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廷昌，张 艳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00433；.湖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坚持人民至上”［1］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之一，也是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根本立场，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贯彻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民性，也就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的目的。因此，“发展为了人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牢牢记住，经济工作的部署以及“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2］（P62）。这就深刻表明，发展与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新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遇下，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关键时期，深入分析与研究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对于正确处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关系，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方法论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体现为它的无产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是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蕴含着深刻的无产阶级底蕴。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底蕴主要表征在以下四个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一切划时代之思想理论体系的真正内容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P544）。

在时期的界划上，19世纪中叶或者说欧洲工业繁荣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现实条件与历史背景。在此时期，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极为强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在总体上“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P277），这样巨大的生产力直接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纵横延拓，从而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P32）。随着两大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欧洲掀起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1831至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先后开启的两次武装起义，1836至1848年英国先后引发的三次“宪章运动”，1848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发动的变革社会的革命起义。尽管这三大工人运动最终都失败了，但却从反向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创立一种既反映自身阶级利益又能指导自己进行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诚如恩格斯强调，马克思就是在亲自参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6］。这样，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理论就成为无产阶级远航的灯塔。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无产阶级属性

政治经济学在学科界划上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涵盖“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时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7］。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由其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内在特质所决定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了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明确强调《资本论》所要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8］（P8），属于一种“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9］，其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8］（P10）。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在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的进路上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性及其经济危机引发的必然性。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看，一是劳动价值论驱除了商品作为物的遮蔽性从而达到对人与人关系的科学把握，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凡是表现为“商品交换商品”亦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0］（P312）。二是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剥削的经济根源，在众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中唯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代表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与立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10］（P314）。三是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两个必然”的规律，此理论指出，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生产资料的集中不可避免，劳动的社会化也不可避免，这两方面的内容一旦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P874）。在这里，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剥夺者指的就是无产阶级。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无产阶级特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此在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的具体方法主要就是历史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以及阶级分析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特征。

在历史分析方法的框架下，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表征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成与发展的逻辑起点。其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过程中扮演着历史“主演”的角色，因而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与过去只为少数人、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作为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它属于“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P283）。

矛盾分析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对在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由于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具有社会性质，同时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又由于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进行因而又具有私人性质，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就构成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尖锐的对抗态势成为必然。

阶级分析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体现就是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并解决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到，自从人类诞生伊始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P31）。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由于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消除阶级斗争的根本途径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彻底解放整个无产阶级。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与无产阶级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整个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剖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命运，并提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概念，强调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从根本上彻底消除了资产阶级旧社会那种阶级与阶级对立的现象，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阶级与阶级对立的现象将会消失殆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个“自由人联合体”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自由人联合体”里面，由于私有制的消失，财富不再是积累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商品，也不再是资本增殖的结果，而是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使用价值，这样既可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富足而充裕的物质生活，也可以“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1］，也就是说，在“自由人联合体”那里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2］。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所有人的富裕”是通过“个人所有制”这一方式实现的，即立足资本主义时代巨大生产力的地基，把“个人所有制”重新建立“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8］（P874）。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确保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及其彻底解放的最为根本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必然能够实现，因为其实现的必然性已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生产实践所揭示和佐证，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并非梦想家的臆造与幻想，“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13］。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立场的四维透视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思想同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人民立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人民立场的生产力之维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众所周知，吃喝住穿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因此人类生产满足吃喝住穿这些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就成为“第一个历史活动”，也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4］（P531），于是这些最为原始的生产力便构成人类社会生活与全部历史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基本要素，因此必须关注与尊重劳动者的主体性，而不能像李嘉图那样“对‘人’漠不关心，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怎样的牺牲为代价”［15］，更不应该像李斯特那样把工人只视为“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4］（P125）。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强调推进生产力巨幅跃升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亦即坚持把生产力的提高与人民的美好生活辩证统一起来，不能“唯GDP论英雄”，把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忽视或牺牲人民利益之上。而是需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16］。“十四五”规划也明确强调，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从就业、收入、分配结构、基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卫生健康体系、扶贫以及乡村振兴等全方位促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17］（P9）。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之维凸显着深刻的人民立场，反映着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与目的的统一。

（二）人民立场的生产关系之维

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它与生产力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形态取决于作为具有物质内容的生产力，即当人们在其“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8］。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其主要表征为：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它就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否则，它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所蕴含的人民立场必须在生产关系中也要得到表征，这样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地基上提出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安排，充分表征出生产关系的人民性。坚持公有制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途径，因此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2］（P63）。当前，我国虽然存在着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但其并未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是共同发展，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因此必须不断坚持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及“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9］（P21）。在社会主义中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辩证统一，而非对立冲突，两者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一切试图否定公有制经济或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亦即“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20］。这就深刻表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蕴含着丰富的人民立场，它所规定的公有制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制度依据，又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保障。

（三）人民立场的改革开放之维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活动不是单个人或单个集团的事业，而是属于人民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1］。这表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伟大事业的推进都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改革开放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22］，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富起来、强起来的奋斗史，因此改革开放的价值追求即共同富裕，其内在的人民性就要求表征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3］，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24］。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就体现出深刻的人民立场，因为立足政治经济学的视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亦即从整体上“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25］。基于此，在新时代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我们需要主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从而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17］（P30），以此不断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由此可见，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领下，改革开放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其根本目的就是“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9］（P45）。

（四）人民立场的共享发展之维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价值增值而存在，从而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便“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8］（P683），其后果便是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替代，使人受到物的奴役。马克思举例提到，英国的资产阶级只为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与统治地位，他们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状况，也不可能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原因在于“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26］。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求的发展不是追求纯粹的私人利益，而是为了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享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由人民说了算”。可以说，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体现的“共享发展”，它“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27］（P109）。进入新时代，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事求是落实一大批惠民举措，促使“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19］（P5）。“十四五”规划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7］（P7）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原则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见，由于人民立场的融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共享发展，其要求发展的目的就是走向共同富裕，而“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8］；同时要求共享建立于共建之上，也就是引导全体人民亲自参与发展进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断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样，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共享发展维度蕴含着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原则遵循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发展为了人民，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实现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统一，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以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互利共赢。

（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与资本主义经济学追求“私人富裕”“少数人富裕”的目标不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正是在此意义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便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如果这一目标缺场，就会导致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丧失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进而就不能保障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守住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指向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当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属于我国具有奠基性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表征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我们不能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因为“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2］（P63）；其分配制度能够通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以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2］（P64）。这就深刻表明，决定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促使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分配方式实现了有机统一，也就是说，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在中国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因为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29］。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激发出各种经济体内蕴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极大地调动起人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这不仅助推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跃升，而且全方位提升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因此，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二）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满足人民的多样化需要

进入新时代，发展理念也应当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否则就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的各类矛盾。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9］（P29）。这无疑从总体上成为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论题，即是说，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略和重大举措。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因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27］（P108）。创新发展能够取代高污染的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从而避免环境污染，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与生态环境。协调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它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P11），此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实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推进协调发展可以在整体上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习近平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这就深刻表明，绿色发展能够向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与宜居的生活环境。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其致力于化解发展内外联动的现实梗阻问题。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实现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25］。因此，开放发展能够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从而减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问题是其解决的聚焦点。共享的理念与人民立场和共同富裕密切相关，其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7］（P109）。因此，共享发展可以把不断做大的“蛋糕”进行公平分配，从而保障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新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人民性，是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

（三）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的统一

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初步提出到成熟定型历经了一个长期过程。改革开放初期，从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对市场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化，即由“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到“更大程度上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再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被界定为“起决定性作用”［31］，较之于之前的“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涉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否则改革就会由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价值维度的缺失而导致两极分化，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32］。因此，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朝向社会主义，必须不能离开政府的干预及调控，因为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自身并不能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一直以来，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一直明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到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17］（P17）之后，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就更加明晰了。正是由于我们正确处理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就使得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在40多年里实现了由贫困、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由此可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在以人民为中心基础上开拓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

（四）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互利共赢

对外开放的现实依据在于世界性的分工规模不断扩大，正如马克思指出，“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4］（P166），这就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P276），之前的民族史、区域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P5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世界历史的生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是说，各区域史、各民族史的最终走向必然是世界历史，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关起门来搞建设，只能消解发展的强劲动力，科学的对策应当而且必须是坚持对外开放，也就是积极主动地“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P64）。坚持对外开放的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汇聚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切实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达此目的，习近平着眼于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趋势的现实境况，明确强调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断推进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构建，以此“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2］（P64）。“十四五”规划也明确强调，要坚持把对外开放的范围、领域和层次实施得更大、更宽、更深，并以此“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17］（P30）。其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重大举措，其旨在“同沿线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世界各国人民”［27］（P299）。由此可见，开拓和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互利共赢，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