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正 正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汉语词源研究是训诂学、词汇学的尖端课题。汉语词源的研究，包括语义、语音，也包括与汉语密切相关的字形。研究汉语词源学，首先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汉语词源与形声字声符之间的辩证关系。陈晓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1](后文简称“陈著”)立足传统，重视对汉语词源学、汉字学、训诂学中相关问题的学术史梳理。陈著采用泛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法，根据形声字声符互通现象进行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为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理论探讨与材料考释并重，陈著系联了一百多组声符，深入、系统地考察并展示了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陈著是当下汉语词源研究的力作，对形声字声符功能的探讨大有推进。

一、立足传统，梳理学术史相关问题

汉语词源学有着丰厚的学术史传统，对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首先要梳理相关的学术史家底。陈著十分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并清晰地勾勒出两千多年来汉语词源研究利用形声字声符线索的轨迹：首先，“从名学到声训：汉语词源研究中形声字声符价值的逐渐显现”；第二，“右文说：汉语词源研究中形声字声符价值的高度彰显”；第三，“音近义通：汉语词源研究中形声字声符价值的理性回落”；第四，“新‘右文说’：汉语词源研究中形声字声符价值的深入思考”。通过学术史的梳理，陈著得出：“一部汉语词源研究的发展史，几乎可以视为词语声音线索和汉字形体线索否定之否定的历史。”[1]70因此，“汉语词源研究中词语声音线索和汉字形体线索都不可或缺。汉语词源研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硬道理：声音与形体合则双赢，离则两伤。章太炎《文始·叙例》提出‘形体声类，更相扶胥’，无疑是指导汉语词源研究的最为基本的理论。”[1]70

陈著进行的学术史梳理是很有价值的，其最大的意义，就是呈现出了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学者在汉语词源研究中对待形声字声符线索的不同态度。从一开始的不受重视，到后来的不断重视，再到后来的客观理性、审慎科学的认识。作者梳理这样的学术史脉络，一方面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学术史的发展演进、历代推进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让当下对汉语词源、形声字声符等问题的研究站在了一个比较高的学术高度，能够正确认识“右文说”的价值与意义、缺陷与不足。正如作者所说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这一场对‘右文说’的批判与反思中冷静地思考‘右文说’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深入挖掘蕴藏在‘右文说’内部的规律和价值，进而使‘右文说’不断地朝着更为健康的道路发展。”[1]70

陈著对学术史的梳理，能够实事求是地、客观深入地将历代词源学研究的功绩与不足揭示出来。这种研究，符合汉语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规则，不拔高，不贬低，为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理清了学术家底，也为今后汉语词源与形声字的研究提供了基点。

二、守正创新，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法

理论创新，是具体微观材料考察的前提与必要。有了理论的“探照灯”作用，微观材料的考察会更加深入与准确。作者秉承“章黄之学”的精神，既重视学术的传承，又重视理论的创新。陈著采用泛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研究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第二章“泛时的考察”部分，陈著从点的角度、线的角度、面的角度以及点、线、面综合角度研究声符。点的角度，作者以王宁先生提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对大徐本《说文解字》中的225个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114个亦声字进行了穷尽性地考察，具体考察程序如下：分析亦声字的古文字构形，并通过和小篆构形的比较，从微观上观察具体亦声字的历时传承轨迹，以期从亦声字的产生动因、产生方式等方面加深对亦声字的理解；分析亦声字的小篆构形，观察亦声字的声符如何在小篆构形系统中发生作用，以期从理据重构角度加深对亦声字的理解[1]72。这样的分析法有两个好处：第一，穷尽性地研究了相关材料，不是个别的举例说明；第二，改变了以往研究对“声符”的片面、简单认识。陈著指出，传统训诂学对“声符”的认识有两个误区：认为声符只具有表音功能；认为构件与成字音同或音近，该构件就具有声符的功能[1]76。这些错误认识，源于对形声字产生机制的误解。汉字形声结构，是在符号表达律、区别律、经济律下综合作用的结果。陈著深入考察具体亦声字的产生动因、分化轨迹，对形声字声符的功能有较清晰的分析。

在线的角度，作者强调了“右文说”的价值和意义。陈著指出：“‘右文’从一组形声字的共同声符中提取意义，而‘亦声’从一个形声字的具体声符中提取意义。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观察，‘亦声’只是对形声字声符的点的考察，而‘右文’则是对形声字声符的线的考察。”[1]83这样的研究，重视了类聚声符的系统作用，而摆脱了具体声符的字形束缚。

在面的角度，作者提出要摆脱“右文说”的束缚，利用更宽广的学术视野来类聚声符。陈著指出：以“右文说”为基点，摆脱声符形体的束缚，我们会发现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声符所参构的形声字，不仅在一个声符下可以互通，而且声符与声符之间还有另一个层次的相通关系。这种“声符互通”现象的发掘，既发挥了“右文说”的合理价值，又能克服“右文说”单一形体的局限[1]97。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声符系统”概念，并分层次从声符互换、声符互通角度进行探讨。汉字的义符系统，学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描写，也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2]。但是对声符系统，认识还比较肤浅。陈著经过大量的归纳和考辨，首先判定声符系统是存在的：基本声符数量稳定，声符与形符分工相对明确，说明声符系统是和形符系统相对应而存在的[1]130。陈著通过不同声符之间的比较互证，归纳义通规律并明晰词源意义，进而描写并考察声符系统。陈著的这些工作，对形声字声符系统的研究有很好的推进作用。

在第三章“历时的考察”部分，陈著从汉语词汇的派生、汉字的形声造字、汉语词汇派生与汉字形声孳乳的复杂关系三个层面讨论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并在汉语与汉字的历时背景中讨论形声字孳乳线索对汉语研究的重要价值。一方面重视对形声字声符线索的利用，另一方面又警惕对形声字声符线索的滥用。陈著指出：“只有在词义分化与形声孳乳一致的情况下，形声字声符线索才能成为探求汉语词源的有效线索，而由词义分化的不同性质决定，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情况又有不同，这要求我们在探求汉语词源时既要注意形声字声符线索的适用范围，又要注意形声字声符线索的复杂情况。”[1]185这就在理论上基本讲清楚了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声符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作者对汉语同源词与汉字形声造字关系的归纳，逻辑清晰、眉目清楚，对上古汉语同源词的系联及汉字形声线索的利用，有很好的价值：

一、因词义分化而产生的同源词

1.以音变标明分化词，不造新字：不产生形声字

2.造形体无关字标明分化词：不产生形声字

3.词义分化与形声造字一致：主要以声符为基点添加义符产生形声字

(1)广义分化：以点对片的辐射方式产生形声字

(2)引义分化：以链条方式产生形声字

①语词的引申：以点对点的链条方式产生形声字

②语根的引申：以片对片的链条方式产生形声字

二、因转语音变而产生的同源词

1.以音借字标明转语词：不产生形声字

2.造形体无关字标明转语词：不产生形声字

3.造形声字标明转语词：主要以义符为基点添加或更换声符产生形声字[1]185

在第四章“方法的提取”部分，作者重点对声符比较法的原理进行阐释，认为声符互通的系统性是互通声符比较互证的理论基础，词义运动的规律性是异源声符比较互证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研究摆脱了“音近义通”研究的随意性，如作者所言：“首先，我们所构建的互通声符系统，本身已经打破单个声符形体的限制；其次，我们所构建的互通声符系统还要不断寻求与其他词族系统的互证，这进一步坚持和贯彻了汉语词源研究的‘音近义通’原则。”[1]198

三、理论与材料并重

学术研究的进步，或者是在理论探讨中提出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或者在材料分析中考辨新材料，得出新结论。陈著的一大优点，就是坚持理论建构与材料考辨的统一。陈著在理论探讨中，重视相关材料的支撑；在材料的分析中，贯通理论的思辨意识。陈著“材料编”的考释，与“理论篇”的探讨紧密配合，从而实现“理论篇”和“材料篇”的有机融合。例如，陈著“理论篇”讨论“每、莫、无、亡、敄、冥、昏、民、免、勿、冒、曼、蒙、蔑”等声符构成的互通系统[1]200。讨论既有宏观的理论建构，又有微观的深入分析。微观分析如对“”的分析，“”之显性词义为茂盛，茂盛与草色迷茫的关联并不十分紧密。那么，在系统中将“”归入“草色迷茫”义下是否合理？作者利用横向的比较互证、纵向的比较互证、词汇意义与词源意义的沟通论证了二者的关系[1]207。再如，陈著论证迷茫义既能与大义通，又能与小义通。这种似乎矛盾的义通关系，反映了认识的对立统一。认识的对立统一由认识的立足点决定，即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可以有不同的立足点。在理论探讨的背景下，陈著通过具体材料的分析说明这种义通关系：对草色迷茫的认识，近观即为草盛，如“每、”等，远观则为迷茫，如“晦、霚”等；对空间迷茫的认识，着眼于整体的感觉则为广大，着眼于视觉中遥远之处的东西则为微小，如“窕”既有广阔无际义，又有小义[1]211。

陈著“材料篇”将形声字声符区分为核心声符、边缘声符、假借声符等多种类型。例如，“高、乔、尧、隺、皋、敫、敖、勺”中“高、乔、尧、隺”在高、高大、明白等义上互通，为“高”族的核心声符；“皋、敫”仅在明白义上互通，为“高”族的边缘声符；“敖、勺”假借“高”族的语音而具有高大、明白义[1]217。根据声符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这样的材料分析方法有利于声符系统结构的呈现。在声符系统视野下进行形声字声符系联，与之前的两两系联，或者简单的同声符类聚是不一样的。陈著“材料篇”在形声字声符系统视野下分析不同类型的声符及具体的形声字，这种分析法，有力地支撑了“理论篇”对形声字声符互通现象、形声字声符比较互证法等问题的探讨。反过来，“理论篇”对相关现象的深入探讨，也有力地支持了“材料篇”对语料的深入分析。材料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材料的升华，材料与理论相得益彰。

四、结语

陈著在学术史梳理、理论建构与材料考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与突破。尤其是关注了上古汉语同源词研究如何利用汉字字形、字形占多大作用这一重要问题。如作者所言：“在明确区分字、此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字、词的结合，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应坚守的立场。”[1]504“上古汉语单音节词词汇派生经常和汉字形声孳乳相伴而行，由此导致形声字占汉字的绝大多数，要理清汉语词源与汉字形体的复杂程度，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是捷径。”[1]505

当然，陈著中的一些表述及研究，值得商榷。例如，陈著对“声符的系统”的讨论是理论创新，但是声符本身适合不适合作为一个系统专门讨论？声符系统与作为形声字构件的具体声符，有何区别？比如“声符由繁体走向简体，和汉字发展的简化趋势一致，因此，声符简化往往伴随着该声符所构成的形声字的系统简化，这就自然带来声符繁、简转换的系统性。”[1]99这种繁简转换能否用系统性来表示？这些问题及相关表述需要我们再斟酌讨论。

此外，陈著中一些内容表达重复，例如：第二章和第三章都属于现代的学理建构，就不再适合用“亦声”“右文”等传统训诂学术语，应当尽量把学史与学理分开；第四章“方法的提取”中部分内容在前三章已有论及，内容前后交叉而不够清晰。陈著“理论篇”之学术史的梳理与学理的建构有混杂之感，如以“学术史”“理论构建”“材料考辨”来安排全书结构会显得更加清晰简洁：“学术史”的内容专门进行历代学者相关研究的梳理，理论探讨的内容可以删减；“理论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指导与操作方法，尤其强调个人的特色与创见，不再进行相关的学术史梳理；“材料考辨”应多与理论篇对应。

上古汉语同源词的系联，已有王力《同源字典》、刘均杰《同源字典补》《同源字典再补》、张希峰《汉语词族丛考》《汉语词族续考》《汉语词族三考》、殷寄明《汉语同源词大典》等研究成果。陈著“材料篇”中部分材料的分析和前人研究成果有重复。陈著对一些具体微观材料的考释也需继续讨论，例如“夰”与“敖”[1]238并不是一个声族。有些字形也可以系联进去，比如“炖”为长时间地集聚在一起用文火煮，“炖”字虽然《说文解字》未收，但应系联入“屯”声词族。词族与字族的关系，可能比我们理解的还要复杂一些。我们认为：同源词的大量产生是在汉语单音词派生的大规模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在西周时期；而同源字的产生是在殷商古文分化时期，采用在原字基础上加区别符号、或者书写变异创造的新字，这一时期形声手段还未大量用于区别[3]。如何能够在理论上与材料上进一步区分词族与字族的关系，是需要作者深入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希望作者在修订与再版时，予以考虑。

王宁先生指出：“汉语词源问题是训诂学的一个深水区。汉字深度参与了汉语的单音滋生造词，这是汉语的特点决定的，这个完全中国式的研究课题，西方语言理论无法涉及，需要我们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步步深入。”[4]汉语词源研究应该成为语言文字学重要独立研究领域，汉语词源学领域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大量的困难需要克服，期待作者能够有更优秀的系列著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