时指出，技术、商品与消费的逻辑结合使人们丧失了追求真实需要的动机和反抗不合理社会的欲望，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形式因而得以更深地植入到社会之中[2]（第130页）。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则明确提出了“消费社会”概念，进一步点明了商品的符号本质，指出商品之间相互关联衍生符号系列，最终构建出一个“庞大的自我生产着的意义系统”，这个庞大的符号系统就和大众传媒一起被用来引导和操控人类的消费[1]（第64页）。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铸就了信息全面丰盛的时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向社会公共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全方位、深层次渗透，“消费受控化”已是不争的时代事实。

作为发达工业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早已脱离了满足个体生存需要的范畴。受众者将自我欲望的实现和自我满足作为消费的最终目的，此种观念促使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寻求快感愉悦与物质满足，因而陷入了“为消费而消费”的逻辑怪圈。作为消费的异化样态，奢侈消费的大众化、符号消费的专有化、消费控制的隐性化是消费主义思潮的主要表征[3]。首先，不同于传统社会上层资产阶级与普通民众的消费“分离”状态，民众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商品高效率的产出使得不同阶级的消费对象呈现出鲜明的一致性，普通人以占有高档物品来满足对其它阶级完美生活方式的幻想。其次，符号消费的专有化。罗兰·巴特认为，大多数物品并不具有意义指涉功能，但它们“一旦进入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程序,它总是会传递比这一点更多的意涵。因此一个物品可以视为是它的功能(本义)和一个剩余事物(它的引申意义)的结合。”[4]（第240页）如万宝路香烟与美国西部牛仔狂野形象的奇妙结合。这种奇幻的消费体验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真实的社会存在，使人陷入虚假的符号建构世界而难以自拔。最后，消费控制的隐性化也是消费社会所呈现的又一特征。媒介传播技术具有强大的遮蔽功能，大众传媒在延展了受众视野的同时也消解了人际传播之中的非语言符号，例如身份信息、性情特征等等，受众者面对的是一个“信息窄化”的现实遮蔽空间，无法透过层层的思潮与观点辨明真理。因此，在消费社会中行进的群体逐渐丢失传统的高雅志趣和审美取向，代之以虚幻化、肤浅化、快感化的情调享受。当代人在马克思毕生追求的健全完满的人格理想中渐行渐远。

二、消费社会的运行逻辑

从表面来看，商品的符号价值只具备表现和象征意义，并不能替代商品本身。那么，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意义是通过何种形式建构的？其符号意义如何“僭越”为主体消费行为的主导因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市场扩张理论，采取传播学、市场营销学视角，对消费社会的运作逻辑进行深度挖掘，得出如下结论：

（一）生产张力的逻辑

对利润的追逐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直接目标与决定性动机，利润的实现需要完成从货币资本到实物资本再到增量货币资本的资本循环过程。在这一循坏过程中，生产扩张的无限性和市场容纳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贯穿始终。即，一方面，资本家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第548页）；另一方面，群众的收入水平和实际需求的限制构成了市场容量扩张的阻碍。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资本循坏的进程往往在第二环节发生断裂，引发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巨大波动。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就是在不断克服生产扩张的无限性与市场容纳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中向前推进。消费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在解决生产与消费对等问题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社会样态。

资本主义对人类需求市场的控制经历了多重发展时期。从工业革命开始到“大萧条”时期结束，是资本主义进行市场容量扩张的初始时期，此时的生产，从空间上表现为对世界市场的填充，从内容上表现为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体的制造。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是现实市场填充完毕的表征。在现实市场得到充分满足之后，资产阶级将矛头对准未来市场的开发——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又一时期来临。这一时期以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为标志到20世纪70年代“滞涨”危机结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原理是以国家赤字拉动社会消费需求，具体运作方式是通过国家投资大兴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就业，以国家信用为媒介强制替代底层群众进行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借用未来资源与需求市场转嫁经济危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运转。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未来市场势必难以承受资本主义日益庞大的商品生产张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资本家一面疯狂挖掘现实与未来市场，一面开辟新的市场以容纳更为庞大的生产力。此时西方发达国家便全面开启马尔库塞笔下所描写的制造“虚假需要”的时代。

马尔库塞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观点，将人的需求分为真实与虚假的需要。真实需要是与人的生命和存在本能相一致的爱欲，既包括食欲、性欲、消遣等动物性生理欲求，也包括情感、审美等更完满全面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发展欲望。它能够使人类独立自主掌握命运、构建自由公正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消费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人为建构虚假性概念来诱导人们的消费欲望，开辟新型的以虚假性需求为主导的消费市场以容纳更为庞大的生产力，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继续向前推进的维系支柱。这种消费欲望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2]（第6页）。人类的需求生命体验被完全纳入到商品交换领域，异化为特殊利益阶层培养并强加给人的非本真的虚假需要，“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他们的灵魂困在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之中。”[2]（第9页）表面上看，人们似乎可以超越自身阶级局限，愉悦地享受着这种奢华雅致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却将自己和整个社会的生产体制结合起来，在这种虚幻的“超额压抑”的病症社会中带着手铐与脚镣疯狂舞蹈。

（二）符号的价值逻辑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两本著作中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剖析时指出，资本家是以资本追逐为最终目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也会以此为对象对整个社会设计出控制、操纵和谋取财富的基本方案。资产阶级在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上有其消费范畴上的政治经济战略点，其经济利益实现的关键在于赋予产品以符号意义，不断制造着刺激人类虚假需要的感性欲望与暂时冲动，从而最终导致“我们生活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第4页）。

在后工业时代，人们的消费需要从日常物质生活领域转向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领域。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物的功能性即使用价值本身，而是延展到商品背后所潜藏的价值符号与文化意蕴，即使这些商品并不构成最实际的需要，其符号价值依旧可以助推主体消费实践完成。符号消费实质是差异性消费。人们对物质背后所指认的风格、情趣、财富、权威等价值意蕴疯狂痴醉，通过物来彰显自我价值和社会意义，透视着分化等级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物的指向性与象征性消费成为人们确定自身存在、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正如布迪厄的描述：“那些具有巨额经济资本的人(工业企业家、商业雇主)，以商务宴请、外国汽车、拍卖会、高级别墅、网球、滑水、巴黎右岸的商业走廊作为自己的特殊品味，那些拥有很多文化资本的人(高等教育的教师、美术创作者、中学教师)却以左岸的艺术走廊、前卫派的节日、现代接走、外语、国际象棋、跳蚤市场、巴赫、群山秀峰为自己的品味。那些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很少的人则以足球、土豆、普通红酒、观看体育比赛、公共舞会等为自己的品味”[6]（第128-129页）。

同时，物以不同的意义表征划分出不同层次的阶层与团体，商品就因其符号价值不断彰显着对人类的吸引力。商品与商品意义之间相互关联并延伸衍生出新的符号系列，共同编织成一张庞大而相互关联的意义关系网与符码系统，这种符码系统创造出现实中人们看待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基本范式。身处于其中的消费者必须要通过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化去完成自我的价值判定、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因此，人们总是被诱导着去消费那些原本并非真实需要的商品，一旦商品的符号意义呈现差异性变化，那些受支配的消费者们就会不断追逐颇具暗示性的虚假需求。在这里，人与物的关系被形而上的颠倒过来，主体对物的支配和操控异化为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消费脱离了原本与人的生命体验联系起来精神情景和艺术构境，消费者沦为了社会交换结构和沟通体系的组成工具，共同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完整，整个社会消费就在这种人为操纵的符码系统中运行。

（三）资本的操纵逻辑

在利益的诱导下，资本家巧妙地将大众文化与商品消费相结合，将所有事物纳入自身的增值轨道，源源不断地从社会攫取财富。他们往往利用大众传媒刺激消费快感，同时联合构建时尚风潮，使人们消费诉求的变换与商品流通速度相契合，以此打造成一系列运作链条来引导消费者的消费实践。其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其一，努力实现文化与资本的弥合。一方面，消费社会通过使传统文化向凡间“坠落”来构建文化资本、创造经济效益。传统文化具有与现实相对立的超越性、越轨性和敌对性因素，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现存秩序的疏远、反思与批判。资本主义通过使文化日常化与商品化，将其全盘纳入资本生产与消费的逻辑链条中，使文化的审美价值向经济利益转化。消费社会，文化与传统艺术形式被纳入到人们无所不包的生活日常中，其精神情景、思想意蕴与人们所熟悉的服务和商品巧妙地结合起来，并被大规模生产和销售，使消费者不断沉溺于商品理念背后的情感依托与精神享受。如充盈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餐具、服饰等等，消费者多被其背后的艺术样式和格调所吸引。另一方面，文化越来越肤浅化，在平庸甚至戏谑、搞笑等低级趣味中博取眼球，努力迎合普通大众的趣味，利用感官刺激来激发群众的消费欲望。流行音乐、畅销书等的风靡无不遵从这一原理。

其二，抓住民众的心理特征，巧妙运用大众传媒，兜售其意识形态。大众媒体片段化、故事化、戏剧化、个人化的表达方式都是以迎合受众趣味和理解能力为主旨的，这与后工业文明下人们生活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的转向下，心理特征向平面粗浅、快感享受的发展方向相契合。20世纪相继诞生的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媒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直切受众者的感官认知，使人们的快感获取和情感宣泄迅速满足。资本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点，将消费主义的价值理念与大众传媒巧妙结合。如19世纪下半叶的香水广告，背景中的女子频繁以香艳性感的形象出现，利用奇异景观调动人的感官刺激，进而调动心理欲望，使消费行为与动物性需求结合。同时，资本还通过媒体虚设出乌托邦式的美好生活情景，当观众体验到现实与理想出现的落差，便会到其所宣扬的具有美好理念的商品中寻找精神慰藉。著名女星赫本在电影《罗马假日》中塑造了一位深入人心美丽单纯的公主形象，电影播出立刻带动相关服饰的购买风潮，这种消费是消费者内心对真善美情境寻求的行为，因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而不得，便将情感投射到消费中进行心灵满足。

其三，联合构建社会风潮，实现商品的迭代销售。时尚风潮是工业时代产生的一种新型大众审美趣味，旨在将少部分特殊群体所创造新颖奇特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传递给普通大众，成为引发社会模仿效应的群体性活动，并且会有节奏性地操控其迭代速度，使人们的消费诉求变换与商品的流通速度相契合。风尚风潮建构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其本质具有欺骗性，利用普通民众对社会阶层跨越与自我身份认同渴求，赋予商品以品味、地位的要素，诱导人们通过符号消费获得情感满足和精神体验。时尚风潮通常是利用偶像明星效应来实现的，他们作为资本塑造的完美符号，通常与时尚潮流绑定，在影视表演或广告中化身平民理想生活方式的形象代表，向粉丝和观众投射信号，诱导人们消费。在小众潮流被大众广泛传播后，这些理想投射者们便会立即以高傲的姿态疏离当前风潮，去引领更新颖的时尚，再次带动粉丝及大众向其生活方式靠拢。时尚风潮正式在一轮轮的“模仿——疏离——模仿”的往复循坏中进行着对大众消费的掌控。

三、消费异化所导致的社会困境和发展迷局

消费社会超越传统社会的最大之处在于其创造了极其丰裕的物质财富，颠覆了社会反动的根源。社会由此从贫困的积累转向对全部受众者精神的折磨与压抑、对人的奴役与异化，整个社会向单向度、一体化衍变而建立新型极权统治。

（一）人异化的加剧——人类普遍精神痛苦

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东欧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敏锐注意到处在后工业文明之下的人们有着难以名状的精神错乱症状。他在拉康的心理分析视角下对当代人的情感欲望和思想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后确认了当代人精神步入困境的事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与肉体都充满焦虑与崩溃，同时又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的现实环境中寻求妥协的身份和欲望[7]（第45页）。事实的确如此，人们精神生态失衡问题已是消费社会现实生活的常态，虚无主义思潮大规模存在于同时期的文学、绘画以及音乐中，成为现实生存中人们精神困境的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具有主体价值真正意义的“人”在后工业文明下缺席了。无底限的疯狂消费将这个社会推到反面，造就了人类普遍精神痛苦与异化加剧的困境。

人类精神痛苦的制造根植于虚假需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在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成为个体享乐与时代精神的主导性思维，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贬抑和物质财富的实现直接挂起钩来，个体只有在极其丰盛的物质消费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被植入虚假需求的人们不再将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与精神世界的建构作为自己的生存之道，而是将纸醉金迷看作通往世俗幸福的途径。在异化的符号消费引导下，人们确实有通过商品彰显地位、财富等主体优渥外在条件的可能，却难以满足内心最真实的需要。消费者费尽心力和金钱去追求社会所标榜的与人生幸福体验挂钩的商品，得到之后仍然忍受着精神空虚的折磨，始终活在求之不得与得后并不幸福的循坏之中。再者，虚假需求在生产中“使性自由获得市场价值，造成虚假的幸福意识”，“爱欲被简化为性经验和性满足，使人摆脱了升华的需要，限制了升华的范围”[8]（第155页）。除开很多物质类商品（如香水、内衣等）被打上了了性暗示与追求感觉器官刺激的标签，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商品也对不断颠覆着传统社会禁忌与文化秩序，嬉皮、暴力、血腥充斥在小说、电影、音乐等文化产品中，成为人们刺激当代人调动身体感觉、脱离惰性生活境况的兴奋剂。由商品意义所诞生的观念上的颓败进一步破坏着人类的心理状态，使受众者在“潜抑状态获得一种虚假的满足，在本真的痛苦状态中体验到非本真的愉悦。”当代资本主义在其繁荣的假面之下，萌生出内在危机，播撒着使社会价值系统与人类心理承受限度崩溃的文化细菌。

关于人的真实需要，马尔库塞对此做过较为全面的探讨。在马尔库塞看来，真实需要是与人的生命和存在本能相一致的爱欲，既包括食欲、性欲、娱乐等动物性生理欲求，也包括情感、审美等更完满全面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发展欲望，它能够使人类独立自主掌握命运、构建自由公正的新型社会关系。在一个非压抑社会中，人们不再被迫服从资本主义颠倒人性的社会制度，人们的自身存在不再通过物质财富来彰显，生命的本能快乐亦不再仅仅局限于生殖领域或其它感官刺激领域，而会扩展到整个艺术创作、人际交往与生产劳动的情景之中。这样，人的身心才能得到真正舒展，生命本能才能得到最自然的体现。回到现实，人的本质体现作为自然存在物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在与对象世界联系中确认自己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形态的本质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伴随虚假需求生产的持续扩大，人将必然遭受愈来愈深的精神痛苦，异化加剧是不可消除的时代困境。

（二）资本主义新型极权统治的建立

消费社会的另一罪恶之处在于其建立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即用丰富的物质产品对人们进行思想灌输与操控，极力消解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对立状态，创造一个没有真正反对派的一体化社会。“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1]（第78页）

对处在消费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消费是个体身份获取以及建构人际关系的关键环节，也是团体机构与现行体制生存发展的润滑剂。消费社会通过差异性交换系统刺激主体虚假需要的产生，在这种等级制度影响下，不同阶层的人为了更好的生存必然要顺从由符码系统所诞生的消费社会意识形态。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来说，为了资本所有者和国家的利益，他们会利用一切技术手段使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群体向单向度化发展，让这些个体仅仅只是为了消费、消遣、娱乐、享受而生活。马尔库塞说：“他们把小汽车、高保真音响、错层式家庭住宅、厨房设备当作生活的灵魂。个人束缚在社会上的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正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确立起来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的上述控制方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极大削弱了社会的反抗力量。现代西方社会看似并没有显露它那狰狞的獠牙，相反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一切都是那么的“繁荣”，大多数人生活的十分“舒适”，制度规则制定的也是那么的“合理”。马尔库塞认为，“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遭到了剥夺。”过去，因为贫困，受压迫者把反抗的枪口对准了那些压迫他们肉体、剥削他们财富的群体：工厂主、政客要员等。但现在，历史给他们编织一个幻梦，科技飞速发展和阶级冲突的调和使他们能够安稳地追寻财富，并且可以凭借自身努力和资本家一样享受同样的物质产品及服务。不再有受害者可折磨，批判的矛头被自动卸除，思想的齿轮濒于停顿。人们沉醉于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地位认可和世俗享乐，丧失反思社会的动力。此外，资产阶级统治者还竭尽全力消除它的反对面，以保证自己在整个社会当中的绝对统治。即使是政府，只有当其决策利于统治阶层利益时才能维持自身存在。现代社会彷佛变成了整齐划一的社会，很少能够听到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和鞭笞的声音，与这个社会离心离德的力量亦无处可寻。因此，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就“从一种暴力结构向另一种非暴力结构转化：它以丰盛和消费替代剥削和战争。”[1]（第37页）

四、消费社会变革方向：从幻象到本真的复归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的复归只能最终通过社会制度根本变革来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美好远景做出展望，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指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第53页）共产主义运动将消灭剥削、废除私有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且有合理分配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不再因为贫困和不公而饱受折磨，劳动恢复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真正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又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第165页）

然而，资本主义在二战后历经深刻调整，产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诸多新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先的一些革命力量消失了，沦为了维护这个反动社会的积极因素。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遮掩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变得极为隐蔽与温和。当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极为丰裕的物质财富，劳动者不再仍受贫困的折磨。并且，由于社会财富总量的扩大，无产阶级虽然获得的报酬比例即使比历史更低，但其工资不减反增。无产阶级不再需要通过革命就能获取较为理想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无产阶级，削弱其斗争意识。另外，资产阶级还利用意识形态欺骗、操纵大众，即使人们难以忍受精神上的痛苦，但大多数人无法察觉，即使察觉亦不知其根源，这样，斗争对象也就隐秘地消失了。因此，在现存社会尚且能够挣扎忍受，而有关未来的前景以及实现路径尚不明晰的情况下，社会变革的思想式微，原先社会革命的酵素就只能走向反面，沦落为反动社会团结的因素。

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生存形式下，是否还有摆脱困境、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如果有，那社会革命的主力从何而来？社会变革的动力和途径又如何？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再把目光回溯到马克思主义的市场扩张理论上。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必然需要大规模制造虚假需求来维持其生存发展的时期，这也意味着人类必然也将持续不断地遭受精神痛苦折磨与异化的加剧。并且，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危机、道德危机等等最终也会施加在其制度之下每一个个体身上，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人类还未觉醒的时刻，只能通过低级欲望宣泄、消极堕落来承受或规避痛苦，而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审美意识教育，人类会找到未来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这些觉醒的主体将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而对假恶丑的难以忍受和对真善美的原始驱动力将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动力来源。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并非空谈，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哲理。由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理论和现实的体悟中坚定“四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五、中国社会转型中消费主义悖论与路径超越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深入开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步推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思潮以迅猛之姿现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发展轨迹。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传统农业文明、资本主义后工业文明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等共同交织而展开畸形融合与激烈斗争的文明形态张力。这种变动打破了改革开放之前由国家主导的具有强制特征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使得消费主义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动因和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样态走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从最初的抑制消费到提倡适当消费再到鼓励消费，国家通过政策不断推动提升消费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刺激民众消费欲望、提升群众消费能力、促进消费产品丰富化和多样化是国家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和向现代化转型的必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从合法性逻辑向工具性和合理性逻辑转换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消费主义则是国家为达到经济目的而借助相关经济政策对群众消费欲望加以刺激的产物。“正是这种制度背景，催生了中国城市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换句话说，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是嵌入在某种制度背景中的。”[11]（第249页）同时，发达国家包括文化娱乐等生活方式以价值中立姿态向我国社会公共领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层渗透，对全部受众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进行冲击与重构。消费主义在中国表现为以高水平物质追求为目标的浪费性和以无休止的地位竞争为目的的夸耀性行为，这与资本主义制度消费社会呈现的表样具有共性特征，在现实中充斥着难以理喻的古怪悖论。

但回到实质剖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不是以社会的实际需要和人的真实需要为核心，而是作为商品生产过剩的吸纳环节和资本进行再生产与扩张的决定性因素，消费主义思潮亦是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正常运转而服务的。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虽然沾染上了西方工业文明之下的文化细菌，但其根本内核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生活福祉。我国的制度优势使得消费模式从资本扩张型向可持续性复归具有了路径实践的可能。

从社会宏观发展角度看，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在现实微观层面，由于改革开放时期采取了“压低产品利润和工资以成功推进赶超战略”[12]（第111页）的低成本经济发展政策，依赖出口以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成为前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增长点。这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多数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未得到大幅提升。以扩大内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思路并未得到充分落实。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摆脱发展迷局乃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意义深远。

当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将扩大需求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出发点无疑是增强我国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为此，全社会必须共同作为形成合力。对政府而言，需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者公共参与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使其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起较高的生活品质。对企业而言，只有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推进，以强化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使企业更加适应社会需求。消费需求品质的提升必然会使人们对于产品质量以及安全保障等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从而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为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品质需求提供更好服务与体验。在此情形下，教育、文旅、科技等第三产业将蓬勃发展。在社会思想意识层面，党和国家政策指引抵御消费主义思潮负面侵害适逢其时。今年四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消费的倡导。强调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反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提倡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为民众树立可持续消费观提供了方向指引。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强化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的方式，帮助居民构建健康消费理念与消费方式，让人们正确认识消费主义的本质与危害，树立绿色消费意识，强化民众对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认识。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还应建立线上与线下联动机制，通过舆论引导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强化社会监督，发扬勤俭风气，使消费者自觉遵守根本原则，将践行理性消费内化为习惯，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总之，只有当消费模式超越资本逻辑，在根本上诉诸于人民美好生活远景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才不会走上西方式无底线刺激民众消费欲望的发展路径，而以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