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建 钰，丁 明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汉语词源问题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汉语研究课题。曾昭聪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词源学偏重对派生造词的词源进行探讨……汉字以形表义的特点远超其表音性质，因此汉语词源研究在区分词源与字源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汉字的音义关系、形义关系以及通过孳乳造字而记录新词的特点。学界以形声字声符为线索进行同源词系联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就是基于汉语汉字特点的……进行汉语词源研究，要牢牢立足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这是汉语词源学的根本。”[1]在以形声字声符为线索进行词源研究的工作中，历代学者均有一定建树。自汉代刘熙《释名》肇始，经北宋王圣美“右文”说推波，到清代章太炎《文始》广泛系联，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近几十年来，刘又辛、王宁、王凤阳、白兆麟、张希峰、殷寄明、李国英、曾昭聪、蔡永贵等先生在其论著中对形声字声符示源的理论及具体字例亦多有探讨，取得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研究成果[2]。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动力源泉。经过近二十年的深入思考与不懈探索，陈晓强教授终于推出了其大作《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书堪称从声符角度出发探索汉语词源问题的又一部力作。

《研究》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1年11月出版。全书共48万字，分为通论篇和考释篇两部分。在通论篇中，作者首先从名学到声训、右文说、音近义通、新“右文说”四个阶段梳理了汉语词源研究中形声字声符价值的学术研究史，接着对形声字声符示源问题从泛时、历时两个角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其中，泛时角度的考察包括点的考察、线的考察、面的考察以及三者的综合考察，历时角度的考察包括汉语的词汇派生、汉字的形声造字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介绍了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方法的提取问题，对声符比较互证法的原理作了具体阐释和演示。在考释篇中，作者以“音近义通”为基本原理，对“宵”部所有形声字做了穷尽分析，以考察“音近”“义通”“右文”“字族”“词族”等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以韵部为出发点提取“真文微”“元”部具有“环旋”意象、“阳”部具有“光明、高大”意象、“侵谈”诸部具有“闭藏、黑暗”意象的声符；以声纽为出发点提取唇音“明”母具有“迷茫、昏暗”意象、唇音声母具有“广博、分布、偏旁、半分”意象的声符；最后以字形为出发点提取声符，考察了造字取象、字形变化等情况对声符示源功能的提示和影响。全书内容翔实厚重，思路清晰透彻，结论科学严谨，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创新色彩。本文仅择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对《研究》一书作简要评介，以彰显此书的价值和意义。

一、登高望远，批判创新

汉语词源学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汉语原初面貌、汉语音义关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汉字是一种古老的自源文字，是汉民族长期生活实践的产物。“自源文字最大的特点是与它所记录的语言是相互切合、相互影响着发展的”[3]，因此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紧密的关系体现在汉字几乎参与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各个过程。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语与汉字在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紧密关系，进而从汉语词汇派生与汉字形声孳乳的角度入手，考察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研究》一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以汉语词源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并在原有问题基础上以汉字形体为切入点，既是对传统汉语词源问题的批判继承，也是对现代词源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开拓。

首先，《研究》一书对传统词源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和继承。正如王宁先生在序言中所提到的：“人文科学的发展，师承的确重要。”[4]传统词源学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弥补缺点、总结经验，从而实现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和突破。因此，全面否定或是“另起炉灶”既不科学也不现实，作者在此方面很好地做到了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批判继承。作者从学术史的梳理入手，以形声字声符在汉语词源研究中的作用为主要线索，将学术史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即从名学到声训、右文说、音近义通以及新“右文说”，从各个阶段的学说中总结出平面系联法、形音义互求法、比较互证法、义素分析法等理论方法，并以陆宗达、王宁先生的汉语词源学理论作为根本指导理论。这些理论成果贯穿在整个研究实践当中，从而确保了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其次，《研究》一书在总结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新的理论方法。温故方能知新。对传统的批判和继承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可是如果只抓着旧学说、旧理论不放，固步自封，不能举一反三，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恐怕会进入死循环，很难再有新的创新和进步，即使有一二心得，也不过了了。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总结并发展新的理论与方法是极其必要的。以《研究》中所用的“比较互证法”为例，这一方法是几代训诂学家共同努力的智慧结晶，也是处理汉语词源问题的科学方法论。陆宗达、王宁两位先生将这一方法理论化、系统化，为之后的研究作了十分重要的铺垫。在其之后，黄易青、孟蓬生、张博等先生又将此方法运用到汉语同源词的意义关系、语音关系和同族词验证方法的研究之中，可以说此方法都在相关研究领域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在《研究》中进一步扩大了比较互证法的应用范围和使用领域，将此方法拓展至形声字声符线索以及同源词形体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中，这正是对“比较互证法”的拓展和创新。

二、体大虑周，思精理要

《研究》一书以形声字声符为切入点，反省了传统词源学中的部分观点，以现代词源学理论作为研究基础，讨论了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并系联了一批形声字声符。全书综合点、线、面考察形符示源功能，通过泛时与历时两个角度搭建形声字声符示源理论根基，并采用理论思辨与实证考据相结合的论证方法，互相启发证明，理论探讨系统深入，词源考辨扎实有据。全书内容宏深博大，脉络清晰缜密，体大而虑周，思精而理要。

(一)点、线、面综合考察

对《说文》所收形声字声符的点、线、面综合的泛时考察，是本书在研究上的一个亮点之处。在语言学研究中，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剖析某种语言现象是非常常见的研究方法。但在汉语词源学的研究中，采用共时与历时二分的研究法有时却行不通。《研究》一书形声字声符系统的研究是以《说文》为基础进行的，这与《说文》的成书年代、内部系统、收字特点以及学术研究基础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通过作者考证发现，《说文》所收部分形声字的产生时间各异，且积淀到同一平台后，形声字的产生顺序也很难判别，共时与历时的方法在此研究中是很难向前推进的。因此，作者采用了“泛时”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整体面貌。

作者泛时的考察是从三个角度进行的：点的角度是以具体形声字声符的示源问题展开的。作者发现传统训诂学中的“亦声”材料在考察具体形声字声符中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性，因此作者以“亦声”材料作为此角度研究的主要抓手，详细分析了传统训诂学中广泛存在的“亦声”材料的内容实指、产生动因以及与“右文”之间存在的关联和分别。线的角度是以同声符形声字的示源问题展开的。作者以“右文”说为研究的核心内容，讨论了声符示源的各种现象，并总结归纳了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方法。面的角度是以不同形声字的声符互通现象为核心展开的，作者详细讨论了声符互通现象的表现形式以及原理机制。通过点、线、面三者的综合考察，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形声字声符示源系统。作者从要素结构与整体功能两个角度入手，证实声符系统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也进一步实现了声符系统对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考察。

(二)泛时考察与历时考察有机结合

泛时考察与历时考察相结合也是本书在研究上的一个重点内容。上文已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作者泛时考察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而词源毕竟是一个历时的语言现象，只从泛时平面系联的角度观察声符的示源功能，缺乏历时的追溯，其结论往往不全面、不完整。因此，本书除了对形声字声符进行泛时考察之外，还从历时的角度对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进行更细致、更全面的研究。这里的历时考察不是拘泥于系联材料的产出时期，而是在理论方法上从历时的角度拓宽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视角，从更全面的角度认识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

在泛时角度的考察方面，作者集中讨论了个体形声字声符、同声符形声字、互通声符形声字以及三者综合起来的形声字声符系统的相关问题，对它们的现象、实质、规律等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理论阐述。而在历时角度的考察方面，作者则撷取汉语词汇派生与汉字形声孳乳两个基点，分别讨论了两种现象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宁先生曾指出：“传统训诂学常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概念上发生混淆。其中最影响训诂理论科学化的是‘字’与‘词’的概念不清。”[5]在传统词源理论上，同样也存在着字与词区分不开的情况，导致以形声字声符为线索的历时推源存在许多误区：将语言的语根与文字的初文混同(起点)、将词汇的派生与文字的孳乳混同(过程)、将字族与词族混同(结果)[2]137。是言不虚，这也正是作者从历时角度选择讨论词汇派生与形声孳乳之间关系的原因所在。作者通过泛时与历时两个角度的考察与研究，将散见在历代各种学说中的声符示源理论总结起来，揭示实质，纠正错误，进而搭建起了一个相对更加科学完备的形声字声符示源理论系统。

(三)理论思辨与实证考据动态统一

理论存在的唯一价值是指导实践。理论只有在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具体来说，不论是点、线、面三者综合的泛时系源法，还是通过泛时与历时相结合所探索出的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理论，在理论上实现突破仅仅是研究的第一步，只有用理论指导实践、将理论转化为实际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最终归宿。因此，作者在探讨理论的同时，也将这些方法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本书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通论篇，二是考释篇。通论篇中便是作者对理论方法的总结和归纳，而通过相关理论的讨论，作者以《说文》为研究基础，对其中的部分形声字声符展开系联，便形成了考释篇。考释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分别为：对“宵”部形声字的穷尽性分析、以韵部作为出发点对“真文微”“元”“阳”“侵谈”等部形声字声符的考察、以声纽为出发点对唇音“明”母及唇音声母形声字声符的考察以及以字形为出发点对声符示源功能的考察。考释篇不仅仅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平面系联实践，在系联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也会进一步服务于理论部分，使形声字示源功能可以更加完整地展现出来，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三、治学严谨，态度审慎

除了以上优点之外，《研究》一书行文所体现出的作者治学态度也非常值得赞许。不论哪一种学术研究，态度严谨与否都直接关乎学术成果价值的高低，朴素、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研风格是一部优秀作品产出的重要保证条件。尤其在汉语词源学的研究中，稍不留神便会跌进主观、片面的囹圄。传统词源学研究中，肆意扩大理论使用范围、以偏概全的例子并不少见，汉代刘熙的《释名》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错误，即使是现代学者的论著中不顾语言文字事实而强为说解者也不乏其例。王宁先生曾说过：“语言学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是很少存在的。一种理论，只有在一个固定的适应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超出这个范围，便是谬误。”[5]16因此，在考证过程中不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肆意扩大“音近义通”的使用范围，混淆汉字造字理据与汉语造词理据以及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随意臆造同源关系，便极有可能出现错漏[6]。作者遵循多闻阙疑、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绝不轻易得出确论。这从考辨部分多次出现的“存疑”上即可窥见一斑。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考辨部分共使用216次“存疑”，占考辨总条目1886条的11.45%。处理此类问题时治学严谨、态度审慎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增强了《研究》一书结论的可信度，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此书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

当然，该书也还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考释部分系联成果的展示，书中多以表格的形式来展现，虽然此种形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地反映声符之间的种种关系，但表格所展现出的内容是二维的，对于一些声符内部的衍生脉络并不能很好体现。因此，如果能借助拓扑图展示所系联形声字的衍生关系，要比表格形式更加直观、立体。此外，该书所系联的同源词，有一部分过于依赖形声字声符线索，导致结论比较牵强，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虽然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全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在传统学说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吐故纳新，对传统词源学理论进行了再讨论、再发展。内容上，作者能够做到传统理论与现代方法相结合、理论探讨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既搭建起了一整套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理论体系，又以此为指导对形声字声符系联的具体实践作了较为细致的展示。此外，作者具有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朴素的治学理念，对于材料不足、不能讲清楚的问题绝不含糊，也绝不掩饰，增强了全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总之，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研究》一书都是现代词源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值得我们深入揣摩和细致研究的一部上佳学术著作。陈晓强教授在汉语词源学研究领域走在学术前沿，潜心专力，厚积薄发，为我们带来了一部新见迭出的高水平汉语语源学著作。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继续深入研究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在理论方面进行开拓，以“音近义通”为基本原理，全面系联和整理形声字声符，早日完成以形声字声符为主线的《上古汉语同源词词典》，为汉语词源研究贡献更全面、更科学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