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浩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221）

一九一五年，《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在这个百家争鸣年代，许多思想先进的、新发行的刊物中均不可避免地触及一条重要话题——妇女解放。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力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号召，批评了旧传统和旧的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对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文化运动前后，受国外各种思潮的影响，随着国内女性在国家民族兴亡中发挥作用，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自身生活发生了剧烈改变。由近代而生的这些思想和行动对中国社会中千年之久的习俗与性别、女性教育、婚姻和家庭的观点、女性经济行为的观点、政治参与都有所涉及，并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这些都表明近代女性解放思想与近代社会变革相辉映，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历程。

一、新文化运动前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发展脉络

鸦片战争以来，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传入中国。一批外籍传教士以及出国归来的知识分子首先提出了资产阶级男女平等观点。在19世纪70年代，以郑观应、陈炽、宋恕人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首先反对封建礼教，抨击“三纲”，并要求废除缠足和兴女学，这种思潮在当时对中国封建社会纲常观念形成了一定冲击。一九零零年在《清议报》上联合发文首先引进了西方女性权利主义思潮，此后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马君武等翻译并发表了一系列西方女权书籍，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看作把西方女性主义学说引进我国的第一人。受此影响，1903年金一发表了第一本阐述中国女性解放思想的《女界钟》，此书主要以西方人权观念和女权主义学说呼吁中国妇女觉醒并实现妇女解放，运用西方人权理论论证了男女平等，提出兴女学、婚姻自由，并鼓励女性参与政治活动为自身解放而斗争，被认为吹响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号角。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系统宣传，深刻影响了资产阶级革命者，男女平等思想也由此进一步传播。孙中山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在这里，民权主义同时也包含着女性主义。由于孙中山特别注意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故同盟会创建之初即重视吸收女性社员，并引导女性积极从事社会各项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国家又颁布律令保护女性，国民党改组后，中央党部设立了妇女部以保障妇女权利，同时重视女性的政治权，鼓励女子参政。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以及西方女权理论的影响下，民国政府大力宣传女性解放，将女性解放思想提高到要求妇女权利并将女性解放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程度，使女性解放思想进一步发展，而女性自身觉醒并大力投身社会运动中也是这一时期女性解放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鲜明表现［1］。

面对民族危难，在中国国内还兴起了一条由男性主导、女性参与的客观上促进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线。这一条线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维新派主张“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要‘保国保种保教’”，认为妇女缠足，便不能生有健壮的后代。于是，戊戌维新时期，社会上形成了浩大的“不缠足思潮”。不缠足在当时被视为恢复妇女人权的第一步，接下来便要解放精神，也就是兴“女学”。梁启超呼吁“欲强国必先兴女学”，他认为，女性要有自己的职业，接受女学后就可以造就新女性，也有利于母教。

在维新派的宣传下，不少妇女得到感召也主动参与妇女解放运动。1998年7月24日创刊的《女学报》，同时也是我国史上第一个由女子发起并以女子为阅读对象的女性报纸。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觉醒女性大力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并成为主力军，她们大量组织社团，创办妇女报刊达五十多种，兴起的“女国民”和“女权思潮”影响广泛［2］。

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中国女性解放思潮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其女性解放思想同样值得重视。无政府主义者多方论证男女平等思想后，提出欲实现女性解放必先进行社会革命，破除强权、实行男女革命制服男子、消灭家庭、废除婚姻，这样才能实现男女绝对平等。

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女性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妇女地位可与男性平等，女性也应该拥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可能。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关妇女解放内容的影响，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多次提及有关女性解放的文章。在女性解放思想的不断传播影响下，陈独秀、李达等人也纷纷在《新青年》《妇女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各国女革命家和苏俄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她们所取得的胜利。这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激励中国女性起来谋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社会的女性解放运动，引导着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不断深入发展［3］。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并对妇女解放产生了极大影响。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优秀文人，如胡适、鲁迅、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在运动中大力宣扬妇女解放，提出了广泛课题，涉及经济独立、政治权利、人格平等、婚姻自由等，毫不避讳地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触及社会变革的女性解放思想主要发生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阶段，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五四运动的出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观念解读世界，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念也得到了宣扬［4］。陈望道以婚姻问题为突破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讨论了婚姻自由、社会公正、经济自立等问题。并且将女性分为二大类：一种是中产阶层的女性思想解放运动，一种是劳工阶层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且主张把劳工妇女权利转移到工人阶级。这也实质划分了资产阶层妇女解放运动与无产阶层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同之处，对妇女解放有着重大意义。当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如识分子认为解放妇女的根本措施是改造社会，只有消灭了私有制，男女平等才有可能。

1915年，以《新青年》的创办为标记，一个后来被称之为“我国思潮界空前之大变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操起西式武器，请进德、赛二先生，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主张，批评我国旧传统礼教、道德，主张个人解放，对我国当时的思想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西方列强在欧洲战场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犯与掠夺。而一直遭到外来资本与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压制排斥的我国民族资本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妇女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与此同时，随着近代女学的发展和接受文化教育的妇女数量增多，近代女工队伍的发展和接受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女青年数量的扩大，必将对刚起步的我国妇女解放事业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也必定会受到我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广泛注意。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重塑女性“独立自主之人格”，成为重要内容。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入，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思潮空前活跃，我国妇女解放事业也将随之达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水平。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百家竞起、异说纷纭的年代，当时的不少刊物，尽管内容旨趣并不相同，但不约而同地以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为主要内容。当时许多刊物也纷纷开辟妇女研究专栏，就妇女问题进行研究探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就刊登了陈独秀译法国人Max0'Rell所著《妇人观》，第一卷第三号，刊登了陈独秀的《欧洲七女杰》，从第二卷第六号开始，设立女性社会提问专栏，探讨具体内容：从女性教学、贞操观点到女性自由、婚恋改革之类。一九一九年十月，《少年中国》一卷四期办了《妇女号》，刊出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cracy》、胡适的《大学开女禁问题》等共十八篇文章。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如此多的中国人纷纷关注女性社会问题，许多女性亲身投入争取自我解放的讨论中，本身也标志着时代的前进［5］。

三、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进程

五四时代的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在五四新民主潮流带动下到达了顶峰，以提出参政为目的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罢工斗争等活动也方兴未艾，许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女性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活动进行了理论指导。陈独秀首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中国妇女地位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也并不单纯在于男性。如果社会制度不能改变，妇女解放事业活动也就无法实现。可见他认为妇女解放必须先达到经济独立，据此他号召女性参与革命来解放自己。李大钊吸纳了陈望道对妇女运动的划分，认为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确实可分为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劳动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但二者并不矛盾，在当时二者都是进步的，有“相互辅助的必要”。他认为女性要想达成彻底解放的目的，非建立一个联合的大社会不可，据此呼吁男女之间不应当“相互敌对，应当有一个阶层的自觉，与男性劳动群体达成一气，取统一的行为”，以共同推进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显然他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决问题的方略，只有达到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问题才能解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妇女解放理论家向警予，她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几十万字论述妇女解放的专著。她认为，妇女运动必须和社会政治运动有机结合，因为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础力量，而劳动妇女也应该和知识女性有机结合。向警予的观点为将妇女解放运动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转移到劳动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壮大了声势，作为早期党内的妇女运动理论家，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6］。

妇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时期有了理论指导，资产阶级妇女运动者从现有制度出发阐述了妇女解放的措施，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开始系统讨论改造现有制度、推翻私有制以实现妇女解放的办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力宣传劳工阶级妇女解放理论，他们的妇女解放运动思想核心是“经济独立与阶级斗争”，触及了妇女问题的本质，使近代妇女解放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我国女子解放思想运动还深受第二次国外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并在第三次国外列宁主义的直接影响下进一步完善。如1910年，我国列席第二次国外八大的代表叫江亢虎，在受第二次国外深远影响之后，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人民社会主义”，是中华民国初年各党派组织中最先“有女共产党员，且其义务权力基本均衡”的一党。后来的第三国际倡导一夫一妻制、自由恋爱婚姻制，男女在教育上的平等权利，女子可以参加民主政治，也受其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即把我国妇女解放事业运动纳入了议事日程上，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颁布了共产党有关我国女性社会问题的第一纲领式文本《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共三大也批准了《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倡女子投入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力宣扬妇女解放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系统全面科学地论证了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女性解放与革命，女性解放与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提升的关系，从制度变革和私有制消除的角度触及妇女解放的实质性问题。这一连串的主张，都使新妇女解放理论逐渐走向对社会制度批判，并尤其重视发展劳动阶级妇女解放事业，而马克思主义新女性学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女性问题、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与武装。这也就表明，我国妇女解放事业一直在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同步进行［7］。

四、结语

女性在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的附庸，受社会宗法体制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贞孝节烈”“从一而终”等封建中国社会职业道德规范的禁锢，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相对低下。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善，在全国性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随着进步人士逐渐增多，女性解放被提及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很多有识之士先后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而宣传中国应如何实现妇女在思想层面及社会层面的解放，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近代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妇女活动家，不可否认她们在推动妇女解放事业中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像秋瑾、吕碧城等人并没有意识到男女自身生理方面的差异，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统一，扮男子、着男装，表明虽然近代妇女解放思潮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总之，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思潮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顺应了时代潮流，为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也为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一定经验和教训。虽然在一些方面具有片面性和不足，但仍然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