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萧》是沈從文小说中极有价值的作品，这篇小说注重呈现初始的人生境遇，作者极少介入个人的价值判断，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向对作品进行了研究，对作品的表现内涵展示出千差万别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叙述策略，分析造成小说意义悬置，主题不明的原因。

关键词：意义悬置;人物形象 ;客观化叙述

1929年沈从文创作的短篇小说《萧萧》，表现的是湘西落后的童养媳制度下人物命运的起伏，依旧保持了作者一如既往的牧歌式舒缓情调，将湘西世界的自然、人情、人性的美好，诗意地加以书写。整个故事截取了主人公萧萧童养媳的生命历程的琐碎片段，自然地呈现出了湘西世界中的一个普通童养媳的生命和生活状态。

读完萧萧的阅读感受，复杂而又奇妙，作者似乎为我们写了一个故事，想要说些什么，但其实又什么都没有表述清楚。从单一的文本中，我们很难对作者的态度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行小说阅读，概述小说内容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当我们试着进入小说的意味和氛围，探寻小说的内涵时却陷入了一种近乎无解的状态。对作品的深度阅读和习惯恰恰会妨碍对一个作品更深入的认识，悖论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在于对作品的深度模式的寻求最终获得的不过是哲学层次上的抽象概念和图式，而作品的具体而丰富的感性存在却在这个过程中被肢解了。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一）萧萧的人物形象

小说呈现出一种冲淡平和的叙述特征。如果仔细阅读，会发现发生在主人公萧萧身上的事，每一件都是生命际遇的重大转折，稍有偏颇，萧萧都将万劫不复。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第一乐园，然而对十二岁之前萧萧的成长环境，作者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萧萧没有母亲，出嫁之前，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上。[1]8这一语句简要地交代了萧萧出嫁前的家庭环境，精炼到近乎没有交代。萧萧以童养媳兼新嫁娘的身份出场，不同于大多数出嫁的姑娘，被抬在花轿上，笑着出场的，她既不害羞，又不害怕。萧萧亮相的方式与其出场身份存在着常识上的认知差距，这样的差距使文本的张力渐次回荡开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一个女人一生的两个重要的生活状态，在家，出嫁，就这样在一个十二岁的少女身上结束，发展着。嫁到夫家的萧萧是幸运的，照顾小丈夫，承担力所能及的农活，除此之外，就是自己找乐子。丈夫小自己九岁，萧萧只是小丈夫名义上的妻。乡村生活中，生育是女子的重要人生课题，在萧萧这里，暂时还没有到完成的时机。平静无事的生活被成熟男性花狗和萧萧的自然人性打破——萧萧怀孕，孩子不是丈夫的，花狗恐惧潜逃，萧萧害怕，出逃失败，面临着重大的人生考验，最终几经周转，萧萧的生活恢复平静，生命安全危险解除，在夫家继续生活着。在萧萧从十二岁到二十八岁，经历了出嫁，怀胎，出轨，再嫁失败，生子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萧萧这个人物的性格，形象，自我意识都给读者一种模糊，不甚明朗的印象。

主人公作为小说的要素之一，应该是作者着力表现的对象，作者刻画的主人公也应该有着属于主人公独特鲜明的特质。萧萧作为小说主人公，在阅读之后，我们无法通过作者的表层文本对萧萧的外貌、性格、行为做断言，惯常形容少女、少妇的形容词，用来概括萧萧似乎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欠缺。加之作者刻画人物用语的节制，对于判断主人公对环境的能动反映，行为动机，意识情感都增加了难度。

（二）花狗的人物形象

花狗，这个引诱萧萧失身的关键人物，我们不能依靠常识来断定这是一个坏人。真正进入小说的场域，我们也不能断言花狗的善恶。文章对花狗的表述是这样的：“花狗，面如其心，生长得不很正气”;后文又说“花狗是‘起眼动眉毛，一打两头翘’会说会笑的一个人”以及“花狗是男子，凡是男子的美德恶德都不缺少，劳动力强，手脚又勤快，又会玩会说，所以一面使萧萧的丈夫非常欢喜同他玩，一面一有机会即缠在萧萧身边，且总是想方设法把萧萧那点惶恐减去。”[1]16-19文本对花狗其人品的表述，似乎也不全面，但是从文本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取这样几个信息，花狗是身心发育成熟的男性，能逗萧萧开心，丢下萧萧一个人跑了，可以说没有担当。在他身上，人的缺点和优点并存。花狗引诱萧萧在先，不辞而行在后，花狗在萧萧身上得到了性欲的满足，也险些为萧萧带来祸端。花狗与萧萧的情事的始末，作者给了详细的交代，其中对于花狗的引诱方式做了详细的描写，以及萧萧面对花狗引诱时内心微妙而又复杂的情绪变化。当花狗注意到心思单纯的萧萧长到要听歌的年纪时便给她唱“十岁娘子一岁夫”，萧萧隐约体会到这是骂人的歌便生气地制止，她虽然隐约懂一点儿歌但对花狗的心思还不清楚。随着花狗套路的加深，萧萧有点明白了花狗对她的心思。在花狗的多次诱惑下，最终萧萧让花狗得逞。在让花狗得逞之后，她才仿佛觉得做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这一段内心活动的变化推进着她与花狗的情事，是她从少女向少妇心思的转变，这一描写还原了萧萧自然人性中的一种极自然、合理、真切的心态。童养媳的身份，丈夫小萧萧九岁的现实，萧萧的自然人性只有在花狗的身上有实现的可能。花狗为引诱萧萧所做的努力，替萧萧的情欲提供了一个释放的可能和途径。在此意义上，有懵懂情欲的萧萧和成熟男子花狗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都有着对等的自然人性。因此，花狗的行为虽然与现实礼法相悖，也不能称作恶。至于其行为让萧萧陷入危机，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生际遇和无常生命的思索。

要写出一个人与物自在存在，拒绝任何主观介入和阐释的作品，并不容易，在沈从文的笔下，人物的情感和命运遵从一种合乎情理和事理的方向，在自在流逝的时间中，花狗与萧萧都有各自的悲喜，人性的需求，也有必须要面对的来自生存环境的各种桎梏，花狗逃走了，萧萧没有来得及走，就被发现了。这种生命的不确定性必然引发作品主题的多义，对人物的客观描写也让作品意义存在多重阐释的空间。

二、叙述策略

（一）人物生活境遇的客观化叙述

《萧萧》写痛苦的历程而无苦涩味道，在这篇小说中，外在现实淡化了，人物和情节都被奇特地中和了。现实世界尖锐的规则，利益，冲突都被回避了，让人只凭借自然本性去行动，当平静的现实被涌现的事件打破，悲剧可能不期而至，在人与环境的周折流转后，变成一种顺其自然，放任自流的生命哲学观。

在我读到萧蕭这个小女子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时，我曾疑惑作者为何将萧萧的身世写得如此的省简，萧萧在花轿上被平平稳稳地抬着以及萧萧身世后的那句，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这一切看似自在自然，我的疑惑是，随遇而安的萧萧，真的如看上去的那般自在吗？文中对萧萧生命意识的呈现表述为她什么事也不知道、懵懵懂懂、糊糊涂涂，作者似乎意在呈现萧萧没有明晰的生命意识，所以她成长历程中的所有事情，都不是她自主选择的结果。可这是否是作者故意为之的呢？文章交代了萧萧没有妈妈，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在文章结局处交代了伯父是萧萧唯一的家长，且忠厚老实。不同于对萧萧性格塑造的吝啬，作者在这里强调了伯父的忠厚老实和不忍。在处置萧萧这一事件上忠厚老实的伯父，不忍心萧萧沉潭，决定把萧萧嫁人，在做好这个决策之后，叔侄俩的会面作者有一段描述：“伯父把这事告给了萧萧，就要走路。萧萧拉着伯父衣角不放，只是幽幽地哭，伯父摇了一会头，一句话不说，仍然走了。”[1]24伯父是夫家决定的唯一对萧萧的去向有决定权的人，他不是心狠手辣，而是忠厚老实，忠厚老实的他也不得不依照惯例，做出符合他本性的决定，除此之外，他也别无他法。十二岁的萧萧成为童养媳之前，伯父是外界看来唯一合法的监护人，所以，忠厚老实的伯父使得萧萧童养媳的命运带有某种必然性。试想一下萧萧成为童养媳的过程：有人上门提亲，依照伯父的自然本性，萧萧成为童养媳，萧萧被动。伯父只是个种田的农民，他的生活状态也是被动的，他不能让萧萧有更好的选择，也不能在侄女犯错后带走她。可以说，萧萧和伯父以及文章中的所有人都存在被动性，他们的命运总是被别人或者一系列类似的偶然因素所把握。所有的这些偶然，都存在合理性，所有的偶然片段都存在于一个必然的日常的生活情景里。花狗与萧萧的相遇，让花狗有引诱萧萧的可能，祖父的玩笑话对萧萧无意识的启蒙，让萧萧在走投无路之计，有了出逃的想法，带丈夫上山打猪草，丈夫唱歌引来花狗。小说中，作者不着痕迹地在各种人事间创造了种种因果连属关系。在理解各种事物之间的连属关系后，我们追溯悲剧的源头，却无法分辨具有生活其中的人到底在哪里出了错。每个人，只是安分守己地过着自己生活，也天然存在着苦难、不幸，无论如何挣扎，命运的手已经让他们陷入被动。

事实上，日常生活是最无法掌控的东西，作者只不过呈现出了人物的自然际遇。可以说，对人物际遇高度客观化的叙述，即是一种写作技巧，也是一种生命姿态。人与人之间成长、阶级、立场、性格的差异，交织在共同的事件中，其中的周折过程不可预知。对人物际遇的高度概括，冲淡平和的叙述，使故事呈现出不确定性。

（二）独特的用词与句式表达

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沈从文的《萧萧》有这样的表述，他假借读者的名义表达他对这篇作者的感受：“读者看完这小说后，精神为之一爽，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2]142事实上，在进入小说时，读者个人的知识结构，会影响我们对作品的把握。只有一定程度摒弃我们已有的认知，真正进入小说的场域，通过文本去理解作者为我们建构的世界。在作者构建的文本中，一切人物的发展都显得合情，合理，合乎人情。可这样的自然而然仍然是通过作者努力营造出来的一种自然，让人物在他文字营造的那个生活情境中自然而然，可他所努力营造的那个情境在文字的表达中留下了痕迹。

在萧萧这篇文章中，凡作者在叙述对象，描述生活片段时，总要为人物营造一个常态化、惯例化的背景，进而让人物的表现看起来自然。文中存在很多表示常态、惯例的用词和表述：“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那丈夫本来晚上在自己母亲身边睡，有时吃多了，或因另外情形，起来放水拉稀是常有的事”“乡下人的日子也如世上一般日子，时时不同。”[1]8-14“成天会有”“照例”“规矩如此”“习惯”“常有的事”，这些表示惯例、常态的词语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对于人物出场的环境，事件发生的背景，人物行动的逻辑提供了合理而自然的铺垫。这样一般性的铺垫之后，继而引出人物，事件，描述个别。最大程度地对可能性进行概括之后，转向对这一个，个别的描述。在文章中，惯例常态说明完之后，偶尔会用“也有”“有的”“或者”对事件的可能性进行补充，作者试图概括整体图景，囊括所有可能。对接下来发生的“这一个”的描写有时与前面概括相似，有时却偏离了概括。在文中萧萧的出场是湮没在众多做新娘子的小女人中，她的出嫁表现也被作者囊括在出嫁新娘子会有的表现之中。这种表述方式，造成个体特征不明显，句子主语的承担者变得不确定。使得读者的注意力有所分散，不明确作者主要想表述的对象和重点，而其努力营造的自然，在读者眼中，就稍显刻意。当然这些有常态意味的表达，在不同的地方承担不同的叙事功能和结构功能。但无可否认，这些表现常态的词语，短语的使用，确实使小说的故事呈现出自然的特点。但从某种程度来说，将个别置于整体的背景之下的描写，设置了阅读障碍，一定程度影响我们对文本意义的把握。

三、结语

对主人公萧萧人物形象刻画的不明晰性，对花狗这一人物存在的客观阐释，对文本中人物境遇的客观化叙述以及作者独特的用词与句式表达，让不同的读者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意义的阐发，文本的意义因此获得了无限阐释的可能，从另一个角度也造成了小说意义的悬置。好的文学文本永远存在强大的冲动，就是对人的存在，人的生活和形象做出规约，同时以开放的心态，保存人类经验的丰富性，探索人的行动和表述的无穷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品的意义悬置也正是作品生命力的来源。

作者简介：钟雯（1999—），女，汉族，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1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别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