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孟子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来形容战争的残酷。受到君子文化的影响，中国早期的一些战争注重讲求礼仪和风度。特别是在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多为争霸，战争的双方都希望能够堂堂正正地击败对方。因此，战争有一套礼仪流程，如下战书、商讨参战人员数量和作战地点、时间等。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率先占据有利位置，完全可以在对方渡河的过程中出击。但他坚持“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的傳统作战礼仪，坚持等对方完成战斗队形后再出击。最后，宋襄公被打败并受重伤。但他仍认为不攻打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年老的士兵、不乘人之危是正确的。

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也有遵守礼仪和道义的战争。亚历山大东征时，为了“荣誉地取得胜利”，拒绝夜间偷袭大流士的军队。对荣誉的重视，也孕育出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提倡忠诚、勇敢、恪守信义、不攻击非战斗人员等。

进入近代，“绅士战争”走向衰落。《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说：“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即便如此，一些近现代战争中依然存有高尚的人性光芒。比如，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在二战中遵守国际法和战争准则，不滥杀俘虏，避免伤及无辜平民，不刻意毁坏军事设施之外的人类财富。

兵者，凶器也。即便战争不能避免，交战双方也应该遵守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摘自《解放日报》 刘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