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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少年天才，1978年作为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就读北大中文系。他记忆力极好，思虑飞快，对排比句式的书面语问题能在长段回答中完全表述，就像排球训练的一打多，接球的人要面对多个人的多个发球。无论哪种层面都堪称成功作家的刘震云如何面对自己的作品和这个时代，身处时代，顺流或者逆流，顺势或者逆势。他已然是梦想成真的人。2021年在北京著名的京信大厦广告位上登了《一日三秋》的广告，“冷幽默，化铁为冰;难思量，那一瞬间”。在此之前这地段户外广告位都是知名高奢品牌的专属。同一日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对这本书也有展示，译名为Laughter and Tears： A Novel。笑话和眼泪，这不仅是刘震云这本书的译名，也是他很多著作的暗风景，在延津深处，听到笑声与哭声的回音，比故事更遥远，既是延津的回忆，也是中国人的回忆。

他，河南延津人。延津因他而知名。他是作家，是编剧，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一句顶一万句》让他获得了2011年茅盾文学奖，2018年他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为什么？除了中文，他的作品还有二十种语言以上的版本。他活成了真实的文化坐标。从农民子弟到殿堂级作家，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中国梦的化身——生活与文学，作家与成功。

《一日三秋》出版后，横扫国内图书榜，先后囊括《亚洲周刊》《南方周末》《新周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扬子江文学评论》《读者》以及探照灯等影响力榜单三十余个。华语文坛顶流李敬泽、张旭东、王干、陈晓明、邱华栋、白烨、潘凯雄等均给予好评，甚至有评论说《一日三秋》比《一句顶一万句》写得更好，而后者是他的茅奖获奖作品。

每个人习惯不同，有些作家会说自己是讲故事的人，会被故事感动。我的习惯不是。文学底色是哲学，思想的顿悟是写作的开始。新顿悟会带来新故事人物语言。从思想倒推到故事倒推到人物倒推到语言。我的写作习惯首先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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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需要虚构文学？一开始业界给我一个标签，新写实作者。这概念是说作品是零度情感，表现的生活是原生态。也许是对的。但世界上，从来很少存在对和错之间的争论，都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我写作不是为了反映生活，如果反映生活，直接看生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写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虚构故事的人物为什么能感动生活中的人物？绝非读者看到了生活中相似的人，他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又跟他有点相似又有点不相似。相似于同一社会形态时间空间，不同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认识跟社会生活同阶层人的认识不一样。这是思想的力量。《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跟生活中的小林不一样;生活中的小林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重要的，小说中的小林认为他家豆腐馊了重要。现在一地鸡毛成了一个成语，“中国男足一地鸡毛，中国男篮一地鸡毛。”。

好作者应该是学院派。文学底色是哲学，但哲学说不清开始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作家把说教这种纯理性的东西放到作品里会非常艰涩。纳博科夫谈托尔斯泰说他写的一部不如一部。《战争与和平》最好，《安娜卡列琳娜》不如《战争与和平》，《复活》不如《安娜卡列琳娜》。后边两个充满着说教。在《安娜卡列琳娜》中，有大段大段托尔斯泰对奴隶制的思考和反思。纳博科夫说，这些长篇大论，还不如写安娜的头发更动人。

作为作者，最好的态度是倾听，倾听作品中的人物在说什么，而不是你在说什么。《我不是潘金莲》出荷兰文时，我去阿姆斯特丹配合出版社做推广，在一家书店里与读者交流，一位荷兰妇女站起来说，看《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她从头至尾都在笑，惟有看到李雪莲把话说给所有人，大家都不听的时候，她开始跟家里的一头牛说话：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你觉得我是坏女人吗？看到这里，这位荷兰妇女哭了。她说，在这头牛听李雪莲说话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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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秋》写的是一个笑话跟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区域，跟时间空间的量子纠缠。它跟《一句顶一万句》非常不一样。后者写的是人和大地之间、人行走在大地上这样的关系。到了《一日三秋》，把生活的壁垒给打破了，里边写的有活人，但也有死人，死人写活了，动物也开口说话了。

说到写作阶段。我觉得没有任何作者是天才，一开始写作就悟到了写作真谛。写作没有真谛。就是写一部作品又一部作品渐渐悟出来的。像《塔铺》，是很质朴的作品，写的是质朴的人和故事。质朴对于一开始写作的人是非常占便宜的，一个人没有智慧，但人很质朴，在生活中大家也喜欢。到《新兵连》，就比《塔铺》写的稍微往前延展了。

对于创作者来讲为什么焦虑非常重要。你看一个作品，包括电影，开头还可以，到中间到后边不行了。一个作者前两本书还好，后两本书越来越差。一些导演前几部电影拍得还行，接着拍得越来越不行。为什么他们衰老这么快？你能看出来他在焦虑，越焦虑越不行。绝对不是缺乏了生活，每个人都不缺乏生活，生活活色生香生龙活虎，他都在生活中，每天吃三顿饭，身边有朋友。为什么？因为思想认识没有随着时间在进步。都想下一个作品要比上一个作品要写得好一点，要去发现新的故事人物——我永远不相信那些。关键不是新的故事人物，而是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带来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一个作者的认识不断进步，每一个作品才能写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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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好问题。一场旱灾死了三百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有一百一十万人左右，等于1942年河南有三个奥斯维辛，但缺少纳粹和希特勒。

饿死三百万人是非常严酷的事情。一个严酷的历史往事，用什么角度和思想来写？最后选择了幽默。这么写并不是我主观的故意，而是被饿死的三百万人，对待自己生死，就是这样的。

逃荒路上，老李要饿死了，临死之前他没有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政府，我是一个纳税人，为什么把我饿死了？他想起自己的好朋友老张。老张三天前就饿死了。他说，我比老张多活三天，我值了。它不是幽默的问题，是生活态度问题。用幽默对待自己的饿死，对待三百万人的饿死。这是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初衷和出发点。当严酷的事实发生过多的时候，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它就是一块铁，你是一个鸡蛋，撞上去就碎了;如果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它就变成了一块冰，幽默是大海，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我采访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我说姥姥，咱们谈一谈1942年。她说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就是饿死人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用幽默的方式，来写这么严肃的历史，它是一个艺术结构和解构问题，而这个结构和解构不是我本人创造的，是这个事实所包含的。

刘震云的采访充满道理，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散着可视化的写作道痕。对于有心人，这里面藏着某种写作秘籍。如果写作有秘籍的话。

写作者怀疑写作，笑话者延续笑话。虚光消逝，写作丈量日子，刘震云写了很多年很多次延津，变成了延津的量天尺。《一日三秋》中的笑话让延津一切流逝都完好如初，这意味着在世界诞生暴雨之前，延津的人们，樱桃和其他人的此刻彼刻每一刻，都看不到虚无的阴影。笑话是柿子，柿子是意义。笑话大过生死。当刘震云新写实的伙伴们不再高频书写中国故事的时刻，他依旧持续稳定高质的书写着来自延津的故事，大河之南，黄河之畔。延津归于延津，北京归于北京。他住在北京，书写延津，也许远离写作母体，或者不无好处。写作者的思想应当高于人物，文学首先应当是哲学。对非写作时刻的抵制，他看得很淡，接受杂志拍摄、上综艺节目跟市场买菜一样日常，都是过日子。他不抗拒互联网，也不害怕变老。写作是照亮黑暗的灯，有些人是长明灯，有些人是灰光灯。在延津，一切都是笑话的，而笑话是重要的。人间的人，笑话的笑，这是作家刘震云的来处，像书里那句话——“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