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雨

新冠疫情造成了供需双弱的独特萧条场景，却也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艰难蜕变，诱发新一轮数字革命。数字经济大时代下，大国博弈将进阶为货币演化、技术突破、要素重构等全方位的综合实力竞争。以此为全新起点，中国有望借助数字人民币（E-CNY）研发的先发优势，构建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在数据要素市场改革中，夯实对接区块链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促使数字经济发展走向合意形态。以前沿数字化服务带动货币使用，有望成为国际支付的最佳入口，从根本上提升人民幣的国际竞争力。针对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进程，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请他解读其中的热点问题。

《领导文萃》：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从长期的历史视角观察，新冠疫情造成了供需双弱的独特萧条场景，却也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艰难蜕变，诱发新一轮数字革命。对此，您怎样看？如何评价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

程实：的确，新冠肺炎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既有路径，关乎实体商品与资产的价值创造行为受到物理约束，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却因此获得了一次群体扩容的契机。为减少物理接触，此次疫情成为了人们从物理世界全面迈入数字世界的演习。以疫情为催化剂，一场意欲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数字革命初露锋芒，全面升维竞争的时代随之开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步入“减速增质”阶段，人口红利逐步衰退，资源环境约束广泛显现，粗放型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值此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转折交汇点，“双循环”发展体系作为适应百年大变局的主动选择，必然也要顺势而为，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带来的全新赛道机会，适应于数字经济加速度引致的量变与质变。从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壮大数字经济”，到2020、2021年的“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再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发布，数字经济已经演变为中国高质量增长的核心抓手。全新起点之下，如何运用数字经济之核、磨砺数字经济之刃以及锻造数字经济之基，将是中国引领长期趋势、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命题。可以说，数字经济的大时代正在加速到来，并催生多重历史拐点的形成。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据信通院统计，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38.6%。增速方面，2020年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下，中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9.7%的高位增长，是同期GDP名义增速的3.2倍多，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中国数字经济下半场将不再局限于优化匹配过程，而需要重点改造传统生产方式，进一步降低社会福利的无谓损耗。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所赋能的新一代生产方式，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三大优势，将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重点。

展望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由虚入实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过去十年，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代表形式，将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需求融合，带来了消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而数字化营销以低成本收获意外实效，裂变式传播与需求迭代直触消费和痛点，也随之促成了国产品牌的加速突围。时至今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从服务业进一步下沉渗透至制造业，由软件升级推进的产业互联网或将引致更为深远的变革。

从细节处见端倪，中国数字经济下半场将不再局限于优化匹配过程，而需要重点改造传统生产方式，进一步降低社会福利的无谓损耗。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所赋能的新一代生产方式，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三大优势，将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重点。其一，为科创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支持新一轮创新。其二，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的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其三，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

《领导文萃》：您认为数字经济时代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正在催生多重历史拐点的形成，请进一步说一说有哪些拐点？

程实：拐点之一（二十年）：以技术革新为核心引擎，重塑互联网产业繁荣。在2019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显示，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38亿，渗透率达到50%，同比增速却减至6%。更具代表性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在2018及2019年迎来两连降。这意味着在市场成为主流后，依赖传统意义上的消费下沉进行扩张型增长已经失效。此次疫情的特殊场景提升了客户需求与模式创新的适配程度，催生数字经济一次新的路径跳跃，由流量红利的争夺，进阶为新生需求的挖掘，从而对企业及个人产生长期性影响。从企业角度，疫情期间，迫于现金流压力的企业开始主动寻求变革，将工作场景向线上迁移。从个人角度而言，疫情成为了生鲜电商的转折点，也造就了在线金融服务的扩容期，将引致长期的生活消费习惯转变。因此，以技术革新为核心引擎的数字革命将促进二十年历史拐点的形成，挖掘互联网产业的新增长红利。

拐点之二（二十五年）：以传统改造为全新目标，促进全球化利弊的再平衡。2018年以来，国际环境动荡，贸易摩擦频发，以中美关税的提升为标志，全球化进入退潮期。贸易冲突的根源在于过去二十年间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区域化合作方式的植根、世界工厂生产重心的转移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内需的激增，均引致了国际分工合作模式的底层裂变。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内部也发生了财富阶层的结构性变化，低端制造业的缺席使中低收入阶层失业或降薪，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成为民粹主义的导火索。因此，民粹主义盛行与价值链重塑的双重作用下，国际贸易出现逆全球化。疫情下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成为现实，也正逐步加深全球工厂布局的忧虑。由此，为防范紧急情形下供应链断裂等问题，数字革命对传统工业与贸易的改造或将发力。当前，除引导必要产能回流之外，各国加速布局5G、数据中心、星链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加紧研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科技，以期推动“云产业链”落地，促进海外工厂进一步自动化、智能化、规范化。以传统行业改造为全新目标的数字革命，将推动全球二十五年拐点的形成，促进全球化风险收益的再平衡。

拐点之三（四十年）：以杠杆效应为基本特性，接棒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增长源泉。伴随债务驱动撞上天花板，全球化旧红利变成新软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迈过高速增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已成为过去时。过去一年，在疫情的严厉防控之下，关乎实体商品与资产的价值创造行为受到物理约束，数字经济却因此获得了一次性群体扩容的契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短期冲击，料将进一步柔化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目标，加速由增速到增质的转型。放眼长远，告别要素依赖型的增长模式，数字经济将接棒成为增质的主动力。伴随载体的整体升维，数字经济价值创造中的“高乘数”特性将进一步凸显，助力新兴市场国家迈过增长瓶颈期。

拐点之四（百年）：以货币演变为底层基础，改造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结构。疫情冲击来临时，美联储发起两次非常规降息至零利率，并推出开放式、不限量QE以填补美元流动性黑洞。虽然短期可解金融市场燃眉之急，但是长期来看，举措却有失审慎。据世界银行及IMF数据显示，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由1960年的约40%下降至24%，但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仍在62%的高位。由此可见，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是以美元为核心的霸权结构。因此，大多数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或将对美联储的超预期货币宽松产生担忧，并转而寻找新的货币替代体系。当前央行数字货币、Libra等新型数字货币，正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激烈讨论，试点与试验加速推进，或将颠覆百年国际货币信用体系。

数字革命催生了历史拐点的形成，助力全球经济加速穿越存量博弈的厮杀，从而锻造升维竞争的全新赛道。大国博弈已悄然开始，并从要素改革、货币演化以及技术革新等多维度展开。站在全新起点上，中国已成为数字经济的先行者。自2017年被首次写入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数字经济便具有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2019-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再提数字经济，指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以及“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

《领导文萃》：数字经济催生历史拐点，有着如此重要意义，那么，究竟该如何定义数字经济？其核心是什么？

程实：数字经济起初只是由生活生产的每一个切实细节衍生而成，最终却贯穿了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全过程。数字经济的星星之火何以燎原，关键在于它衡量出人的创造力、影响力的潜在价值，并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革新了价值创造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陷阱。如果说传统经济是以物权、债权、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存量分配体系，数字经济则是以人的创造力、影响力、技术知识等作为数权核心资产的流量分配体系。因此，数字经济将對经济增长乃至社会阶层产生颠覆性变革，其释放的巨大红利是未来各国博弈中不可轻言放弃的战略据点。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载体升级（由硬件设施及软件技术共同驱动的现代信息网络）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手段，广泛参与到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等过程重构商品价值，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的新型经济生态。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在传统经济学中，劳动、资本、土地及技术构成了生产四要素，而四大要素对应的报酬分别为工资、利息、地租与利润，构成了国民收入的来源。数字经济并没有摈弃传统四要素，而是在此基础上新增了数据这一生产要素，而数字经济的产出则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创造的附加值（数据价值）。以工业生产为例，将工业的人、机、料等全要素利用互联网技术连接起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处理，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效率，从而增加的企业利润，即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得到的报酬。当前，数据价值已成为电商、数字媒体等产业中的核心价值，但在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中数据的价值尚待挖掘。

从生产要素角度看，数据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由需求驱动，具有“高乘数”效应。数字经济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呈现出与传统经济相反的凹凸性。初始阶段，传统经济的要素投入产出几乎成正比，能够迅速通过消耗资源换来经济的增长。而数字经济的初始投入却较难即刻产生收益，现代信息网络的建设、算法算力的突破乃至用户数字习惯的培育均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人力与时间。此外，区别于传统经济“即投即用”的生产方式，数字经济唯有基础设施一并完备，方能启动价值创造，因而难以及时获得正收益的反馈，存在收益“真空期”。这也是大多互联网企业在上市时未能实现正净利润的主要原因。然而，一旦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完毕，与传统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截然相反，数字经济价值创造路径却是呈指数级上升的。这主要是由于：其一，数字化产品边际成本接近零，令排他性供给成为可能。其二，数字化平台集结人的创造力，通过最小化生产单位撬动海量数据价值，形成规模效应。凭借模式创新与无损共享的加持，数字经济发挥“杠杆效应”，为资源瓶颈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指明了方向。

《领导文萃》：数字经济的代表模式主要有哪些？这些模式有没有值得关注的隐患或者缺陷？

程实：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上半场的代表模式，其发力点在高效匹配，以轻型的要素投入撬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平台型企业创立之初，大多采取免费乃至烧钱补贴等方式占据流量高地。然而，伴随头部企业占据流量高地，互联网平台逐利属性逐渐使得效率与公平难以兼得，社会总福利遭反噬的同时，行业整体发展也将受限于存量的零和博弈。互联网头部企业布局全景生态，逐步向每个细分行业渗透，看似是借助数据实现零摩擦零无谓损失的完美经济生态，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企业做大做强向理想模式迈进的途中，存在四大隐患或将造成整体经济的摩擦成本激增，而巨头们也无法独善其身。

一是数据使用。据Statista测算，每年全球创造的数据量是以指数型增长的。平台型企业将要应对存储海量数据的难题，这也正是各大互联网企业大力发展云计算的初衷。虽然在中国，数据泄露与隐私保护问题相对被弱化，但美国的前车之鉴仍不容小觑。2021年10月4日，Facebook宕机近7个小时，据称其间有超过15亿Facebook用户的数据在黑客论坛上被出售，公司市值一夜蒸发643亿美元。

二是产权界定。虽然法律条款不断完善，但数据的产权归属仍不清晰，带来版权纠纷等潜在的摩擦成本。数据的低边际复制成本造就了对经济增长的“高乘数”效应，也同时带来严重的盗版缺陷。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数据的零成本传播是数字经济价值创造的源头，但伴随创作者版权意识的升级，互联网企业作为平台方往往需要承担侵权带来的损失。

三是寻租现象。企业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非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因此掌握数据的互联网公司成为黑箱，或出于私人利益考量而歪曲数据传导。长此以往，互联网头部企业从实体企业中攫取了大量的价值，但对生产的贡献却不发生实质变化。即使实体企业发现互联网平台的作用已不是提升利润，而是蚕食利润，也往往无能为力。

四是数字霸权。由于互联网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控制，互联网企业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议题。据CBlnsights统计，2021年中美独角兽的估值合计占总额的71.8%，而全球几乎都严重依赖于美国的互联网服务商。欧洲出台严格的数据使用监管条例《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不仅出于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考虑，也体现了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潜在担忧。当寻租现象上升至国别，数字霸权就此诞生，并在可见的未来成为霸权主义者制裁的工具，对全球的生产生活进程均是巨大的摩擦成本。

《领导文萃》：针对您所认为的，互联网平台存在着种种缺陷，那么是否存在着数字经济的理想模式？如何实现？

程实：区块链是技术与理念的融合，或可成为帮助数字经济迈向理想模式的核心工具。Web2.0时代，“基于平台”的应用占据主导，通过精简传统经济结构中的中介架构，对实体经济起着“提效率”与“降成本”作用。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由于平台规则不公开、隐私保护机制存在缺陷、数据产权难以界定等种种原因，数字经济的理想模式难以实现，甚至会在Web2.0后时代加剧摩擦成本，出现倒退。基于这种忧虑，2008年中本聪发表了关于比特币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去中心化加密协议的概念。区块链是一种底层技术，借助哈希算法、密码学与智能合约等技术突破在节点上记录交易并保证其不会被篡改。但区块链更是一种理念，“确产权”与“反垄断”。Web3.0时代，从“不作恶”到“不能作恶”，共识取代流量成为核心竞争力。区块链技术成为救赎互联网痛点的有效工具。

第一，数字确权。区块链的究极形态表现为，无论企业或个人，都只是链上的一个贡献者。提供数据的用户、在应用上的内容创作者、以协议为基础的应用地位平等。他们均通过区块链技术确认产权归属，并依据协议标准获得链上的代币作为奖励。任何个体都不具备篡改或隐藏数据的能力，寻租现象自然得到遏制。这也无限接近真正的以人的创造力、影响力、技术知识等为核心资产的数据流量分配体系。

第二，去除壟断。用户流量并非加密协议的核心竞争力，优秀的社区共识才是吸引人们参与的根本之道。即使某个加密协议具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它也无法像传统互联网巨头，利用流量优势为自己寻租。在区块链上，所有的技术与信息皆为开源，分叉链可以迅速复制原有链上的数据，并以升级共识运行，对原链构成直接的竞争威胁。因此加密协议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共识机制，在用户流量的资源属性弱化下，沉淀做技术，建立起更高效的交易规则和更公平的激励机制成为社区维护者的主要目标。

《领导文萃》：根据您的介绍，基于数字货币可使数字经济更加合意，那么，如何通过人民币数字化的先发优势，打造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

程实：数字货币之争，核心不在货币本身的技术优越性，而在与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度融合。人类社会正经历从物理社会进入数字世界的转型，人们的生产消费习惯虽然逐渐被数字技术改造，但是数字经济并非是单纯的产业革命，植根于传统经济模式的旧秩序、旧思想与旧阶层，并不能完全适应数字世界的价值创造方式。传统货币体系的水土不服便是其中一个侧面。区块链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衍生出大量原生可追溯的数字资产，却并没有相应的货币来对接与交换。因此，数字人民币主导的货币体系虽不基于区块链，但在生产消费环节中，将成为区块链应用的核心基础设施。数字人民币本身并非革命性变化，但其全程可追溯的特性与区块链耦合，或将重构数字经济世界的交换体系，激发数字经济的新一代潜能。

区块链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衍生出大量原生可追溯的数字资产，却并没有相应的货币来对接与交换。因此，数字人民币主导的货币体系虽不基于区块链，但在生产消费环节中，将成为区块链应用的核心基础设施。数字人民币本身并非革命性变化，但其全程可追溯的特性与区块链耦合，或将重构数字经济世界的交换体系，激发数字经济的新一代潜能。

数字货币重在拟合货币的基本属性，弥补旧货币体系与新数字经济的脱节。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在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运行体系中，新一代国际货币仍需满足上述特性，但与此同时加强与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融合，从而发挥出数字经济的增长潜能。由于数字货币采用电子支付方式，便于以数字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因此本身满足世界货币这一职能。

第一，作为价值尺度，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数字人民币由中国主权信用背书，始终保持币值稳定，与人民币1：1等值兑换。而相比之下，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并无对标的锚，价值波动过大，难以作为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通行货币。

第二，作为流通手段，串联数据要素的流动。数字人民币虽然在现阶段侧重于对纸币的替代，但在中长期将并不限于实体商品与线下资产的购买。其内嵌的智能合约，除了在宏观调控上具有精准滴灌的效果，也将在微观层面发力，成为数据要素交换的媒介。倘若深入剖析比特币、以太坊作用原理，不难发现，代币便是一种串联数据流动的工具。社区中的贡献者通过区块链技术确认最终产权归属，并依据智能合约获得链上的代币作为奖励。这种激励机制，较好地弥补了传统互联网的缺陷，使创作者免于版权之争，能够全数获得其所做贡献的应得奖励，从而激发大量创新。然而，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价值波动过大，用户仍以小部分极客为主，价值挖掘相对有限。相较之下，数字人民币具有法偿性，且币值稳定，若能与数据要素相串联，将建立数字经济世界的全新交换体系，促成数字经济创新源泉的井喷。

第三，作为贮藏手段，对接数字资产的定价。在数据要素的加持下，经济参与主体将实现普遍的数字化转型，届时大量的数字资产将会产生，而区块链技术将成为合理运用数字资产的关键。传统的互联网经济存在产权界定、寻租现象等问题，导致数字资产形成后需要大量的法律监管保障，从而阻碍了数字资产的生产与流通。区块链技术的核心是确认每笔交易真实可信，因此上链后的数字资产将完全原生可追溯，从技术上保障数字资产的真实性。而搭载智能合约的数字货币则是与数字资产交换、对数字资产定价的优选。比如，在智能合约下，数字化的商贸订单可与数字货币转换，两者双向全程留痕，订单由此获得实时的价值确认。

第四，作为支付手段，发挥数字支付的潜能。虽然数字人民币并不基于区块链而生，但是数字人民币却通过特定的发行管理模式以及技术架构，仍然保留了加密货币匿名性、安全性、不可伪造性、防双花等基本特征。其中，“一币两库三中心”是数字人民币的核心运行框架。“一币”是指仅有数字人民币一种央行信用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与人民币等价兑换。“两库”是指发行库与商业银行库两个数据库，构建数字人民币的双层运营体系，即央行只管理发行库，与商业银行承兑数字人民币，并不直接面向公众。“三中心”则分别指认证中心、登记中心与大数据分析中心。登记中心记录流水与权属，认证中心确认身份，两者互相独立保证了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匿名性，而针对可疑的交易记录，仅有央行拥有最终权限追踪，可有效遏制洗钱等不法交易。上述可控匿名性延续了纸币交易的特性，同时又杜绝了数字货币参与不法行为的可能。此外，数字人民币以央行为单一节点，去除了传统加密货币每个节点确认每笔交易的冗余步骤，也大幅提升了交易效率，具有每秒30万TPS的交易处理能力。

除了被动弥补与新数字经济的脱节之外，数字人民币还有望反过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升维发展。

首先，数字人民币将精简支付生态，加速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数字人民币是适配数字经济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随之也将促进国内金融系统的整体升维。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将发挥“鲶鱼效应”，为全新金融基础设施的搭建注入新鲜血液，激励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数字化转型。伴随商业银行底层IT系统的改造升级，各部门之间的数字协同将更为流畅，全流程数字化有望带来业务办理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也催生“倒逼效应”，数字人民币加速金融系统的迭代升级，倒逼传统金融机构在业务探索中引入科技元素，在注重优化客户端使用体验的同时，全面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开发适应于数字经济时代的领先金融服务。在数字人民币营造的起点公平竞争环境下，金融科技企业的既有经验也为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样本和参考，助力金融机构跳脱出传统模式谋求进化。

其次，数字人民币若能重点开发可编程性，有望开启企业互信支付时代。《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指出，可编程性是指通过加载智能合约，在确保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可根据交易双方商定的条件、规则进行自动支付交易，促进业务模式创新。目前已知的可探索应用场景有两类，第一类是协议支付。虽然水电费、话费及信用卡还款等各类传统场景已经支持自动代扣代缴，但我们仍需要借助一个可信第三方进行资金的托管与结算，在此过程中用户数据往往不可避免地被第三方机构所掌握。加载智能合约的数字人民币则能有效替代第三方机构，以公开透明、安全可靠、可控匿名的方式直接实现交易双方的点对点清结算，更好地控制用户数据的收集与利用。另一类是微支付，数字人民币有望与区块链技术融合确认数字产权，缔造新的业务收入流转模式，实现创作者经济的内容货币化。随着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以万物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有望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产业支付与产业互联网相伴相生，基于產业互联网更高的数量级与机密性，可编程性是解决产业支付痛点必不可少的功能。数字人民币所带来的支付清结算系统升级，恰好与区块链全程可追溯的特性耦合，打造安全、高效、互信的升维支付环境，激发数字经济的新一代潜能。

再次，以数字货币为基础设施的新一代数字经济，是提升货币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数字人民币升级了货币的形态，使人民币更容易获得、使用与携带，且结算效率更高，但单独形态的改变并不能显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历史上，美元和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均是首先在国际支付环节取得主导地位，因此需求仍是国际货币体系迭变的关键。数字人民币并不止步于货币体系的设计，而是致力于成为下一代全球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升维竞争，也将是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综合国力之争，核心在于货币支付与多样化数字服务的结合。以前沿服务带动货币使用，有望成为国际支付的最佳入口，从根本上提升货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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