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源

中国崛起无疑是21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现象，也是人类历史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地缘政治、经济力量重新洗牌。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已有260余年，目前却只有1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工业化国家，而且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如果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那就意味着又多了18%的世界人口进入工业文明。这样的崛起对世界将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这样的崛起并非许多国家所乐见，究其原因，既有忧虑，也有利益；既有偏见，也有文化，这是中国崛起之路上不可回避的难题与挑战。

2006年，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央视播出。首播每一集的收视量达到400万人次之多，甚至超过了同时段热播的电视剧。彼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一个五年过渡期刚刚结束，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对于正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这部纪录片以开放的心态为国人打开了视野。与此同时，许多讨论“大国崛起”的书籍、文章大量传播，许多国人隐隐感到，中国正在以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悄悄崛起。

当然，这样想是有底气的，当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初次访华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刚刚恢复合法席位，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微不足道，仅为美国的零头；但是在1980年左右，中国开始稳步崛起，90年代后期加速，先后超越一个又一个世界工业强国。随着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以及经济特区、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的设立，中国从几乎完全游离于市场经济核心体系之外变成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2001年的中国来说，加入WTO是一个重大挑战。为此，中国付出了15年的艰苦努力。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多哈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座无虚席，这次会议上，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这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

2008年8月8日，29个焰火“脚印”凌空穿越北京中轴线，在“鸟巢”上空化为星光熠熠的奥运五环，照亮了古都的夜空，也照亮了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百年梦想。百年奥运追梦之路，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走向國富民强的道路相伴而行。当奥运圣火照亮“鸟巢”，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挥笔绘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时代画卷。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超过3万名境外记者、全球40多亿观众，透过奥运这扇窗，真实地感受中国、了解中国，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更加自信从容。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截至2021年11月，中国与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作为G20主席国举办首脑峰会，也是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盛会。在这次峰会上，中国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以国情、世情为实际依据，确立了“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坚持全面深化各领域内的改革、不断扩大开放。中国充分抓住全球化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从被孤立、被边缘化到积极融入现行国际体系。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寻求和推进发展，这个逻辑正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所传达的核心思想：“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政治发展大趋势相契合，产生了中国寻求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强调坚持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一种新的国家发展道路，具有内生的持续性。这种逻辑决定了中国崛起必定要跳出资本逻辑和帝国霸权逻辑的窠臼，也预示着它是一种和平的崛起。

1840年，英国炮舰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西方列强用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打破了天朝的迷梦，昔日天下的“中心”沦为西方世界的边缘，这是西方国家歧视中国的开始。此后很长时间里，“东亚病夫”的帽子一直戴在中国人的头上。

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从歧视变成了轻视。他们普遍认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不会维持太久，中国的制度体系和发展道路，必然摆脱不了停滞、倒退乃至崩溃的结局，并就此发动强大的话语攻势。新中国就是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开始现代化之路的，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围堵，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歧视到警惕的转变，发生在朝鲜战争。美军在朝鲜受到中国军队重创，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的实力，美国把敌视中国的政策扩展到了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采取了对华实施全面遏制的战略。1950年12月，美国提出惩罚新中国的四点建议，主要包括：“封锁中国海岸；摧毁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使用蒋介石的军队入朝作战；支持蒋介石军队进攻中国大陆兵力空虚地区。”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国家更是认为，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选择的“错误”而必然很快崩溃，“打压中国”成为这个时期西方世界舆论攻势的主旋律。福山预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实际上宣布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胜利，并声称这是“历史的终结”。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

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发展成就、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逐渐显现，西方国家开始讨论“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影响。2004年5月，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在他看來，“北京共识”推翻了“华盛顿共识”所奉行的私有化、自由贸易、纯粹的市场经济等传统思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开始出现，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的持续发展，开始不断加剧美国对于自身霸权地位的忧虑。中国的崛起也必然要求增加其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份额，国际影响力上升的需求不断增强。

对中国的“围剿”自此全面开始，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政治上，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与右翼势力日益抬头，西方国家不时放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崩溃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屡屡采取贸易霸凌主义、单边主义行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一个突出表现是打压华为公司和严厉限制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

随着2020年3月美国疫情变得严峻，特朗普政府更是把中国议题当成转移国内批评、为自己防疫行动失败寻找“替罪羊”的政治话题，不断污名化中国。中国一度成为西方国家许多政客的“众矢之的”。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在高铁、建筑、通信、航天，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科技水平开始居于前列甚至领先世界，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以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其忧虑似乎“不无道理”。

首先，西方国家最忧虑的是，中国崛起会动摇美国主导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对西方国家的利益满足。

当前的国际秩序既保留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同时，也受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尽管同为世界霸权国家，美国对于战后世界政治中的规则、价值、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苏联，这突出体现在二战后美国将自由主义价值、治理机制和国际制度建设推广到了全世界。

无论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创办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银行等举措，都是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推动世界经济互联互通和向前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这些举动都被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为寻求挑战和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

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加快和科技创新的进步，让美国担心中国有能力挑战其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更有可能在高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担心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展示出自身体制优势和经济增长活力的未来的中国。

其次，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折射出欧洲深刻的战略焦虑。面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优先”政策、英国脱欧等冲击，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西方国家发现“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衰落，因冷战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西方阵营变得不那么团结了。

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西方国家逐渐改接触战略为制衡战略，并积极培植对中国进行有效制衡的战略盟友。比如，美国一度积极同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国探索防务合作新途径，以此来削弱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迅速达成一种新的针对中国的话语共识，即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其最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4月8日，美国参议院提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政策，以保护和促进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

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最深刻最隐性的原因是，西方对于“中国崛起”产生的“威胁”感知，带有浓郁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它们担心一个“非西方”国家在体系中迅速崛起，可能会动摇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石。

冷战期间成长的一代人不少已占据欧美外交决策的核心位置，数十年形成的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式，仍左右着不少人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即使中国崛起远未达到导致大国间“权力转移”和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变革的程度，西方国家仍然还是会挑起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要从价值理解的角度“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不仅仅是西方的执政者面对中国崛起不可能放弃的价值优势，更是西方国家挑剔、指责中国而不可能放弃的“优势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冷战结束近30年，“中国威胁论”仍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

西方意识形态背后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即便中国始终强调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价值观本质上并不会完全接纳坚持“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中国。不管中国如何强调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都将难以改变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挑剔、指责，甚至非难。

经过70余年的艰辛努力与和平发展，中国重新走上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民族复兴之路。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西方国家不会坐视中国走向强大，更不会把坚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理念”作为判断中国因素的标准。

中国需要认识到，所谓西方世界的衰落只是一种相对衰落。当前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的创新中心，欧洲和日本则占据世界制造业的高端环节。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型迈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阶段，制造业从“外围”走向创新“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方散布的“中国威胁”，是中国崛起必须要化解的战略性难题。中国需要在具体的行动中客观、准确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主张和中国利益。

首先，坚持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力。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外资和国内贸易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将逐渐消失。从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中国若继续依托欧美市场不仅面临脱钩风险，也难以在欧美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继续提升地位。这表明，中国需实施能够在短期建立起支撑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同时，在中长期也需尽快完成整体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面临高质量发展需求，现阶段亟须寻求能够有效承接挤出劳动力的新经济空间，从而为经济转型提供保障和支撑。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让世界更了解中国。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升，消费水平提高，资本技术积累等生产要素升级，消费驱动与创新驱动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这就需要顺应国际市场的重大变化与国内市场消费结构升级的迫切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消除体制障碍和政策壁垒，促进内外市场高度联通、要素自由流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促进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深度融合。可以说，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区域合作是中国突破美国围堵，维护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的战略选择。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树立良好国际形象，扩大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就是减轻中国崛起所面临的阻力，塑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突出中国特色，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要多用包容性语言，寻找沟通双方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多用行为语言，从长期、共存的视角来构建外部沟通体系。

最后，保持大国心态，给世界更多时间了解中国。大国之“大”，在于国家意志之坚定，社会环境之包容，国民心态之开阔，发展目光之远大。开放包容方能理性平和，不自我封闭，不唯我独尊，才能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获得他人认同。价值观念的差异、历史文化的不同、行为意见的分歧乃至隔阂、误解、诋毁，无不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开放度和国民心态的包容度，检视着一个民族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的创造力。未来充满挑战与变革，我们更需涵养世界胸怀和国际眼光，才能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处变不惊、处逆不乱。

从“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到“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中国一定会走出一条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崛起之路。世界终将接受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这是中国的课题，也是世界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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